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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是中共党内资深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专家，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20世纪80年代农村体制改革的亲历者，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都有过直接交往，见证了两个时期中国农村变革的走向。
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
与毛泽东由近而远
杜润生初见毛泽东是1950年初。当时，中共中央为制定《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杜润生以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先后与中南局干部张根生、任爱生，中南地区的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陈正人（江西省委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副书记）等两次进京汇报并参与讨论。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主持中央会议，杜润生列席，开始了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交往。
毛泽东在得知杜润生是山西人后，说：自古三晋之地，人才辈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发迹。八路军也是在山西壮大的。毛泽东还指着杜润生说：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有杜预、杜佑、杜甫等，有好几位姓杜的。毛泽东这一席话，使杜润生感到一下拉近了与毛泽东的距离，消除了陌生感。
接着，杜润生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南地区土地改革的打算：一是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二是土改要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主要是摧毁反动政权。同时，发现积极分子，建立农会，第二步再分配土地。杜润生说：“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到‘一切权力归农会’，新区恐怕也有这么一个时期。”毛泽东听后表示：这个安排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要杜润生正式写个报告。
在谈到富农问题时，杜润生谈了邓子恢认为中南地区地主占有土地数量少，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主张没收富农的出租土地和多余土地。毛泽东说：富农土地，以不动为好。因为现在还是反封建，城乡资产阶级都要保留，这有利于生产，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落后。“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保存富农有利于刺激中农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要杜润生回去向邓子恢做点解释。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杜润生将中南地区土地改革的打算写成报告送中央研究室。毛泽东亲自批示：
一月二十六日由中南局转来杜润生一月十九日电已收到，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
杜润生回忆说：“通过这两次会面，我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很和气，注意听取别人意见，具有既坚持原则，又从善如流的大政治家风度。”“这次毛主席是同意了我们一条意见，否定了我们的另一条意见。”
由上可见，杜润生不只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接触，而且就政策思想而言，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杜润生再见毛泽东，是1953年1月的事了。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兼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邓子恢、杜润生到京后去向毛泽东报到。毛泽东说：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主持全国的农村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央这个文件，正式提出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行互助合作的时候，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折它。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上篇是民主革命，下篇是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现在要作第二篇文章了。我们计划在10年至20年之内完成这个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你们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直接点名问杜润生：你所了解的农村情况如何？
杜润生说：土地改革以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有困难，也有思想顾虑。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急也不行。邓子恢插话说：河南提出允许“四个自由”，发布告示，让农民放心。这个布告还是好的，起作用的。杜润生接着说：现在到了春耕时节，但农村有点不安定，主要是对合作化还不摸底，不知怎么发展。杜润生还谈了农村对“五多”（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反映强烈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以后说：这些情况很重要，你们第一件事情就抓这个吧。
不久，中共中央下发了两个文件：《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杜润生还以农村工作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为主线，为《人民日报》起草了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同时，中央还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
可以认为，毛泽东是采纳了杜润生、邓子恢二人的意见的。值得指出的是，这次谈话也已反映出邓子恢、杜润生二人的思想与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部的要求（农村工作部的主要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搞社会主义）是有距离的。因此，邓子恢在告别毛泽东回机关的路上对杜润生说：看来合作化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大方向了，我们不好再说什么。但是15年还长，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在细节方面即在步骤和政策策略上多用心，多替中央操心。
为了从步骤和政策策略上多替中央操心，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年春的工作中心，主要放在了纠正互助合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方面。但是，随着粮食市场的紧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毛泽东和中央的政策是要求加快对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于是从1953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确保私有财产”、提倡“四大自由”，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根据1953年12月中央作出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村工作的中心由发展互助组转向发展合作社。1954年冬到1955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急剧上升，农村出现了杀猪、宰牛的混乱现象。
1955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找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杜润生回忆说，我们简略地谈道：现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搞到一块儿了，有几个地方，如浙江、河北的某些地区，粮食任务重，合作社办得急了一点，不但追求入社的数字，还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农民杀猪、宰羊、卖牲口，但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是好的。贫农对互助组是欢迎的，特别是互助组能解决牲口、农具的缺乏，那些富裕户缺劳力，贫农缺牲口，他们自己协议好，互相交换，所以受欢迎。由此引出了毛泽东一段名言：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的“三字方针”，指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
鉴于浙江的问题比较严重，邓子恢与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共同商量决定，先以中央农工部名义致电浙江省委，建议浙江对合作社数量进行压缩（电报经陈伯达转呈毛泽东，陈伯达回电说：“农工部文件以自己名义发可以”）。随后，杜润生奉命与中央二办的袁成隆去浙江共同商量执行办法。
4月上旬，杜润生、袁成隆二人到达杭州，浙江省委召开地县负责人会议，邀杜润生讲话。根据事先经毛泽东同意发给浙江省委电报的精神，杜润生讲话提出：能巩固的全力巩固；群众意见很大的、人心散了的、强迫命令的、维持不住的，坚决收缩，要“下马”。经过整顿，浙江的农业合作社由5万多个减了1.5万多个，剩下3万多个。加上河北和山东两省收缩的数字，全国共减少2万多个合作社。
在杜润生奉命在浙江整顿合作社的同时，毛泽东到南方视察。4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他认为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并警告邓子恢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15省市委书记会议，强调“停、缩、发”三字方针，“基本是发”。会议决定，1956年春合作社达到100万个。
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在合作社发展速度上，邓子恢仍坚持尊重中农自愿，以及建社容易、巩固难的观点和意见，使毛泽东感到不快。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中央农工部和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毛泽东曾专门问及杜润生何以缺席（杜因病请假）。邓子恢在会上做了检讨，并表示赞同100万个发展计划。8月3日，毛泽东再次找邓子恢谈话，提出合作化速度再快一点，搞130万个。邓子恢阐述了干部与群众思想都准备不够，应该巩固一批发展一批等理由。于是，争论再起。毛泽东认为，对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决定召开七届六中全会，把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杜润生先后检讨。
杜润生检讨说：
1953年的错误，是热心于帮助个体经济，而不热心于支持合作经济。不深刻了解：土改以后的新的农民问题就是农业合作化问题。我这次所犯错误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对群众社会主义要求估计不足，在合作化工作中主张消极退却方针。这还是从1953年残存下来的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思想作祟。这种思想，实际上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这些富裕中农，要在“土改后歇一歇”，反对国家干涉他们的“自由”。在这个时候，我主张合作化缓慢发展，正好迁就了他们倾向资本主义的要求。
半个世纪以后，杜润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当时背景之下，邓子恢和我本人，在经过一场争论之后，是接受了毛主席主张的，以此为逻辑前提，做出一系列检讨，并非违心之举。”
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在讨论中央农工部错误的会上，陈伯达提出，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泽东说：杜润生同志是个经验问题，是好同志，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他土改反封建是坚决的，合作化是新问题，没有经验，下去干一个时期就好啦。会后，中央决定解除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及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将他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从此，杜润生也就远离了毛泽东。
从农业合作化到包产到户：
与邓小平由远而近
1955年，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争论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事宜，具体是由邓小平筹划的。杜润生回忆说：“邓小平召集廖鲁言和我商量筹备会议事项，他传达主席的原话，说：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靠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并说中央决定召开全国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以上都参加。小平还交代由陈伯达起草决议并做说明，要邓子恢准备检讨发言稿等。我说，我也应该作一个检讨，小平说：好嘛。”
对杜润生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检讨，会后有人说检查不深刻，未承认犯了路线错误。于是杜润生写了一份补充检讨，上送中央。邓小平回复说，这个补充检讨很必要，但不够清楚，可以不必急于交卷。并批注指出，中央农工部的错误，杜润生有“很大”责任，“在农村工作部所犯错误问题上，杜不是什么不积极维护中央……的问题，而是自己同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对子恢同志的错误，起着助长作用的。所以这般批评是不够的。”
这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邓小平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与邓子恢、杜润生则有一定距离。
邓小平终究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面前，对当时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他曾明确表示：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包产到户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被压了下去。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也被认为主张“唯生产力论”而被定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生产的自主权，不少地方的农民自发搞起了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55年遭批判时被指为“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的杜润生，因为形势变了，重新奉命调入新成立的国家农村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
早在1953年初，杜润生随同邓子恢到中央农村工作部上任，在毛泽东接见并向他们交代了农工部的主要任务之后，杜润生曾就农业生产的特点不适合搞集体生产向邓子恢谈了自己的意见。杜润生说：
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工业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可以搞流水作业。因为工业有厂房，可以聚集在一起生产。农业在辽阔的土地上生产，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集聚在一块土地上。对劳动者也不可能靠直接的监督管理，要靠生产者的自觉，而且收获的季节是在秋后，劳动和收益不是直接联系。如果不自觉，就会磨洋工，还可能减产。农业还有季节性，许多农活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上分工。农民都得学会全套农活，不可能有那种工厂式的流水作业。农业的分工主要是把副业、林业、畜牧业、养殖业独立出去。
邓子恢让杜润生写一个报告上送中央。杜润生感到缺少把握，就先征求了陈伯达的意见，受到陈伯达的教训。陈伯达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并讲了马克思也提出过，共产党取得政权，需要“组织农业生产大军”。这大有指责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意思。
随着1955年毛泽东对中央农工部和邓子恢“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杜润生离开了主管农业、农村的工作部门，但他的视野并没有离开。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杜润生深感：“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几年的历史事实证明：集体经济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它的体制背离了农业生物学特性，使农民疏远土地，无从建立起持久不衰的劳动兴趣和责任感，从而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历史上，农民从来拥有从事多种经营、配置自有资源的自由。但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这种自由权利却受到剥夺。其结果不仅加重了农村的贫困程度，还加重了城市的消费品短缺。”
因此，杜润生自1979年2月到国家农委上任以后，力主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当年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杜润生主持，会议主题是讨论生产责任制。尽管与会者多数赞成包产到户，但这并没有为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所接受。杜润生说，当时华国锋、李先念和王任重（国家农委主任）都很重视农业，但囿于毛泽东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思想，都反对搞包产到户。在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由杜润生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提交会议讨论。文件的核心内容是：“不论任何地方都要有责任制，责任制形式则要因地制宜多样化。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结果，多数与会者不主张提出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以致后来万里（这时王任重调任中央宣传部长，万里兼任农委主任）说：“农委的人，除了杜润生以外，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会议最后达成妥协，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应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
如前所述，邓小平在1962年就曾明确指出：“看用哪种形式（指生产关系——引者注）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到1979年，鉴于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反对包产到户，邓小平一时也难于表态。杜润生后来回忆道，在一次华国锋主持的中央会议上，他汇报了一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但也发生点问题等情况。华国锋等都表示，包产到户不宜提倡，农业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
到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姚依林汇报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中央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小平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此后不久，5月31日，邓小平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在谈到农村政策时，邓小平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杜润生回忆说：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在我参加一个会后，邓小平和我谈了几句话，他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我说：中央农业文件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人们受到一点约束，应当解放。邓小平说：贫困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看看再说，情况终归是要有变化的。
邓小平的上述几次谈话，预示着包产到户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杜润生也由此与邓小平走到了一起。
（责任编辑谢文雄）
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
与毛泽东由近而远
杜润生初见毛泽东是1950年初。当时，中共中央为制定《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杜润生以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先后与中南局干部张根生、任爱生，中南地区的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陈正人（江西省委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副书记）等两次进京汇报并参与讨论。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主持中央会议，杜润生列席，开始了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交往。
毛泽东在得知杜润生是山西人后，说：自古三晋之地，人才辈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发迹。八路军也是在山西壮大的。毛泽东还指着杜润生说：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有杜预、杜佑、杜甫等，有好几位姓杜的。毛泽东这一席话，使杜润生感到一下拉近了与毛泽东的距离，消除了陌生感。
接着，杜润生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南地区土地改革的打算：一是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二是土改要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主要是摧毁反动政权。同时，发现积极分子，建立农会，第二步再分配土地。杜润生说：“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到‘一切权力归农会’，新区恐怕也有这么一个时期。”毛泽东听后表示：这个安排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要杜润生正式写个报告。
在谈到富农问题时，杜润生谈了邓子恢认为中南地区地主占有土地数量少，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主张没收富农的出租土地和多余土地。毛泽东说：富农土地，以不动为好。因为现在还是反封建，城乡资产阶级都要保留，这有利于生产，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落后。“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保存富农有利于刺激中农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要杜润生回去向邓子恢做点解释。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杜润生将中南地区土地改革的打算写成报告送中央研究室。毛泽东亲自批示：
一月二十六日由中南局转来杜润生一月十九日电已收到，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
杜润生回忆说：“通过这两次会面，我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很和气，注意听取别人意见，具有既坚持原则，又从善如流的大政治家风度。”“这次毛主席是同意了我们一条意见，否定了我们的另一条意见。”
由上可见，杜润生不只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接触，而且就政策思想而言，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杜润生再见毛泽东，是1953年1月的事了。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兼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邓子恢、杜润生到京后去向毛泽东报到。毛泽东说：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主持全国的农村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央这个文件，正式提出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行互助合作的时候，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折它。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上篇是民主革命，下篇是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现在要作第二篇文章了。我们计划在10年至20年之内完成这个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你们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直接点名问杜润生：你所了解的农村情况如何？
杜润生说：土地改革以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有困难，也有思想顾虑。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急也不行。邓子恢插话说：河南提出允许“四个自由”，发布告示，让农民放心。这个布告还是好的，起作用的。杜润生接着说：现在到了春耕时节，但农村有点不安定，主要是对合作化还不摸底，不知怎么发展。杜润生还谈了农村对“五多”（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反映强烈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以后说：这些情况很重要，你们第一件事情就抓这个吧。
不久，中共中央下发了两个文件：《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杜润生还以农村工作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为主线，为《人民日报》起草了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同时，中央还发出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
可以认为，毛泽东是采纳了杜润生、邓子恢二人的意见的。值得指出的是，这次谈话也已反映出邓子恢、杜润生二人的思想与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部的要求（农村工作部的主要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搞社会主义）是有距离的。因此，邓子恢在告别毛泽东回机关的路上对杜润生说：看来合作化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大方向了，我们不好再说什么。但是15年还长，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在细节方面即在步骤和政策策略上多用心，多替中央操心。
为了从步骤和政策策略上多替中央操心，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年春的工作中心，主要放在了纠正互助合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方面。但是，随着粮食市场的紧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毛泽东和中央的政策是要求加快对个体小农经济的改造。于是从1953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确保私有财产”、提倡“四大自由”，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根据1953年12月中央作出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村工作的中心由发展互助组转向发展合作社。1954年冬到1955年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急剧上升，农村出现了杀猪、宰牛的混乱现象。
1955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找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杜润生回忆说，我们简略地谈道：现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搞到一块儿了，有几个地方，如浙江、河北的某些地区，粮食任务重，合作社办得急了一点，不但追求入社的数字，还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农民杀猪、宰羊、卖牲口，但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是好的。贫农对互助组是欢迎的，特别是互助组能解决牲口、农具的缺乏，那些富裕户缺劳力，贫农缺牲口，他们自己协议好，互相交换，所以受欢迎。由此引出了毛泽东一段名言：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的“三字方针”，指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
鉴于浙江的问题比较严重，邓子恢与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共同商量决定，先以中央农工部名义致电浙江省委，建议浙江对合作社数量进行压缩（电报经陈伯达转呈毛泽东，陈伯达回电说：“农工部文件以自己名义发可以”）。随后，杜润生奉命与中央二办的袁成隆去浙江共同商量执行办法。
4月上旬，杜润生、袁成隆二人到达杭州，浙江省委召开地县负责人会议，邀杜润生讲话。根据事先经毛泽东同意发给浙江省委电报的精神，杜润生讲话提出：能巩固的全力巩固；群众意见很大的、人心散了的、强迫命令的、维持不住的，坚决收缩，要“下马”。经过整顿，浙江的农业合作社由5万多个减了1.5万多个，剩下3万多个。加上河北和山东两省收缩的数字，全国共减少2万多个合作社。
在杜润生奉命在浙江整顿合作社的同时，毛泽东到南方视察。4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他认为合作化还可以快一点，并警告邓子恢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15省市委书记会议，强调“停、缩、发”三字方针，“基本是发”。会议决定，1956年春合作社达到100万个。
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在合作社发展速度上，邓子恢仍坚持尊重中农自愿，以及建社容易、巩固难的观点和意见，使毛泽东感到不快。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中央农工部和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毛泽东曾专门问及杜润生何以缺席（杜因病请假）。邓子恢在会上做了检讨，并表示赞同100万个发展计划。8月3日，毛泽东再次找邓子恢谈话，提出合作化速度再快一点，搞130万个。邓子恢阐述了干部与群众思想都准备不够，应该巩固一批发展一批等理由。于是，争论再起。毛泽东认为，对邓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轰”，决定召开七届六中全会，把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邓子恢、杜润生先后检讨。
杜润生检讨说：
1953年的错误，是热心于帮助个体经济，而不热心于支持合作经济。不深刻了解：土改以后的新的农民问题就是农业合作化问题。我这次所犯错误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对群众社会主义要求估计不足，在合作化工作中主张消极退却方针。这还是从1953年残存下来的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思想作祟。这种思想，实际上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这些富裕中农，要在“土改后歇一歇”，反对国家干涉他们的“自由”。在这个时候，我主张合作化缓慢发展，正好迁就了他们倾向资本主义的要求。
半个世纪以后，杜润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当时背景之下，邓子恢和我本人，在经过一场争论之后，是接受了毛主席主张的，以此为逻辑前提，做出一系列检讨，并非违心之举。”
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在讨论中央农工部错误的会上，陈伯达提出，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毛泽东说：杜润生同志是个经验问题，是好同志，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他土改反封建是坚决的，合作化是新问题，没有经验，下去干一个时期就好啦。会后，中央决定解除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及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将他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从此，杜润生也就远离了毛泽东。
从农业合作化到包产到户：
与邓小平由远而近
1955年，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争论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事宜，具体是由邓小平筹划的。杜润生回忆说：“邓小平召集廖鲁言和我商量筹备会议事项，他传达主席的原话，说：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靠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并说中央决定召开全国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以上都参加。小平还交代由陈伯达起草决议并做说明，要邓子恢准备检讨发言稿等。我说，我也应该作一个检讨，小平说：好嘛。”
对杜润生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检讨，会后有人说检查不深刻，未承认犯了路线错误。于是杜润生写了一份补充检讨，上送中央。邓小平回复说，这个补充检讨很必要，但不够清楚，可以不必急于交卷。并批注指出，中央农工部的错误，杜润生有“很大”责任，“在农村工作部所犯错误问题上，杜不是什么不积极维护中央……的问题，而是自己同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对子恢同志的错误，起着助长作用的。所以这般批评是不够的。”
这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邓小平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与邓子恢、杜润生则有一定距离。
邓小平终究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面前，对当时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他曾明确表示：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包产到户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被压了下去。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也被认为主张“唯生产力论”而被定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生产的自主权，不少地方的农民自发搞起了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55年遭批判时被指为“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的杜润生，因为形势变了，重新奉命调入新成立的国家农村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
早在1953年初，杜润生随同邓子恢到中央农村工作部上任，在毛泽东接见并向他们交代了农工部的主要任务之后，杜润生曾就农业生产的特点不适合搞集体生产向邓子恢谈了自己的意见。杜润生说：
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工业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可以搞流水作业。因为工业有厂房，可以聚集在一起生产。农业在辽阔的土地上生产，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集聚在一块土地上。对劳动者也不可能靠直接的监督管理，要靠生产者的自觉，而且收获的季节是在秋后，劳动和收益不是直接联系。如果不自觉，就会磨洋工，还可能减产。农业还有季节性，许多农活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上分工。农民都得学会全套农活，不可能有那种工厂式的流水作业。农业的分工主要是把副业、林业、畜牧业、养殖业独立出去。
邓子恢让杜润生写一个报告上送中央。杜润生感到缺少把握，就先征求了陈伯达的意见，受到陈伯达的教训。陈伯达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并讲了马克思也提出过，共产党取得政权，需要“组织农业生产大军”。这大有指责杜润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意思。
随着1955年毛泽东对中央农工部和邓子恢“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杜润生离开了主管农业、农村的工作部门，但他的视野并没有离开。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杜润生深感：“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几年的历史事实证明：集体经济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它的体制背离了农业生物学特性，使农民疏远土地，无从建立起持久不衰的劳动兴趣和责任感，从而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历史上，农民从来拥有从事多种经营、配置自有资源的自由。但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这种自由权利却受到剥夺。其结果不仅加重了农村的贫困程度，还加重了城市的消费品短缺。”
因此，杜润生自1979年2月到国家农委上任以后，力主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当年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杜润生主持，会议主题是讨论生产责任制。尽管与会者多数赞成包产到户，但这并没有为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所接受。杜润生说，当时华国锋、李先念和王任重（国家农委主任）都很重视农业，但囿于毛泽东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思想，都反对搞包产到户。在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由杜润生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提交会议讨论。文件的核心内容是：“不论任何地方都要有责任制，责任制形式则要因地制宜多样化。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结果，多数与会者不主张提出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以致后来万里（这时王任重调任中央宣传部长，万里兼任农委主任）说：“农委的人，除了杜润生以外，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会议最后达成妥协，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应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
如前所述，邓小平在1962年就曾明确指出：“看用哪种形式（指生产关系——引者注）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到1979年，鉴于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反对包产到户，邓小平一时也难于表态。杜润生后来回忆道，在一次华国锋主持的中央会议上，他汇报了一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但也发生点问题等情况。华国锋等都表示，包产到户不宜提倡，农业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
到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谈长期规划问题。姚依林汇报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中央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小平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此后不久，5月31日，邓小平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在谈到农村政策时，邓小平说：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杜润生回忆说：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在我参加一个会后，邓小平和我谈了几句话，他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我说：中央农业文件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人们受到一点约束，应当解放。邓小平说：贫困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看看再说，情况终归是要有变化的。
邓小平的上述几次谈话，预示着包产到户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杜润生也由此与邓小平走到了一起。
（责任编辑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