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
　　一天中午，镇长的秘书来到了我家，他说：“我们镇长请你去吃饭呢。”
　　我有些莫名其妙，甚至还有点紧张。镇长为什么要请我去吃饭？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镇长秘书看出我的心思，说：“没有什么要紧的，去了你就知道了。”我忐忑不安地坐上镇长秘书的摩托车去了镇里。
　　不一会儿，我走进了镇长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十几个人，我们村的书记还有村主任也在。看到我走进去，立刻都站了起来，有个50岁上下的干部主动上前跟我握手。这时候，镇长就介绍说：“这是我们县委农工部的王部长！请你来有点事情。”
　　王部长对我说：“昨天我们从《中国纪检监察报》上看到你写的一篇文章，反映农民卖粮难、卖粮拿不到钱的问题。你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调查组要求镇里的各粮站和各村立即做出整改，尽快将村民卖的粮食钱兑现。”
　　两个多月前，地里的麦子还是青苗的时候，我就给各级政府写信，反映我们这里多年来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以我家为例，我家有十亩土地，每年种植水稻和麦子，每年都有两万斤的收成。将粮食送到粮站，粮站只给我一张很薄的白纸片，上面也只写着我卖了多少斤粮食，至于粮食是什么价格，能卖多少钱，全是由粮站工作人员和村里的干部决定。村干部们专门坐在粮站算账收钱。于是，我写了一篇农民卖粮难的稿子寄给《中国纪检监察报》。
　　王部长讲话的间隙又让镇长讲话，镇长表示要监督各村做好农民的卖粮工作；我们村的书记也表态了，一定要跟村民兑现卖粮款。最后，王部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今后不能再把当地的问题写信到新闻媒体，这样对地方的影响不好。我说，感谢政府对我们农民的关心，希望今后镇里村里也能为我们农民想想，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其实谁也不想到处告状，但是农民真的很辛苦。干部们连连点头称是。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镇长突然站起来说：“请留步，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午饭，现在就去食堂。”我再三推辞，可所有人都站起来留我吃饭。于是，我跟着大伙一起走进了镇政府的食堂。
　　饭吃到最后，我暗暗地估算了一下，这桌饭至少在五百块钱以上。那时的五百在如今来说，可能就是几千了。我心里想，当干部的要真心为我们农民办实事、做好事，不要让我们农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那可比请吃顿饭好多少倍啊！
　　没过两天，我们果真拿到了卖粮款。后来卖粮食的村民也都能按时拿到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