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辛亥百年，与辛亥人物的遭遇，不免多起来。不久前随中国作协采风团去长沙，瞻仰黄兴故居。章太炎的那副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令人感慨良多。回到南京，我又读到黄慧英的著作《碧血共和：范鸿仙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版)，再一次被引入对百年前那场天翻地覆的思考。
　　范鸿仙是辛亥革命元老，在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光复南京、二次革命安徽讨袁等重要历史节点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长期利用报纸鼓吹革命，孙中山赞他一支笔胜十万雄师。1914年范鸿仙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国葬于南京中山陵东侧。然而，现存有关范鸿仙的介绍，学界对范鸿仙的研究，与他的历史贡献严重不相称。正因为此，作者不辞艰辛，“全力以赴，历时整整三年，在历史的废墟中，在断砖残瓦中寻找可用之材，重新雕刻一块真实的碑石”，再现范鸿仙烈士“愿抛碧血换共和”的崇高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局限于传主与辛亥革命作就事论事的简单陈述，而是“联系政局时局，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宏大场面，对清末外国瓜分、宪政改革等形势的介绍，对传主办报鼓吹革命，屡封屡战；策动起义，屡败屡战的过程，作了细致的描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再现与反思了那个时代中，范鸿仙和许多革命志士仁人参与的众多历史事件”。(作者《创作谈》)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部以范鸿仙为聚焦点的辛亥革命史。
　　台湾历史学家蒋永敬先生为该书写了序言，肯定“这本书，有新史料和新事物的发现，对我1996年出版的《范鸿仙年谱》有了很大的补充”，并举出对“荪楼”其人的查考、胡适早在1908年就已和范氏一起提倡白话文等例；特别是在广州3·29起义失败后，“为了进行宋(教仁)之‘革命三策’中的中部革命，即由宋与范等33位同志在这年7月31日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上海。《民立报》也就成为该会的大本营。大家分头进行，仅仅两个月另10天，武昌大革命就爆发了。此间宋、范二人为联络各方，奔走于长江中下游各地。南京的光复，不仅稳定了革命大局，也为中华民国的成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宋、范二氏运筹、协调之功，实居首位”。这些史实，对读者准确认识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史，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在《创作谈》中也说道，“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胜利，乃是三股潮流合力作用的结果，作品从多角度描述有关清廷官员、立宪党人、革命党人的众生像、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的赛跑情景，及传主可圈可点的表现，力求表现划时代人物的历史叙述视角，使读者能获得某些新的解读”。比如说，“作品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见解，共和制，是革命党与袁世凯斗法抢来的”。南京光复次日，南北停战议和，焦点集中在国家应该实行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上，经过五轮谈判，在12月31日达成协议：南北双方就国体问题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时间定于1912年1月8日。然而，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后，同盟会便决定利用孙的声望，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造成共和国体的既成事实，以对袁施压；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抢先确定了共和制”。
　　这一抢，也就抢出了此后数年的纷争，直至革命党人全线溃败，纸上的共和制被袁世凯轻易抛弃。而发动和领导护国战争的领袖，恰恰是当年主张君主立宪、屡遭革命党贬斥的梁启超。历史就是如此无情。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年，然而，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的宣传，仍有不少有意无意的含混之处。或许是出于中国的国情吧，复杂的历史形势被简单化了，复杂的历史人物被脸谱化了；众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为一个偶像式伟大领袖的阴影所遮蔽；而革命产生的真实背景，也就无从深究。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的真实关系，尤被讳莫如深。作者很可贵地触及了这一点：
　　不管张之洞承不承认，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特别是革命党力量的形成，和他在此经营几十年有直接的关系。他办的新式学堂，实际上成了传播新思想的阵地，他送到国外的留学生实际上有很多成了革命先驱，黄兴、宋教仁、蔡锷就是当年张之洞为了办洋务而培养的接班人。他肯定料不到这些接班人日后会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但历史的发展不可人为导演，张之洞以及洋务一代人，也不过是其中的演员而已，历史长河一泻千里，如何由得了人掌控。孙中山在历史转折关头，无意间与张之洞进行了一场合作。
　　孙中山后来游历武汉时也说过，“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无独有偶，范鸿仙因接触新思潮而形成新人生观，也正是始于“寿州相国”孙家鼐府上。孙在变法维新上曾经给光绪皇帝重要影响，并明确认识到“变法维新最重要的是‘开民智’、‘通下情’”，范鸿仙毕生致力于报纸宣传，与此自不无关系。
　　即便是清廷的“预备立宪”，同样为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重要条件。于右任、范鸿仙等革命党人，尽管认为君主立宪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但正是开放报禁，正是清廷公布的“报律”，成为《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争取生存的有力武器。正如书中所指出的，“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不是设计者可以完全控制的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飞腾而出，再也无法收拢”，对于封建独裁者来说，唯有以变本加厉的专制才能维持其专制。他们的“一统江山”，只要打开任何一条缝隙，都有导致整体崩溃的可能；一味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延宕政治体制的变革，最终的结果是清王朝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有趣的是，革命党人竭力反对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却又不回避君主立宪制在日本的成功。作者写道：
　　鸿仙不愧目光如炬，巨笔如椽，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也是识见犀利，一剑封喉。在中日近代化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跑，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一悲一喜不在人才，而在体制，一为专制，一为立宪；一为人治，一为法治。整个中国的近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要想让中国飞驰，只有扒掉畸形的轨道重建。
　　书中还有两处，如实地描述了孙中山“为实现革命目标可以说不择手段”，也是值得细读的。第一次是1912年初，为了获得巨额借款与日本财阀代表森恪会谈，“会谈中，孙中山要求日方除付给已另有协议的汉冶萍借款五百万日元外，再提供一千万日元贷款；而作为交换条件，同意日方租借满洲的要求”。幸而此事因日方不信任孙中山而未成，否则这“不惜付出有损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代价”，将是他所承担不起的。作者写道：
　　如果范鸿仙得知孙中山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不知他会作何感想!一年前，他对梁启超放弃满洲的言论口诛笔伐，痛加斥责；现在，孙、黄为获“排袁”必需的北伐经费，竟要租让满洲与日本进行政治交易，可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知他能否理解孙的苦衷?
　　作者在此代范鸿仙表了个态：“以他对孙的一贯崇敬信服，他会理解并服从党的利益。”这样的表态是值得商榷的。
　　另一次，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决意“毁党造党”，抛弃国民党，另组中华革命党，“党内要无条件服从党魁，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每个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甚至认为“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必须盲从我”。黄兴当即明确指出，这种极权体制“岂不是与我等毕生奋斗的宗旨相违背?”就此而言，孙中山实际上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当此之际，黄兴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又不致引起党的分裂，不得已远走美国。黄兴为革命大局而不计个人声名，是一贯的；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孙中山此举的失误。然而因为蒋介石的盟兄陈其美支持孙中山，而蒋在掌握政权后，根据自己的需要编造出“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的国民党正统史观，故意歪曲了这一次孙、黄之争的真相，致使后人不明所以。作者因范鸿仙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便借人物之口贬黄扬孙，也是值得商榷的。“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怎样的大灾难，无庸赘言。
　　但是，作者毕竟没有回避这些史实，使读者可以由此进行自己的思考，这是应予肯定的。她在《创作谈》中写道：
　　在向读者介绍范鸿仙时，对他在辛亥革命中，特别是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中的表现，你可以“反对”或“信奉”他的主张，然而你一定会像所有的人一样赞美他的人格，承认他是一个纯洁、高尚的人，你将敬重他，佩服他。传记讲述的是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的故事，针对的也仍然是当下社会，为的是将来的世界，体现的则是一种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是一种“已往之废兴，堪作将来之法戒”的自觉意识。
　　作者的这一宗旨，以及为此所付出的努力，都是可贵的。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