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媒介化的社会中，媒介不再是背景化的存在，而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一种日常生活语态。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来说，媒介在场的社会，先进发达的媒介传播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造成很大冲击，影响着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关键词】：媒介在场；少数民族文化
一、媒介在场
“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中人，必因媒介”。“媒介”是指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媒介”一词引入传播学。是指传播信息符号的物体实质，是信息从信源到接受者通行的渠道。[1]媒介就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是传受双方的中介物。按不同的标准来说，媒介可以有不同的种类。按媒介出现的先后顺序，可以把媒介分为符号媒介、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
“我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理解不能停留在一种‘背景’性的理解。不能将少数民族社区存在的媒介化背景理解为媒介的介入、浸润，也不能停留于媒介对其逐渐发挥出的若干影响，而应该看到媒介介入当地社区后，对当地人生活、习俗、传统乃至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整体性影响和社会结构的变迁”[2]。所以说，所谓的媒介在场，就是媒介进入社会生活中，它不再是一个背景化的存在，也不是局限于某些方面的影响，而是真真切切的存在在社会生活中。它对社会生活中的人和社会的生活、习俗、传统会发生整体性的影响，它成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二、媒介在场与少数民族文化
（一）媒介在场推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1、媒介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媒介的发展伴随着人类思维不断深化的过程，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为了生存的需要，人类的先民们用语言、手势、表情、动作等副语言来交流信息。这种类似语言的原始媒介迫使人们寻找更为简单快捷的方法，所以促使了语言媒介——声音的产生。从原始的声音媒介到文字的发明，文字的发现，促使了书写的工具产生。产生了甲骨文、竹简等书写工具，直到报纸产生。纵观媒介的发展史，其实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发展是共同的。从农村电影放映员放映电影、用村委会的电视台插碟片放白族调、看碟片、自己刻录碟片、数字电视、内存卡使用这一过程，和信息技术发展的进程是一样的。
与媒介相结合的传承自古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都是以口授形式的进行的。尤其是现在老一辈的师傅中，口授的指导还是占很大的比重。但是现在，年轻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现代的媒介技术。把口授传承和媒介利用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媒介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让更多外界的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民族文化中。
2、乡村精英带动下的传播
“精英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强干的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乡村精英是指在村庄中拥有比较优势（如经济资源或人际关系等），拥有一定地位和支配能力，对村庄变化和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等特征的群体。[3]在乡村精英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按照不同的类别来进行划分，按政治、经济、社会或者体制内、体制外，或者按传播类型来划分精英等等，可是不管按什么标准来进行划分，乡村精英在农村信息的传播中，都是很信息传播的主要传播者，处于“意见领袖地位”。意见领袖地位的人是一群与媒介接触特别多的人，也就是说在乡村传播中，乡村精英的媒介使用是多余那些不是精英的群体的。
他们对乡村信息的不仅起到一个传播的作用，还启到一个“把关”的作用。最早提出“把关人”这一概念的是这一概念的是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勒温，后来美国学者怀特又把这一观念映入了传播学。在传播学中，社会上的信息是千千萬万的，选择什么样的信息进行传播，在信息传播的时候，又选择什么样的渠道，把什么当作重点，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注意的方式等等，这就是一种把关。把关的作用其实就是一个信息筛选、细心加工、反馈的过程。什么时候表演什么艺术、用什么样的方式表演、如何改编、要加强哪些方面等等；还有村里的领导人注重在村里进行什么方面的宣传、用什么方式等等，都是在传播过程中的一种把关。所以，总的来说，媒介在场的前提下，加快了这种乡村精英式的民族文化传播。
3、“文化反哺”：农村中反向施教的现象
所谓的“文化反哺”：就是在急速文化变迁的时代所发生的年长的一代向年轻人一代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文化反哺”和我们传统的文化观念是相区别的。在传统的文化中，告诉我们的是要向老一辈的人学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和阅历决定了年轻的一代要向他们学习。可是，在“文化反哺”中，它所指出的并不是这种对于经验的崇拜。简单来说，所谓的“文化反哺”，在信息革命、数字革命下，社会在不停的发生改变，各种新事物也在层出不穷。这样的情况下，就存在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广大的社会成员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只有掌握了这些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才有可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但是，人与人在信息接收和消化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尤其是现在，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受教育程度不一样的原因，年轻一辈的群体在新事物方面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是远远大于老一辈的群体的。
年轻人成为家庭活动的主要决策者之后，由于对新技术、新事物不断追求的本能，就加快了农村对手机、电视、电脑等媒介的不断购买。随着民间艺术文化的不断发展 、随着媒介的不断普及，媒介在场也在加快和不断推进这种“文化反哺”现象。
4、现代传播媒介构建农村与城市文化“对话”的平台
传媒在推动社会或地区现代性增长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美国社会学家罗吉斯·伯德格说“大众传媒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偿自然形成的乡村隔绝状态。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为农民传播现代道德，大众传播开阔了农民的视野，传播了信息；说服农民接受变迁。大众传播可以帮助农民克服自然隔绝状态所带来的地方主义”[4]。“电视节目的现代性表达在生活中的发散是从微小细节开始的，但是它所改换的却是农村人整个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模式”[5]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知识差距，称为“知识沟”，“知识沟”自提出以来，很多学者都对它进行了研究。美国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写的，郭镇之等译的《传播学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这本书中认为，信息有时会扩大知识沟，有时会缩小知识沟，信息能在群体中均衡分配的话，就有助于缩小知识沟。[6]1974年，N·卡茨从新传播技术发展的角度着眼，提出了“信息沟”理论。有学者认为，在当今社会的不断发展下，信息的获取尤其是最新信息的获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现在信息分配不均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分配不均衡，或者说在媒介使用上的差异或差距造成的，这就是所谓的“传播知识沟”。 信息的传播最开始的方式都是从，信号、肢体、语言等这些原始媒介的方式开始的。在现代媒介的参与进程中，其传承的方式、内容方面会有不同。传承方式会在以前口授的基础上增加碟片、录音等方式；内容因为受现代文化的影响，会增加一些流行元素。在所以说，媒介在场很大程度上的帮助了民族和城市文化实现一种“对话”。
（二）媒介在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1、传媒作用下传承人不断减少
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文化，其内容主要是来源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是用来自娱自乐的一种娱乐形式。董秀团老师在《说唱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云南少数民族说唱艺术为例》一文中，把云南少数民族的说唱艺术，分为仪式型、表演型、生活型三种。在这种类型的说唱艺术中，社会文化因素有所淡化，传承人的主导作用得到更多的凸显。因为正是依靠传承人的努力和智慧，才得以使仪式型说唱发展成生活型说唱。传承人的努力，不断地升华着自己的说唱技艺和说唱内容，使得说唱艺术在民众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不再像以前那样仅局限于民族重大庆典、宗教仪式等场合，说唱艺术成为日常生活周期中可不断重复上演的常态活动，人们开始怀着一种艺术欣赏和自我娱乐的眼光来看待说唱艺术，而不再是人神沟通的中介。如果没有传承人的努力和付出，没有他们的改编和创造，很多民族的说唱艺术都不可能达到与民众生活相契相融的程度”[7]。说明了在说唱型的民间艺术中，传承人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传承人技术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徒弟们的技艺，带动民间艺术文化的技术；另一方面，传承人在内容方面的丰富，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民间艺术文化的发展。
2、解读的差异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符号建构的世界，任何事物都可以实现符号化。所谓的符号就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去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8]。简单地说，符号就是可以指代、指称另一种事物的事物。符号在指代某一事物时，所代表的是关于事物的概念、思想和意义，形成的就是“符号、对象、阐释意义”之间的一个模式。根据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知道：当人们看到某一符号是，就会引起对这个符号的一系列阐释活动，根据这一个活动，在我们的人脑力就会想起有关符号所指代之一对象的情景、感情和意义等。所以，事物在被符号化的过程中存在的特点：“首先，符号所阐释的对象和符号所指代的事物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可是又不是完全一样；其次，每一个事物都是有自己特定的符号来描述的，比如说作为描述对象的‘语文’，就有指代的中文符号‘语文’和英文的指代符号‘Chinese Book’；最后，相同的符号会因为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差异，这也是符号最显著的特征”[9]。著名的符号学家奥斯古德曾说过：“一个系统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对于发送者而论，是全身心投入传播，将对某物的看法镌刻在某种符号上，将自己整体化入符号之中所以，我们可以从传者的字里行间，读出弦外之音”[10]。
3、文化的同化
所谓的同化，在传播学这一研究中，是出自涵化这一概念的。所谓的“涵化”，是指由个体所组成的、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直接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形态发生变迁的现象。[11]比如，在城市和乡村的两个文化体系来说，城市文化中更多的孕育的是一种都市的文化，就是很流行的，包含着现代的传播方式，昭示的是新颖的、时尚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与之相反，乡村文化体现的则是一种“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田园生活，是一种清新的、怀旧的、遠离城市喧嚣的一种文化。当这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必然会对处于弱势的乡村文化造成影响。
先进发达的媒介传播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民族文化存在和传承，传媒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引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信息技术变化非常快的2l世纪的社会，民族文化要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发展，一定要结合时代的技术特色进行不断的创新、改革，
注释：
[1]段鹏. 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 [M] 第166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孙信茹、杨星星. 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媒介意义——民族传播研究的取向和进略. [J] 当代传播. 第16页. 2012年第五期
[3]杜赞齐，王福明译. 文化、权利与中国：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M]. 第158页.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版
[4][美]罗吉斯·伯德格.王晓毅、王地宁译.乡村社会变迁.[M].第33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5]曹广伟、宋丽娜.乡村社会变迁中的代沟问题.载 当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一期
[6][美]沃纳·塞弗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著. 郭镇之等译. 传播学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M]. 第283页.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版
[7]董秀团.说唱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云南少数民族说唱艺术为例.[J]. 民俗研究.2009.第2期
[8]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M]. 第1页. 2011年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9]参见单晓红. 传播学——世界的与民族的. [ M]. 第108页. 2009年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10]转引自 张国宏. 媒介与文化. 2000年. [D] 郑州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11]李红艳. 乡村传播学. [M]. 第222页. 2010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孙信茹、杨星星.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媒介意义——民族传播研究的取向和进略. [J] 当代传播.第16页.2012年第五期
[2] 杨惠、戴海波.媒介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08年8月.下半月刊
[3] [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rade）.{美}特里·N 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M].第233——2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法]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M].第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 [美]罗吉斯·伯德格.王晓毅、王地宁译.乡村社会变迁.[M].第33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关键词】：媒介在场；少数民族文化
一、媒介在场
“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中人，必因媒介”。“媒介”是指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媒介”一词引入传播学。是指传播信息符号的物体实质，是信息从信源到接受者通行的渠道。[1]媒介就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是传受双方的中介物。按不同的标准来说，媒介可以有不同的种类。按媒介出现的先后顺序，可以把媒介分为符号媒介、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
“我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理解不能停留在一种‘背景’性的理解。不能将少数民族社区存在的媒介化背景理解为媒介的介入、浸润，也不能停留于媒介对其逐渐发挥出的若干影响，而应该看到媒介介入当地社区后，对当地人生活、习俗、传统乃至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整体性影响和社会结构的变迁”[2]。所以说，所谓的媒介在场，就是媒介进入社会生活中，它不再是一个背景化的存在，也不是局限于某些方面的影响，而是真真切切的存在在社会生活中。它对社会生活中的人和社会的生活、习俗、传统会发生整体性的影响，它成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二、媒介在场与少数民族文化
（一）媒介在场推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1、媒介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媒介的发展伴随着人类思维不断深化的过程，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为了生存的需要，人类的先民们用语言、手势、表情、动作等副语言来交流信息。这种类似语言的原始媒介迫使人们寻找更为简单快捷的方法，所以促使了语言媒介——声音的产生。从原始的声音媒介到文字的发明，文字的发现，促使了书写的工具产生。产生了甲骨文、竹简等书写工具，直到报纸产生。纵观媒介的发展史，其实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发展是共同的。从农村电影放映员放映电影、用村委会的电视台插碟片放白族调、看碟片、自己刻录碟片、数字电视、内存卡使用这一过程，和信息技术发展的进程是一样的。
与媒介相结合的传承自古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都是以口授形式的进行的。尤其是现在老一辈的师傅中，口授的指导还是占很大的比重。但是现在，年轻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现代的媒介技术。把口授传承和媒介利用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媒介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让更多外界的文化融入到自己的民族文化中。
2、乡村精英带动下的传播
“精英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强干的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乡村精英是指在村庄中拥有比较优势（如经济资源或人际关系等），拥有一定地位和支配能力，对村庄变化和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等特征的群体。[3]在乡村精英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按照不同的类别来进行划分，按政治、经济、社会或者体制内、体制外，或者按传播类型来划分精英等等，可是不管按什么标准来进行划分，乡村精英在农村信息的传播中，都是很信息传播的主要传播者，处于“意见领袖地位”。意见领袖地位的人是一群与媒介接触特别多的人，也就是说在乡村传播中，乡村精英的媒介使用是多余那些不是精英的群体的。
他们对乡村信息的不仅起到一个传播的作用，还启到一个“把关”的作用。最早提出“把关人”这一概念的是这一概念的是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库尔特·勒温，后来美国学者怀特又把这一观念映入了传播学。在传播学中，社会上的信息是千千萬万的，选择什么样的信息进行传播，在信息传播的时候，又选择什么样的渠道，把什么当作重点，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注意的方式等等，这就是一种把关。把关的作用其实就是一个信息筛选、细心加工、反馈的过程。什么时候表演什么艺术、用什么样的方式表演、如何改编、要加强哪些方面等等；还有村里的领导人注重在村里进行什么方面的宣传、用什么方式等等，都是在传播过程中的一种把关。所以，总的来说，媒介在场的前提下，加快了这种乡村精英式的民族文化传播。
3、“文化反哺”：农村中反向施教的现象
所谓的“文化反哺”：就是在急速文化变迁的时代所发生的年长的一代向年轻人一代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文化反哺”和我们传统的文化观念是相区别的。在传统的文化中，告诉我们的是要向老一辈的人学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和阅历决定了年轻的一代要向他们学习。可是，在“文化反哺”中，它所指出的并不是这种对于经验的崇拜。简单来说，所谓的“文化反哺”，在信息革命、数字革命下，社会在不停的发生改变，各种新事物也在层出不穷。这样的情况下，就存在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广大的社会成员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只有掌握了这些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才有可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但是，人与人在信息接收和消化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尤其是现在，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受教育程度不一样的原因，年轻一辈的群体在新事物方面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是远远大于老一辈的群体的。
年轻人成为家庭活动的主要决策者之后，由于对新技术、新事物不断追求的本能，就加快了农村对手机、电视、电脑等媒介的不断购买。随着民间艺术文化的不断发展 、随着媒介的不断普及，媒介在场也在加快和不断推进这种“文化反哺”现象。
4、现代传播媒介构建农村与城市文化“对话”的平台
传媒在推动社会或地区现代性增长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美国社会学家罗吉斯·伯德格说“大众传媒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偿自然形成的乡村隔绝状态。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为农民传播现代道德，大众传播开阔了农民的视野，传播了信息；说服农民接受变迁。大众传播可以帮助农民克服自然隔绝状态所带来的地方主义”[4]。“电视节目的现代性表达在生活中的发散是从微小细节开始的，但是它所改换的却是农村人整个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模式”[5]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知识差距，称为“知识沟”，“知识沟”自提出以来，很多学者都对它进行了研究。美国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写的，郭镇之等译的《传播学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这本书中认为，信息有时会扩大知识沟，有时会缩小知识沟，信息能在群体中均衡分配的话，就有助于缩小知识沟。[6]1974年，N·卡茨从新传播技术发展的角度着眼，提出了“信息沟”理论。有学者认为，在当今社会的不断发展下，信息的获取尤其是最新信息的获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现在信息分配不均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分配不均衡，或者说在媒介使用上的差异或差距造成的，这就是所谓的“传播知识沟”。 信息的传播最开始的方式都是从，信号、肢体、语言等这些原始媒介的方式开始的。在现代媒介的参与进程中，其传承的方式、内容方面会有不同。传承方式会在以前口授的基础上增加碟片、录音等方式；内容因为受现代文化的影响，会增加一些流行元素。在所以说，媒介在场很大程度上的帮助了民族和城市文化实现一种“对话”。
（二）媒介在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1、传媒作用下传承人不断减少
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文化，其内容主要是来源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是用来自娱自乐的一种娱乐形式。董秀团老师在《说唱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云南少数民族说唱艺术为例》一文中，把云南少数民族的说唱艺术，分为仪式型、表演型、生活型三种。在这种类型的说唱艺术中，社会文化因素有所淡化，传承人的主导作用得到更多的凸显。因为正是依靠传承人的努力和智慧，才得以使仪式型说唱发展成生活型说唱。传承人的努力，不断地升华着自己的说唱技艺和说唱内容，使得说唱艺术在民众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不再像以前那样仅局限于民族重大庆典、宗教仪式等场合，说唱艺术成为日常生活周期中可不断重复上演的常态活动，人们开始怀着一种艺术欣赏和自我娱乐的眼光来看待说唱艺术，而不再是人神沟通的中介。如果没有传承人的努力和付出，没有他们的改编和创造，很多民族的说唱艺术都不可能达到与民众生活相契相融的程度”[7]。说明了在说唱型的民间艺术中，传承人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传承人技术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徒弟们的技艺，带动民间艺术文化的技术；另一方面，传承人在内容方面的丰富，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民间艺术文化的发展。
2、解读的差异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符号建构的世界，任何事物都可以实现符号化。所谓的符号就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去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8]。简单地说，符号就是可以指代、指称另一种事物的事物。符号在指代某一事物时，所代表的是关于事物的概念、思想和意义，形成的就是“符号、对象、阐释意义”之间的一个模式。根据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知道：当人们看到某一符号是，就会引起对这个符号的一系列阐释活动，根据这一个活动，在我们的人脑力就会想起有关符号所指代之一对象的情景、感情和意义等。所以，事物在被符号化的过程中存在的特点：“首先，符号所阐释的对象和符号所指代的事物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可是又不是完全一样；其次，每一个事物都是有自己特定的符号来描述的，比如说作为描述对象的‘语文’，就有指代的中文符号‘语文’和英文的指代符号‘Chinese Book’；最后，相同的符号会因为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差异，这也是符号最显著的特征”[9]。著名的符号学家奥斯古德曾说过：“一个系统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对于发送者而论，是全身心投入传播，将对某物的看法镌刻在某种符号上，将自己整体化入符号之中所以，我们可以从传者的字里行间，读出弦外之音”[10]。
3、文化的同化
所谓的同化，在传播学这一研究中，是出自涵化这一概念的。所谓的“涵化”，是指由个体所组成的、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发生直接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形态发生变迁的现象。[11]比如，在城市和乡村的两个文化体系来说，城市文化中更多的孕育的是一种都市的文化，就是很流行的，包含着现代的传播方式，昭示的是新颖的、时尚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与之相反，乡村文化体现的则是一种“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田园生活，是一种清新的、怀旧的、遠离城市喧嚣的一种文化。当这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必然会对处于弱势的乡村文化造成影响。
先进发达的媒介传播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民族文化存在和传承，传媒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引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信息技术变化非常快的2l世纪的社会，民族文化要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发展，一定要结合时代的技术特色进行不断的创新、改革，
注释：
[1]段鹏. 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 [M] 第166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孙信茹、杨星星. 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媒介意义——民族传播研究的取向和进略. [J] 当代传播. 第16页. 2012年第五期
[3]杜赞齐，王福明译. 文化、权利与中国：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M]. 第158页.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版
[4][美]罗吉斯·伯德格.王晓毅、王地宁译.乡村社会变迁.[M].第33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5]曹广伟、宋丽娜.乡村社会变迁中的代沟问题.载 当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一期
[6][美]沃纳·塞弗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著. 郭镇之等译. 传播学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M]. 第283页.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版
[7]董秀团.说唱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云南少数民族说唱艺术为例.[J]. 民俗研究.2009.第2期
[8]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M]. 第1页. 2011年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
[9]参见单晓红. 传播学——世界的与民族的. [ M]. 第108页. 2009年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10]转引自 张国宏. 媒介与文化. 2000年. [D] 郑州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11]李红艳. 乡村传播学. [M]. 第222页. 2010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孙信茹、杨星星.媒介在场·媒介逻辑·媒介意义——民族传播研究的取向和进略. [J] 当代传播.第16页.2012年第五期
[2] 杨惠、戴海波.媒介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08年8月.下半月刊
[3] [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rade）.{美}特里·N 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M].第233——2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法]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M].第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 [美]罗吉斯·伯德格.王晓毅、王地宁译.乡村社会变迁.[M].第33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