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董桥：我爱沈从文的字
沈从文一九三六年校注一九三四年初印本《边城》觉得很难受，“真像自己在那里守灵”。他说人事就是这样：
“自己造囚笼，关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来崇拜”。还说生存真是可怜的事情，一个人记得事情太多真不幸，知道事情太多也不幸，体会太多的事情更不幸。我从前读沈先生的小说和散文觉得他记得那么多事情真好。现在我老了，读沈先生写唐代服饰，写团扇，写铜镜，觉得幸亏他知道和体会的事情够多，遭逢生存和思想都给关进囚笼的年代，聆听歌颂上帝歌颂太阳的喧哗，他终于勇于怀抱他的真知为他一生的操守和尊严淡然守灵。
这样恬静的读书人从来不多。读他的书看他的成就，我也从来不希望看到他走出他的著述疲于跟俗世的人与事周旋。从少年到老年，我一心静静摩挲他的细致，远远瞻仰他的博大，悄悄赞叹他的超逸。我甚至刻意错过了同他通信同他见面的几次机缘：沈从文是薛涛笺上的彩影墨痕，一张航空信纸的问候，一堂灯红茶绿的寒暄，终归是对那一叶风华的轻慢与冒渎。他的字我倒非常愿意集藏。有了他写给施蛰存先生的一封长信，有了他在张充和先生家里写的一幅斗方，我更想亲炙的是他一生常写的朱丝栏长条章草小字。
那样高挑那样苍茫的修竹墨影老早成了沈从文书艺的标志。汉元帝时代史游发明的这款书法纵然斑驳陆离，传到沈从文手中毕竟翩然复活了：秦代隶书的波磔还在，圆转方折的意态也在，不兴连写，字字独立，汉朝善书的人都可以凭这样的字入仕，沈先生写的这笔奏章体章草汉朝人看了一样倾倒！少年时代投身沅水流域一支部队充当文书抄写公文，沈从文练汉碑练隶书的生涯一练几十年：“差弁房中墙上挂满了大枪小枪，我房间里却贴满了自写的字。每个视线所及的角隅，我还贴了些小小字条，上面这样写着‘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因为那时节我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钟王两人，活着的却有曾农髯和李梅庵”。
钟繇和王羲之又古又好不必多说，曾、李二位倒是张大千的书法诗词老师了，都是光绪进士。曾农髯的字是压扁了的干柿子，晚年在上海鬻书，身体很弱，求字的人一多，都让张大千代笔应付，大千的字起初像他，越写柿子越丰盈，枝秀叶媚，终于比老师写得更生动了。李梅庵的字像勾描出来的古画，碑上的石花鼎上的破锈一一浮现，在上海卖字养活几十口的家，苦得要命。他食量奇大，台北书法家曾克耑先生说他能吃一百只螃蟹，吃完酒席还能吃四个肥鸭，不幸“食”字底下那个“色”字他一生无缘消受，原配道州何家小姐死了，他又娶小姨子作续弦太太，小姨子婚后偶尔对着闺阃知己痛哭，“这才把梅庵先生无法享受女人的隐事揭穿了”！
不是我偏心，沈从文的字其实早就“压倒曾李”了。我在上海嘉泰找到的这幅长条录了一百四十几个字，是六二年咏《赣州八境台》古风体长诗，送给“凌苹同志”，写明是“七六年六月中旬于北京之小作坊乱稿堆中”的“从文习字”。那年，沈先生七十四岁，十二年后的一九八八年他八十六岁辞世。求豪健，求纵肆，求古秀，沈先生晚年这幅作品真是顺笔顺心了。我近年尤其偏爱他字里这般自然的峭拔，偏爱他写了一辈子字而不觉得自己是书法家。那是最高华的气派，也是最动人的谦逊，跟他一生的著述一样稳练，甘心在暮气中读书静坐的老年人看了格外舒服。沈先生说他三十年代在北平写《边城》，院落里有槐树，有枣树，每天朝阳初上，他坐在小竹椅上据着红木小方桌静静地写，每星期只写一章。情致那样闲淡，难怪沈先生真是连写字都不屑“向世味上浓一番”了。
董桥印象
陈少荃
余秋雨说过，香港因为有饶宗颐所以才不是文化沙漠。还可以这么说，香港因为有了董桥，普及文化里才会出现优雅的语言和贵气的文字。董桥自己就这么说过：“时代要有生机，语文要有新意，否则山水人文转眼都老得优雅不起来了” (〈一点说明〉《留住文字的绿意》)
在香港，董先生的《英华沉浮录》一共出了十卷，前后由三位编辑负责。我只有幸编了其中的一卷《留住文字的绿意》，因为其他编务繁忙，兼顾不暇，只好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转让给另一位同事负责了。
第一次接触董先生的文章，心里很触动，好舒服，直觉上根本没有把他当作香港作家。他的文字很优雅，很文人，很有绅士之风，而且古今中外人文逸事皆能穿梭其中，来去自如，中英两种语文的底子又那么地好。我对他的背景产生了好奇，也有了一些了解。
及后有机会编到他的书，跟他有了电话联系，他尔雅的气质能穿过电话筒，使人忽地精神一抖。编他的书是一种享受，视觉感觉都能在宁静中感动。多少次想约董先生见面，一睹他的风采，都因为大家工作忙碌而将时间一改再改；后来又因为他转换工作机构，身居要职，要约见就更加困难了。如果不是远流出版社的主编林皎宏先生来港商谈《英华沉浮录》在台北出版的细节，我跟董先生的约会可能一直胎死腹中。谢谢林哥，是沾了他的光，我才能如愿以偿。
（作者系香港明报出版社特约编辑）
想做中国文化的“关窗人”
—《东方早报》于2007年06月11日与董桥访谈记录
真正写出一种风格是很难的事
《东方早报》：内地读者对你的印象似乎有些片面，包括这次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专谈收藏的《故事》，或许让不少读者都加深对你固有的印象——那就是认为董桥遗老气太重。你的另一面，比如那些时评的文字，其实并未被内地读者了解。
董桥（以下简称董）：我比较倾向传统一面——传统当然有西方的传统，我的教育一半是英文一半是中文，英文教育受得久了，对人生、政治、国家的看法，自然会倾向于西方个人主义，这免不了，我也不想改。
我从小在殖民地长大，小时候在南洋，说荷兰话，后来到台湾读书，再后来到香港，这里有个好处——放任，但还是有一个框框在那里，比如《香港基本法》。英国人定下来后，文本不会动，一些东西你可以稍微松动一些，当然英国人也没有给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我觉得内地对回归后的香港是比较宽松的。有些东西过去写时评时说得很多了，现在再讲也没什么意思，像我这样的读书人能做什么呢？我已经老了，我就等明年退休以后，收藏、写写字画、写写小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很多东西我看不顺眼，但时代在变，比如现在到处用电脑，但其实看一本书与看电脑是两回事，书会让人守得住，书有书香，所以我看到黄裳先生、杨绛先生，这些都是我很尊敬的，这样的老人现在很少了。
我以前想不通沈从文文章那么好，为什么要放弃写作研究古代服装？现在似乎有些想通了。
《东方早报》：其实沈从文放弃写作内心也是无可奈何的。
董：对，现在香港的情况也是这样。朋友太多，讲得多了也不好。
《东方早报》：现在还写时评吗？
董：不写了，报纸读者群越来越中产，媒体变了，要让年轻人去做，我和他们说：“你们去闯吧，我只定大的方向。”从人生到工作，再到写作，自己的心态其实是一贯的。
《东方早报》：换句话说，就是你不太在意大陆读者对你的评价？
董：是的，文章写出来作者就“死”掉了，写出来人家评那是人家的权利，但自己不用太认真，除了做学问、写文章要认真。我想做的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世界可以不受任何人干扰，内心需要培养得越来越好。
《东方早报》：这些观点的形成与现在年龄有没有关系？
董：应当有的，年轻时不一定有平和，现在平和多了。你说旧书，上海还可以买到，施蛰存留下很多，我收的是西方的古书，黄裳先生收藏的中国古籍多，他那时的机遇好。
《东方早报》：我觉得你的文字与张大千相品，温润。与齐白石的路子不同，整个风格与大千的风格可能较为相契些。
董：是啊，与大千小品，个性决定一切，溥儒你留意过吗？也很好。
《东方早报》：是的，溥儒在宋元画方面下的工夫太深了。对于书画收藏的喜爱，与你练习书法有没有关系？
董：应当有关系，我从小就开始练书法，那时写何绍基的字，不过书法太难。上海书画界中，我最好的朋友是刘旦宅，他画的红楼人物真是一绝，书法也好，刘旦宅和大多画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用功读书，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大陆每天出那么多新书，我真正看得下去的很少。
《东方早报》：是啊，现在出版界急功近利的还是居多。余秋雨你觉得怎么样？
董：早期挺好的，但后来似乎沉静气少了一些，我觉得他今后减少在各种媒体亮相可能会更好一些。
余先生与我很好，也许是有一些误解的东西在里面，他名气大了以后，对各种活动其实可以稍微选择一下，比如跑到电视公司写游记，你说欧洲要有太多东西要挖，我在英国那么多年，都不敢说自己懂多少的。
《东方早报》：还是再说说你的收藏吧，什么时候开始收藏的？
董：我在台湾念完书就结婚了，1966年来香港，当时大陆的文物大多涌向香港，比我老的收藏家那时收藏了很多东西。1973年我离开这里，全家去英国，生了一儿一女，住到1980年才回来，当时做《明报月刊》，我这种经历与在大陆、或是从南洋回大陆读书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他们的遭际与我完全不同，在英国那么长时间我发奋读书，在英国八年时间，那时真是很用功，从头想自己该读什么写什么。
要写好英文太难，要写好中文也很难，真正写出一种风格是很难的事。
《东方早报》：刚到香港时主要写闲情类还是时政类的文章？
董：1960年代来香港很苦的，那时报屁股文章要写，每天看外国杂志把文章译成中文，需要两三份工作才可以养家，不过当时也是一种力量——那个时候的香港很可爱，单纯，像小渔村一样，吃一碗面都开心，想想现在，太富裕了，但还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你看大陆经济发展后百姓的心态可能也差不多。
《东方早报》：说说内地刚出版的专门写收藏的《故事》吧，以前看你写过藏书票，不过这本书里更多的却是和文化名人相关的收藏。
董：我在英国收藏旧书、藏书票，那时在英国的中国古董很多，但我个人真正在英国买东西很少，直到1980年代到香港才买了不少。1960年代陪老先生看到很多东西，他们劝我们买。看中的时候，古董商收起来说：“小董，我先帮你收起来，等你有了钱再买。”慢慢就这样收，有一阵子古玉也收，还有砚台、竹刻，还有木的，黄花梨，都是文人喜欢的东西。前年开始，我开始收雕漆，是剔红的，这个最早是英国人欧洲人收，中国的古董市场新一代收藏家还没有充分发现，我看以后会热起来，这个东西艺术性很高，是还没有被发掘的艺术门类。1970年代我在英国看到很多八大山人、董其昌的字画，那时可能都是真的，但当时没有闲钱买——现在到哪里找？现在市面上的八大山人的画、董其昌的字画都是假的。有一阵子收上海画家的东西，主要是从民国初年到解放时的画作，但也难。真的好东西贵，应酬之作你也不想要。
张大千也是那时收的，张大千（好的作品）要到台湾去找，我专收张大千在1950年代的东西，1960年代都不太好了，1950年代字也好画也好。
《东方早报》：看你收藏这么多名人字画，想到那句话，写文章和书法绘画一样，其实只是写出自己。
董：我觉得自己的风格还没有形成，因为“我还可以写得更好”，写风景其实最难写，你看沈从文那些写山水的文字，多好。
《东方早报》：想想有意思，你在英国呆那么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大，怎么会那么迷恋中国传统呢？
董：在外国住久了，就会发现你到底是一个陌生人，就想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加上从小家中就有传统文化的环境，我的父亲、舅舅啊，都喜欢书画古董，所以我自己喜爱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东方早报》：那么对中国文化的定位与发展你怎么看？
董：中华文化的走向，最需要的是外来的营养，我觉得要重视余英时先生，余英时用西方的观念学术重新阐释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让人启发很大，如果没有余英时先生的角度，中国知识分子的视角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
沈从文一九三六年校注一九三四年初印本《边城》觉得很难受，“真像自己在那里守灵”。他说人事就是这样：
“自己造囚笼，关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来崇拜”。还说生存真是可怜的事情，一个人记得事情太多真不幸，知道事情太多也不幸，体会太多的事情更不幸。我从前读沈先生的小说和散文觉得他记得那么多事情真好。现在我老了，读沈先生写唐代服饰，写团扇，写铜镜，觉得幸亏他知道和体会的事情够多，遭逢生存和思想都给关进囚笼的年代，聆听歌颂上帝歌颂太阳的喧哗，他终于勇于怀抱他的真知为他一生的操守和尊严淡然守灵。
这样恬静的读书人从来不多。读他的书看他的成就，我也从来不希望看到他走出他的著述疲于跟俗世的人与事周旋。从少年到老年，我一心静静摩挲他的细致，远远瞻仰他的博大，悄悄赞叹他的超逸。我甚至刻意错过了同他通信同他见面的几次机缘：沈从文是薛涛笺上的彩影墨痕，一张航空信纸的问候，一堂灯红茶绿的寒暄，终归是对那一叶风华的轻慢与冒渎。他的字我倒非常愿意集藏。有了他写给施蛰存先生的一封长信，有了他在张充和先生家里写的一幅斗方，我更想亲炙的是他一生常写的朱丝栏长条章草小字。
那样高挑那样苍茫的修竹墨影老早成了沈从文书艺的标志。汉元帝时代史游发明的这款书法纵然斑驳陆离，传到沈从文手中毕竟翩然复活了：秦代隶书的波磔还在，圆转方折的意态也在，不兴连写，字字独立，汉朝善书的人都可以凭这样的字入仕，沈先生写的这笔奏章体章草汉朝人看了一样倾倒！少年时代投身沅水流域一支部队充当文书抄写公文，沈从文练汉碑练隶书的生涯一练几十年：“差弁房中墙上挂满了大枪小枪，我房间里却贴满了自写的字。每个视线所及的角隅，我还贴了些小小字条，上面这样写着‘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因为那时节我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钟王两人，活着的却有曾农髯和李梅庵”。
钟繇和王羲之又古又好不必多说，曾、李二位倒是张大千的书法诗词老师了，都是光绪进士。曾农髯的字是压扁了的干柿子，晚年在上海鬻书，身体很弱，求字的人一多，都让张大千代笔应付，大千的字起初像他，越写柿子越丰盈，枝秀叶媚，终于比老师写得更生动了。李梅庵的字像勾描出来的古画，碑上的石花鼎上的破锈一一浮现，在上海卖字养活几十口的家，苦得要命。他食量奇大，台北书法家曾克耑先生说他能吃一百只螃蟹，吃完酒席还能吃四个肥鸭，不幸“食”字底下那个“色”字他一生无缘消受，原配道州何家小姐死了，他又娶小姨子作续弦太太，小姨子婚后偶尔对着闺阃知己痛哭，“这才把梅庵先生无法享受女人的隐事揭穿了”！
不是我偏心，沈从文的字其实早就“压倒曾李”了。我在上海嘉泰找到的这幅长条录了一百四十几个字，是六二年咏《赣州八境台》古风体长诗，送给“凌苹同志”，写明是“七六年六月中旬于北京之小作坊乱稿堆中”的“从文习字”。那年，沈先生七十四岁，十二年后的一九八八年他八十六岁辞世。求豪健，求纵肆，求古秀，沈先生晚年这幅作品真是顺笔顺心了。我近年尤其偏爱他字里这般自然的峭拔，偏爱他写了一辈子字而不觉得自己是书法家。那是最高华的气派，也是最动人的谦逊，跟他一生的著述一样稳练，甘心在暮气中读书静坐的老年人看了格外舒服。沈先生说他三十年代在北平写《边城》，院落里有槐树，有枣树，每天朝阳初上，他坐在小竹椅上据着红木小方桌静静地写，每星期只写一章。情致那样闲淡，难怪沈先生真是连写字都不屑“向世味上浓一番”了。
董桥印象
陈少荃
余秋雨说过，香港因为有饶宗颐所以才不是文化沙漠。还可以这么说，香港因为有了董桥，普及文化里才会出现优雅的语言和贵气的文字。董桥自己就这么说过：“时代要有生机，语文要有新意，否则山水人文转眼都老得优雅不起来了” (〈一点说明〉《留住文字的绿意》)
在香港，董先生的《英华沉浮录》一共出了十卷，前后由三位编辑负责。我只有幸编了其中的一卷《留住文字的绿意》，因为其他编务繁忙，兼顾不暇，只好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转让给另一位同事负责了。
第一次接触董先生的文章，心里很触动，好舒服，直觉上根本没有把他当作香港作家。他的文字很优雅，很文人，很有绅士之风，而且古今中外人文逸事皆能穿梭其中，来去自如，中英两种语文的底子又那么地好。我对他的背景产生了好奇，也有了一些了解。
及后有机会编到他的书，跟他有了电话联系，他尔雅的气质能穿过电话筒，使人忽地精神一抖。编他的书是一种享受，视觉感觉都能在宁静中感动。多少次想约董先生见面，一睹他的风采，都因为大家工作忙碌而将时间一改再改；后来又因为他转换工作机构，身居要职，要约见就更加困难了。如果不是远流出版社的主编林皎宏先生来港商谈《英华沉浮录》在台北出版的细节，我跟董先生的约会可能一直胎死腹中。谢谢林哥，是沾了他的光，我才能如愿以偿。
（作者系香港明报出版社特约编辑）
想做中国文化的“关窗人”
—《东方早报》于2007年06月11日与董桥访谈记录
真正写出一种风格是很难的事
《东方早报》：内地读者对你的印象似乎有些片面，包括这次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专谈收藏的《故事》，或许让不少读者都加深对你固有的印象——那就是认为董桥遗老气太重。你的另一面，比如那些时评的文字，其实并未被内地读者了解。
董桥（以下简称董）：我比较倾向传统一面——传统当然有西方的传统，我的教育一半是英文一半是中文，英文教育受得久了，对人生、政治、国家的看法，自然会倾向于西方个人主义，这免不了，我也不想改。
我从小在殖民地长大，小时候在南洋，说荷兰话，后来到台湾读书，再后来到香港，这里有个好处——放任，但还是有一个框框在那里，比如《香港基本法》。英国人定下来后，文本不会动，一些东西你可以稍微松动一些，当然英国人也没有给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我觉得内地对回归后的香港是比较宽松的。有些东西过去写时评时说得很多了，现在再讲也没什么意思，像我这样的读书人能做什么呢？我已经老了，我就等明年退休以后，收藏、写写字画、写写小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很多东西我看不顺眼，但时代在变，比如现在到处用电脑，但其实看一本书与看电脑是两回事，书会让人守得住，书有书香，所以我看到黄裳先生、杨绛先生，这些都是我很尊敬的，这样的老人现在很少了。
我以前想不通沈从文文章那么好，为什么要放弃写作研究古代服装？现在似乎有些想通了。
《东方早报》：其实沈从文放弃写作内心也是无可奈何的。
董：对，现在香港的情况也是这样。朋友太多，讲得多了也不好。
《东方早报》：现在还写时评吗？
董：不写了，报纸读者群越来越中产，媒体变了，要让年轻人去做，我和他们说：“你们去闯吧，我只定大的方向。”从人生到工作，再到写作，自己的心态其实是一贯的。
《东方早报》：换句话说，就是你不太在意大陆读者对你的评价？
董：是的，文章写出来作者就“死”掉了，写出来人家评那是人家的权利，但自己不用太认真，除了做学问、写文章要认真。我想做的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世界可以不受任何人干扰，内心需要培养得越来越好。
《东方早报》：这些观点的形成与现在年龄有没有关系？
董：应当有的，年轻时不一定有平和，现在平和多了。你说旧书，上海还可以买到，施蛰存留下很多，我收的是西方的古书，黄裳先生收藏的中国古籍多，他那时的机遇好。
《东方早报》：我觉得你的文字与张大千相品，温润。与齐白石的路子不同，整个风格与大千的风格可能较为相契些。
董：是啊，与大千小品，个性决定一切，溥儒你留意过吗？也很好。
《东方早报》：是的，溥儒在宋元画方面下的工夫太深了。对于书画收藏的喜爱，与你练习书法有没有关系？
董：应当有关系，我从小就开始练书法，那时写何绍基的字，不过书法太难。上海书画界中，我最好的朋友是刘旦宅，他画的红楼人物真是一绝，书法也好，刘旦宅和大多画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用功读书，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大陆每天出那么多新书，我真正看得下去的很少。
《东方早报》：是啊，现在出版界急功近利的还是居多。余秋雨你觉得怎么样？
董：早期挺好的，但后来似乎沉静气少了一些，我觉得他今后减少在各种媒体亮相可能会更好一些。
余先生与我很好，也许是有一些误解的东西在里面，他名气大了以后，对各种活动其实可以稍微选择一下，比如跑到电视公司写游记，你说欧洲要有太多东西要挖，我在英国那么多年，都不敢说自己懂多少的。
《东方早报》：还是再说说你的收藏吧，什么时候开始收藏的？
董：我在台湾念完书就结婚了，1966年来香港，当时大陆的文物大多涌向香港，比我老的收藏家那时收藏了很多东西。1973年我离开这里，全家去英国，生了一儿一女，住到1980年才回来，当时做《明报月刊》，我这种经历与在大陆、或是从南洋回大陆读书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他们的遭际与我完全不同，在英国那么长时间我发奋读书，在英国八年时间，那时真是很用功，从头想自己该读什么写什么。
要写好英文太难，要写好中文也很难，真正写出一种风格是很难的事。
《东方早报》：刚到香港时主要写闲情类还是时政类的文章？
董：1960年代来香港很苦的，那时报屁股文章要写，每天看外国杂志把文章译成中文，需要两三份工作才可以养家，不过当时也是一种力量——那个时候的香港很可爱，单纯，像小渔村一样，吃一碗面都开心，想想现在，太富裕了，但还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你看大陆经济发展后百姓的心态可能也差不多。
《东方早报》：说说内地刚出版的专门写收藏的《故事》吧，以前看你写过藏书票，不过这本书里更多的却是和文化名人相关的收藏。
董：我在英国收藏旧书、藏书票，那时在英国的中国古董很多，但我个人真正在英国买东西很少，直到1980年代到香港才买了不少。1960年代陪老先生看到很多东西，他们劝我们买。看中的时候，古董商收起来说：“小董，我先帮你收起来，等你有了钱再买。”慢慢就这样收，有一阵子古玉也收，还有砚台、竹刻，还有木的，黄花梨，都是文人喜欢的东西。前年开始，我开始收雕漆，是剔红的，这个最早是英国人欧洲人收，中国的古董市场新一代收藏家还没有充分发现，我看以后会热起来，这个东西艺术性很高，是还没有被发掘的艺术门类。1970年代我在英国看到很多八大山人、董其昌的字画，那时可能都是真的，但当时没有闲钱买——现在到哪里找？现在市面上的八大山人的画、董其昌的字画都是假的。有一阵子收上海画家的东西，主要是从民国初年到解放时的画作，但也难。真的好东西贵，应酬之作你也不想要。
张大千也是那时收的，张大千（好的作品）要到台湾去找，我专收张大千在1950年代的东西，1960年代都不太好了，1950年代字也好画也好。
《东方早报》：看你收藏这么多名人字画，想到那句话，写文章和书法绘画一样，其实只是写出自己。
董：我觉得自己的风格还没有形成，因为“我还可以写得更好”，写风景其实最难写，你看沈从文那些写山水的文字，多好。
《东方早报》：想想有意思，你在英国呆那么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大，怎么会那么迷恋中国传统呢？
董：在外国住久了，就会发现你到底是一个陌生人，就想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加上从小家中就有传统文化的环境，我的父亲、舅舅啊，都喜欢书画古董，所以我自己喜爱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东方早报》：那么对中国文化的定位与发展你怎么看？
董：中华文化的走向，最需要的是外来的营养，我觉得要重视余英时先生，余英时用西方的观念学术重新阐释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让人启发很大，如果没有余英时先生的角度，中国知识分子的视角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