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李敖跟着父母，从上海来到台湾，那年他14岁。父亲经人介绍找到了一个职业，在台中市一中当国文教员。李敖也考取台中市一中，就读于初二甲班。
　　清早，李敖就和父亲一同出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的市一中。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因为初到台湾，还不知道当地的便当盒是个什么样子，就想当然地买了一个上下几层圆的饭盒。第一天上课时，李敖背着书包，手提上下多层的圆饭桶走进教室时，一下子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同学们七嘴八舌，都说这个阿山（指外地人，有贬意），原来是个饭桶，不然怎么吃这么多。李敖窘得脸上发烧，看着同学们的便当盒，原来是长方形的一个小盒，饭和菜皆在其中。再看着自己圆而多层的饭盒，就像吃酒席，吃大餐一样，怎么看怎么特别，怪不得惹同学们的耻笑。一生秉持反潮流的李敖，在同学们的笑言中屈服了。第二天，他就扔下圆而多层的饭桶，换上了和同学们一模一样的便当饭盒。他要和同学们笑成一片，不想搞特殊。
　　李敖的便当盒随了大流，原因是童言可畏。那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稚嫩的哄堂大笑，是最具力量的，让你不能不屈服。世言可畏与童言可畏比较起来，李敖更惧怕后者。
　　李敖的特立独行在初中二年级就显露出来。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移風易俗，就是不过农历新年。他认为要顺应世界潮流，就不要过农历新年。因为农历新年，夹杂着太多封建迷信色彩和落后习俗，是一种不进步，违反现代化。所以，他就向父母宣称，他不过春节了。李敖的父亲倒很开明，认为年轻人玩点新花样是可以理解的。就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
　　到了农历新年，一家人兴高采烈，忙前忙后，准备年夜饭。又是包饺子，又是七大盘子、八大碗鸡鸭鱼肉全端上了桌。但李敖都坚持不上桌吃饭，要和平日里一样，只吃一碗蛋炒饭。家里人熬夜守岁，他偏要早睡，鞭炮也不肯放了，要父亲亲自动手，到院里燃放。父母送来了糖果、瓜子和压岁钱，他一概不要，坚决退回。父母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他，也不说什么。因为在道理上讲，愿意过农历新年，还是过公历元旦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很少有人愿意冲破世俗罢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并不是闹着玩的。
　　李敖凭着自己的年轻气傲，坚持不过农历春节到了第五个年头。那一年，父亲不幸病故，母亲陷入了寂寞的境地。当又一个农历新年到来的时候，母亲又忙里忙外，做好了一大桌子的大鱼大肉，然后又去认认真真炒了一碗大米饭。这时候，李敖没说一句话，悄悄推开了那一碗蛋炒饭，又回到了大鱼大肉的年饭桌上。
　　童言可畏，让李敖放弃了圆形饭盒，他不敢标新立异，独来独往，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风华绝代的群体。然后，李敖立志反潮流，坚持不过农历传统春节，家里人都没有反对，好像只是父亲说了一句话，好小子，你不过，我们过。如今父亡母在，当母亲默默地为他端出一碗蛋炒饭时，李敖又改变了主意，又要和大家一起过春节了。
　　此起彼伏，在一个方面退却了，但在另一个方面就会有所突进，他那颗反潮流的心，一直在跃动。到了他父亲的葬礼上就喷发了。
　　李敖的父亲是台中市一中的中文科主任，教了六年的书，又教过补习班，算是一个好老师。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有千人的规模。作为家中长子，按照公祭主持人的要求，李敖要披麻戴孝，要扛哭丧棒，还要见人就下跪磕头。
　　李敖不吃这一套，他说要改革，丧礼破除封建迷信。主持人要他扛哭丧棒，李敖就是不扛，看也不看。主祭人要他向来宾磕头答谢，李敖一律不磕，只是握一握手，点一点头。要他烧香点纸，更是连摸也不摸。牛不喝水怎么硬按头呢，主祭人无可奈何，只好随他去。众人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李敖顽强抗争，把自己家里的移风易俗进行到底。
　　葬礼上的人们没有当面说李敖是阿山，但背地里却放出一个谣言，说李敖是个不孝子，硬把他父亲气死了。
　　李敖听了只是一笑，他想为自己辩解，但又觉得无此必要。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怕的不是这种封建遗留的口诛笔伐，而是那一片亮晶晶的眼睛和稚嫩无邪的嘲讽，童言才是让他最可敬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