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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的利益就是全民利益。退一步说，即使垄断不好，与其由少数寡头垄断不如由全民垄断。
随着中国国企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当前国企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不良的国际舆论环境。各种批评和责难，一方面显示出国企的竞争对跨国公司构成的压力在增大，另一方面暴露了国际新自由主义势力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诱导中国国企改革方向的企图。这些不良舆情，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做出正确的应对。
指责中国国企的政治背景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于2012年秋指责中国国企为两个对象服务：中共和私人股东，中共有最终发言权。国企老总的任命权掌握在中共而非企业董事会手中。西方决策者怀疑中国国企“走出去”是一匹“潜在的特洛伊木马”。
其实，国有企业是世界各国都存在的一种企业制度。其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企受国家制度制约理所当然。中国国企的作用不是单纯为股东服务，还要承担许多社会责任。国企掌握着大量全民财产，管理层由党组织任命始于国企诞生之日，在企业改制后那种直接任命制已经同现代公司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共产党代表全民利益，如果连全民财产都无权过问，经济大权岂不旁落？
指责国企存在垄断。长期在华盛顿担任律师并曾在小布什政府中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罗伯特·金米特说，在中国国企主导着能源、银行、交通、通信、电力和烟草等市场。政府应开放产生国有实体占主导地位的行业，这样一来那些行业就不会形成国内垄断。曾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詹姆斯·麦健陆指责说，国有企业在中国电信业占据的份额达到96%、电力行业中占92%、汽车行业中占74%。单是中石油和中国移动两家企业在2009年的利润就超过了中国500家最大民营企业的利润总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竞争就有垄断。早在自由竞争时代每个企业就对所掌握的原料供应、技术、人才、销售渠道谋求垄断。当今美国的关键行业同样由几家寡头垄断。倡导竞争是为了全民福利，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的利益就是全民利益。退一步说，即使垄断不好，与其由少数寡头垄断不如由全民垄断。
指责国有企业存在不公平竞争。华尔街日报2013年1月16日在一篇《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竞争中黯然失色》的文章中称，国企的性质使其所获得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被人为压低，这包括资本、电力和劳动力等。
显然，这不是不公平竞争，而是中国国企的制度优势，任何一种企业都会利用自己的优势谋求竞争力的提升。美国企业制度演化史上曾吸收过日本丰田制，如今也可以学习中国国企制度，而不是一味指责不公平竞争。任何竞争都存在实力差距，实力差距与不公平竞争毫无共同之处。
指责国企效率低下。华尔街日报2013年8月13日在一篇题为《复苏迹象难掩中国国企弊病》的文章中，引用数据说：中国上周五公布的强劲的工业增加值数据为经济反弹再添佐证，但好消息难以掩盖中国经济的重大包袱——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这种指责与前述指责国企因垄断和不公平竞争获得巨额利润自相矛盾。可见，中国国企盈利就是垄断，亏损就是包袱，杀猪杀驴都不行，完全看不到中国国企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基础保障、结构调整、基本面支撑和维护稳定增长的主导作用。
最严厉的指责莫过于把国企作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石加以攻击。2012年9月29日华尔街日报《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挑战世界秩序》一文认为，主导中国半数经济产出的数万家国有企业，政府对它们实行大额补贴和强力保护。外国竞争对手威胁到了它们近乎垄断的地位。所以受到政府规则的束缚，被迫在它们与国有企业建立的合资公司“分享”技术，并且拿不到利润丰厚的政府业务。相反，这些业务都给了国有龙头企业。美国国务院经济政策负责人罗伯特·霍马茨说：以前我们未曾遇到过如此规模的问题。霍马茨提醒人们警惕中国的中央集权经济。
这是笑话。中国的改革正是从破除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开始的，以集权经济指责中国国企十分荒唐。中国为引进外资，各地所给予的是优惠政策，绝不是以“政府规则”歧视外企。至于“合资”，那显然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单有中方同意，外方反对，能够实现“合资”吗？
唱衰国企。麦健陆说，如果中国最大的几家国有企业没有政府补贴，它们实际上是亏损的。他相信，中国国内求变的压力正在不断积聚，导致这一现象的种种原因包括国有企业创新力度不够、经济增长放缓、民营企业感到愤怒等。他威胁中国领导人：“如果他们不改革，他们将成为扼杀中国经济奇迹的罪人。”他对此感到乐观，因为中共没有选择。
事实上，三十多年来，中国国企改革脚步从未停止，但总是按照自身存在的问题去改，走的是自己的路，至于别人是悲观还是乐观没有丝毫影响。
国企当前面对的不良国际舆论环境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指责的声音在时段上集中在国企“走出去”战略实施阶段；二是与政府的贸易和投资管理机构的审查相配合，与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内外配合；三是形式多样，通过采访、会议、研究报告、文章、著作和网络等发布信息和观点；四是诱导性极强，绝不限于单纯的“曝光”；五是持续不断进行宣传；六是自相矛盾的之处颇多。
针对这种不良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企业和学者要以有说服力的事实材料阐明中国国企“走出去”对世界各国就业增长、收入增加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政府可以考虑发布国企白皮书，对国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国企与政府关系，以及国资管理和国企制度等进行阐述，以正视听；不允许国内学者与研究机构对外发布不利于国企“走出去”的言论；要围绕国企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为世界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做出科学结论；要及时坚决回击误导中国国企改革方向的各种外部言论。
随着中国国企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当前国企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不良的国际舆论环境。各种批评和责难，一方面显示出国企的竞争对跨国公司构成的压力在增大，另一方面暴露了国际新自由主义势力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诱导中国国企改革方向的企图。这些不良舆情，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做出正确的应对。
指责中国国企的政治背景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于2012年秋指责中国国企为两个对象服务：中共和私人股东，中共有最终发言权。国企老总的任命权掌握在中共而非企业董事会手中。西方决策者怀疑中国国企“走出去”是一匹“潜在的特洛伊木马”。
其实，国有企业是世界各国都存在的一种企业制度。其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企受国家制度制约理所当然。中国国企的作用不是单纯为股东服务，还要承担许多社会责任。国企掌握着大量全民财产，管理层由党组织任命始于国企诞生之日，在企业改制后那种直接任命制已经同现代公司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共产党代表全民利益，如果连全民财产都无权过问，经济大权岂不旁落？
指责国企存在垄断。长期在华盛顿担任律师并曾在小布什政府中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罗伯特·金米特说，在中国国企主导着能源、银行、交通、通信、电力和烟草等市场。政府应开放产生国有实体占主导地位的行业，这样一来那些行业就不会形成国内垄断。曾在华尔街日报工作的詹姆斯·麦健陆指责说，国有企业在中国电信业占据的份额达到96%、电力行业中占92%、汽车行业中占74%。单是中石油和中国移动两家企业在2009年的利润就超过了中国500家最大民营企业的利润总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竞争就有垄断。早在自由竞争时代每个企业就对所掌握的原料供应、技术、人才、销售渠道谋求垄断。当今美国的关键行业同样由几家寡头垄断。倡导竞争是为了全民福利，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的利益就是全民利益。退一步说，即使垄断不好，与其由少数寡头垄断不如由全民垄断。
指责国有企业存在不公平竞争。华尔街日报2013年1月16日在一篇《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竞争中黯然失色》的文章中称，国企的性质使其所获得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被人为压低，这包括资本、电力和劳动力等。
显然，这不是不公平竞争，而是中国国企的制度优势，任何一种企业都会利用自己的优势谋求竞争力的提升。美国企业制度演化史上曾吸收过日本丰田制，如今也可以学习中国国企制度，而不是一味指责不公平竞争。任何竞争都存在实力差距，实力差距与不公平竞争毫无共同之处。
指责国企效率低下。华尔街日报2013年8月13日在一篇题为《复苏迹象难掩中国国企弊病》的文章中，引用数据说：中国上周五公布的强劲的工业增加值数据为经济反弹再添佐证，但好消息难以掩盖中国经济的重大包袱——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这种指责与前述指责国企因垄断和不公平竞争获得巨额利润自相矛盾。可见，中国国企盈利就是垄断，亏损就是包袱，杀猪杀驴都不行，完全看不到中国国企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基础保障、结构调整、基本面支撑和维护稳定增长的主导作用。
最严厉的指责莫过于把国企作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石加以攻击。2012年9月29日华尔街日报《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挑战世界秩序》一文认为，主导中国半数经济产出的数万家国有企业，政府对它们实行大额补贴和强力保护。外国竞争对手威胁到了它们近乎垄断的地位。所以受到政府规则的束缚，被迫在它们与国有企业建立的合资公司“分享”技术，并且拿不到利润丰厚的政府业务。相反，这些业务都给了国有龙头企业。美国国务院经济政策负责人罗伯特·霍马茨说：以前我们未曾遇到过如此规模的问题。霍马茨提醒人们警惕中国的中央集权经济。
这是笑话。中国的改革正是从破除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开始的，以集权经济指责中国国企十分荒唐。中国为引进外资，各地所给予的是优惠政策，绝不是以“政府规则”歧视外企。至于“合资”，那显然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单有中方同意，外方反对，能够实现“合资”吗？
唱衰国企。麦健陆说，如果中国最大的几家国有企业没有政府补贴，它们实际上是亏损的。他相信，中国国内求变的压力正在不断积聚，导致这一现象的种种原因包括国有企业创新力度不够、经济增长放缓、民营企业感到愤怒等。他威胁中国领导人：“如果他们不改革，他们将成为扼杀中国经济奇迹的罪人。”他对此感到乐观，因为中共没有选择。
事实上，三十多年来，中国国企改革脚步从未停止，但总是按照自身存在的问题去改，走的是自己的路，至于别人是悲观还是乐观没有丝毫影响。
国企当前面对的不良国际舆论环境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指责的声音在时段上集中在国企“走出去”战略实施阶段；二是与政府的贸易和投资管理机构的审查相配合，与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内外配合；三是形式多样，通过采访、会议、研究报告、文章、著作和网络等发布信息和观点；四是诱导性极强，绝不限于单纯的“曝光”；五是持续不断进行宣传；六是自相矛盾的之处颇多。
针对这种不良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企业和学者要以有说服力的事实材料阐明中国国企“走出去”对世界各国就业增长、收入增加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政府可以考虑发布国企白皮书，对国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国企与政府关系，以及国资管理和国企制度等进行阐述，以正视听；不允许国内学者与研究机构对外发布不利于国企“走出去”的言论；要围绕国企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为世界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做出科学结论；要及时坚决回击误导中国国企改革方向的各种外部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