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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移民社会产生的观念形态构成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移民文化”。文章通过对移民与本地居民混合杂居的社区在人口类型、婚姻圈以及生产生计等方面的调研，观察移民文化背景下嵌入式社区环境的构建情况，并对移民文化的适应与融合提出新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关键词：移民文化；嵌入式社区；文化融合
城市化进程中，移民现象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移民社会产生的观念形态构成社会科学领域的“移民文化”。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关乎社会稳定。国内关于移民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汉族社会和多民族间的人口流动研究。目前国内关于汉族社会的移民文化研究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移民研究，例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的移民文化研究。在对这些地区的移民文化进行研究时，一些学者提出“文化适应”的概念[1]。文化适应过程，往往会出现迁入地居民针对移民的“污名化”的行为。笔者将通过对浙江省宁波市某经济开发区的调查，基于移民文化的多元性探索嵌入式社区环境的构建问题。这对移民人口较多的地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一、基于移民视角的嵌入式社区人口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浙江省宁波市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中小企业发展带动本地经济发展。经济开发区往往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集散地”。这些中小企业的工人以外省农民为主。在部分社区中，“本地原住民”与“外来务工人员”构成了社区第一代居民。我们将这类社区称之为“嵌入式社区”。
随后由于年轻男职工结婚，很多职工家属从外地迁入社区。而社区人口机械变动主要表现为人口迁入或迁出。而人口迁入方式主要分为组织性和自发式迁入两种类型。“招工”是最主要的组织性迁入。而职工家属随迁以及农民工的涌入则是典型的自发式迁入。
自1999年经济开发区部分企业改革后，很多职工因下岗失业离开A社区，其中以25-45岁之间的职工为主。他们一般会去宁波市老三区重新找工作。同时由于一些化工厂业缘优势的衰退，主要表现在工人工资低、福利待遇差。很多在职职工和家属都试图离开当前工作岗位。其中一些工人子女通过打工、读书等逐渐离开A社区。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85%的80后第一代职工子女不会和父母在同一家单位工作。工作关系的变动将最终导致户口的外迁。因此工作关系成为经济开发区人口机械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子女在一座城市工作关系确定后，为其在这座城市购买一套商品房”成为A社区父母的普遍愿望。这种愿望在社区从八十年代起就有所体现。越来越多的居民怀着投资理财的想法更愿意在宁波市购买商品房。
二、嵌入式社区环境的移民群体婚姻圈变化
在上面已经提到，婚姻是影响A社区人口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A社区是一个历史时间较短的人口聚居区，但是它的婚姻圈輻射面较广，跨省、跨地区结婚的夫妻较多，究其原因与移民社区密不可分。进入80年代，第一代职工子女相继结婚。新娘来自其他省份的较少。与父辈相比，这一代的婚姻圈辐射面较小。
进入本世纪，由于新一代A社区子女（1980年以后出生）多在外地工作，崇尚自由恋爱，很少利用父辈的关系给自己介绍婚姻对象。同时，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由于A社区经济优势下滑，在A本地子女间的婚姻关系中，男方并不是最佳婚姻对象。女方更倾向于寻找外地经济实力较好的婚姻对象。因此A社区的婚姻圈又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婚姻圈的直观表现显示了A社区作为移民社区区位优势的下滑。在我们调研中发现这一时期迁入的“外地居民”在学历、职业等方面较差。因此形成本地居民子女外迁的情况。
但部分少数民族（以穆斯林群众为主）子女的婚姻圈有继续变小的趋势。因为迫于婚姻和宗教信仰的压力，很多少数民族子女的选择范围变得较窄。在调查中，一些少数民族年轻人表示他们倾向于本民族的异性为结婚对象，但在宁波市工作时，碰到本民族异性的几率较小。所以，他们不得不回到家乡，在同民族中寻找婚姻对象。因而，A社区的婚姻圈受到经济发展、社会价值观、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
人口的机械变动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招工和婚迁为主，现在的人口变动多因工作关系的变动而带来的人员流动。人口的自然变动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降低。A社区婚姻圈在社会变迁中出现了由大变小再变大的变化轨迹。
从调研中，我们发现本地居民对外来移民的认识依然较少。二者在特定场域内，如工作、商业活动等方面接触较多。本地居民对外来移民在认识上趋于“污名化”。例如，部分本地居民往往将“不文明”、“偷盗”等行为与后者对等。此外，宁波话是吴语的一种重要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外来移民在迁入社区后，较难掌握宁波话。90%以上的外来移民认为宁波话听不懂，而且比较难学。二者在语言上存在沟通障碍。这使得嵌入式社区环境下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在文化上较难融合。
三、嵌入式社区环境中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
通过调研，我们知道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其移民群体以农民工为主。从传统农耕文化移入现代工业文化中，移民群体长久以来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生活方式广泛意义上，囊括了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其中前者决定后者。随着移民族群的复杂化，异质文化不仅仅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异化，还表现为各族群传统文化的不同。两者相互交织。首先是对生产方式的适应，而族群文化长期在生活场域内相互博弈。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群体等属于“固守与兼容”相结合的变化模式[2]，即在内容上保存较多的传统文化，在形式上则不断吸收现代生活的内容。移民群体的态度更加积极。比如说，很多移民群体老家逢年过节时都会去寺庙上香，或者在家里设香炉，但是现在的移民群体已经基本上淡忘此类风俗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老家亲戚已经有非常大的差别，反而在饮食上与本地居民群体更为相似。一个族群适应异质文化的程度，不仅取决于本族群内部是否具备了接纳异质文化的心理准备，而且还与异质文化在本族群社会中传播的方式和外部环境有关，迁移是异质文化传播最有效的形式[3]。异质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尤其在A社区。大批不同地域或民族的移民从全国各地来到A社区。而且这种迁移是连续性的，在社区的各个时期都有移民迁入。因此文化的变迁，在个体上表现出纵向的加深和横向的扩展，即对某个族群文化学习的加深和多个族群文化的吸引等。 A社区的社会变迁，从纵向的维度来看其主要特点是在保持原有特质的基础上，具有吸纳兼容的外放特点。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于传统社会，在其建成之初，就需要大量的移民充实其内在结构。所以，A社区与生俱来拥有开放性的特点。而经济开发区各个独立的公司，所形成的单位文化又带有自我封闭的特点，特别是在开发区发展初期。各公司、工厂工作人员的自我认同感相对较高，对他单位成员存在排他心理。这种需要与排斥构成了社会变迁的矛盾心理。但随着单位文化在社区影响程度的减弱，经济开发区内各个社区更加倾向于开放。A社区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婚姻、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从各族群保持在传统社会中的基本特质的角度来看，经济开发区周边农村的本地居民仍然坚持使用本区域内业已形成的耕作技能和方式，在副业的选择上以本族群所擅长的生计方式为主。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与自身传统社会中的择偶标准相一致。语言方面，在家庭内部仍以老家的方言为主。丧葬习俗较为严格地套用了传统社会的风俗习惯等[4]。在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其内核仍以传统社会中的规范和价值体系为标准，外部表现从根本上也没有发生变化[5]。即在结构出现一些调整的情况下，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回族等穆斯林群众尤为突出。
虽然各移民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内核，但彼此间持续的接触与互动使得群体边界出现了相互重合的具有区域特色的单位文化。这不仅表现为移民群体中所形成的多地区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特点，也表现为本地居民群体中所具有的既有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特点，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形态。并且单位文化是二者在长期交往中所共同创造的。因而在单位场域内，多元文化被单一化，表现出二者边界的重合。例如，二者的职业结构都是以某工厂的工人为主，单位人在一段时间内是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共同身份。他们的生产方式也是相同的。这种局面在混合杂居的传统社会，甚至其他现代社会都是少见的。从而，在生產生计层面构成了嵌入式社区环境。
A社区嵌入式社区环境的的社会变迁是在其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下，因为相互需要而彼此学习、借鉴以及创新的历史过程。各类居民群体的传统文化仍是他们的后台基础，而社会化过程中所学习、借鉴以及创新的多区域文化相互融合的现代文化则是他们的前台表现，以此来适应多区域居民群体混合杂居的嵌入式社区。同时这种文化将成为一种生存和发展技能，传授给下一代。在不发生较大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它将成为一种文化体系中代代相传、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李洁.变迁、互动与交融——新疆阿克苏地区汉族移民及民族关系研究[D].兰州大学.2009.
[2]朱建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对一个街区权力结构的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7（4）.
[3]周大鸣.论城市多元文化的共生态[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4]许宪隆、沈再新.共生互补：构建散杂居地区社会的实践理论[J].散杂居研究通讯，2008（3）.
[5]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人类学社区方法论[J].民俗研究，1996（4）.
关键词：移民文化；嵌入式社区；文化融合
城市化进程中，移民现象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移民社会产生的观念形态构成社会科学领域的“移民文化”。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关乎社会稳定。国内关于移民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汉族社会和多民族间的人口流动研究。目前国内关于汉族社会的移民文化研究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移民研究，例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的移民文化研究。在对这些地区的移民文化进行研究时，一些学者提出“文化适应”的概念[1]。文化适应过程，往往会出现迁入地居民针对移民的“污名化”的行为。笔者将通过对浙江省宁波市某经济开发区的调查，基于移民文化的多元性探索嵌入式社区环境的构建问题。这对移民人口较多的地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一、基于移民视角的嵌入式社区人口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浙江省宁波市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以中小企业发展带动本地经济发展。经济开发区往往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集散地”。这些中小企业的工人以外省农民为主。在部分社区中，“本地原住民”与“外来务工人员”构成了社区第一代居民。我们将这类社区称之为“嵌入式社区”。
随后由于年轻男职工结婚，很多职工家属从外地迁入社区。而社区人口机械变动主要表现为人口迁入或迁出。而人口迁入方式主要分为组织性和自发式迁入两种类型。“招工”是最主要的组织性迁入。而职工家属随迁以及农民工的涌入则是典型的自发式迁入。
自1999年经济开发区部分企业改革后，很多职工因下岗失业离开A社区，其中以25-45岁之间的职工为主。他们一般会去宁波市老三区重新找工作。同时由于一些化工厂业缘优势的衰退，主要表现在工人工资低、福利待遇差。很多在职职工和家属都试图离开当前工作岗位。其中一些工人子女通过打工、读书等逐渐离开A社区。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85%的80后第一代职工子女不会和父母在同一家单位工作。工作关系的变动将最终导致户口的外迁。因此工作关系成为经济开发区人口机械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子女在一座城市工作关系确定后，为其在这座城市购买一套商品房”成为A社区父母的普遍愿望。这种愿望在社区从八十年代起就有所体现。越来越多的居民怀着投资理财的想法更愿意在宁波市购买商品房。
二、嵌入式社区环境的移民群体婚姻圈变化
在上面已经提到，婚姻是影响A社区人口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A社区是一个历史时间较短的人口聚居区，但是它的婚姻圈輻射面较广，跨省、跨地区结婚的夫妻较多，究其原因与移民社区密不可分。进入80年代，第一代职工子女相继结婚。新娘来自其他省份的较少。与父辈相比，这一代的婚姻圈辐射面较小。
进入本世纪，由于新一代A社区子女（1980年以后出生）多在外地工作，崇尚自由恋爱，很少利用父辈的关系给自己介绍婚姻对象。同时，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由于A社区经济优势下滑，在A本地子女间的婚姻关系中，男方并不是最佳婚姻对象。女方更倾向于寻找外地经济实力较好的婚姻对象。因此A社区的婚姻圈又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婚姻圈的直观表现显示了A社区作为移民社区区位优势的下滑。在我们调研中发现这一时期迁入的“外地居民”在学历、职业等方面较差。因此形成本地居民子女外迁的情况。
但部分少数民族（以穆斯林群众为主）子女的婚姻圈有继续变小的趋势。因为迫于婚姻和宗教信仰的压力，很多少数民族子女的选择范围变得较窄。在调查中，一些少数民族年轻人表示他们倾向于本民族的异性为结婚对象，但在宁波市工作时，碰到本民族异性的几率较小。所以，他们不得不回到家乡，在同民族中寻找婚姻对象。因而，A社区的婚姻圈受到经济发展、社会价值观、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
人口的机械变动在改革开放初期以招工和婚迁为主，现在的人口变动多因工作关系的变动而带来的人员流动。人口的自然变动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降低。A社区婚姻圈在社会变迁中出现了由大变小再变大的变化轨迹。
从调研中，我们发现本地居民对外来移民的认识依然较少。二者在特定场域内，如工作、商业活动等方面接触较多。本地居民对外来移民在认识上趋于“污名化”。例如，部分本地居民往往将“不文明”、“偷盗”等行为与后者对等。此外，宁波话是吴语的一种重要方言。属于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外来移民在迁入社区后，较难掌握宁波话。90%以上的外来移民认为宁波话听不懂，而且比较难学。二者在语言上存在沟通障碍。这使得嵌入式社区环境下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在文化上较难融合。
三、嵌入式社区环境中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
通过调研，我们知道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其移民群体以农民工为主。从传统农耕文化移入现代工业文化中，移民群体长久以来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生活方式广泛意义上，囊括了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其中前者决定后者。随着移民族群的复杂化，异质文化不仅仅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异化，还表现为各族群传统文化的不同。两者相互交织。首先是对生产方式的适应，而族群文化长期在生活场域内相互博弈。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群体等属于“固守与兼容”相结合的变化模式[2]，即在内容上保存较多的传统文化，在形式上则不断吸收现代生活的内容。移民群体的态度更加积极。比如说，很多移民群体老家逢年过节时都会去寺庙上香，或者在家里设香炉，但是现在的移民群体已经基本上淡忘此类风俗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老家亲戚已经有非常大的差别，反而在饮食上与本地居民群体更为相似。一个族群适应异质文化的程度，不仅取决于本族群内部是否具备了接纳异质文化的心理准备，而且还与异质文化在本族群社会中传播的方式和外部环境有关，迁移是异质文化传播最有效的形式[3]。异质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尤其在A社区。大批不同地域或民族的移民从全国各地来到A社区。而且这种迁移是连续性的，在社区的各个时期都有移民迁入。因此文化的变迁，在个体上表现出纵向的加深和横向的扩展，即对某个族群文化学习的加深和多个族群文化的吸引等。 A社区的社会变迁，从纵向的维度来看其主要特点是在保持原有特质的基础上，具有吸纳兼容的外放特点。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于传统社会，在其建成之初，就需要大量的移民充实其内在结构。所以，A社区与生俱来拥有开放性的特点。而经济开发区各个独立的公司，所形成的单位文化又带有自我封闭的特点，特别是在开发区发展初期。各公司、工厂工作人员的自我认同感相对较高，对他单位成员存在排他心理。这种需要与排斥构成了社会变迁的矛盾心理。但随着单位文化在社区影响程度的减弱，经济开发区内各个社区更加倾向于开放。A社区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婚姻、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从各族群保持在传统社会中的基本特质的角度来看，经济开发区周边农村的本地居民仍然坚持使用本区域内业已形成的耕作技能和方式，在副业的选择上以本族群所擅长的生计方式为主。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与自身传统社会中的择偶标准相一致。语言方面，在家庭内部仍以老家的方言为主。丧葬习俗较为严格地套用了传统社会的风俗习惯等[4]。在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其内核仍以传统社会中的规范和价值体系为标准，外部表现从根本上也没有发生变化[5]。即在结构出现一些调整的情况下，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回族等穆斯林群众尤为突出。
虽然各移民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内核，但彼此间持续的接触与互动使得群体边界出现了相互重合的具有区域特色的单位文化。这不仅表现为移民群体中所形成的多地区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特点，也表现为本地居民群体中所具有的既有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特点，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形态。并且单位文化是二者在长期交往中所共同创造的。因而在单位场域内，多元文化被单一化，表现出二者边界的重合。例如，二者的职业结构都是以某工厂的工人为主，单位人在一段时间内是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共同身份。他们的生产方式也是相同的。这种局面在混合杂居的传统社会，甚至其他现代社会都是少见的。从而，在生產生计层面构成了嵌入式社区环境。
A社区嵌入式社区环境的的社会变迁是在其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下，因为相互需要而彼此学习、借鉴以及创新的历史过程。各类居民群体的传统文化仍是他们的后台基础，而社会化过程中所学习、借鉴以及创新的多区域文化相互融合的现代文化则是他们的前台表现，以此来适应多区域居民群体混合杂居的嵌入式社区。同时这种文化将成为一种生存和发展技能，传授给下一代。在不发生较大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它将成为一种文化体系中代代相传、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李洁.变迁、互动与交融——新疆阿克苏地区汉族移民及民族关系研究[D].兰州大学.2009.
[2]朱建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对一个街区权力结构的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7（4）.
[3]周大鸣.论城市多元文化的共生态[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4]许宪隆、沈再新.共生互补：构建散杂居地区社会的实践理论[J].散杂居研究通讯，2008（3）.
[5]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人类学社区方法论[J].民俗研究，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