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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自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哲学笔记》在苏联公开发表以来,世界上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学者,包括西方所谓的"列宁学"学者在内,无不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本书。尽管贬褒不一,但都这样那样地承认该书是辩证法的宝藏。半个多世纪以来,开掘者络绎不绝。要是把世界上以列宁的《哲学笔记》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
辩证法宝藏的新开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解析》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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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自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哲学笔记》在苏联公开发表以来,世界上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学者,包括西方所谓的"列宁学"学者在内,无不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本书。尽管贬褒不一,但都这样那样地承认该书是辩证法的宝藏。半个多世纪以来,开掘者络绎不绝。要是把世界上以列宁的《哲学笔记》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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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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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期
其他文献
本文认为,泛系方法论是崛起于东方的一种独具特色的现代哲学理论。它为辩证法的部分拟化提供了参考框架,为辩证法提供了新的范畴和规律,为辩证法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借鉴。它使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使认识论微观化、形式化、价值论化和人本化,它力求把辩证逻辑、认识论同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统一起来。这种研究可能是哲学现代化的新的突破口。
<正> 以前,我常听哲学系的教员和学生说,哲学的范畴篇实在难教、难学。甚至还有人戏称范畸篇为"犯愁"篇。自然,以理性思维见长的哲人决不会止于"犯愁",必欲用理性之光洞照哲学范畴神奇奥秘的底蕴,使之明白易晓。我将这方面的工作称之为解"愁"。童浩同志主编的《哲学范畴史》就是一本旨在诊治哲学范畴疑难杂症的书,一本解"愁"的书。近些年来,哲学界在对范畴的个案研究方面,其中包括提炼新的范畴,有长足的进步。但是,象该著这样对哲学的主要范畴进行全面的综合性考察的书,并不多见。
<正> "五四"以后,从文学革命走上社会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不止张闻天一个。但成为领袖人物以后,仍然关心新文学运动的,瞿秋白之外,就要推张闻天了。但是,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更谈不上研究。程中原同志于1983年发表的《"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一文,发掘出了张闻天化名歌特所写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一大突破。此后,经过程中原同志几年的艰辛努
我国目前正在酝酿和准备修改刑法典,为此,本文就如何完善我国刑法典的体系和结构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作者认为,在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应该考虑增设刑法的基本原则并废除类推制度,将刑法的适用范围独立成章并充实内容,增设刑事责任专章、来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以及保安处分专章;在刑法典的分则部分,应将便犯公民民主权利罪独立成章,增设妨害司法活动罪专章和破坏自然资源罪专章,增设危害国防罪(或危害军事利益罪)专章,并将军职罪纳入其中,同时还应调整现行刑法典分则中某些章的排列顺序。
<正> 丛大川同志: 读了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上的文章《泛系方法论为哲学现代化提供了什么?》,有许多感触,也促进了我对自己工作的再认识。下面提几点看法,同您讨论。一、泛系方法论与哲学
<正> 近年来中国逻辑史界的研究成果很多,也各具特色。作为逻辑史研究,原本就应该跟其他史学研究一样,其重心在于史的事实和史的规律上。史的事实,主要包括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以及理论上的初步分析和推论。前一段中国逻辑史界的主要成果明显地带有这一层次的特点。史的事实固然是史学学科的基础,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不能停留于此,还需要在揭示"史的规律"上用力
<正> 近读董楚平著《吴越文化新探》,深感这是一部以多维视野、据证求实的思维方式探索吴越文化的好书。早年的史学大师王国维曾提出看待历史要具有"多维视野",涉及范围要广。陈寅恪概括王氏学术观点为三方面:"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见《王静安先生遗书》
<正> 国民性改造问题,是鲁迅思想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问题。他早期从事于文学事业的动机和目的,就在于暴露和改造我国国民的劣根性。因此,关于国民性改造问题的研究,应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最早的鲁迅研究者就已经开始注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例如许寿裳、周作人、沈雁冰等。他们都着重阐发了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指出他的杰作《阿Q正传》的主旨就在于揭露鞭挞国民劣根性。自此以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持续下来,但自反胡风、"反右"以后,"左"的思想逐渐泛滥到鲁迅研究领域,国民性思想的研究遂成为禁区。
<正> 韩立群同志曾是《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的副主编,他的治学之道,既朴陋而又有精巧之处,处处显露着他们那一代人生命运作与学术追求上的忧乐与艰辛,其新作《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论》则是这种学术品质的体现;该书无序无跋,第一笔既下便是破题——"回到郭沫若",可谓平淡之中而有神奇。在现代学人中,郭沫若是最难于把握的一个,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博学和涉足领域之广(正如郭氏自谓"十个指头拿跳蚤"),而更在他自身的"多变"往往使研究陷入相对性和模糊性。因此,找到这种变化之后的一种相对恒定、相对明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