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声一响，我们拿来主义和精神不也是到处附会，近乎宗教情绪么？大可不必为那些道而友邦惊诧。
　　做茶道活动的茶室通常是四叠半大小。叠这个汉字在日本训读为草垫子，音读是计数草垫子的量词。武士有权有势了，兴建豪宅，脱胎于京都贵族的寝殿式房屋，叫作书院式。所谓书院，本来是禅寺里称呼客厅兼书斋，由此也可见武士对禅文化的热衷。武士也要很文化，屋里用来挂字画、摆花瓶的地方叫床之间。17世纪初定型，现今和式住宅基本是书院式。旅游日本，在和式旅馆的房间里用餐，背对床之间是上座。
　　书院式豪宅里请人喝茶，地方起码有六叠，宽敞而豪华。对这种做派，室町时代（1392年-1573年）有个叫村田珠光的和尚很反感，毅然把茶室缩小为四叠半，叫草庵茶室，这么简素就是。他跟一休和尚在大德寺参禅，茶也喝出禅味，而一休多才多艺，珠光得以在艺术上开眼。四叠半构成一丈见方的房间，显然是效仿维摩诘居士所居的方丈之室。维摩诘作为在家菩萨与大智的文殊菩萨论辩大乘妙理，这个佛经故事是禅寺的常识。维摩诘居室虽小，却广容大众，或许小小的茶室也暗含时间与空间的无限性，亦即精神性。
　　周作人说：“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正如虽有《瓶史》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罢。”
　　窃以为茶道之所以有“宗教气”，看其生成史，恐怕首先是禅茶捆绑着传入日本的缘故。武士登上政治舞台掌权，需要有自己的文化，以抗衡京都的贵族文化，并且把自己修养为贵族，恰好这时候僧侣从中国拿来了禅和茶，他们就统统接过来。统一天下的丰臣秀吉本身就是大茶人，茶道成气候，厥功甚伟。这当中自有对先进文化的崇媚。其实，炮声一响，我们拿来主义和精神不也是到处附会，近乎宗教情绪吗？大可不必为那些道而友邦惊诧。周作人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而使茶成道的千利休给茶道设定了“第一在于以佛法修行而得道”，那是片刻也不得优游的。
　　周作人又说：“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象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日本人恰恰从这里所说的“简陋万分”下手，打破了中国文化，形成它独特的审美——。
　　村田珠光的弟子武野绍鸥把四叠半的茶室抹土墙，用竹椅，进一步追求之美。绍鸥的弟子千利休以小出，把四四方方似升底的四叠半茶室改为不足二叠。京都里千家的今日庵即这种小间的代表，千利休之孙千宗旦所建。不留余白，主人与客人几近促膝，也未免无所不用其极，倒像是过于执迷了。
　　东京的新宿、涩谷等地小胡同里有非常小的酒馆，三五客人一个挨一个坐，里面的人要出去方便，全体起身到外边去，大概这就像茶室风情。千宗旦再次归隐时建造的又隐是四叠半，这是茶室的普遍形式。更绝的是千利休在大阪看见渔民钻进船里的入口，看出，觉得有意思，于是在茶室窗下开个口，也就二尺见方，供茶客出入。写作躏口，也叫潜，就是钻的意思。
　　这样爬进爬出确像被蹂躏。书院的茶室可以昂然而入，草庵茶室先得在躏口前面的踏石上蹲下来，往里探头，便看见正对面的床之间，挂着有禅意的墨迹，“初发心时便成正觉”。钻将进去，“乃见须弥入芥子中”，这就是脱离世俗与日常的美的空间。进过和式房间就知道，不宜站立，一切东西是坐下来或跪下来看的。茶室小，器具、颜色等与之搭配，审美标准也必然发生变化。京都妙喜庵有一个粗陋的待庵，四叠半，据说是千利休指导建造的，国宝。
　　如周作人所言：“西洋人读《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犹读语录者看人坐禅，亦当觉得欣然有会。”中国人看得懂茶道。不过，抹茶虽然是我们宋代人的喝法，但茶道把它像刷锅水一般递过来，往往难入口，更何况跪坐在草垫子上也是活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