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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窦娥冤》作为我国戏剧史上的杰作，王国维将其标举为全元乃至整个中国戏剧史上的悲剧典范，它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日益受到重视;窦娥形象家喻户晓，她以一个反封建的坚强斗士的形象被写进了许多的文学史著作当中，但笔者认为窦娥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封建社会中男权文化的桎梏。本文就是从男权对女性桎梏的角度来探讨窦娥的悲剧成因。
关键词：《窦娥冤》 男权桎梏 女性悲剧 他者 第二性
我国元代伟大戏剧家关汉卿所创作的《窦娥冤》是我国戏剧史上的杰作，这部旷世难闻、感天动地的《窦娥冤》不仅仅是元杂剧悲剧的典范，也已经成为世界经典悲剧之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意蕴。现如今它作为一出具有极高文化价值和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名剧被广泛改编，仍旧在舞台上绽放光彩，甚至还流传到罔外，感动了无数罔外观众，由此可见此剧成就之大、影响之深广。
关汉卿的杂剧作品，凭借其批判性与抗争性而享誉世界，古今中外的评论家们对于关汉卿杂剧思想意义的探讨一直是如火如荼。尤其是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诸如“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不公”“热情地颂扬备受剥削的人民的斗争”“重建儒家传统道德观”等。无疑，《窦娥冤》已被公认为是揭露封建社会腐朽、歌颂底层人民的反抗斗争的代表作品。而在《窦娥冤》中，主人公窦娥的言行便鲜明地反映了这一主题;在读者眼中，窦娥俨然成为一位反抗封建礼教的坚强斗士。在作品的前半部分，窦娥还只是一个逆来顺受、誓死恪守封建伦理纲常的女性，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得窦娥的反抗性格急剧发展，她通过一步步的反抗，终于取得了胜利，得以平反昭雪。窦娥临死前所许下的三桩誓愿，惊天动地。然而从当时的男权社会背景来看，窦娥的反抗远没有取得胜利，终其短暂的一生，她也只不过是男权文化规范下的一个“符码”罢了。《窦娥冤》实际上就是关于男权话语下的悲剧女性的写作。
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的大蒙古罔是元朝的前身，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由蒙古族开创的王朝，这在中国的朝代更迭中还属首例。连年的对外战争使得元朝政变非常频繁，元朝的政治体系始终都不完善。后期权臣干政，政治愈加腐败，国内各种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蒙古统治者向居住于广大汉族地区的汉人征收大量的赋税，种族压迫和歧视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元朝统治者还实行“四等人制”，以此剥削汉族人民，汉人被掠夺的现象变得更加普遍。在这种形式下，不胜繁重剥削与压迫的百姓开始反抗元代统治，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罔家风雨飘摇，前途岌岌可危。在这种环境下，儒家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受到严重倾轧。儒家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与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惨遭践踏。当时封建思想的藩篱已经松动，元代妇女已经有了较大的可能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拥有琴瑟和谐的人生。这样的例子在元杂剧中举不胜举，诸如：在关汉卿的喜剧型杂剧《望江亭》中，年轻漂亮又有几分姿色的寡妇谭记儿就是一个叛逆者形象。她为了自己能够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娴，大胆蔑视封建礼教，最终与“若有似俺男儿知重我的”白世中成就了美满的婚娴;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虽然已经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给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但在普救寺邂逅了家境贫寒、进京赶考的张生后，便钟情于张生，不顾老夫人反对暗中与张生幽会并与其私自结合。王实甫在作品中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观点，这无疑蕴藉着鲜明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在王实甫的另一杂剧作品《破窑记》中，刘员外的女儿月娥通过在彩楼上抛绣球决定自己的婚娴大事时，阴差阳错地看中了一无所有、穷得叮当响的秀才吕蒙正，名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自然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可是月娥坚决要嫁给吕蒙正而甘愿苦守寒窑;在贾仲明的杂剧《玉壶春》中，妓女李素兰与穷书生李唐斌坠入爱河后，在鸨母与甚黑子的重重阻碍下矢志不渝，最终脱离苦海，相濡以沫……而窦娥却是满脑子的孝顺与贞洁的封建伦理观念，一女不嫁二夫的贞洁观在她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她不仅自己恪守，还对婆婆的再嫁行为大加讽刺指责，窦娥可以说是一个伦理贞孝的典型。那么时代的大潮为何没有唤醒窦娥呢？也许有人會说，张驴儿是个无赖，窦娥不嫁只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而已。实际上，窦娥形象的塑造还有其深层原因。
一、男权话语对女性的规范和建构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中，由于元朝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封建礼教的秩序遭到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当时的社会氛围是偏于开放的，生活于这一时代下的窦娥长了一副好面孔，因此她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条件和资本。可是出人意料的是，窦娥最终却青睐于一种“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辞须应口”的逆来顺受的生活方式。窦娥为何会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另类”？而这个“另类”就是男权社会中的理想女性，安分守己和美丽端庄就是中国封建男权话语对女性角色所建构的重要因素。
在男权社会中，不管是有意之举还是无意为之，男性作家总是习惯于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的衡量标准凝注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身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女性主义者的代表西蒙·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写有这样的内容：“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①作为男性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窦娥身上的闪光点莫过于“孝顺”与“贞洁”。想必绝大多数读过《窦娥冤》的人都会同情窦娥那不幸而又短暂的一生：在她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七岁的时候便被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与进京赶考的父亲分离;在她十七岁的时候丈夫又患病死去，成为一位年轻的寡妇。但即使是这样，窦娥仍然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婆婆，毫无怨言。在第二折中，面对张驴儿无赖般的指控耍赖、桃杌太守的贪婪枉法、公堂上非人般的拷打折磨“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层皮。打得我肉都飞，血淋漓……”宁死不屈，可是当她听到太守威胁说如果她不认罪便要殴打她的婆婆时，为了使婆婆免受皮肉之苦，窦娥竟然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这是何等的孝顺！“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我若是不死……如何救得你”。在第三折中，即使是在奔赴法场的途中，窦娥没有表现出一点儿死亡前的恐惧，相反她还苦苦哀求刽子手“往后街里去，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瞧见”。在第四折中，在父亲窦天章为窦娥平反昭雪之后，窦娥还不忘将婆婆托付给父亲：“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细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蔡婆婆在公堂之上不曾为自己的儿媳妇辩白过一句，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这在常人看来都有些不近人情。可是窦娥却能够在死前死后都竭力为婆婆着想，的确难得。世间竞有如此孝顺的媳妇，不禁让人惊叹！ 更可悲的是，当窦天章认出了前来鸣冤的鬼魂正是自己多年未曾谋面的孩儿端云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对女儿的愧疚与爱怜，而是对女儿的药死公公这一大逆不道的行为大加指责：“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要你三从四德;今三从四德全无……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你快与我细吐真情……若说的有半厘差错……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甚至在第四折开头窦天章在不知窦娥正是自己多年不曾谋面的女儿端云时，当他看到窦娥作为自己的同姓之人竟然用毒药药死了公公时，便认为这罪名十恶不赦，恍惚中不知不觉便产生了某种男性的尊严被同姓女子破坏所产生的厌恶与愤恨。班昭《女诫》中有这样的内容：“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叔妹第七。”②在中国封建男权文化体系中，儒家的三从四德无人能够违犯，即使在当时封建思想的藩篱已经松动的元朝，作家仍然渴望着等级分明、讲究道德法度的伦理体系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立人准则。西蒙·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反復强调女性实际上是男性的附属物，是男性理想的一个个载体，她们是男性泄欲的对象、生殖者和性伙伴。总之，她是除了自己之外的一切。这种说法听起来虽觉得有些粗俗刺耳，但它却深刻揭示了女性在人类文化史上一直处于客体这一位置的事实。因此，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女性作为“第二性”“他者”，她们对道德规范不得有丝毫的僭越，否则便会遭到持续的批判，即便是亲情，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光环之下也会黯然失色，只得屈从于极端的男权话语权威。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始终处于边缘地带，笼罩在男权文化价值观的阴影之下，这也决定了她们终会陷入男权文化的泥沼之中。
三、断裂时代下的心理补偿，人物形象与作者的互补
元代是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生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关汉卿是不幸的。作为封建时代中的一位文人，关汉卿出身医户，曾经有一个显赫的家世，受过良好的教育，因而能够谙熟儒家学说，并受此影响，在创作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中的句子。然而，他又在仕进之路暂时阻塞的元代社会中苟活;元代统治者废止科举导致士子地位低下，甚至有“九儒十丐”的说法。这一切都使关汉卿作为一个“失意天才”处于一种进退皆不如意的艰难境地。仕进之路阻塞的知识分子，便大量涌向勾栏瓦肆，一方面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另一方面又借此抒发自己内心的种种抑郁不平之气，而这也是造成元杂剧兴盛的原因之一。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窦娥冤》是通过女性的不幸、女性的人生悲剧来塑造理想的男性窦天章，窦天章成为体现作者精神的一个特别的“镜像”，其中的男权话语是在现实生活中失去进身之阶的男性作家的一种心理补偿。《窦娥冤》是如此，关汉卿的其他杂剧作品如《蝴蝶梦》≤救风尘》《望江亭》等皆表现了女性的反抗只有在男性所拥有的权利的帮助下才能取得成功的思想。如《蝴蝶梦》中蒙古贵族皇亲葛彪在光天化日之下踹死了无辜的王老汉，按照当时的法律王家母子本应偿命，但关汉卿插入了包公假寐的情节使剧情反转，在包拯的帮助下，王家母子才被赦免;《救风尘》中的纨绔子弟周舍看上了颇有几分姿色的妓女宋引章，宋引章急于摆脱苦海，再加上周舍的花言巧语，便让周舍得了手，再次坠入深渊。赵盼儿凭借自己的果敢与智慧，毅然营救自己的好姐妹，骗取了婚书，但更主要的还是借助官吏的公正判决，才完成了使命;《望江亭》中的谭记儿虽然是位颇具智谋与勇气的女性，但是最终还是凭借了皇帝的权力才摆脱了被杨衙内霸占的悲剧性命运，成就了美满的婚娴。在《窦娥冤》中，失意文人关汉卿通过塑造理想男性窦天章的形象来弥补自己在当时社会中被剥夺的男性权力，这些权力在窦天章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这就实现了人物形象与作者的互补，而女性仅仅是男性实现他们本应该拥有的权力的中介。
综观整部作品，无论是从外在相貌还是内在品德，窦娥都是关汉卿所塑造的男性眼中的理想的女性形象，作家笔下的理想女性形象大都缺乏独立的意识，她们不敢也不愿脱离男权社会规范下的女性角色，反倒按照男性的意志来束缚自己，压抑自己的意愿，从而使自己符合男性的审美标准，沦为从属于男性的“他者”，成为男性的附属物。由此观之，她们的所作所为全都是利男主义的，因为她们只有对卑贱的境遇服从接受，才能获得男性社会的恩宠。她们在悲剧来临时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实际上是无力的，这种反抗使她们终究难逃悲剧性命运，反倒是为自己奏出了一曲曲挽歌。
通过以上对《窦娥冤》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窦娥的反抗是无果的，这种反抗只不过是缺乏自我意识与决策权的女性悲剧。因为窦娥始终把自己看作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使自己永远处于男性的地位之下，没有男女平等意识，而是一味地讲究三从四德，实则是把自己推向了深渊。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独立和自我意识逐渐发展并深入人心，尽管过程很艰难，但女性的自我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21世纪的新女性来说，她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自我醒悟，以主体的身份主动参与社会生活，进而要求男性平等地对待女性。只有这样，女性才不会沦为“他者”，才有能力与积淀已久的男权思想相抗争。
①[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28页。
②[东汉]班昭等著：《女四书》，团结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8页。
参考文献：
[1]高进旗.对传统伦理和全贞全孝的推崇与彰显——对关汉卿《窦娥冤》窦娥形象的重新认识[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7）.
[2]李建明《窦娥冤》的悲剧主旨[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1）.
[3]张默瀚，白茂华.绝望的毁灭——从关汉卿创作心态看《窦娥冤》的悲剧指向[J].艺术百家，2004（2）.
[4]陆彦.浅析以大团圆结局的《窦娥冤》悲剧性质的必然性[J].大众文艺，2010（12）.
[5]常斯.维论元代社会对元杂剧悲剧创作的影响[J].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10（1）
[6]张友鸾等选注.关汉卿杂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关键词：《窦娥冤》 男权桎梏 女性悲剧 他者 第二性
我国元代伟大戏剧家关汉卿所创作的《窦娥冤》是我国戏剧史上的杰作，这部旷世难闻、感天动地的《窦娥冤》不仅仅是元杂剧悲剧的典范，也已经成为世界经典悲剧之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意蕴。现如今它作为一出具有极高文化价值和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名剧被广泛改编，仍旧在舞台上绽放光彩，甚至还流传到罔外，感动了无数罔外观众，由此可见此剧成就之大、影响之深广。
关汉卿的杂剧作品，凭借其批判性与抗争性而享誉世界，古今中外的评论家们对于关汉卿杂剧思想意义的探讨一直是如火如荼。尤其是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诸如“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不公”“热情地颂扬备受剥削的人民的斗争”“重建儒家传统道德观”等。无疑，《窦娥冤》已被公认为是揭露封建社会腐朽、歌颂底层人民的反抗斗争的代表作品。而在《窦娥冤》中，主人公窦娥的言行便鲜明地反映了这一主题;在读者眼中，窦娥俨然成为一位反抗封建礼教的坚强斗士。在作品的前半部分，窦娥还只是一个逆来顺受、誓死恪守封建伦理纲常的女性，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得窦娥的反抗性格急剧发展，她通过一步步的反抗，终于取得了胜利，得以平反昭雪。窦娥临死前所许下的三桩誓愿，惊天动地。然而从当时的男权社会背景来看，窦娥的反抗远没有取得胜利，终其短暂的一生，她也只不过是男权文化规范下的一个“符码”罢了。《窦娥冤》实际上就是关于男权话语下的悲剧女性的写作。
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的大蒙古罔是元朝的前身，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由蒙古族开创的王朝，这在中国的朝代更迭中还属首例。连年的对外战争使得元朝政变非常频繁，元朝的政治体系始终都不完善。后期权臣干政，政治愈加腐败，国内各种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蒙古统治者向居住于广大汉族地区的汉人征收大量的赋税，种族压迫和歧视十分严重。除此之外，元朝统治者还实行“四等人制”，以此剥削汉族人民，汉人被掠夺的现象变得更加普遍。在这种形式下，不胜繁重剥削与压迫的百姓开始反抗元代统治，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罔家风雨飘摇，前途岌岌可危。在这种环境下，儒家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受到严重倾轧。儒家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与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惨遭践踏。当时封建思想的藩篱已经松动，元代妇女已经有了较大的可能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拥有琴瑟和谐的人生。这样的例子在元杂剧中举不胜举，诸如：在关汉卿的喜剧型杂剧《望江亭》中，年轻漂亮又有几分姿色的寡妇谭记儿就是一个叛逆者形象。她为了自己能够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娴，大胆蔑视封建礼教，最终与“若有似俺男儿知重我的”白世中成就了美满的婚娴;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相国的女儿崔莺莺，虽然已经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给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但在普救寺邂逅了家境贫寒、进京赶考的张生后，便钟情于张生，不顾老夫人反对暗中与张生幽会并与其私自结合。王实甫在作品中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观点，这无疑蕴藉着鲜明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在王实甫的另一杂剧作品《破窑记》中，刘员外的女儿月娥通过在彩楼上抛绣球决定自己的婚娴大事时，阴差阳错地看中了一无所有、穷得叮当响的秀才吕蒙正，名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自然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可是月娥坚决要嫁给吕蒙正而甘愿苦守寒窑;在贾仲明的杂剧《玉壶春》中，妓女李素兰与穷书生李唐斌坠入爱河后，在鸨母与甚黑子的重重阻碍下矢志不渝，最终脱离苦海，相濡以沫……而窦娥却是满脑子的孝顺与贞洁的封建伦理观念，一女不嫁二夫的贞洁观在她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她不仅自己恪守，还对婆婆的再嫁行为大加讽刺指责，窦娥可以说是一个伦理贞孝的典型。那么时代的大潮为何没有唤醒窦娥呢？也许有人會说，张驴儿是个无赖，窦娥不嫁只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而已。实际上，窦娥形象的塑造还有其深层原因。
一、男权话语对女性的规范和建构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中，由于元朝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封建礼教的秩序遭到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当时的社会氛围是偏于开放的，生活于这一时代下的窦娥长了一副好面孔，因此她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条件和资本。可是出人意料的是，窦娥最终却青睐于一种“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辞须应口”的逆来顺受的生活方式。窦娥为何会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另类”？而这个“另类”就是男权社会中的理想女性，安分守己和美丽端庄就是中国封建男权话语对女性角色所建构的重要因素。
在男权社会中，不管是有意之举还是无意为之，男性作家总是习惯于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的衡量标准凝注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身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女性主义者的代表西蒙·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写有这样的内容：“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①作为男性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窦娥身上的闪光点莫过于“孝顺”与“贞洁”。想必绝大多数读过《窦娥冤》的人都会同情窦娥那不幸而又短暂的一生：在她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七岁的时候便被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与进京赶考的父亲分离;在她十七岁的时候丈夫又患病死去，成为一位年轻的寡妇。但即使是这样，窦娥仍然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婆婆，毫无怨言。在第二折中，面对张驴儿无赖般的指控耍赖、桃杌太守的贪婪枉法、公堂上非人般的拷打折磨“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层皮。打得我肉都飞，血淋漓……”宁死不屈，可是当她听到太守威胁说如果她不认罪便要殴打她的婆婆时，为了使婆婆免受皮肉之苦，窦娥竟然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这是何等的孝顺！“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我若是不死……如何救得你”。在第三折中，即使是在奔赴法场的途中，窦娥没有表现出一点儿死亡前的恐惧，相反她还苦苦哀求刽子手“往后街里去，怕则怕前街里被我婆婆瞧见”。在第四折中，在父亲窦天章为窦娥平反昭雪之后，窦娥还不忘将婆婆托付给父亲：“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孩儿尽养生送死之礼……我便九泉之下，可也瞑目。”细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蔡婆婆在公堂之上不曾为自己的儿媳妇辩白过一句，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这在常人看来都有些不近人情。可是窦娥却能够在死前死后都竭力为婆婆着想，的确难得。世间竞有如此孝顺的媳妇，不禁让人惊叹！ 更可悲的是，当窦天章认出了前来鸣冤的鬼魂正是自己多年未曾谋面的孩儿端云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对女儿的愧疚与爱怜，而是对女儿的药死公公这一大逆不道的行为大加指责：“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要你三从四德;今三从四德全无……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你快与我细吐真情……若说的有半厘差错……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甚至在第四折开头窦天章在不知窦娥正是自己多年不曾谋面的女儿端云时，当他看到窦娥作为自己的同姓之人竟然用毒药药死了公公时，便认为这罪名十恶不赦，恍惚中不知不觉便产生了某种男性的尊严被同姓女子破坏所产生的厌恶与愤恨。班昭《女诫》中有这样的内容：“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叔妹第七。”②在中国封建男权文化体系中，儒家的三从四德无人能够违犯，即使在当时封建思想的藩篱已经松动的元朝，作家仍然渴望着等级分明、讲究道德法度的伦理体系的存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立人准则。西蒙·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反復强调女性实际上是男性的附属物，是男性理想的一个个载体，她们是男性泄欲的对象、生殖者和性伙伴。总之，她是除了自己之外的一切。这种说法听起来虽觉得有些粗俗刺耳，但它却深刻揭示了女性在人类文化史上一直处于客体这一位置的事实。因此，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女性作为“第二性”“他者”，她们对道德规范不得有丝毫的僭越，否则便会遭到持续的批判，即便是亲情，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光环之下也会黯然失色，只得屈从于极端的男权话语权威。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始终处于边缘地带，笼罩在男权文化价值观的阴影之下，这也决定了她们终会陷入男权文化的泥沼之中。
三、断裂时代下的心理补偿，人物形象与作者的互补
元代是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生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关汉卿是不幸的。作为封建时代中的一位文人，关汉卿出身医户，曾经有一个显赫的家世，受过良好的教育，因而能够谙熟儒家学说，并受此影响，在创作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中的句子。然而，他又在仕进之路暂时阻塞的元代社会中苟活;元代统治者废止科举导致士子地位低下，甚至有“九儒十丐”的说法。这一切都使关汉卿作为一个“失意天才”处于一种进退皆不如意的艰难境地。仕进之路阻塞的知识分子，便大量涌向勾栏瓦肆，一方面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另一方面又借此抒发自己内心的种种抑郁不平之气，而这也是造成元杂剧兴盛的原因之一。从这一层面上来说，《窦娥冤》是通过女性的不幸、女性的人生悲剧来塑造理想的男性窦天章，窦天章成为体现作者精神的一个特别的“镜像”，其中的男权话语是在现实生活中失去进身之阶的男性作家的一种心理补偿。《窦娥冤》是如此，关汉卿的其他杂剧作品如《蝴蝶梦》≤救风尘》《望江亭》等皆表现了女性的反抗只有在男性所拥有的权利的帮助下才能取得成功的思想。如《蝴蝶梦》中蒙古贵族皇亲葛彪在光天化日之下踹死了无辜的王老汉，按照当时的法律王家母子本应偿命，但关汉卿插入了包公假寐的情节使剧情反转，在包拯的帮助下，王家母子才被赦免;《救风尘》中的纨绔子弟周舍看上了颇有几分姿色的妓女宋引章，宋引章急于摆脱苦海，再加上周舍的花言巧语，便让周舍得了手，再次坠入深渊。赵盼儿凭借自己的果敢与智慧，毅然营救自己的好姐妹，骗取了婚书，但更主要的还是借助官吏的公正判决，才完成了使命;《望江亭》中的谭记儿虽然是位颇具智谋与勇气的女性，但是最终还是凭借了皇帝的权力才摆脱了被杨衙内霸占的悲剧性命运，成就了美满的婚娴。在《窦娥冤》中，失意文人关汉卿通过塑造理想男性窦天章的形象来弥补自己在当时社会中被剥夺的男性权力，这些权力在窦天章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这就实现了人物形象与作者的互补，而女性仅仅是男性实现他们本应该拥有的权力的中介。
综观整部作品，无论是从外在相貌还是内在品德，窦娥都是关汉卿所塑造的男性眼中的理想的女性形象，作家笔下的理想女性形象大都缺乏独立的意识，她们不敢也不愿脱离男权社会规范下的女性角色，反倒按照男性的意志来束缚自己，压抑自己的意愿，从而使自己符合男性的审美标准，沦为从属于男性的“他者”，成为男性的附属物。由此观之，她们的所作所为全都是利男主义的，因为她们只有对卑贱的境遇服从接受，才能获得男性社会的恩宠。她们在悲剧来临时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实际上是无力的，这种反抗使她们终究难逃悲剧性命运，反倒是为自己奏出了一曲曲挽歌。
通过以上对《窦娥冤》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窦娥的反抗是无果的，这种反抗只不过是缺乏自我意识与决策权的女性悲剧。因为窦娥始终把自己看作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使自己永远处于男性的地位之下，没有男女平等意识，而是一味地讲究三从四德，实则是把自己推向了深渊。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独立和自我意识逐渐发展并深入人心，尽管过程很艰难，但女性的自我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21世纪的新女性来说，她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自我醒悟，以主体的身份主动参与社会生活，进而要求男性平等地对待女性。只有这样，女性才不会沦为“他者”，才有能力与积淀已久的男权思想相抗争。
①[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28页。
②[东汉]班昭等著：《女四书》，团结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8页。
参考文献：
[1]高进旗.对传统伦理和全贞全孝的推崇与彰显——对关汉卿《窦娥冤》窦娥形象的重新认识[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7）.
[2]李建明《窦娥冤》的悲剧主旨[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1）.
[3]张默瀚，白茂华.绝望的毁灭——从关汉卿创作心态看《窦娥冤》的悲剧指向[J].艺术百家，2004（2）.
[4]陆彦.浅析以大团圆结局的《窦娥冤》悲剧性质的必然性[J].大众文艺，2010（12）.
[5]常斯.维论元代社会对元杂剧悲剧创作的影响[J].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10（1）
[6]张友鸾等选注.关汉卿杂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