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不动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狂热投机和泡沫经济的问题。
　　由于金融市场本身的特点和早期市场的不成熟性，狂热投机是很容易发生的。
　　1720年，英国的南海公司和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利用证券市场的这种特性，哄抬股价，进行金融诈骗，导致股市暴跌，造成千百万人破产。其情景就如同气泡的吹胀和破灭，所以史称“南海泡沫事件”和“密西西比泡沫事件”。“经济泡沫” (Economic Bubbles)和“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由此得名。
　　中国早期证券市场也一样，在资本市场形成的初期就出现了过度投机的问题。在90年代初期，当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偏差，一些人便凭借内幕信息或者凭借能够进行违法违规操作而不受惩罚的特权，在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兴风作浪，进行豪赌，导致了狂热投机和泡沫生成。
　　投机活动虽然在市场经济中有它不可或缺的功能，因而决不能一概否定；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投机活动都有利无弊，投机活动越多越好；像当时中国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那样，狂热投机使这些市场失去了它发现价格、实现资产优化重组的基本功能，就变成绝对有害的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
　　1993年夏季以后，宏观经济当局在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平息通货膨胀的同时，对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的过度投机和经济泡沫也采取抑制的态度。然而每当金融资产的价格有所下降，例如股票的市盈率从一二百倍的天价下降到五六十倍的仍然很高的水平时，就有人出来大声疾呼“股市低迷”，“股市是改革的产物，要救改革就要救股市”；期望政府出面救市，以便股市重显狂热投机时的“辉煌”。
　　虽然这种“投机有益论”、“泡沫有益论”的鼓吹并不真正符合大多数人特别是普通投资者(“一般股民”)的利益，但常常能够迷惑一部分人，并且对部分官员产生影响。其实，对于过度投机和泡沫经济是否对经济发展有益，应当说是早有定论的。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推动生产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分工的深化。在这种具有广泛分工的社会化生产中，属于不同社会分工的人们必须互相交换自已的活动，即完成各种交易；而交易是要付出成本的，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人们作出了各种制度安排。但新设立制度本身往往又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需要再建立更新的制度来加以克服。
　　例如，金融活动的扩展对物质生产部门的绩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货币和金融业的出现，本身就内含着一种可能性，即货币系统脱离实质经济的基本面而膨胀。当70年代末出现了衍生工具，金融交易就与实质经济离得更远，也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金融部门以及整个“交易部门”以较之实质经济高得多的速度扩张，并且和金融资产价格膨胀(asset inflation)交互作用形成泡沫，乃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它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并孕育着危机的发生。
　　 “经济泡沫”和“泡沫经济”植根于金融市场作为不完全市场的特性。在这种市场的交易中，并不存在一个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均衡点，而是在某一区域内的任何一点都能达到供求均衡。在这种市场上，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买者和卖者对于未来价格的预期。而且，这种预期有一种“自我维持”或“自我实现”的性质。这就是说，当一种商品(不论是实物商品还是金融商品)价格发生波动时，价格越是上涨，就有越多的人由于价格上涨的预期而入市抢购，而抢购又会使价格进一步上涨和预期增强。
　　因此，只要有足够的人入市购买，在源源不断的货币流入市场的支撑之下，很快就会出现市价飚升的“大牛市”。但是，经济气泡是不可能一直膨胀下去的。在过高的价位上，一旦市价止升回跌，很快又会出现下行的正反馈振荡，导致市场崩溃(“崩盘”)。因此，在金融市场上很容易出现狂热投机——市价飚升和随之而来的市场崩溃现象。投机家也往往利用金融市场的这种特性损害“跟风”的小投资者，使自己大发横财。
　　这样，过度投机和泡沫破灭，或者“狂热投机——恐慌抛售——市场崩溃”的金融戏剧不断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