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一名公司男的时候，在西单图书大厦买了一本《当代英雄》。那会儿只知道这是本名著，而且很薄，属于差旅便携式。
　　于是，这本书跟着我在澜沧江、怒江、独龙江的峡谷雪山之间游荡了一个月。最后一程的滇桂线上，在火车隆隆中终于读完了。在阳朔休整的几天时间里，迅速重温了一遍，直读得后背发冷，好像被扒光了上衣扔在冬天的街上。在这之前，在这之后，我从未有过如此胆战心惊的阅读体验。
　　我心知肚明，这种恐惧来自被人看透的感觉。一个男人被人看透了，还混什么呀，还怎么混啊!之所以急着重读，完全出自一种不甘心：不会吧，应该是我误读了，可能只是略有相似，而我太敏感了。
　　恐惧源自无知，我自我安慰着。一回到北京，就查找相关资料：《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毕巧林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余人’形象之一，作者莱蒙托夫被视为普希金的后继者，27岁时死于决斗。然而，这丝毫也没有扭转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受。
　　读它之前，我以自己8小时之外颇富精神追求的生活区别并傲视身边那群每天赶到公司的更衣室换领带、挂胸卡的白领，以为自己高智商，许多事“非不能为、实不屑为”，以为自己蛮有爱的能力，总之，仿佛一只投生到猪群里的德国黑贝。
　　这个“多余之人”，以“无用之用”自诩，“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也曾自命不凡，“悲伤的事我们觉得可笑；可笑的事我们又为之忧伤”；也曾斗智摆酷，“我只有一个信仰，我或迟或早会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死去”，“我比您更丰富一些，我还相信一件事，我不幸在一个可恶之极的晚上来到人世”。多少次，我的脸上浮现嘲讽的轻笑，好像潇洒的波浪荡漾在一望无际的洋面，自以为深沉过海上石油钻井平台。
　　然而，真相不过是，“我只从自己的角度来对待别人的痛苦和快乐，把它们当作保持我精神力量的营养”，“除了对我们自己，我们对一切事物都相当淡漠”。悲伤与享乐、爱情与冒险，用不了多久都会习以为常，“于是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我只剩下唯一的办法：旅行”。
　　终于，在旅行的路上，我看到了对旅行的解构。跟随毕巧林，我窥到自己原来竟只是一个“道德上的残疾人”。“我的爱未给任何人带来幸福，因为我没为所爱的人作过任何牺牲。我为自己的快乐而爱”，我爱不爱她不重要，先要让她爱上我，“如果人人都爱我，我就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永无穷尽的爱的源泉”。
　　去年底，我第三次开卷，很是好奇，此番阅读是否还那么惊心?所幸，阅读依然愉快，但感谢生活，我“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已明白，智力与精神实属两个层面的问题；我已确信，“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于是，反倒很有兴致地搜寻那些和我一样喜欢这本书的人，看看他们的读后感——
　　“毕巧林是所有‘多余的人’中最得我心的，我没法不拿毕巧林当榜样，因为我最欠缺他的气质和风度……精神上高傲地坚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骨子里却被不可避免的悲剧感刻上深深的宿命论烙印，爱情的可得而不可守，生命的必然终结及不可避免……我们的时代，英雄不是战胜命运的人，英雄是看透命运的人。”
　　“《当代英雄》理应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叛逃者，一颗颗毫无顾忌、却闪动着万分璀璨之光的点点孤星。”
　　“他是社会这个庞大肌体之中一个有思想的细胞，他想凭借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存在，他想证明人可以有异于他人规范的活法，他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他确实是一个‘英雄’，一个敢于对世俗说不、敢于抛弃传统价值观，追求个人价值的勇士。虽然他失败了，名誉扫地，但无疑他是这个时代最闪亮的人物之一，就像流星划破寂寞夜空。”
　　这些话，让我想起当年追看《上海滩》，眼看着许文强从“爱国青年变成流氓”，是多么令人兴奋而愉悦的观看经历啊。莱蒙托夫“把我们整个一代人的种种恶习加以淋漓尽致的发挥而描成的肖像”，竟被当代中国青年视为偶像、知己。其实，秘密不过在于我们迟迟没有补完“个人主义”的一课。缺乏思想自由成长的空间，让青年的头脑最有个性的表现也不过是长期停留在青春期式的叛逆和偏激之中。
　　而年龄再大一些的、一位77级的大学生这样回忆《与代英雄》：“它成为我们情感教育与批判的教科书。从文学中找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和情感资源，以小说中的人物作为自己行事的楷模或佐证：”培养工具却不教导做人的学校、真实经处理后的灌输式教育、沆瀣却虚伪的现实，这是上世纪与本世纪大学生心有戚戚的环境基础
　　毕巧林对于一茬茬中国读者的积极价值，始终在于尽管他玩世不恭，但他的“多余”，恰好成为对体制的不合作，成为对专制的不满和反抗。因此这许多年来，被莱蒙托夫精心讽刺的19世紀初的“当代英雄”，在我们这里却刚刚长大成人，成了真正的当代的英雄，令人不免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