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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男，1944年生，山东济南人，汉族，中共党员，中科院理学硕士，日本筑波大学农学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农业科学院外籍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药用菌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菌物研究》主编，《菌物学报》（至2009年）和《国际药用菌》编委，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管理）专家、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国家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记者第一次见到李玉院士，是在江苏省南通市安惠灵芝产业园里。他个头不高，精神矍铄，慈眉善目，笑容和蔼可亲。初次见面，你会觉得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也是一个风轻云淡，诸事不介怀的智者，但是你想不到，他就是当下站在中国食用菌领域山巅的第一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钻林海、踏草原的痴“蘑”人
1978年，李玉考入吉林农业大学，师从周宗璜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周宗璜严谨、勤奋、谦逊、奉献的品格深深影响了他，李玉也对恩师怀有深厚的情感。
“我研究食用菌，是因为有一次老师给我讲，在世界已发现的5000多种黏菌中，竟没有一个是由中国人命名的，我当时心里受到了强烈震撼，中国可是菌物大国啊，可我们还不是菌物强国。”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李玉下定决心将研究重心转向菌类。蘑菇就这样走进了他的工作，他的生活。
为采集优良菌种、不断制作新的珍贵标本，李玉需要经常深入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东北的大兴安岭和南国的西双版纳，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他爬过位于太白山上2700多米高的平安寺，忍受夜晚刺骨的寒冷和一个人的孤寂；他去过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被毒蚊子袭击得体无完肤。外出采集标本，为了观察、采样、拍照，李玉常常在一棵腐木旁待很久。有时，等他起身时，同行的人早就走远了。浓密的森林，让人不由地惊出一身冷汗来。
“外出采标本，您遇到的最大危险是什么？”记者深深为眼前这位学者的执着和勇气所感动，不禁问道。
“碰到野生动物啊。”李玉说，“有一年在陕西太白山，看见路边有冒着热气的熊粪，也没特别想什么，继续往前走。几分钟后回来，看到两个猎人抬着被猎杀的熊往山下走。那种惊和怕，感觉用哪个词都难以形容。”
2002年到2006年，李玉和俄罗斯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一起沿着乌苏里江搞生态调查时，“被俄罗斯的蚊子咬得整张脸都肿了，几乎看不到眼睛。回到实验室，学生们都说不敢认我了。”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李玉乐观幽默的心态依然如故，“我告诉学生，俄罗斯的女蚊子太厉害了，专咬中国男人。大家听完哈哈大笑。”
几十年来，李玉对菌种也越来越痴迷，甚至给孙子起了个“木耳”的名字，同行笑他走火入“蘑”。
与农民打成一片的科学家
研究食用菌，除了科研，服务广大农民和消费者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李玉不愿只做实验室的科学家，他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成了好朋友。
李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满足了当前农民对实用科技的迫切需求，真正为“三农”服务。
通过多年来的一线实践，李玉率先提出了食用菌产业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重要的产业环。针对北方食用菌品种混杂、良种缺乏、技术落后、传统栽培模式粗放、产业化程度低的状况，开展了符合北方生产环境的黑木耳、榆黄蘑、元蘑、滑子蘑、香菇等的系统研发；创建了从种质评价到品种选育到良种繁育、产前产中产后关键技术到标准栽培模式到产业化等食用菌工程技术体系，大幅度拓展了食用菌生产的领域空间，显著提高了食用菌产量、品质、生产效率，极大的推动了我国食用菌产业的健康发展，受到中国食用菌协会的高度评价。
菌学科研攀登者
30余年来，在菌物科学与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李玉挖掘了大量菌物资源，构建了全新的菌物系统分类体系，将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相结合，创立了“菌类作物学”，完成了《中国真菌志（香菇—侧耳类真菌）》等三部志书的编写，出版了两部专著，使标本及菌种保藏量居于国内前列，成为我国这一领域重要的资源库。为研究解决食用菌工程技术难题，李玉先后主持并带领团队完成菌类科技与工程研究项目如国家科技部、农业部、“973”、“863”、“948”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及面上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50余项，促进了菌物科学的发展及食用菌产业化升级。
目前，李玉搜集的黏菌种数超过世界已知黏菌数的三分之二。他发现并命名了46个菌物新种，建立了一个新属，发现了200余个新记录种，是世界上第一个为黏菌新种命名的中国人，也是我国第一个对黏菌属、科、目级进行系统分类的学者。他利用DNA标记，在基因水平方面研究了黏菌分类单元的亲缘关系，揭示了黏菌和其他菌群的系统发育关系，奠定了真黏菌为异源多系类群的全新系统理论基础，开创了我国黏菌分子学研究的新领域，使我国的黏菌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代表，作为中国菌物学会理事长，李玉多次在国际菌物学术年会上作主题报告。
2007年，李玉主持的“重要黏菌类群系统分类研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的黏菌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菌类研究的空白，使我国黏菌事业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常年空缺的情况下，二等奖就是当年中国科学界的最高科研成果，夺得这么重要的奖项，李玉却看得非常淡定：“实际上我研究过很多菌，黏菌做的最有特色。因为搞黏菌的人非常少，我做的多点，就成名了。”
云淡风轻，寥寥数语，毫不提背后的辛苦和自己异于常人的努力。屹立于山巅者，方有此胸襟和气度。
今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20年。作为全球第一网民大国，中国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时做出的重大决策格外引人关注。中央领导高度关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纵论新一轮科技革命，并强调：“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大量耗费物质资源的传统发展方式显然难以为继……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
这一突破性的理论表述，首次以信息经济为关键词重新定义了发展模式转变的内涵。《经济》记者通过对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的专访，进一步印证了信息经济在社会转型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记者第一次见到李玉院士，是在江苏省南通市安惠灵芝产业园里。他个头不高，精神矍铄，慈眉善目，笑容和蔼可亲。初次见面，你会觉得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也是一个风轻云淡，诸事不介怀的智者，但是你想不到，他就是当下站在中国食用菌领域山巅的第一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钻林海、踏草原的痴“蘑”人
1978年，李玉考入吉林农业大学，师从周宗璜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周宗璜严谨、勤奋、谦逊、奉献的品格深深影响了他，李玉也对恩师怀有深厚的情感。
“我研究食用菌，是因为有一次老师给我讲，在世界已发现的5000多种黏菌中，竟没有一个是由中国人命名的，我当时心里受到了强烈震撼，中国可是菌物大国啊，可我们还不是菌物强国。”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李玉下定决心将研究重心转向菌类。蘑菇就这样走进了他的工作，他的生活。
为采集优良菌种、不断制作新的珍贵标本，李玉需要经常深入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东北的大兴安岭和南国的西双版纳，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他爬过位于太白山上2700多米高的平安寺，忍受夜晚刺骨的寒冷和一个人的孤寂；他去过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被毒蚊子袭击得体无完肤。外出采集标本，为了观察、采样、拍照，李玉常常在一棵腐木旁待很久。有时，等他起身时，同行的人早就走远了。浓密的森林，让人不由地惊出一身冷汗来。
“外出采标本，您遇到的最大危险是什么？”记者深深为眼前这位学者的执着和勇气所感动，不禁问道。
“碰到野生动物啊。”李玉说，“有一年在陕西太白山，看见路边有冒着热气的熊粪，也没特别想什么，继续往前走。几分钟后回来，看到两个猎人抬着被猎杀的熊往山下走。那种惊和怕，感觉用哪个词都难以形容。”
2002年到2006年，李玉和俄罗斯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一起沿着乌苏里江搞生态调查时，“被俄罗斯的蚊子咬得整张脸都肿了，几乎看不到眼睛。回到实验室，学生们都说不敢认我了。”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李玉乐观幽默的心态依然如故，“我告诉学生，俄罗斯的女蚊子太厉害了，专咬中国男人。大家听完哈哈大笑。”
几十年来，李玉对菌种也越来越痴迷，甚至给孙子起了个“木耳”的名字，同行笑他走火入“蘑”。
与农民打成一片的科学家
研究食用菌，除了科研，服务广大农民和消费者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李玉不愿只做实验室的科学家，他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成了好朋友。
李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满足了当前农民对实用科技的迫切需求，真正为“三农”服务。
通过多年来的一线实践，李玉率先提出了食用菌产业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重要的产业环。针对北方食用菌品种混杂、良种缺乏、技术落后、传统栽培模式粗放、产业化程度低的状况，开展了符合北方生产环境的黑木耳、榆黄蘑、元蘑、滑子蘑、香菇等的系统研发；创建了从种质评价到品种选育到良种繁育、产前产中产后关键技术到标准栽培模式到产业化等食用菌工程技术体系，大幅度拓展了食用菌生产的领域空间，显著提高了食用菌产量、品质、生产效率，极大的推动了我国食用菌产业的健康发展，受到中国食用菌协会的高度评价。
菌学科研攀登者
30余年来，在菌物科学与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李玉挖掘了大量菌物资源，构建了全新的菌物系统分类体系，将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相结合，创立了“菌类作物学”，完成了《中国真菌志（香菇—侧耳类真菌）》等三部志书的编写，出版了两部专著，使标本及菌种保藏量居于国内前列，成为我国这一领域重要的资源库。为研究解决食用菌工程技术难题，李玉先后主持并带领团队完成菌类科技与工程研究项目如国家科技部、农业部、“973”、“863”、“948”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及面上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50余项，促进了菌物科学的发展及食用菌产业化升级。
目前，李玉搜集的黏菌种数超过世界已知黏菌数的三分之二。他发现并命名了46个菌物新种，建立了一个新属，发现了200余个新记录种，是世界上第一个为黏菌新种命名的中国人，也是我国第一个对黏菌属、科、目级进行系统分类的学者。他利用DNA标记，在基因水平方面研究了黏菌分类单元的亲缘关系，揭示了黏菌和其他菌群的系统发育关系，奠定了真黏菌为异源多系类群的全新系统理论基础，开创了我国黏菌分子学研究的新领域，使我国的黏菌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代表，作为中国菌物学会理事长，李玉多次在国际菌物学术年会上作主题报告。
2007年，李玉主持的“重要黏菌类群系统分类研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的黏菌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菌类研究的空白，使我国黏菌事业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常年空缺的情况下，二等奖就是当年中国科学界的最高科研成果，夺得这么重要的奖项，李玉却看得非常淡定：“实际上我研究过很多菌，黏菌做的最有特色。因为搞黏菌的人非常少，我做的多点，就成名了。”
云淡风轻，寥寥数语，毫不提背后的辛苦和自己异于常人的努力。屹立于山巅者，方有此胸襟和气度。
今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20年。作为全球第一网民大国，中国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时做出的重大决策格外引人关注。中央领导高度关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纵论新一轮科技革命，并强调：“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大量耗费物质资源的传统发展方式显然难以为继……信息技术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
这一突破性的理论表述，首次以信息经济为关键词重新定义了发展模式转变的内涵。《经济》记者通过对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的专访，进一步印证了信息经济在社会转型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