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诗人是在与人生的无意义作斗争，因为在浮生若梦之外，还有“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在中国人心中，李白是自由的象征，不仅是他的诗酒傲王侯，而且是他身上那种天性的自由，所以他的诗歌能得到历代人的喜爱，把不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李白身上。人总是喜欢自己身上所缺少的品质。
　　这种品质表现出来就是超凡脱俗，对世俗社会的规矩不屑一顾，所以贺知章一见之下即称他“非人世之人”。尽管唐代是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但李白仍然异于常人。少时即观览百家之书，击剑任侠，手刃数人，学道求仙，后来并受道，成为一个道教徒。但道士的身份仍然束缚不了他，他欣羡先秦士人，尤其是纵横家，渴望的是立抵卿相，平步青云，甚至一匡天下。虽未参加科举而被征召入京，授供奉翰林，后又被玄宗赐金放还，都是不同于他人的特殊际遇。
　　根本的原因是，李白身上有着不同民族的血脉。据学者考证，他生长于来自西域的胡化家庭，祖上谪居中亚碎叶，数代人居于丝绸之路上，血缘与文化基因均因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而与中原人不同，时人称其“眸子炯然，哆如饿虎”，便是一例。
　　李白的亲情较为淡薄，王琦注《万愤诗》：“太白诗中绝无思亲之句。”又曾入赘两位故丞相家，婚后即出门浪游。李白遵从西南蛮族或突厥的剔骨葬习俗，友人卒于洞庭，李白将其葬于湖侧，数年后又前往洗削，负骨而行，葬于鄂城。这一切都表现了李白与儒家思想的疏离，也即与时代的疏离。在社会秩序更加理性化的唐代，他追慕的却是“凤歌笑孔丘”的先秦隐士，是庄子笔下的大鹏。
　　庄子的自由其实是一种“无待”或天然的自由，这种精神在先秦以后就已经不复存在，经过魏晋后期玄学从利益出发的改造，庄子的绝对自由被理性化、生活化，转换为郭象“各当其分”的自由，亦即放弃无法满足的欲望，乐天安命。自汉至魏晋，士人中一直弥漫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强烈意识，到了唐代，最终还是靠佛教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唯有李白没有接受这个新的观念世界，他最大的烦恼依然是生命的短暂，《将进酒》中的“与尔同销万古愁”，就是人类无法解决超越的生死主题。
　　因此，李白的及时行乐是有关存在的答案，不是仕途坎坷的牢骚。对他来说，存在的意义只是一个旅馆，不是一个家园，所以他没有多少亲情观念，只有人人都是旅伴的抽象观念。然而，唐代早已不是士人可以平视王侯的时代，这造成了李白晚年的政治失误，被长流夜郎；唐代诗歌也不再充满对生命短暂的形而上哀叹，而是对社会历史的关注，这造成了李白的非现实的高蹈。在这个意义上，李白是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杜甫是下一个时代的开始。
　　李白的天真恰恰是诗人的本性，他就像一个无邪的青年去看这个世界，其苦恼不属于具体的日常生活，却又是本质的、无解的，显示出未受理性摭蔽的自然人性。那首令贺知章叹为“泣鬼神”的《乌栖曲》，以“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结束，吴王夫妇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无所知，从而唤起幻想与真实之间反差的悲叹，就与汉魏咏史诗、唐代怀古诗的理性精神迥异。李白诗歌的真正价值就在这里，诗人是在与人生的无意义作斗争，尽管浮生若梦，仍有“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的慰藉。
　　李白最好的诗歌是乐府、歌行和绝句，古体诗的自由形式使他能充分驰骋想象，唐人已称其诗“格高旨远”，有“飘然之状”。任意的夸张和偶尔的散文句法，使得其诗歌有汉大赋的气势，而以单句为基本单位的诗歌结构，又使得其情绪如湍流千回百转。他的近体诗也不受理性的平仄束缚，同样多用单笔，很少跳跃，追求“天然去雕饰”。这要比炼句、对偶更考验一个诗人的创造力，“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其想象和意象的感受力都无可企及。
　　这样的诗人在世上是孤独的，而李白诗的境界就是一种旷世的孤独感，只有孤独能触发他的灵感。换言之，李白最喜爱的实际上只是自然，因为自然比人更永恒、更知己。他一生跑来跑去，好游名山大川，当他晚年遇赦回到江南，重游宣城时，写下这样一首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是他留给世人的文学遗嘱。他在内心深处其实看不起任何人，碌碌的世人是无法超越生死的，只有诗人能与自然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