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选择与选择文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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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挥舞干戚累得慌,想歇一会儿,可死活扔不掉干戚。刑天不禁想到:“是我在舞干戚,还是干戚在舞我呢?”越想越糊涂,也越舞越来劲。《新编白话山海经·海内东经》
其他文献
<正> 1913年秋,当郭沫若乘船顺江而下初出夔门的时候,他是怎样义无反顾地告别了那禁锢着一颗骚动不安的灵魂、窒息而沉闷的宗法社会啊!他又是怀着多么激动与欣喜的憧憬去追求那新世纪的曙光啊!而二十六年之后,当他又一次站在故乡的土地上,面对父老兄弟讲出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不肖的子孙”。如果用蒙太奇手法把这样两幅历史画面剪接在一起,其中的寓意该是意味深长的。
<正>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晨钟敲响的时候,历史的进程已经宣告了中国古老僵化的封建帝国的解体。这是在两个层面上的解体。一是作为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及其文化的解体;二是代表这个封建体系文化的保守、僵化的顽固者的解体。在这个历史更迭期,人们既然抬头窥见到了新世纪黎明的曙光,对于眼前中国社会的加速殖民地化和封建势力的仍旧顽固强大,当然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扫荡。
<正> 王庆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现有基础上来谈论一下“深化”的问题,我觉得是相当适时,也是颇为贴切的。范际燕(湖北大学副校长,副教授):是的。提出“深化”的问题之所以适时,我想是指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应该对它进行一番回顾和审视才能弄清楚下一步继续促使其深入发展的方向和方面;用“深化”这个词之所以贴切,是指我们不是抛弃以往形成的研究基础和成果,从零开始,另就炉灶,而是在现有研究成果和认识基础上的继续深化。王庆生:同文学史研究的其它领域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史
现阶段我国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困境有其经济、社会发展等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包括成本较高而收益不足,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模式的冲击,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职业教育资格认证制度不完善等。为此,应加大政府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提高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规范我国的职业教育资格认证制度等。
<正> 应《文学评论》编辑部之约,谈一谈长篇小说创作。我从《海岛女民兵》、《万山红遍》起,到目前《碧血黄沙》、《故园暮色》以及刚完稿的《漠野烟尘》止,已经写了十四部长篇。可是我仍然无力从文学理论角度来谈长篇创作,甚至连长篇小说的定义都说不清。只能说几点创作实践中的思考和感受,故而郑重声明,我的确不懂文学理论而且和其他任何人任何形式的创作无关。一面对四种真实
<正> 翻检宋代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宋人虽然在民族自信心上远不如汉唐人,但在文化学术上的自信心方面却远胜于他们的前辈。宋代学术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迷信前人的疑古思辨精神。这种疑古精神发难于对汉唐笺注经学的批判,进而影响到有宋一代的学风。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效应,亦使这一疑古主义思潮渗透于文学领域,给宋代的文学批评带来某些
<正> 《文学评论》今年第一期李玉铭同志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恶的历史作用与文艺创作问题》(以下简称《恶文》)的文章。同我刊载于1990年4月12日的《光明日报》的《对文艺的非理性主义的理性审视》一文中的一段话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恶文》的作者对“恶的历史作用与文艺创作问题”阐释了一些富有启示性的的见解,触发我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恶文》认为我“对恶的历史作用”估计远远不够,还应当“把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
<正> 最近,重庆出版社隆重推出9编22卷长达1400万言的煌煌巨著《中国解放区义学书系》。实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盛举。其中有文学运动和文学理论各一卷,
<正> 为了缅怀蔡仪同志对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治学精神,研究他的美学、文艺学思想及其重大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邀请部分专家学者于6月9日举行蔡仪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党委委员吴介民代表院领导讲话,指出蔡仪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的逝世,是我国美学和文艺事业的重大损失。他以一系列生动的事实说明蔡仪同志的高风亮节,指出,我们要学习他一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性,学习他孜孜不倦、追求真理、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学
<正> 进入80年代以后,王国维研究已经逐渐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进展到了全面的、拓展的、纵深的、多学科综合的研究阶段。十余年来,海内外研究王国维的专著已经出版十多种,研究王国维的论文由每年几篇增加到几十篇、近百篇,涉及王国维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文化侧面。在这众多的研究成果中,陈鸿祥近几年连续出版的三部专著——《王国维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尤为引人注目,受到学界的好评。以王国维为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