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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和德国的民间传说中，都有着关于言说某些禁忌而会遭到惩罚的故事模式，虽然引起的原因有所不同，但受难者往往是女性。本文以浅析这类故事模式的背景入手，浅析此类中德民间传说的异同，并进一步分析女性话语权丧失的原因及异同点，以期探求此类民间传说的原型意义。
关键词：《格林童话》 《搜神记》 女性 禁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禁忌”是各国民间传说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弗洛伊德曾指出：“禁忌之所以是必不可少的，是因为某些人或物上充满着危险力量……”，即“塔布”。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进一步提出，关注“塔布”的形成也许正是对社会固有的道德律的探寻。因此，对民间传说中禁忌的考证，也就为侧面了解一个社会风俗道德提供了机会。
为了明确比较对象，笔者在此处仅选择中国的志怪笔记《搜神记》和德国的民间传说童话集《格林童话》作对比。《搜神记》是东晋干宝收集两汉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而《格林童话》则是格林兄弟在19世纪初收集整理德国的民间传说而成。选择这两本书作比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它们都是文人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民间传说的作品集。其中的故事既有比较原始的形态，又有后期加工使之在形式上更加完整。
其次，它们都对文学传统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搜神记》中的很多篇目成为后世创作的蓝本，而《格林童话》产生于重视民间文学的德国浪漫主义时期，也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影响。
同时，因为年代的差异和地域上的距离，两者之间在现存资料上还没有发现借鉴的痕迹，因此可以假设是两个独立文本，也就可以更好地探究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能够形成共同模式的原因。
在诸多禁忌传说中，言语禁忌以其清晰完整的故事结构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支。其模式如下：故事的主人公因为某些原因不能言说（关于自己的身份或被剥夺说话权利），一旦开口，则注定要遭受惩罚（来自上天或某种神秘力量）。
那么，为什么在没有联系的两类传说中，遭受禁忌者都是女性。对此类禁忌形成，本文将从女性身份、原始信仰这两个共同特点入手分析，以期探究其背后蕴藏的社会意义。
二 身份的禁忌：以性别原因为主的探讨
1 禁忌的表现
禁忌在这两部故事集中所表现的形式并不相同。从《格林童话》和《搜神记》各选三篇加以对比：分别是《六只天鹅》、《十二兄弟》和《圣母玛利亚的孩子》，《董永》、《知琼》和《羽衣女》。所选篇目既有共性，又各自有其独特性，下面将具体分析。
《格林童话》中的禁忌表现在不能开口说话上：如《六只天鹅》和《十二兄弟》中的公主，为了拯救被变成天鹅的哥哥而六年内不能说话；《圣母玛利亚的孩子》中的小女孩因为触犯天条而失声，都是普通人因为某种原因而无法开口。而《搜神记》中的女性，则主要表现为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如《董永》中帮董永还债的织女；《知琼》中下凡的仙女知琼。一旦开口，就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丈夫。
从这里可以看出，决定这两类故事模式不同的因素有：身份、话语权的丧失程度、与男性的关系和打破禁忌的后果。而这其中可以概括出三个关键词：身份、性别、语言。话语权和主人公的身份（公主或仙女）是禁忌所构成的显性条件，而性别是隐形的。故事没有刻意强调主人公的性别，但身为女子却可能是她们受难最主要的条件。“性别、身份、话语”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此类禁忌对主人公的重重压迫。
2 禁忌的推演
此类故事中，其共性是女性地位的降格，而差别则主要体现为女主角为之付出的人不同：《格林童话》中，女主角是为自己的家人所付出，而中国的仙女们无一例外地为丈夫牺牲自己。性别是三个因素的基础，想探究禁忌的演进，可尝试分析性别的意义。
性别问题起源已久。女性主义认为，女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不同的。奥克利曾指出，所谓社会性别（gender）是一种文化事实，是指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分类。男性主义社会往往将男性的道德观作为衡量标准，于是女性的行为在男性眼中变得不可理喻。女性地位的降格也成为必然。
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可以从故事中被加以概括：美丽的女子、无条件的服从、为了男人牺牲一切。“美丽、无知、牺牲”，正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期望。而这些特点的指向，则是女性话语权丧失的原因：1、美丽，因而无需言说，美色的魅惑是女性降为依附地位的标志；2、无知，是不能开口的前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概括为“女人被禁止拥有足够的智力去获得真正称得上美德的东西”；3、牺牲，则是对自我地位的认同：当女人认为自己是附属的，才会做出完全遵照禁忌的决定。
因此，禁忌的推演根植于主人公的性别之中，而剩下的两个条件则推进了禁忌的进一步发展。
3 身份的问题
卡罗尔·吉利根认为，女性的身份取决于他人而不是独立自主。可以推测，女性遵守禁忌不说自己的身份，正隐喻了妇女丧失自我身份。《格林童话》中所宣扬的是女人只能被动地等待男人的解救并和他结婚，这是社会允许范围内最合理的结局；而《搜神记》中则隐含着告诫女人，不要时刻想着自己本原的身份。如果追寻其社会学意义，《格林童话》中对血亲的认同来自神话与宗教，而《搜神记》中对夫妻关系的看重则来自男耕女织的传统。
对女性的贬抑是性别得以组成和产生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神话或传说都是不可能超乎自己的文化系统而存在的，那么对女性的歧视则是此类传说的内在因素。早在中国《诗经·小雅·斯干》中就已经体现了重男轻女的意识，而希腊神话与基督教给欧洲文化同样带来类似的意识。话语权是随其身份的确定而确定。《六只天鹅》中，男子恢复人形取决于女子不能说话，这暗含的是在血亲关系中，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圣母玛利亚的孩子》中，女孩子不能开口完全来自宗教的惩罚，说明在宗教面前，凡人必须要有赎罪意识。《搜神记》中的织女只是上天派下来帮助男主人公的，羽衣女虽然是被强迫，但已组成了家庭；而知琼则完全是主动。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她们都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从而沦为丈夫的附属。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神教压抑了大部分农业文明的妇女们的思想，差距往往成为她们连接的条件”。
因此，这个禁忌的社会原型意义是：女性要在男权社会中忘记自己的高贵身份，才能适应当时普遍的道德律。
三 言语的禁忌：以原始信仰为主的探讨
从“言语”的角度进入原始信仰，问题会有另一个答案。之所以要谈原始信仰而非宗教，一是原始信仰更接近本源；二是宗教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问题。韦勒克认为，“文学的意义与功能主要是呈现在隐喻和神话中”，话语禁忌应该是原始时期就存在的隐喻。在上文已经提到，话语禁忌分为两种：不能说话与不能说出身份，而这两者的共同点是：不可言说身份。下文将探讨言语和身份在原始信仰上的关系。
1 身份与语言
对身份的隐瞒恰是对身份的看重，在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
先来看《格林童话》中可能涉及的原始信仰。原始巫术中就存在着对身份的重视。如《金枝》在开篇就提出，为什么“森林之王”不能从树上走下来。弗雷泽认为：“神性、魔力、禁忌……充满在已被奉为神或者守禁忌的人身上的神秘素质……可以通过接触土地而释放出来。”如果接触土地会造成“树神”神性的流失，那么接触就是造成流失的原因之一。弗洛伊德认为：“某些人或物的身上充满着一种危险的力量，而这种危险的力量是可以通过接触来传递的，就像传染病一样。”如果禁忌落在一个凡人身上，又不能完全隔绝他与周围的联系，那么守禁忌者不说话是将禁忌控制在最小范围的直接途径。
根据原始信仰，“语言本身是一件东西或语言有交保作用”，符合巫术中的交感律。不能说话因此成为杜绝和外界最直接交往的方式。《六只天鹅》、《十二兄弟》中的公主，守护的是她哥哥身上的诅咒，下达诅咒的人并没有露面，可以猜测为上天。作为诅咒的守护人，她自然被下达不能说话的禁令。而《圣母玛利亚的孩子》则是圣母直接下达禁令。言语的禁忌封存的是“身份”，这个身份是禁忌的守护者。
而《搜神记》中体现的是禁忌的“不能言说身份”。《尚书·吕刑》中提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神仙和凡人因自古的“绝地天通”而无法做到直接沟通，因此就需要一方以牺牲话语权来隐藏身份。再从男性为主的社会推想，仙女下凡也就成为最合理的想象。丁乃通按AT分类法，将《搜神记》中上述故事归为“仙侣失踪”，而这其中的一些元素又来自“丈夫寻妻”模式。这两类模式都忽略了“无法言说身份”这个因素，正是这个因素才直接指向男权社会。因此当仙女说出自己身份的时候，也就不可能再留在人间。
言语在原始信仰中的作用，超出了其本身能力范围，当语言被说出的时候就是它实现的时候。如果《格林童话》中的公主开口说“我哥哥是乌鸦”，那么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要做乌鸦。而在中国，自古有“呼名落马”的黑巫术，如果《搜神记》中的织女言说自己的名字，那么依照交感律，她就可能会显出本来的身份。因此，女性话语的权力就在这种制衡下被剥夺了。
2 直线与圆形的时空观
作为原始信仰的另一部分，先民的时空观念也对这类故事产生了影响。中国古代呈现的是一种圆形的时空观念，即“原始——历劫——回归”的思维模式。正如《搜神记》中的传说多呈循环状，而《格林童话》则以直线性的美满作结。这是圆形思维与直线思维的不同。
中国的传说崇尚从“俗性时间”向“圣性时间”过渡，通过超自然的权威（命运、天数等）向本原生命回归。在直线观念影响下，死亡是一切的终结，而在圆形观念中，死亡是通往隔离的过渡：这种隔离，正是神人之间的界限。从这种意义上说，死亡仅仅意味着生命形式的改变。
在打破禁忌后，《搜神记》的惩罚并没有如《格林童话》一样涉及死亡。也许我们的祖先并没有把死亡看成一种终结，而是回归的必要过程。那么对自己身份的言说也就显得没有意义，因为在循环的路上，每一种身份都只是一个短暂的代表，并不意味着永恒。
原始信仰在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史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原始信仰入手，使“语言”这种我们现在看起来习以为常的东西，呈现出了非常态的一面。
四 结语
无论是从《格林童话》还是《搜神记》中，都能看出先民对言语的敬畏，以及自古以来女性地位的丧失。禁忌要成立，首先受事者一定是女性，其次受事者必然是原始信仰牺牲品。本文因而推测：“不能言说身份”这个禁忌是男权社会用来压抑女性的手段，传达给女性以温顺、服从的信息，让其逐渐丧失自我。
《格林童话》和《搜神记》中故事的不同，与中德两国自古的信仰以及后来的文学传统有关。但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能选择类似的题材，用威廉·格林自己的话说：“……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那些特定时空中具有广泛交往的民族里。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某一些基本观念和特征有些相似的描述……于是，相同或非常相似的故事在各个彼此独立相互有别的民族中萌发。”这可以看作是对民间故事有共性的最好解释。
随着时间的冲刷，很难再找到这些故事起源时的真正含义。但其中的影子还依稀存在，讲述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也许，这个禁忌的真正秘密之处正是：它是男权社会控制妇女的工具，而女性却一无所知。
参考文献：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2] 干宝：《全本搜神记评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3] 格林兄弟：《灰姑娘》、《白雪公主》，中国致公出版，2003年版。
[4]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5] Julia Kristeva:About Chinese Women,New York,1997.
[6] 韦勒克、沃伦，刘象愚等译：《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7] 詹·弗雷泽：《金枝》（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8] 李安宅：《巫术与语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9]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
于文思，南开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
李军，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格林童话》 《搜神记》 女性 禁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禁忌”是各国民间传说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弗洛伊德曾指出：“禁忌之所以是必不可少的，是因为某些人或物上充满着危险力量……”，即“塔布”。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进一步提出，关注“塔布”的形成也许正是对社会固有的道德律的探寻。因此，对民间传说中禁忌的考证，也就为侧面了解一个社会风俗道德提供了机会。
为了明确比较对象，笔者在此处仅选择中国的志怪笔记《搜神记》和德国的民间传说童话集《格林童话》作对比。《搜神记》是东晋干宝收集两汉流传下来的传奇故事，而《格林童话》则是格林兄弟在19世纪初收集整理德国的民间传说而成。选择这两本书作比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它们都是文人有意识地收集、整理民间传说的作品集。其中的故事既有比较原始的形态，又有后期加工使之在形式上更加完整。
其次，它们都对文学传统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搜神记》中的很多篇目成为后世创作的蓝本，而《格林童话》产生于重视民间文学的德国浪漫主义时期，也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影响。
同时，因为年代的差异和地域上的距离，两者之间在现存资料上还没有发现借鉴的痕迹，因此可以假设是两个独立文本，也就可以更好地探究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能够形成共同模式的原因。
在诸多禁忌传说中，言语禁忌以其清晰完整的故事结构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支。其模式如下：故事的主人公因为某些原因不能言说（关于自己的身份或被剥夺说话权利），一旦开口，则注定要遭受惩罚（来自上天或某种神秘力量）。
那么，为什么在没有联系的两类传说中，遭受禁忌者都是女性。对此类禁忌形成，本文将从女性身份、原始信仰这两个共同特点入手分析，以期探究其背后蕴藏的社会意义。
二 身份的禁忌：以性别原因为主的探讨
1 禁忌的表现
禁忌在这两部故事集中所表现的形式并不相同。从《格林童话》和《搜神记》各选三篇加以对比：分别是《六只天鹅》、《十二兄弟》和《圣母玛利亚的孩子》，《董永》、《知琼》和《羽衣女》。所选篇目既有共性，又各自有其独特性，下面将具体分析。
《格林童话》中的禁忌表现在不能开口说话上：如《六只天鹅》和《十二兄弟》中的公主，为了拯救被变成天鹅的哥哥而六年内不能说话；《圣母玛利亚的孩子》中的小女孩因为触犯天条而失声，都是普通人因为某种原因而无法开口。而《搜神记》中的女性，则主要表现为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如《董永》中帮董永还债的织女；《知琼》中下凡的仙女知琼。一旦开口，就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丈夫。
从这里可以看出，决定这两类故事模式不同的因素有：身份、话语权的丧失程度、与男性的关系和打破禁忌的后果。而这其中可以概括出三个关键词：身份、性别、语言。话语权和主人公的身份（公主或仙女）是禁忌所构成的显性条件，而性别是隐形的。故事没有刻意强调主人公的性别，但身为女子却可能是她们受难最主要的条件。“性别、身份、话语”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此类禁忌对主人公的重重压迫。
2 禁忌的推演
此类故事中，其共性是女性地位的降格，而差别则主要体现为女主角为之付出的人不同：《格林童话》中，女主角是为自己的家人所付出，而中国的仙女们无一例外地为丈夫牺牲自己。性别是三个因素的基础，想探究禁忌的演进，可尝试分析性别的意义。
性别问题起源已久。女性主义认为，女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不同的。奥克利曾指出，所谓社会性别（gender）是一种文化事实，是指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分类。男性主义社会往往将男性的道德观作为衡量标准，于是女性的行为在男性眼中变得不可理喻。女性地位的降格也成为必然。
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可以从故事中被加以概括：美丽的女子、无条件的服从、为了男人牺牲一切。“美丽、无知、牺牲”，正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期望。而这些特点的指向，则是女性话语权丧失的原因：1、美丽，因而无需言说，美色的魅惑是女性降为依附地位的标志；2、无知，是不能开口的前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概括为“女人被禁止拥有足够的智力去获得真正称得上美德的东西”；3、牺牲，则是对自我地位的认同：当女人认为自己是附属的，才会做出完全遵照禁忌的决定。
因此，禁忌的推演根植于主人公的性别之中，而剩下的两个条件则推进了禁忌的进一步发展。
3 身份的问题
卡罗尔·吉利根认为，女性的身份取决于他人而不是独立自主。可以推测，女性遵守禁忌不说自己的身份，正隐喻了妇女丧失自我身份。《格林童话》中所宣扬的是女人只能被动地等待男人的解救并和他结婚，这是社会允许范围内最合理的结局；而《搜神记》中则隐含着告诫女人，不要时刻想着自己本原的身份。如果追寻其社会学意义，《格林童话》中对血亲的认同来自神话与宗教，而《搜神记》中对夫妻关系的看重则来自男耕女织的传统。
对女性的贬抑是性别得以组成和产生社会关系的产物，而神话或传说都是不可能超乎自己的文化系统而存在的，那么对女性的歧视则是此类传说的内在因素。早在中国《诗经·小雅·斯干》中就已经体现了重男轻女的意识，而希腊神话与基督教给欧洲文化同样带来类似的意识。话语权是随其身份的确定而确定。《六只天鹅》中，男子恢复人形取决于女子不能说话，这暗含的是在血亲关系中，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圣母玛利亚的孩子》中，女孩子不能开口完全来自宗教的惩罚，说明在宗教面前，凡人必须要有赎罪意识。《搜神记》中的织女只是上天派下来帮助男主人公的，羽衣女虽然是被强迫，但已组成了家庭；而知琼则完全是主动。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她们都不能说出自己的身份，从而沦为丈夫的附属。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神教压抑了大部分农业文明的妇女们的思想，差距往往成为她们连接的条件”。
因此，这个禁忌的社会原型意义是：女性要在男权社会中忘记自己的高贵身份，才能适应当时普遍的道德律。
三 言语的禁忌：以原始信仰为主的探讨
从“言语”的角度进入原始信仰，问题会有另一个答案。之所以要谈原始信仰而非宗教，一是原始信仰更接近本源；二是宗教不足以解释中国的问题。韦勒克认为，“文学的意义与功能主要是呈现在隐喻和神话中”，话语禁忌应该是原始时期就存在的隐喻。在上文已经提到，话语禁忌分为两种：不能说话与不能说出身份，而这两者的共同点是：不可言说身份。下文将探讨言语和身份在原始信仰上的关系。
1 身份与语言
对身份的隐瞒恰是对身份的看重，在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
先来看《格林童话》中可能涉及的原始信仰。原始巫术中就存在着对身份的重视。如《金枝》在开篇就提出，为什么“森林之王”不能从树上走下来。弗雷泽认为：“神性、魔力、禁忌……充满在已被奉为神或者守禁忌的人身上的神秘素质……可以通过接触土地而释放出来。”如果接触土地会造成“树神”神性的流失，那么接触就是造成流失的原因之一。弗洛伊德认为：“某些人或物的身上充满着一种危险的力量，而这种危险的力量是可以通过接触来传递的，就像传染病一样。”如果禁忌落在一个凡人身上，又不能完全隔绝他与周围的联系，那么守禁忌者不说话是将禁忌控制在最小范围的直接途径。
根据原始信仰，“语言本身是一件东西或语言有交保作用”，符合巫术中的交感律。不能说话因此成为杜绝和外界最直接交往的方式。《六只天鹅》、《十二兄弟》中的公主，守护的是她哥哥身上的诅咒，下达诅咒的人并没有露面，可以猜测为上天。作为诅咒的守护人，她自然被下达不能说话的禁令。而《圣母玛利亚的孩子》则是圣母直接下达禁令。言语的禁忌封存的是“身份”，这个身份是禁忌的守护者。
而《搜神记》中体现的是禁忌的“不能言说身份”。《尚书·吕刑》中提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神仙和凡人因自古的“绝地天通”而无法做到直接沟通，因此就需要一方以牺牲话语权来隐藏身份。再从男性为主的社会推想，仙女下凡也就成为最合理的想象。丁乃通按AT分类法，将《搜神记》中上述故事归为“仙侣失踪”，而这其中的一些元素又来自“丈夫寻妻”模式。这两类模式都忽略了“无法言说身份”这个因素，正是这个因素才直接指向男权社会。因此当仙女说出自己身份的时候，也就不可能再留在人间。
言语在原始信仰中的作用，超出了其本身能力范围，当语言被说出的时候就是它实现的时候。如果《格林童话》中的公主开口说“我哥哥是乌鸦”，那么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要做乌鸦。而在中国，自古有“呼名落马”的黑巫术，如果《搜神记》中的织女言说自己的名字，那么依照交感律，她就可能会显出本来的身份。因此，女性话语的权力就在这种制衡下被剥夺了。
2 直线与圆形的时空观
作为原始信仰的另一部分，先民的时空观念也对这类故事产生了影响。中国古代呈现的是一种圆形的时空观念，即“原始——历劫——回归”的思维模式。正如《搜神记》中的传说多呈循环状，而《格林童话》则以直线性的美满作结。这是圆形思维与直线思维的不同。
中国的传说崇尚从“俗性时间”向“圣性时间”过渡，通过超自然的权威（命运、天数等）向本原生命回归。在直线观念影响下，死亡是一切的终结，而在圆形观念中，死亡是通往隔离的过渡：这种隔离，正是神人之间的界限。从这种意义上说，死亡仅仅意味着生命形式的改变。
在打破禁忌后，《搜神记》的惩罚并没有如《格林童话》一样涉及死亡。也许我们的祖先并没有把死亡看成一种终结，而是回归的必要过程。那么对自己身份的言说也就显得没有意义，因为在循环的路上，每一种身份都只是一个短暂的代表，并不意味着永恒。
原始信仰在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史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原始信仰入手，使“语言”这种我们现在看起来习以为常的东西，呈现出了非常态的一面。
四 结语
无论是从《格林童话》还是《搜神记》中，都能看出先民对言语的敬畏，以及自古以来女性地位的丧失。禁忌要成立，首先受事者一定是女性，其次受事者必然是原始信仰牺牲品。本文因而推测：“不能言说身份”这个禁忌是男权社会用来压抑女性的手段，传达给女性以温顺、服从的信息，让其逐渐丧失自我。
《格林童话》和《搜神记》中故事的不同，与中德两国自古的信仰以及后来的文学传统有关。但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能选择类似的题材，用威廉·格林自己的话说：“……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那些特定时空中具有广泛交往的民族里。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某一些基本观念和特征有些相似的描述……于是，相同或非常相似的故事在各个彼此独立相互有别的民族中萌发。”这可以看作是对民间故事有共性的最好解释。
随着时间的冲刷，很难再找到这些故事起源时的真正含义。但其中的影子还依稀存在，讲述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也许，这个禁忌的真正秘密之处正是：它是男权社会控制妇女的工具，而女性却一无所知。
参考文献：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2] 干宝：《全本搜神记评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3] 格林兄弟：《灰姑娘》、《白雪公主》，中国致公出版，2003年版。
[4]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5] Julia Kristeva:About Chinese Women,New York,1997.
[6] 韦勒克、沃伦，刘象愚等译：《文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7] 詹·弗雷泽：《金枝》（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8] 李安宅：《巫术与语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9] 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
于文思，南开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
李军，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