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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中国的艺术乡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日渐扩大。乡村的原生态素材和广域的空间，为当代艺术的创新提供了丰富资源，同时，艺术乡建也构成了对地区文化的重新解构。但这些乡村在地性艺术节或艺术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也伴随产生了很多问题，有些艺术节首届轰轰烈烈，之后便杳无音讯;有些项目始终囿于艺术家自我的小圈子;有些项目渐渐变成城市消费旅游景观……到底是艺术介入乡村还是乡村介入艺术？
冯原：艺术振兴乡村需要漫长孵化
《收藏·拍卖》：艺术介入乡村在我国处于什么状态？
冯原：艺术乡建这个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城乡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现代主义文化观来看，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可以称之为金字塔模式，乡村在底下，城市在上面，文化进步的高峰在城市，而乡村直被认为是需要改造的。但2000年以后，文化发展步入后现代阶段，文化不再是高峰型，而是一种流动型，是多元的，文化中心和文化边缘互相塑造、也会逆转，不再是取代性关系。这为城乡文化后现代发展提供一个转型机会，这就讨论到了艺术乡村改造计划。
以乡村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可以称为不自觉的文化（即生活在文化中不知道自己是有文化的），而以当代文化为中心的城市是自觉的文化（懂得如何将文化进行差异化对照并使得可以进行文化再生产）。艺术乡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群文化自觉者以文化不自觉的乡村作为发生地进行创作。换言之，乡村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一个不可复制的背景。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要认清和区分艺术乡建两个不同层面：第一层，把乡村作为艺术发生地，让乡村成为文化不可复制的背景;第二层，让乡村变得有文化。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艺术乡建还处于第一层面，因为不管在美术馆还是在乡村，其实是同一拨人在做，都是利用了美术馆或者乡村的特殊性来创造文化，这些文化虽然发生在乡村，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城市中心和美术馆，或者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传播空间。这个现象有点像“超级文和友”，让落后和进步互相塑造，让传统和现代相互流转，让高雅和通俗颠倒，让贫穷和富贵翻转。
第二层面是让乡村变得有文化，用艺术来建设乡村，这条路还很漫长。艺术家们利用乡村的文化背景进行创作，而往往作品只有他们自己看得懂，但村民的不懂又正好成为现代文化自觉者创作的素材，两者自相矛盾又相辅相成。因为村民并不能直接从这个艺术计划中获益，或者说马上成为同一类文化自觉者，所以艺术乡建的第二层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
《收藏·拍卖》：艺术乡建面对商业开发与艺术情怀，应该如何平衡？
冯原：大体上今天的艺术乡建由两类人来主导，一是由个体艺术家发起，如碧山乡建、许村计划等，这为乡村建设提供了初步模式;二是以企业雄厚的资金投入到艺术乡建，比如乌镇、安仁等，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文商旅式的开发，这种开发强度和建设规模都不再是所谓的艺术乡建所能涵盖的。第一种乡建模式并不能直接转化成乡村的收益，因为文化自觉者的文化很难分配给文化不自觉者，只能通过经济利益来平衡，这就有可能会因为乡村利益矛盾而叫停计划。总体上来说，我们还是要肯定艺术乡建的积极性，这是后现代文化的多元性表现。
《收藏·拍卖》：国外的艺术乡建案例有借鉴意义吗？
冯原：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算是比较成功的案例，但还不能完全比喻中国的艺术乡建。中国的艺术乡建包含了两个因素：一是人，艺术乡建要跟村民、乡村在地性发生关系;二是要帮助乡村文化建设，这两点在越后妻有还不明显。越后妻有的确有可借鉴的地方，国内也有很多地方想复制越后妻有的做法。但从影响力来说，简单的复制还不能超越品牌原创者。中国的艺术乡建还是应该跟中国乡村生活、乡民相关，因地制宜。
渠岩：艺术乡建应该立足于乡村本体
《收藏·拍卖》：从山西“许村计划”到广东“青田范式”，在这两种乡村样本实践中，你获得最核心的经验是什么？
渠岩：许村坐落在山西东部的太行山上，青田则是在广东的岭南水乡，一南一北、自然为一山一水、文化则一阴一阳，两者所呈现的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产结构、风俗信仰完全不同，如果按相同的模式进行乡建肯定会出问题。现在很多艺术乡建项目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同质化严重，并且大多是以艺术家作为主体进行介入，站在对乡村抱有浪漫主义的想象和精英主义的立场，把艺术家个人化的作品通过环境转换进行创作和表达，而没有把乡村自身作为主体，也没有事先进行长时问、非常完整的对乡村在地文化（即人类学家称的“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和学习，所以会出现很多作品是张冠李戴、越俎代庖，不能跟当地文化产生有效的互动，更不能解决乡村长期存在的问题，这肯定是不可取的。
鄉村建设运动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些知识分子的早期的乡村建设实践，对我们今天的实践同样具有意义。我们要学习这些前辈的乡建经验。同时，“艺术介入乡村”一定要围绕乡村问题进行实践与深入。
《收藏·拍卖》：很多由艺术家自发主导的乡建项目，因村民的不理解或政策拆迁而夭折。在艺术乡建中，艺术家与政府机构、村民，三者之间应该是怎样种关系？
渠岩：乡村是一个丰富的文明共同体，今日的乡村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艺术家在乡村的实践过程中决不能固守单一的艺术家角色，需要同时具备几种角色才能完成乡村工作。其中包括启蒙者、在地知识学徒、各种不同关系的协调人，以及日常政治的战士。其中，启蒙者不是给村民启蒙，而是给各级基层官员启蒙，他们大都沾染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在地知识的学徒，就是艺术家要谦虚地向村民学习，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历史文化;协调员，就是要积极主动协调各种不同的主体关系，促进多主体相互联动;最后是要扮演日常政治的战士，对乡村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要敢于坚持立场，是非锚对要勇于说出来。无论哪个主体介入乡村，首先要有一个明确判断，通过对乡村进行深入的调研从而重估乡村价值。我认为乡村价值有显性和隐性之分，符合中国传统的阴阳文明，阴——看不见的价值，如文化传统、礼俗等，阳——看得见的价值，如乡村建筑、民居老宅、生产生活等。隐形价值支撑、左右着显性价值。伯瑞奥德提出的“关系美学”概念很适合乡村建设者采纳，艺术家必须具备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能力。艺术家通过身体力行来融入乡村，实现乡村共同体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解，借助艺术的杠杆，让乡村本体发声。 《收藏·拍卖》：促进乡村的经济发展，这似乎并不是艺术家的工作，却是村民的愿望，这也就变成艺术乡建的隐性条件。对此你怎么看？
渠岩：艺术家不是万能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艺术家能够以温暖的、情感的方式建立乡村关系，重建生活的样式;能够通过艺术活动引起社会的关注、政府的支持，促进他们把不足的地方弥补过来。这是个长期过程，也不可能马上有经济效应。所以，艺术乡建就像是用中医治疗的方式对乡村问题进行调理。现在很多地方的艺术乡建就是太急功近利，乡村有它自身的恢复路径和规律，外部过分的介入也不是好事，而且经济手段是把双刃剑，过度的、不良的资本引入会把很多历史遗存破坏掉。
左靖：乡建需要靠各领域人士协力合作
《收藏·拍卖》：作为安徽、贵州等地乡村建设的发起人，也是艺术介入乡村的一线实践者，你怎么看待目前我国的艺术乡建？
左靖：在2013年出版的《碧山03：去国还乡续》中，我们绘制了一份“中国乡村建设地图”，里面收录了50个左右的乡村建设案例。事实上，与1930年代相比，当代乡村建设无论在参与的人数还是在实验区的规模上，均属小者。50个案例有50种不同的参与模式，参与者的身份纷繁复杂，这其中，后来被指称为艺术乡建的属于凤毛麟角。近几年来，艺术介入开始多了起来，但大多数在乡村从事的属于艺术项目，而不是乡建项目，或者说，有项目而无乡建。哪怕是像我这样深入乡村这么多年，也不敢说自己做的一定正确。但是，我希望在乡村建设领域，能给艺术和文化留一席之地，在大众旅游之外，真正重视乡土文化的发掘、整理和传播，真正重视乡村教育和自然教育，让艺术乡建发挥自身的优势，同时让乡村建设成为各个领域里的人共同協力完成的一件事情。
《收藏·拍卖》：有些乡村艺术节首届轰轰烈烈，之后便杏无音讯;有些项目始终固于艺术家自我的小圈子;有些项目渐渐蜕化为纯粹的城市消费旅游景观……对于这些现象你怎么看？
左靖：正如上所述，我不喜欢做热闹一阵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的事情。非农领域的人士，特别是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的工作，往往会把之前在艺术圈里的习气带进乡村，把乡村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名利场”，乡村只是他获取声名资本的一个对象。如果是这样，乡村不会欢迎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制定乡村工作的基本原则：服务社区是第一原则，乡村建设说到底是一种为乡村服务的社会设计和社会实践;地域印记是第二原则，所有我们的工作都必须围绕地方的文化来进行，不做与地方文化不相干的事情;城乡联结是第三原则，正如梁漱溟所说：“乡村建设，实非乡村建设，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城市和乡村构成了中国的社会，两者是无法割裂的。所以，我们的工作路径是，往乡村输入城市资源，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勾连起城市和乡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艺术乡建，既然是乡建，也应该大致往这个方向努力。
《收藏·拍卖》：关于碧山乡建，其实一开始也面对了很多争议，现如今你如何看待碧山乡建这个项目？
左靖：碧山乡建是属于民间自发的，也是我们第一个乡建项目，因为对乡村社会认识上的不足，走了很多弯路，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乡村工作者，相较于早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逐渐明晰了自己在乡村建设中的“可为”与“不可为”，确定了个人的工作范围，并且发展出更加适宜的理论体系和工作方法。所以我想，也许不能以成功与否来判定我们在碧山的工作。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比如，通过争议，我们让乡村建设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工作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了村民的意识和行为，比如，在我们到碧山之前，碧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乡村，鲜有观光客，没有一家民宿，现在有60多家村民自发改造的民宿。碧山已经成为很多乡村爱好者、建筑师、设计师时常造访的地方，成为当代乡村建设的个典型样本和研究对象。不包括碧山书局、猪栏酒吧乡村客栈等外来人经营的商业业态，仅我们创办的碧山工销社就解决了村里近10位村民的就业。我想，虽然微不足道，但于建设乡村，我们也算贡献了一点微薄之力。
《收藏·拍卖》：在你看来，怎样才能称之为“艺术激活乡村”？
左靖：单凭艺术是很难“激活”乡村的，一个乡村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面向，艺术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而媒体往往会夸大艺术的作用。从近些年实践看，乡村建设越来越成为各个团队协力去做的一件事，大家取长补短，各显神通，让文化建设、社区营造、商业发展与村民需求和参与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乡建叙事，才是我心目中真正意义的乡村建设。
冯原：艺术振兴乡村需要漫长孵化
《收藏·拍卖》：艺术介入乡村在我国处于什么状态？
冯原：艺术乡建这个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城乡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现代主义文化观来看，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可以称之为金字塔模式，乡村在底下，城市在上面，文化进步的高峰在城市，而乡村直被认为是需要改造的。但2000年以后，文化发展步入后现代阶段，文化不再是高峰型，而是一种流动型，是多元的，文化中心和文化边缘互相塑造、也会逆转，不再是取代性关系。这为城乡文化后现代发展提供一个转型机会，这就讨论到了艺术乡村改造计划。
以乡村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可以称为不自觉的文化（即生活在文化中不知道自己是有文化的），而以当代文化为中心的城市是自觉的文化（懂得如何将文化进行差异化对照并使得可以进行文化再生产）。艺术乡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群文化自觉者以文化不自觉的乡村作为发生地进行创作。换言之，乡村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一个不可复制的背景。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要认清和区分艺术乡建两个不同层面：第一层，把乡村作为艺术发生地，让乡村成为文化不可复制的背景;第二层，让乡村变得有文化。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艺术乡建还处于第一层面，因为不管在美术馆还是在乡村，其实是同一拨人在做，都是利用了美术馆或者乡村的特殊性来创造文化，这些文化虽然发生在乡村，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城市中心和美术馆，或者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传播空间。这个现象有点像“超级文和友”，让落后和进步互相塑造，让传统和现代相互流转，让高雅和通俗颠倒，让贫穷和富贵翻转。
第二层面是让乡村变得有文化，用艺术来建设乡村，这条路还很漫长。艺术家们利用乡村的文化背景进行创作，而往往作品只有他们自己看得懂，但村民的不懂又正好成为现代文化自觉者创作的素材，两者自相矛盾又相辅相成。因为村民并不能直接从这个艺术计划中获益，或者说马上成为同一类文化自觉者，所以艺术乡建的第二层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
《收藏·拍卖》：艺术乡建面对商业开发与艺术情怀，应该如何平衡？
冯原：大体上今天的艺术乡建由两类人来主导，一是由个体艺术家发起，如碧山乡建、许村计划等，这为乡村建设提供了初步模式;二是以企业雄厚的资金投入到艺术乡建，比如乌镇、安仁等，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文商旅式的开发，这种开发强度和建设规模都不再是所谓的艺术乡建所能涵盖的。第一种乡建模式并不能直接转化成乡村的收益，因为文化自觉者的文化很难分配给文化不自觉者，只能通过经济利益来平衡，这就有可能会因为乡村利益矛盾而叫停计划。总体上来说，我们还是要肯定艺术乡建的积极性，这是后现代文化的多元性表现。
《收藏·拍卖》：国外的艺术乡建案例有借鉴意义吗？
冯原：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算是比较成功的案例，但还不能完全比喻中国的艺术乡建。中国的艺术乡建包含了两个因素：一是人，艺术乡建要跟村民、乡村在地性发生关系;二是要帮助乡村文化建设，这两点在越后妻有还不明显。越后妻有的确有可借鉴的地方，国内也有很多地方想复制越后妻有的做法。但从影响力来说，简单的复制还不能超越品牌原创者。中国的艺术乡建还是应该跟中国乡村生活、乡民相关，因地制宜。
渠岩：艺术乡建应该立足于乡村本体
《收藏·拍卖》：从山西“许村计划”到广东“青田范式”，在这两种乡村样本实践中，你获得最核心的经验是什么？
渠岩：许村坐落在山西东部的太行山上，青田则是在广东的岭南水乡，一南一北、自然为一山一水、文化则一阴一阳，两者所呈现的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生产结构、风俗信仰完全不同，如果按相同的模式进行乡建肯定会出问题。现在很多艺术乡建项目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同质化严重，并且大多是以艺术家作为主体进行介入，站在对乡村抱有浪漫主义的想象和精英主义的立场，把艺术家个人化的作品通过环境转换进行创作和表达，而没有把乡村自身作为主体，也没有事先进行长时问、非常完整的对乡村在地文化（即人类学家称的“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和学习，所以会出现很多作品是张冠李戴、越俎代庖，不能跟当地文化产生有效的互动，更不能解决乡村长期存在的问题，这肯定是不可取的。
鄉村建设运动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些知识分子的早期的乡村建设实践，对我们今天的实践同样具有意义。我们要学习这些前辈的乡建经验。同时，“艺术介入乡村”一定要围绕乡村问题进行实践与深入。
《收藏·拍卖》：很多由艺术家自发主导的乡建项目，因村民的不理解或政策拆迁而夭折。在艺术乡建中，艺术家与政府机构、村民，三者之间应该是怎样种关系？
渠岩：乡村是一个丰富的文明共同体，今日的乡村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艺术家在乡村的实践过程中决不能固守单一的艺术家角色，需要同时具备几种角色才能完成乡村工作。其中包括启蒙者、在地知识学徒、各种不同关系的协调人，以及日常政治的战士。其中，启蒙者不是给村民启蒙，而是给各级基层官员启蒙，他们大都沾染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在地知识的学徒，就是艺术家要谦虚地向村民学习，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历史文化;协调员，就是要积极主动协调各种不同的主体关系，促进多主体相互联动;最后是要扮演日常政治的战士，对乡村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要敢于坚持立场，是非锚对要勇于说出来。无论哪个主体介入乡村，首先要有一个明确判断，通过对乡村进行深入的调研从而重估乡村价值。我认为乡村价值有显性和隐性之分，符合中国传统的阴阳文明，阴——看不见的价值，如文化传统、礼俗等，阳——看得见的价值，如乡村建筑、民居老宅、生产生活等。隐形价值支撑、左右着显性价值。伯瑞奥德提出的“关系美学”概念很适合乡村建设者采纳，艺术家必须具备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能力。艺术家通过身体力行来融入乡村，实现乡村共同体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解，借助艺术的杠杆，让乡村本体发声。 《收藏·拍卖》：促进乡村的经济发展，这似乎并不是艺术家的工作，却是村民的愿望，这也就变成艺术乡建的隐性条件。对此你怎么看？
渠岩：艺术家不是万能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艺术家能够以温暖的、情感的方式建立乡村关系，重建生活的样式;能够通过艺术活动引起社会的关注、政府的支持，促进他们把不足的地方弥补过来。这是个长期过程，也不可能马上有经济效应。所以，艺术乡建就像是用中医治疗的方式对乡村问题进行调理。现在很多地方的艺术乡建就是太急功近利，乡村有它自身的恢复路径和规律，外部过分的介入也不是好事，而且经济手段是把双刃剑，过度的、不良的资本引入会把很多历史遗存破坏掉。
左靖：乡建需要靠各领域人士协力合作
《收藏·拍卖》：作为安徽、贵州等地乡村建设的发起人，也是艺术介入乡村的一线实践者，你怎么看待目前我国的艺术乡建？
左靖：在2013年出版的《碧山03：去国还乡续》中，我们绘制了一份“中国乡村建设地图”，里面收录了50个左右的乡村建设案例。事实上，与1930年代相比，当代乡村建设无论在参与的人数还是在实验区的规模上，均属小者。50个案例有50种不同的参与模式，参与者的身份纷繁复杂，这其中，后来被指称为艺术乡建的属于凤毛麟角。近几年来，艺术介入开始多了起来，但大多数在乡村从事的属于艺术项目，而不是乡建项目，或者说，有项目而无乡建。哪怕是像我这样深入乡村这么多年，也不敢说自己做的一定正确。但是，我希望在乡村建设领域，能给艺术和文化留一席之地，在大众旅游之外，真正重视乡土文化的发掘、整理和传播，真正重视乡村教育和自然教育，让艺术乡建发挥自身的优势，同时让乡村建设成为各个领域里的人共同協力完成的一件事情。
《收藏·拍卖》：有些乡村艺术节首届轰轰烈烈，之后便杏无音讯;有些项目始终固于艺术家自我的小圈子;有些项目渐渐蜕化为纯粹的城市消费旅游景观……对于这些现象你怎么看？
左靖：正如上所述，我不喜欢做热闹一阵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的事情。非农领域的人士，特别是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的工作，往往会把之前在艺术圈里的习气带进乡村，把乡村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名利场”，乡村只是他获取声名资本的一个对象。如果是这样，乡村不会欢迎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制定乡村工作的基本原则：服务社区是第一原则，乡村建设说到底是一种为乡村服务的社会设计和社会实践;地域印记是第二原则，所有我们的工作都必须围绕地方的文化来进行，不做与地方文化不相干的事情;城乡联结是第三原则，正如梁漱溟所说：“乡村建设，实非乡村建设，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城市和乡村构成了中国的社会，两者是无法割裂的。所以，我们的工作路径是，往乡村输入城市资源，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勾连起城市和乡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艺术乡建，既然是乡建，也应该大致往这个方向努力。
《收藏·拍卖》：关于碧山乡建，其实一开始也面对了很多争议，现如今你如何看待碧山乡建这个项目？
左靖：碧山乡建是属于民间自发的，也是我们第一个乡建项目，因为对乡村社会认识上的不足，走了很多弯路，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乡村工作者，相较于早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逐渐明晰了自己在乡村建设中的“可为”与“不可为”，确定了个人的工作范围，并且发展出更加适宜的理论体系和工作方法。所以我想，也许不能以成功与否来判定我们在碧山的工作。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比如，通过争议，我们让乡村建设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这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我们的工作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了村民的意识和行为，比如，在我们到碧山之前，碧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乡村，鲜有观光客，没有一家民宿，现在有60多家村民自发改造的民宿。碧山已经成为很多乡村爱好者、建筑师、设计师时常造访的地方，成为当代乡村建设的个典型样本和研究对象。不包括碧山书局、猪栏酒吧乡村客栈等外来人经营的商业业态，仅我们创办的碧山工销社就解决了村里近10位村民的就业。我想，虽然微不足道，但于建设乡村，我们也算贡献了一点微薄之力。
《收藏·拍卖》：在你看来，怎样才能称之为“艺术激活乡村”？
左靖：单凭艺术是很难“激活”乡村的，一个乡村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面向，艺术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而媒体往往会夸大艺术的作用。从近些年实践看，乡村建设越来越成为各个团队协力去做的一件事，大家取长补短，各显神通，让文化建设、社区营造、商业发展与村民需求和参与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乡建叙事，才是我心目中真正意义的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