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青我是比较另类的。我是温蛟的第一个知青，也是清流最后上调的一个知青，在农村待的时间，头尾有12个年头，因此也是清流插队最长的知青。
　　温蛟第一个知青
　　上山下乡时，可以自己选择插队的地方，有一派到嵩溪，另一派到嵩口，还有一些到城关，都是交通方便，经济较好的地方。我不粘哪一派，自己一个人到山高皇帝远的温蛟包地插队。当时是温蛟公社的第一个知青，公社没有什么准备，报到后问我去哪里，然后通知包地接人。
　　我是1969年6月12号到温蛟的，6月20号到包地。当时包地李朝生来小池接我，并帮我挑行李。所谓行李就是一个不大的木箱和一床被子，木箱里一半衣服，一半书。从公社到包地翻山越岭走了40里才到，包地虽然偏僻荒野，但因为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也是预料中的，没什么可抱怨。
　　第二天我就和其他社员一起去耘田，老百姓对我都很客气。休息的时候，李朝书拉住我，叫我抽烟，告诉我田里干活只有抽烟才可以休息一下。我也就在那个时候学会抽烟，插队多少年也就抽了多少年的烟。第三天生产队派出劳力去扎稻草和砍小竹子，把李朝文家边上的一间废弃的破房，盖上草，围上小竹片，算是安置我的房间。以后又到胡坊买个锅头，到大队领了一套床铺，也都安置在这个房间。这样是寝室，又是厨房，也是书房，还是会客室地用了两年多，到知青房盖起后才搬走。
　　蹭饭
　　我到梧地买回了供应的33斤米和4两油，就自己开伙了。我一般是早晨毕其功于一役，一天煮两斤米的饭，早上冲点米汤算稀饭，剩下的就是中午和晚上的，图省事一般就吃冷饭。这样一个月的粮食只够半个月吃，剩下的就只有去“蹭饭”了。
　　当时我家里也被下放，没有办法接济我，我的“蹭饭”更成问题了。有一次到明溪的乡下去找一个叫刘德兴的木工师父，赶到他打工的地方时，天已快黑了，却得知他前一天已到20里外的一个小山村做事了。那时还在开展“一打三反”，对生疏的人的证明查得很紧。我身上没有证明，如果没有熟人那是会惹麻烦的，可能被带到大队或公社盘问两天，再作处理。所以我问明了方向，又去赶路。我知道晚上赶生疏的山路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迷路，就一边走一边找过夜的地方。走了六、七里，来到一片稻田，稻子已收割，稻草扎好还放在田里。看看天色已暗，估计不会有人来了，我就用稻草铺底，也用稻草盖面，整个人躲在草堆里。夜里透过草缝看着四周黑黢黢的大山，和天上闪烁的星空，听着秋虫鸣叫，一边担心野兽的突然光临，一边紧缩全身以抵御深秋的寒气，足足煎熬了两、三个小时后，居然忘掉恐惧、饥饿和寒冷，坠入梦乡，还睡得很好，一觉到天明，可能是奔走劳累吧。
　　还有一次到小池裁缝师父赖沂仁处，第二天一早要去嵩溪找老乡，因为当时全部家当只有5角钱，只好走路。老赖写一张条子，叫我到林坊他的朋友家去蹭一餐早饭，我知道他们关系不错。拿着条子找到他的朋友，这老兄看完条子，很绅士地告诉我“你可以走了”。我饿着肚子来到庄前伐木场的小卖部，因为没有粮票，可买的、能吃的只有糖果，买了三毛钱，留住两角钱备用，还没找到归宿呢。靠着这些糖果，我走了40里路到嵩溪金星队张宝康老乡处，刚好他们生产队正准备到下和伐木场去开马路。我请求他们带我一起去。他们几个碰头后，同意了。而且在证明上还写上我的名字，这样我就不用怕查外流人口了，年底经常查的。因为快过年了，大概只干了20几天，就回去。结算时，大家平分，我除了伙食，还拿了20几块钱。这对我来说已是一大笔收入了，比我在生产队的分红款还多。从这以后我也结束了“蹭饭”的历史，因为1971年以后，环境稍宽，我可以打老鼠工解决问题。
　　采松脂
　　1972年因为怕种田天天要头上晒太阳，脚下泡冷水，我和生产队定好合同去采割松香。本来约好一个人作伴，但分山场时，因受别人算计，松树分少了，只够一个人割，那人走了，只好自己一个人干。
　　我采脂的山场离生产队八、九里路，为了少走空路，要在山上住。一切就地取材，木棍、竹子、茅草和藤条，搭起了一间茅屋当住房。每天“随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奔走在800多棵松树之间，一天要跑几十里路，那是真正的跑，劳累使我忘掉害怕，也忘掉了烦恼，然而却不能消除孤独。为了提高效率，每次回去都要带上几十斤大米、几斤萝卜干，一呆就是二三十天，经常一二十天见不到一个人影。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遇上个人会非常高兴，哪怕是平时很讨厌的人，也会非常亲热地和他聊起来，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由于孤独，和野生动物也有种亲近感。在山上常常和野猪、山麂、狐狸相遇，我总喜欢远远地观赏它们，直到它们发觉逃逸。吃饭时，松鼠会在头上的树枝间跳来跃去，我会撒下饭粒，让它们下来捡，逗着它们玩。实在没有其他动物时，观察蚂蚁也很有意思，我常常弄只小虫、饭粒什么的再看他们搬运。
　　山上的动物也不是什么都那么可爱，阴历五月初四下午7点多，我采脂回到小草棚，例行的煮饭、吃饭、洗澡、磨刀、煮第二天的早饭，忙到9点多上床休息。因为有点感冒，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能入眠，到11点多时，不禁打了个喷嚏。突然，两声高吭而深沉的长啸传来，给我的感觉：声音是突受惊动猛然发作，具有地动山摇的震撼力，感觉到地皮在震颤。声音发自小山顶上，距离我大概50米远，我知道遇上什么了。我右手握紧以前准备好的、放在床铺内侧的劈刀，左手伸到床前抓起一把柴刀，竖起耳朵，屏息静静地听着老虎的动静。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一点声响，在我快撑不住时传来了沉沉的脚步声，声音顺着山脊往山上踱去。那晚我醒了好几次，也不时听到其他野兽的叫声。
　　山上采脂虽然辛劳、孤独，甚至还要担惊受怕，但也快乐，因为我在给自己干活。那年我采了七千来斤松脂，卖了六百多元，除掉请工人收油、挑油等开支还剩三百多。交生产队三百元，记一千八百工分，大约可分回一百多元，扣除粮食款，也还有几十元。这一年我就有百八元的净收入，怎能不高兴呢？当然这钱说多也不多，才买得到一百来斤高价大米，说少也不少，我在生产队要出300天的工，才能挣到这么多钱。
　　告别小草棚时我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呢，可是公社和大队说知青不能搞副业，所以第二年也就没有去了。
　　最后上调
　　1978年下半年李序钦当大队书记，他比较了解我，捎信叫我到大队学校代课，我也就去梧地教书了。
　　教育局决定寒假对代课老师进行统考，以决定去留。温蛟学区为了让代课老师考得好些，在期末把代课老师集中进行培训。培训中我发现，我认为早已交还老师的数学知识，竟然没有忘记。我的作业练习卷经常被老师作为标准卷让其他人对答案。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几个上半年参加高考而只差几分上线的老师，这样一比，我就很后悔上半年没有参加高考了：一方面78年录取考生已经不管出身问题，我的最大障碍已经消失；另一方面我的弱项数理知识还没有忘记，文科是我的强项，如果参加高考，上录取线的可能是很大的。
　　1979年代课教师统考后，我又回去教书，一边准备着参加高考。但在梧地找不到人教，也没人一起探讨，经过几个月犹豫，三、四月间我决定破釜沉舟，弃教去嵩口中学找赖敬愉和张瑞霖帮助我复习。不幸的是随后公布的招生章程把招生年龄限制在28岁以下，当时我已31岁，这下我的大学梦破灭了（这个梦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自学考试才帮我圆了）。不过这一年对知青进行大扫除式的安排，我听别人说因为我参加民办教师考试成绩比较好，教育局要留用我，所以也不去要求知青办安排，就傻傻地等着。然而等到其他人转正了，却没有我的份，才急起来。找教育局，他们说：我离开教师队伍，不符合条件。我争辩了几句，但没有用。一拖到年底，有人叫我写封信向上级反映一下，我照办了。果然一个多月后，1980年2月初，县教育局通知我去报到，并安排在城关学区，并告诉我具体学校由学区安排。尽管我只要求到不太远的乡下，但城关学区还是因为我考试成绩，把我安排在城关小学。
　　其他知青都在79年底前安排了，而我成了清流最后安排的一个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