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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金奈，绰号“肾镇”。这座700万人口的大都市，成为印度器官非法交易的主要集散地。“如果一个中介花3000美元从印度的贫民身上收肾，再以26万美元倒卖到美国，就实现了一颗肾从穷人到富人身上的转移。这样一张庞大的跨国贸易网也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调查记者斯克特·卡尼在6月出版的新书《红色市场》，详尽地描绘了一颗肾的全球化迁徙路线。
“我是个健康的成年男人，体重200磅，身高6英尺2英寸，棕色头发，蓝眼睛，全套牙齿健康。我的甲状腺能正常分泌激素，12品脱（约合63645毫升-编注）血液带着它们在身体里循环。我浑身上下的骨头都很健康，两个肾脏功能正常，心脏每分钟跳87次，十分稳定。就这样算起来，我发现我起码值25万美元。”美国自由调查记者斯克特·卡尼（Scott Carney）在《红色市场》里写道。
角膜、骨头、血液、肾脏、肝脏、心脏、头发、牙齿......在这个“红色市场”上，人体的一切零件都是可以被出售的，并且拥有一个价格。
2000 年初，大学毕业不久的斯克特来到印度，在印度南部的一个城市给一群来自美国的交流学生讲授人类学。有一次，他负责带12个学生从德里到菩提伽耶。在途中，有一名女学生自杀了。她死后，当地调查学生死因的警官来验尸，媒体记者也贿赂学校进入停尸间去拍摄那具有新闻价值的尸体。卡尼的任务是摄影，给那具被法医大卸八块的尸体详细拍照，并负责将她的尸体运回美国。
那次不愉快的经历让斯克特第一次看到了人类的身体怎样变成了一件商品。“那时我意识到，人死了，就不再是人，而是一件’东西’。”他对记者说。
2006 年，斯克特在印度的一个偏远乡村发现那里的人们争相出售肾脏时，他开始对这个隐秘于地下的庞大市场发生兴趣。他放弃了教职，做起了调查记者，花费了五年时间走访印度、菲律宾、巴西等器官交易的活跃市场，调查各种合法和非法的人类器官交易，还包括代孕和贩卖儿童。随着他的调查越深入，显露出来的真相越是让他感觉无比震撼。
“我原以为除了古老的食人族部落，不会再有人对他人的身体感兴趣了。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他说。“当你在这个市场上被买卖时，完全是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你有多少谈判的筹码，就能获得多少报酬，就像买卖二手车那样。”他对记者说：“如果我是个印度贫民，在黑市上还不值25万。”最近，卡尼在家中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印度肾镇——
“当你最绝望的时候，
器官贩子就来了”
金奈是一座位于印度东南部的城市，泰米尔纳德邦首府。2004 年，横扫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印尼的印度洋海啸，带走了20万人的同时，永久地改变了金奈的海岸线，留下了无数破碎的家庭和延绵不绝的贫民窟。如今，这个700万人口的大都市已经成为印度器官非法交易的主要集散地，交易量最大的是肾脏。
2006年，斯克特去了金奈，并在那里待了3年。一开始，斯克特在新闻中看到一些当地妇女在卖肾交易中受骗的案件，这些案子最后都不了了之，却吸引 了很多媒体关注。斯克特就是其中的一位。“当地媒体将这些事件称为‘丑闻’，后来我了解到，海啸前，金奈就是器官中介活动猖獗的地区，海啸过后，这样的事情就更多了。”斯克特说。
在金奈，一个名叫卡拉的女孩披着蓝色和亮黄的印度纱丽，她撩起衣服，给斯克特看那道腰间长达一尺如蛇般盘桓的伤口。她住在金奈一个名为“Tsunami Nagar”的贫民窟。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靠海为生的渔民，在海啸中失去了家园，被政府集中安置在这里。她很坦然地告诉斯克特：这里许多人几乎都有这样一道伤疤。割掉这个肾，她得到了1000美元。
“肾镇卖肾的几乎都是女人，男人不是在海啸中死了，就是成日酗酒，或是外出工作，养家的女人们必须自己找钱。”斯克特对记者说：“那里的女人就那样站成一排，她们给我看她们腹部的疤痕，那是做过肾脏切除手术的标志。”
肾镇唯一的官员塞瓦姆感到痛心疾首：“曾经一个月才有一个妇女去卖肾，现在一个星期就有两个。我早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但我什么也阻止不了。”
“当你最绝望的时候，器官贩子就来了。”卡拉说。每一个肾镇的女人都有一个故事，关于在生命中最绝望的一小时里，器官贩子如何说服她们签下那纸同意书的。
拉尼是肾镇有名的女人，即使是贫民窟的人们也觉得她的故事格外悲惨。她的标志性姿势是走路时的小碎步，因为手术后的伤口很疼，她无法在原来的工地上继续干活。海啸过后，拉尼以打渔为生的丈夫失业了，成天酗酒度日。她的女儿加雅出嫁时，家里甚至凑不出一件像样的嫁妆。加雅的婆婆和丈夫为此将不满发泄在她身上，强迫她做工，稍不顺心就毒打一顿。终于有一日，加雅不堪忍受，跑回了家，和母亲道别后，自己偷偷喝下了一大瓶农药。拉尼发现后，抱着不省人事的女儿赶去医院。经过紧急抢救，加雅又在特护病房住了一个星期，仍然有生命危险。然而，她却无法在医院再待下去了，医生通知她母亲，必须再交一笔医疗费才能继续住院，否则她的女儿会有生命危险。
拉尼的一位邻居曾经卖过肾脏，她把拉尼介绍给了和她做过生意的人。那人表面上在医院门口开着茶叶店，私下却是四处寻找卖肾人的“猎头”。“猎头”爽快地给了她900 美元帮她的女儿交住院费，答应她事成之后再给2600 美元。但猎头威胁她，一旦同意了卖肾，就不得反悔，否则，他不敢保证他上面的“朋友”会做出什么事情。
在取肾手术前，拉尼去医院验了血样和淋巴，确定和一位有钱的穆斯林妇女配型成功。随后，她被送去城市综合医院，接受印度器官移植监控委员会的调查。
印度在1994 年制定了《器官移植法》，规定活体器官移植的来源只能是亲属，并在每一个邦都成立了器官移植监控委员会，没有委员会的许可，任何家庭成员或其他人都不能赠送肾脏。
选择赠送器官的亲属要在委员会面前接受问话，并提交规定的审查材料。“猎头”嘱咐拉尼，他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别多说话，直接把材料交给他们，然后迅速离开。“有时候，那些中介还会送钱打点打点，保证程序不出差错。”拉尼对斯克特说。“那次我被问话很简短，他们就问我是自愿捐献肾脏的，我说是，他们就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名，非常快。” 几天后，拉尼和穆斯林妇女同时住进了一家医院，完成了移植手术。她们从头至尾都未见面，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手术后仅3天，拉尼的伤口还在不断渗出液体，她就被医院赶回了家。当她一周后回医院做检查时，医生都好像不认识她。同时，“猎头”和邻居以及之前承诺的2600 美元都消失了。她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那些器官贩子真该停止了。我真正的问题是贫穷，我真不该同意卖肾去救我女儿的命。”
拉尼也曾想过向警察局报案，但另一个卖肾女的经历让她打消了念头。那个名叫玛丽卡的 33岁女人，为了改善生活卖了自己的一个肾，拿了750 美元的首款后做了手术，中介再不肯给她承诺过的 2250 美元。她报了案，认为自己在交易中受到了欺骗。警察却认为，要抓也得他们两个都抓：器官贸易是违法的，玛丽卡同意出售自己的器官也是违法的。“被抓进去的中介过了一星期就被放出来了，惩罚只是一个警告而已。”拉尼说。
一颗肾的增值——
从穷人到富人的跨国贸易网
斯克特曾经目睹过一场取肾手术。在金奈一家小医院里，几个医生将一位男性卖肾人健康的左肾取出。2个小时不到，手术就结束了。按照规定，他是不可 以进入这种手术现场的。一个医生将他带了进去。那人也是一位“中介”。仍在麻醉中的病人将因此得到 3000 美元报酬。另一个等待做肾移植手术的病人为移植手术支付了15000美元。
“卖肾人那一端的中介处于贸易链最底层，”斯克特对记者说，“底层中介得到的报酬只有几百美元。而中介很多，除了卖肾人的中介，还有做手术医院的中介、患者的中介、做国际贸易的中介。他们都会从最后肾移植手术的手术费中分成。”
“最底层的卖肾人得到的报酬从750-3000 美元不等，在印度国内做肾移植手术大约是15000 美元左右，美国则需要262900 美元。如果一个中介花3000 美元从印度的贫民身上收肾，再以26万美元倒卖到美国， 就实现了一颗肾从穷人到富人身上的转移。这样一张庞大的跨国贸易网也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斯克特说。
2011年1月11日晚，土耳其警方闯入一处位于伊斯坦布尔郊区的别墅并逮捕了53岁的器官移植手术医生尤瑟夫·桑麦兹。他便是器官国际贸易链条中的一个著名中介。在 2008 年，检察院指控桑麦兹与八名合伙人长期以来诱骗一些中亚和欧洲贫民来到普里斯蒂娜，提取他们的器官，并将这些器官以10万美元的高价出售给一些以购买器官为目的，来自加拿大、德国以色列和波兰的旅客。同年，桑麦兹开始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欧洲理事会认为，桑麦兹的诊所只是庞大的器官交易网络的冰山一角，其中甚至牵扯到科索沃总理哈什米·塔奇。
1984 年，美国的《国家器官移植法》禁止买卖人类的器官和组织，推出了移植器官的匿名制度。保密条款的目的在于保护捐赠者的隐私，但它同时也使得供应链本身非常复杂。“你不用为心脏花钱，但你绝对要为心脏移植手术付费，高昂的手术费用，对中间人来说蕴藏着巨大的利润。”斯克特说。
如果患者需要进行器官移植，那么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政府网站上登记排队，等待死者捐献出的器官；要么接受自己仍在世的亲人或朋友的捐献。政府分配器官的原则是那些病情最重、最需要器官的人许多人就在无望的等待中死去。尽管在法律中，买卖人体器官被禁止，那些移植手术的“配套服务”却没被禁止。斯克特在书中写道：“在美国，谈论一家器官移植机构涉及器官买卖的生意是个禁忌。而实际上一家器官移植机构是最能赚钱的部门，也是医院招徕生意的金字招牌。”
国际卫生组织 2002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的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被认为是肾衰竭的最主要的原因—有 1.71亿人，到 2030 年这个数字可能高达 3.66 亿。
斯克特和不少中介聊过。“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做有违道德的事情。”斯克特说。那个介绍他观摩手术的医生对他说，“我只不过想要帮助人而已。我的病人生命垂危，只有换肾才能救他的命。而刚好也有人想卖肾赚钱，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应该合法化才对。”
全球化的黑暗面
不仅是肾脏，斯克特在对器官买卖的调查中发现器官交易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模式：富国民众购买器官穷国民众出售器官。“穷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唯一拥有的就是他们的身体。”斯克特说。他们的身体发肤，通过买卖或盗窃等方式从穷国流向富国。
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栋破旧的办公楼里，古老的人骨贸易依旧在进行。每个尚在培训中的医生都会在第一学年里和整具人体骨架打交道。这些人骨通常来自这里，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被从坟墓里挖出来，散发着刺鼻臭气，晾晒在阳光下，然后制成骷髅标本每具骷髅标本可以卖到3000到5500 美元。加尔各答每年要出产差不多6万具骷髅。每具骨头在美国市场 上价值7万美元。1985年，印度立法禁止出口人体部件 但黑市的骷髅贸易依旧火爆。
斯克特在书中写道：“据知情者透露，这栋楼是加 尔各答黑市骷髅市场的中心。工人们经常在屋顶晾晒 人骨，在室内对尸体的内部进行处理。从外面看，很难 知晓紧闭的大门背后究竟发生着什么。”
血液市场也有利可图。每500 毫升血液在印度的 价格是 25美元，在美国是337美元。在美国，血液和 器官一样被禁止买卖。然而在印度，仍是一桩有利可 图的买卖。2008年，印度警方破获了“挤血”贩子团伙他们囚禁了几个男人，定期从他们身上抽血，然后卖给 附近的医院，最悲惨的一位已经被囚禁了3年。
甚至毛发也是笔大生意。在印度南部的蒂鲁马拉 寺（Tirumala），每年都会有数以百万磅重的头发被供 奉给天神。2009 年，斯克特曾在那里和其他1000人一 起理了头发。斯克特说：“刚理完发，一些女人就来了扫了地上的头发，扔进一个大铁罐子里。”这些头发最 终得到梳理和分类，卖到西方，成为假发行业所需的 原材料。“但大多数男性头发，会被运往化学公司，被 处理成一种叫L-cystine的氨基酸，这是一种烘培食品 中常用的膨松剂。”他说。这座寺庙每年可以从出售头 发中获利约1200万美元，转换成美发厅的获利标准则 是高达数亿美元。
法律并不能确保人类的身体不会被当作“不同， 器官的简单组合”来买卖。在全球化的今天，经纪 人非常善于寻找和利用各国的法律漏洞，并采取相应的获取方式，而抗排斥药物的逐步升级允许人们 可以更大范围地进行拥有不同遗传因素的器官间的交换。
“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使人类器官供应链完全透明化。”斯克特说：“让每一袋血液都标注原始捐赠人 的名字；每个被收养的儿童都了解自己的出身；每个被 移植者都知道是谁捐赠了这个器官。而现在很多这样 的信息都以个人隐私的名义被遮蔽了。只有这样，才能 消除牟利的中间商。”
苏珊·伦丁，瑞典隆德大学民族学教授认为“在按需移植的时代，根本无法避开这样的困境就像求大于供时总会出现的情况一样，人们不愿乖， 乖排队等候—其他人的身体为他们提供了所需， 的选择。”
斯克特觉得，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十分困 难的。“一旦人们开始把人看成‘东西’，再想回头就很困难了。就像是其他全球化贸易中我们看到的，资源从 贫穷者身上流向富裕者。问题是，怎么能牺牲另一个人 的健康去挽救一个濒死的人？许多人经过移植手术后 并没有活多久。以别人的牺牲来挽救生命的代价是否 值得？这是所有人应该考虑的伦理问题。事实是，当一个人病重，知道器官移植能延长生命的时候，他会不择手段。”
“我是个健康的成年男人，体重200磅，身高6英尺2英寸，棕色头发，蓝眼睛，全套牙齿健康。我的甲状腺能正常分泌激素，12品脱（约合63645毫升-编注）血液带着它们在身体里循环。我浑身上下的骨头都很健康，两个肾脏功能正常，心脏每分钟跳87次，十分稳定。就这样算起来，我发现我起码值25万美元。”美国自由调查记者斯克特·卡尼（Scott Carney）在《红色市场》里写道。
角膜、骨头、血液、肾脏、肝脏、心脏、头发、牙齿......在这个“红色市场”上，人体的一切零件都是可以被出售的，并且拥有一个价格。
2000 年初，大学毕业不久的斯克特来到印度，在印度南部的一个城市给一群来自美国的交流学生讲授人类学。有一次，他负责带12个学生从德里到菩提伽耶。在途中，有一名女学生自杀了。她死后，当地调查学生死因的警官来验尸，媒体记者也贿赂学校进入停尸间去拍摄那具有新闻价值的尸体。卡尼的任务是摄影，给那具被法医大卸八块的尸体详细拍照，并负责将她的尸体运回美国。
那次不愉快的经历让斯克特第一次看到了人类的身体怎样变成了一件商品。“那时我意识到，人死了，就不再是人，而是一件’东西’。”他对记者说。
2006 年，斯克特在印度的一个偏远乡村发现那里的人们争相出售肾脏时，他开始对这个隐秘于地下的庞大市场发生兴趣。他放弃了教职，做起了调查记者，花费了五年时间走访印度、菲律宾、巴西等器官交易的活跃市场，调查各种合法和非法的人类器官交易，还包括代孕和贩卖儿童。随着他的调查越深入，显露出来的真相越是让他感觉无比震撼。
“我原以为除了古老的食人族部落，不会再有人对他人的身体感兴趣了。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他说。“当你在这个市场上被买卖时，完全是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你有多少谈判的筹码，就能获得多少报酬，就像买卖二手车那样。”他对记者说：“如果我是个印度贫民，在黑市上还不值25万。”最近，卡尼在家中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印度肾镇——
“当你最绝望的时候，
器官贩子就来了”
金奈是一座位于印度东南部的城市，泰米尔纳德邦首府。2004 年，横扫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印尼的印度洋海啸，带走了20万人的同时，永久地改变了金奈的海岸线，留下了无数破碎的家庭和延绵不绝的贫民窟。如今，这个700万人口的大都市已经成为印度器官非法交易的主要集散地，交易量最大的是肾脏。
2006年，斯克特去了金奈，并在那里待了3年。一开始，斯克特在新闻中看到一些当地妇女在卖肾交易中受骗的案件，这些案子最后都不了了之，却吸引 了很多媒体关注。斯克特就是其中的一位。“当地媒体将这些事件称为‘丑闻’，后来我了解到，海啸前，金奈就是器官中介活动猖獗的地区，海啸过后，这样的事情就更多了。”斯克特说。
在金奈，一个名叫卡拉的女孩披着蓝色和亮黄的印度纱丽，她撩起衣服，给斯克特看那道腰间长达一尺如蛇般盘桓的伤口。她住在金奈一个名为“Tsunami Nagar”的贫民窟。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靠海为生的渔民，在海啸中失去了家园，被政府集中安置在这里。她很坦然地告诉斯克特：这里许多人几乎都有这样一道伤疤。割掉这个肾，她得到了1000美元。
“肾镇卖肾的几乎都是女人，男人不是在海啸中死了，就是成日酗酒，或是外出工作，养家的女人们必须自己找钱。”斯克特对记者说：“那里的女人就那样站成一排，她们给我看她们腹部的疤痕，那是做过肾脏切除手术的标志。”
肾镇唯一的官员塞瓦姆感到痛心疾首：“曾经一个月才有一个妇女去卖肾，现在一个星期就有两个。我早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但我什么也阻止不了。”
“当你最绝望的时候，器官贩子就来了。”卡拉说。每一个肾镇的女人都有一个故事，关于在生命中最绝望的一小时里，器官贩子如何说服她们签下那纸同意书的。
拉尼是肾镇有名的女人，即使是贫民窟的人们也觉得她的故事格外悲惨。她的标志性姿势是走路时的小碎步，因为手术后的伤口很疼，她无法在原来的工地上继续干活。海啸过后，拉尼以打渔为生的丈夫失业了，成天酗酒度日。她的女儿加雅出嫁时，家里甚至凑不出一件像样的嫁妆。加雅的婆婆和丈夫为此将不满发泄在她身上，强迫她做工，稍不顺心就毒打一顿。终于有一日，加雅不堪忍受，跑回了家，和母亲道别后，自己偷偷喝下了一大瓶农药。拉尼发现后，抱着不省人事的女儿赶去医院。经过紧急抢救，加雅又在特护病房住了一个星期，仍然有生命危险。然而，她却无法在医院再待下去了，医生通知她母亲，必须再交一笔医疗费才能继续住院，否则她的女儿会有生命危险。
拉尼的一位邻居曾经卖过肾脏，她把拉尼介绍给了和她做过生意的人。那人表面上在医院门口开着茶叶店，私下却是四处寻找卖肾人的“猎头”。“猎头”爽快地给了她900 美元帮她的女儿交住院费，答应她事成之后再给2600 美元。但猎头威胁她，一旦同意了卖肾，就不得反悔，否则，他不敢保证他上面的“朋友”会做出什么事情。
在取肾手术前，拉尼去医院验了血样和淋巴，确定和一位有钱的穆斯林妇女配型成功。随后，她被送去城市综合医院，接受印度器官移植监控委员会的调查。
印度在1994 年制定了《器官移植法》，规定活体器官移植的来源只能是亲属，并在每一个邦都成立了器官移植监控委员会，没有委员会的许可，任何家庭成员或其他人都不能赠送肾脏。
选择赠送器官的亲属要在委员会面前接受问话，并提交规定的审查材料。“猎头”嘱咐拉尼，他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别多说话，直接把材料交给他们，然后迅速离开。“有时候，那些中介还会送钱打点打点，保证程序不出差错。”拉尼对斯克特说。“那次我被问话很简短，他们就问我是自愿捐献肾脏的，我说是，他们就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名，非常快。” 几天后，拉尼和穆斯林妇女同时住进了一家医院，完成了移植手术。她们从头至尾都未见面，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手术后仅3天，拉尼的伤口还在不断渗出液体，她就被医院赶回了家。当她一周后回医院做检查时，医生都好像不认识她。同时，“猎头”和邻居以及之前承诺的2600 美元都消失了。她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那些器官贩子真该停止了。我真正的问题是贫穷，我真不该同意卖肾去救我女儿的命。”
拉尼也曾想过向警察局报案，但另一个卖肾女的经历让她打消了念头。那个名叫玛丽卡的 33岁女人，为了改善生活卖了自己的一个肾，拿了750 美元的首款后做了手术，中介再不肯给她承诺过的 2250 美元。她报了案，认为自己在交易中受到了欺骗。警察却认为，要抓也得他们两个都抓：器官贸易是违法的，玛丽卡同意出售自己的器官也是违法的。“被抓进去的中介过了一星期就被放出来了，惩罚只是一个警告而已。”拉尼说。
一颗肾的增值——
从穷人到富人的跨国贸易网
斯克特曾经目睹过一场取肾手术。在金奈一家小医院里，几个医生将一位男性卖肾人健康的左肾取出。2个小时不到，手术就结束了。按照规定，他是不可 以进入这种手术现场的。一个医生将他带了进去。那人也是一位“中介”。仍在麻醉中的病人将因此得到 3000 美元报酬。另一个等待做肾移植手术的病人为移植手术支付了15000美元。
“卖肾人那一端的中介处于贸易链最底层，”斯克特对记者说，“底层中介得到的报酬只有几百美元。而中介很多，除了卖肾人的中介，还有做手术医院的中介、患者的中介、做国际贸易的中介。他们都会从最后肾移植手术的手术费中分成。”
“最底层的卖肾人得到的报酬从750-3000 美元不等，在印度国内做肾移植手术大约是15000 美元左右，美国则需要262900 美元。如果一个中介花3000 美元从印度的贫民身上收肾，再以26万美元倒卖到美国， 就实现了一颗肾从穷人到富人身上的转移。这样一张庞大的跨国贸易网也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斯克特说。
2011年1月11日晚，土耳其警方闯入一处位于伊斯坦布尔郊区的别墅并逮捕了53岁的器官移植手术医生尤瑟夫·桑麦兹。他便是器官国际贸易链条中的一个著名中介。在 2008 年，检察院指控桑麦兹与八名合伙人长期以来诱骗一些中亚和欧洲贫民来到普里斯蒂娜，提取他们的器官，并将这些器官以10万美元的高价出售给一些以购买器官为目的，来自加拿大、德国以色列和波兰的旅客。同年，桑麦兹开始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欧洲理事会认为，桑麦兹的诊所只是庞大的器官交易网络的冰山一角，其中甚至牵扯到科索沃总理哈什米·塔奇。
1984 年，美国的《国家器官移植法》禁止买卖人类的器官和组织，推出了移植器官的匿名制度。保密条款的目的在于保护捐赠者的隐私，但它同时也使得供应链本身非常复杂。“你不用为心脏花钱，但你绝对要为心脏移植手术付费，高昂的手术费用，对中间人来说蕴藏着巨大的利润。”斯克特说。
如果患者需要进行器官移植，那么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政府网站上登记排队，等待死者捐献出的器官；要么接受自己仍在世的亲人或朋友的捐献。政府分配器官的原则是那些病情最重、最需要器官的人许多人就在无望的等待中死去。尽管在法律中，买卖人体器官被禁止，那些移植手术的“配套服务”却没被禁止。斯克特在书中写道：“在美国，谈论一家器官移植机构涉及器官买卖的生意是个禁忌。而实际上一家器官移植机构是最能赚钱的部门，也是医院招徕生意的金字招牌。”
国际卫生组织 2002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的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被认为是肾衰竭的最主要的原因—有 1.71亿人，到 2030 年这个数字可能高达 3.66 亿。
斯克特和不少中介聊过。“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做有违道德的事情。”斯克特说。那个介绍他观摩手术的医生对他说，“我只不过想要帮助人而已。我的病人生命垂危，只有换肾才能救他的命。而刚好也有人想卖肾赚钱，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应该合法化才对。”
全球化的黑暗面
不仅是肾脏，斯克特在对器官买卖的调查中发现器官交易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模式：富国民众购买器官穷国民众出售器官。“穷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唯一拥有的就是他们的身体。”斯克特说。他们的身体发肤，通过买卖或盗窃等方式从穷国流向富国。
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栋破旧的办公楼里，古老的人骨贸易依旧在进行。每个尚在培训中的医生都会在第一学年里和整具人体骨架打交道。这些人骨通常来自这里，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被从坟墓里挖出来，散发着刺鼻臭气，晾晒在阳光下，然后制成骷髅标本每具骷髅标本可以卖到3000到5500 美元。加尔各答每年要出产差不多6万具骷髅。每具骨头在美国市场 上价值7万美元。1985年，印度立法禁止出口人体部件 但黑市的骷髅贸易依旧火爆。
斯克特在书中写道：“据知情者透露，这栋楼是加 尔各答黑市骷髅市场的中心。工人们经常在屋顶晾晒 人骨，在室内对尸体的内部进行处理。从外面看，很难 知晓紧闭的大门背后究竟发生着什么。”
血液市场也有利可图。每500 毫升血液在印度的 价格是 25美元，在美国是337美元。在美国，血液和 器官一样被禁止买卖。然而在印度，仍是一桩有利可 图的买卖。2008年，印度警方破获了“挤血”贩子团伙他们囚禁了几个男人，定期从他们身上抽血，然后卖给 附近的医院，最悲惨的一位已经被囚禁了3年。
甚至毛发也是笔大生意。在印度南部的蒂鲁马拉 寺（Tirumala），每年都会有数以百万磅重的头发被供 奉给天神。2009 年，斯克特曾在那里和其他1000人一 起理了头发。斯克特说：“刚理完发，一些女人就来了扫了地上的头发，扔进一个大铁罐子里。”这些头发最 终得到梳理和分类，卖到西方，成为假发行业所需的 原材料。“但大多数男性头发，会被运往化学公司，被 处理成一种叫L-cystine的氨基酸，这是一种烘培食品 中常用的膨松剂。”他说。这座寺庙每年可以从出售头 发中获利约1200万美元，转换成美发厅的获利标准则 是高达数亿美元。
法律并不能确保人类的身体不会被当作“不同， 器官的简单组合”来买卖。在全球化的今天，经纪 人非常善于寻找和利用各国的法律漏洞，并采取相应的获取方式，而抗排斥药物的逐步升级允许人们 可以更大范围地进行拥有不同遗传因素的器官间的交换。
“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使人类器官供应链完全透明化。”斯克特说：“让每一袋血液都标注原始捐赠人 的名字；每个被收养的儿童都了解自己的出身；每个被 移植者都知道是谁捐赠了这个器官。而现在很多这样 的信息都以个人隐私的名义被遮蔽了。只有这样，才能 消除牟利的中间商。”
苏珊·伦丁，瑞典隆德大学民族学教授认为“在按需移植的时代，根本无法避开这样的困境就像求大于供时总会出现的情况一样，人们不愿乖， 乖排队等候—其他人的身体为他们提供了所需， 的选择。”
斯克特觉得，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十分困 难的。“一旦人们开始把人看成‘东西’，再想回头就很困难了。就像是其他全球化贸易中我们看到的，资源从 贫穷者身上流向富裕者。问题是，怎么能牺牲另一个人 的健康去挽救一个濒死的人？许多人经过移植手术后 并没有活多久。以别人的牺牲来挽救生命的代价是否 值得？这是所有人应该考虑的伦理问题。事实是，当一个人病重，知道器官移植能延长生命的时候，他会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