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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云：“贤臣起于州县，良将发于行伍”。自古以来，县治一职都是历练国家贤才、选择政治栋梁的不二人选。宋代的宰相文彦博，从翼城知县起步，历仁、英、神、哲四朝，仁宗朝两度拜相，英宗、神宗朝为枢相9年，哲宗朝除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出将入相50多年，在政事、军事、民事、文学、书法方面均成就不凡，堪称千古贤相。而其之所以能够出将入相，与其早年的基层执政经历息息相关。
崇文兴儒 打击奸猾
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市）人，祖先出于春秋齐国公子完一脉。公子完卒谥敬仲，后世以谥为氏，五代时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姓“文”氏；后汉高祖刘知远又复其旧氏“敬”；宋太宗时，以避宋翼祖赵敬讳，又改为“文”。
文彦博少时即聪颖过人。传说他与诸童子在大树旁玩球，不慎将球滚入树洞，伸手无法取到，孩提们无计可施之時，文彦博提水注入洞中，水漫球即浮出，此事《介休县志》有记载。成年之后，文彦博的科举之途，也是一帆风顺。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九月，中举人，时年21岁，中举后又从大儒史熠学。史熠字中晖，时为光禄卿，历知恩州、潞州。史熠之母张氏善相术，言文彦博后必大贵，《东斋记事》载：“史中晖之母张氏，能知人，观其所为，而知其贵贱贫富。文潞公、张果卿、高敏之、吕公初举进士时，皆馆其家，极礼待之。言潞公、果卿、敏之大贵，公初有名而不达，后皆如其言”。
天圣五年（1027年），彦博进士及第，先为大理寺评事（正九品），后知翼城县事。当时的翼城县属于绛州所辖，户广人稠，颇多奸猾之徒，挟持上司，极难治理。文彦博被任命为翼城知县，而尚未到任时，会见了一个叫李本的门客，李本向其传授了治理之道，即“若要安稳，先诛首恶；民心为上，惠政为先”，于是文彦博上任伊始，就将县内肆横无比，要挟县内众官僚的张姓大户秉公判决，刺配远方，其后果然政令畅通，本县的治安得到极大的改善。众所周知，北宋施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人士大夫在北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很高，因此地方官都想方设法在各自的辖区内兴学育人，培养英才。文彦博来到翼城赴任后，首先徙置文庙，兴学育人，深得民心。《潞公文集》卷十二录《绛州翼城县新修至圣文宣王庙碑记》一文：“一日，睹新庙之既成，以殊像之未备，乃率其徒躬营其事。明年春，募工于别郡，得绘塑之妙者，于是塑宣圣及十哲之像，逾十旬而告就。……今兹为记，是用略诸，时天圣八年九月五日记。”文彦博用修复文庙的做法，向治下的百姓宣告自己重视教育，希望读书人认真向学，早日成才。同时，因为封建社会县官为了征收赋税，必须确保治下农业的稳定。文彦博为官翼城时，平易近人，经常深入民间田头，调查研究，发展农业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特别是翼城南河下（今唐兴镇东关村）一带，每遇暴雨，浍水猛涨，不仅淹没民田民舍，还危及人民生命财产。文彦博亲修河堤，根除水患，并在衙署之东的高阜上修建河亭，以观察水情，邑民感佩。后因文彦博被封为潞国公，邑人为纪念其德政，称之为“潞公轩”。
因为在翼城任上表现不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九月七日，文彦博受命以殿中侍御史，改知榆次县。因为古代交通不便，文彦博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春正月，才赶到榆次县赴任，到县后夙夜在公，勤于政事。同治《榆次县志》卷十二《思凤亭诗序》：“越明年春正月四日始到官。邑之生齿受地而附籍者五万二千户，侨居而未业者不胜算，河东之邑斯最为大，啧言控诉，庭无虚日。敏政者在之犹惮弗及，顾予菲劣，岂敢逸豫？盖夙夜而在公”。
明辨是非 直陈时弊
文彦博三载考满，政绩优异，升任兖州通判，后又升为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成为皇上身边近臣。其间做过许多为人称道的大事、好事。
宝元三年（1040年）正月，西夏王李元昊称帝，宋夏关系陡然紧张起来。李元昊命令边境上的部落诈降宋廷，乘机袭取北宋边地的重要军事要塞金明寨（陕西安塞县东南沿河湾镇），兵锋直犯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范雍，文官出身，不懂军事，见夏军兵临城下，惊慌失措，急忙缴令屯驻庆州（今甘肃庆阳）鄜延、怀庆的副都部署刘平及将领石元孙等率兵赴援，共约万人，在延州之三川口（在今延安市西北）与十万夏军发生遭遇战。鏖战中，由于监军宦官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兵心不稳，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主帅刘平被俘，绝食而死。朝廷追究败军之罪，黄德和为了逃避惩治，竟诬告刘平降敌，并用金带贿赂刘平家奴出具伪证，致使刘家200余口被关进监狱。宋仁宗觉得事有蹊跷，于是命令文彦博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主审此案。通过调查取证，文彦博终于弄清楚了真相，准备给刘平平反，恢复名誉。这时黄德和害怕真相暴露，于是授意其党羽大肆鼓噪，阴谋翻案，以致朝廷又派来一位御史前来重审。文彦博据不接纳，对新来的御史说道：“朝廷担心此案难办才派你来，现在案子已结，你可以回去了。如果出了问题，我一人承担全部责任。”通过文彦博的据理力争，最终使诬告刘平的黄德和及刘平家奴都处以斩刑，昭雪了刘平之冤。
针对与少数民族军队交战时，监军宦官或监军文臣对前线军队主帅干预过多，导致将帅无权，指挥不灵，宋军屡屡战败的问题，其年三月癸未，文彦博奏乞主帅专行军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六载：“三月癸未，殿中侍御史文彦博言：‘比者用兵西鄙，有临阵先退、望敌不进之人，及置狱邻郡，而推勃之际，枝蔓淹延，启幸生之路，稽慢令之诛，将何以励从心而趋大故乎？且将权不可不专，军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使之畏我，非严刑何以济乎？故对敌而伍中不进者，伍长斩之，伍长不进，什长斩之。以什伍之长，尚得专杀，统帅之重，乃不能诛一小校，则军中之令，可谓乱矣。……国朝著令，禁军将校之有过而从中覆，当施之龄平居无事之时。今防边用兵逾数十万，将不专权，军不峻法，何以御之哉。”，请战时专将权，峻军法。”虽然文彦博的奏章切中时弊，直指宋军战败的根源，但是由于宋代施行的是“以文制武，守内虚外”的祖宗之法，统治者惧怕统兵将帅甚于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以以英明著称的宋仁宗也无力改变，文彦博的这一良策最终不了了之。 为国理财 解民之困
文彦博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名文锐，字挺之，仕后汉，任石州军事推官，后弃官归隐，宋灭北汉后，宋太宗曾下令“凡刘氏之旧臣，率度才而被用”，但是文锐无复出之意，“浮沉乡里，宴乐于友间”。其父亲名文洎，为宋初的高级官僚，《文彦博家世考》载：“文洎，历监征阆州，通判南京，官阁中，三门白波发运使属官，三门白波发运使，司勋员外郎、荆湖南路转运使，司勋员外郎、判三司开拆磨勘司，终主客郎中、河东转运使。后因病死于任所。”转运使为宋代的高级财政官员，兼有监察的执掌，为路（相当于省）一级的四位主官之一（另三位为经略安抚使、提举常平使、提点刑狱使）。
文彦博在审理完刘平的冤案之后不久，就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任河东转运副使。《潞公文集》卷四载：“某天圣四年叨充乡赋，明道二年夏假副车于本郡，今年夏忝外计于本道，实嗣世职。”因为三年之前，自己的父亲文洎就担任河东转运使，而自己回到家乡河东任职河东转运副使，所以属于以副车（副手）任职本郡（故里），也属于承袭父职。上任之初，通过明察暗访，认为河东路沿边的六个军（州级别的军事要地），并不存在严重的国防压力，没有设立主官的必要，只要设置通判一员就可以胜任，于是“六月十六日，乞河东隰州、宪州、保德、宁化、岢岚、火山军处，各差通判，省职官一员”。而之所以上这道奏章，出发点在为国省财，因为州级主官通判与知州（知军）虽然名义上地位接近，都属于一个州的主要领导，但是通判的俸禄却远低于知州，且通判必须在两个州级的单位任职圆满之后，才能升任知州，这也能看出知州与通判的真实差距。
河东路所辖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与西夏邻接，依山筑城，最为险固，是抗御西夏进攻的战略桥头堡。然而内地转运粮饷，道路迂回绕运难走，附近虽有唐朝时所修的故道，但是长久废弃又无人治理。文彦博的父亲文洎担任河东转运使时，一度想要修复唐代的旧道，可惜没有动工就病故了。《宋史·文彦博传》记载：“麟州饷道回远，银城河外有唐时故道，废弗治，彦博父洎为转运使日，将复之，未及而卒。”文彦博上任后，亲自带人修复故道，使运饷之路既近又好走，保证了军饷的供应，并在麟州城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加强了麟州城的持久防御能力。后来李元昊挟好水川（即今宁夏隆德县境之渝河）战役胜利的余威，举兵攻打麟州，围城十天，看到城中粮草、甲杖充足，于是无奈之中只好解围而去。同时文彦博发现现行的民兵制度“河东路两丁内抽调一人为强壮（民兵）”过于损耗民力，于是上奏朝廷“请河东以陕西例三丁点一丁为强壮”，以体恤民力，舒缓民困。六月已末，文彦博升任天章阁待制、吏部员外郎、河东路都转运使，十月份，知渭州兼泾源路都部署，十一月，改秦凤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秦州，成为主管行政、军务方面的大员，防守边境二年，不断地囤积粮草，训练军队，加强边备，不轻易与夏人开战，结果赢得了“有威名，敌不敢犯”的美名。
精心治蜀 荐才举贤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十二月甲辰，文彦博以枢密直学士、户部郎中的身份，改知益州（今四川成都）。 蜀地远在西南，夷夏共处，地狭人众，尤为难治，故俗语说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平”，仁宗将文彦博派到益州为官，无疑是希望文彦博能将蜀地治理好，为朝廷分忧解难。
文彦博到任之后，勤于公务，在蜀日有治声。军事上，请立法训练本路兵丁，强化对西边吐蕃的威慑能力，“十二月癸亥，文彦博言本路兵久不习战斗，请立法训练。诏先教以弓弩，即熟悉，又以刀枪阅示之”。同时，针对益州、彭州、邛州、蜀州、汉州五州大量驻扎骑兵，耗资巨大而蜀中河流众多，骑兵难以有效发挥机动能力的弊端，上书朝廷，请求将骑兵两千全部换成步兵，朝廷商量之后，准许更换三分之一。民事上，智降米价，打击奸商的气焰。当时成都的大商人囤积粮食，倒腾米价，不顾官府的限价命令，百姓苦不堪言。《东斋记事》记载：“文潞公在成都，米价腾贵，民受其困。因就诸城门相近院凡十八处，减价平卖，不限其数，张榜通衢，告知百姓。翌日，米价遂降。”由此事观之，文彦博是一个很有手段的能吏，绝非书呆子。经济上，支持交子务，为商民提供便利。当时的四川地区，使用铁钱，过分笨重不便携带，于是蜀中的大商贾联合起来发行交子（类似于近代支票），并获得了官府的认可。因为四川靠近陕西军事前沿，所以朝廷就近命令四川地区供给前线驻军军饷，军士们利用交子从四川换取大量的铁钱消费，使得四川地区的交子缺乏了本金（铁钱）的支撑，于是文彦博上奏朝廷“请诸州供钱拨充交子务”，使得交子的发行、交易、兑换有了充足的本金保证，从而使得交子不贬值。文教上，选贤举能，为国家荐举了大量的人才。如文彦博推荐蜀中士人龙昌期气正行介，学问精纯，可以担任校书郎，掌管州学；文彦博赏识梓潼人文同，认为其年纪轻轻，便文名远播，前途不可限量，后文同果然于皇佑元年高中进士，担任邛州军事推官，后人称其为“石室先生”；庆历六年，向朝廷推荐了高惟几、杨文举、田瑜、张九言，后皆为名宦。文彦博执政成都，为民请命，勤于公务，赢得了蜀中百姓的一致拥护，《蜀守记》中更将文彦博视为治理蜀中最佳官吏，“成都人称近时治蜀之善者，莫如田元均、文潞公”，文潞公即文彦博也。
剿平叛乱 功成拜相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七年三月乙未日，知益州、枢密直学士、户部郎中文彦博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三月丁酉，改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文彦博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皆为副宰相级别的高级官职，为文彦博进一步施展才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建立政权，自称东平君王。朝廷急派开封府知府明镐前往镇压。但是当时的枢密使为夏竦，与明镐不和，因为枢密使主管军事，所以在用兵途中对明镐处处牵制，导致明镐久攻贝州城池不下，朝廷震怒。文彦博为了替仁宗分忧，主动请缨前往贝州讨伐王则叛军。《长编》卷一百六十二记载：“先是，枢密使夏竦惡明镐，恐其成功，凡镐所奏请，辄从中沮之。彦博既受命，因言军事中覆不及，愿得专行。戊寅，诏许彦博以便宜从事。”
次年正月，仁宗任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拥有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文彦博采纳部将刘遵的建议，一面以大军佯攻贝州北城，另一面在贝州南城暗挖地道，选精兵士卒潜入城内，打开城门，里应外合，攻破城池，宋军蜂拥入城。王则试图用火牛冲击宋军，想乘机突围，不想尾部被点燃的黄牛剧痛之下，倒冲本阵，反倒打乱了王则的阵脚，兵败如山倒，王则战败被俘，押解到京师汴州被杀，兵变得以平息。经此一役，文彦博以功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第一次拜相。
文彦博之所以能出将入相，除了其天资聪慧，又勤于政务，且对朝政持一种稳健务实的态度之外，当与其长期担任地方基层官吏，熟悉下层百姓疾苦，了解地方政治的运行规律有关。
崇文兴儒 打击奸猾
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市）人，祖先出于春秋齐国公子完一脉。公子完卒谥敬仲，后世以谥为氏，五代时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姓“文”氏；后汉高祖刘知远又复其旧氏“敬”；宋太宗时，以避宋翼祖赵敬讳，又改为“文”。
文彦博少时即聪颖过人。传说他与诸童子在大树旁玩球，不慎将球滚入树洞，伸手无法取到，孩提们无计可施之時，文彦博提水注入洞中，水漫球即浮出，此事《介休县志》有记载。成年之后，文彦博的科举之途，也是一帆风顺。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九月，中举人，时年21岁，中举后又从大儒史熠学。史熠字中晖，时为光禄卿，历知恩州、潞州。史熠之母张氏善相术，言文彦博后必大贵，《东斋记事》载：“史中晖之母张氏，能知人，观其所为，而知其贵贱贫富。文潞公、张果卿、高敏之、吕公初举进士时，皆馆其家，极礼待之。言潞公、果卿、敏之大贵，公初有名而不达，后皆如其言”。
天圣五年（1027年），彦博进士及第，先为大理寺评事（正九品），后知翼城县事。当时的翼城县属于绛州所辖，户广人稠，颇多奸猾之徒，挟持上司，极难治理。文彦博被任命为翼城知县，而尚未到任时，会见了一个叫李本的门客，李本向其传授了治理之道，即“若要安稳，先诛首恶；民心为上，惠政为先”，于是文彦博上任伊始，就将县内肆横无比，要挟县内众官僚的张姓大户秉公判决，刺配远方，其后果然政令畅通，本县的治安得到极大的改善。众所周知，北宋施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人士大夫在北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很高，因此地方官都想方设法在各自的辖区内兴学育人，培养英才。文彦博来到翼城赴任后，首先徙置文庙，兴学育人，深得民心。《潞公文集》卷十二录《绛州翼城县新修至圣文宣王庙碑记》一文：“一日，睹新庙之既成，以殊像之未备，乃率其徒躬营其事。明年春，募工于别郡，得绘塑之妙者，于是塑宣圣及十哲之像，逾十旬而告就。……今兹为记，是用略诸，时天圣八年九月五日记。”文彦博用修复文庙的做法，向治下的百姓宣告自己重视教育，希望读书人认真向学，早日成才。同时，因为封建社会县官为了征收赋税，必须确保治下农业的稳定。文彦博为官翼城时，平易近人，经常深入民间田头，调查研究，发展农业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特别是翼城南河下（今唐兴镇东关村）一带，每遇暴雨，浍水猛涨，不仅淹没民田民舍，还危及人民生命财产。文彦博亲修河堤，根除水患，并在衙署之东的高阜上修建河亭，以观察水情，邑民感佩。后因文彦博被封为潞国公，邑人为纪念其德政，称之为“潞公轩”。
因为在翼城任上表现不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九月七日，文彦博受命以殿中侍御史，改知榆次县。因为古代交通不便，文彦博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春正月，才赶到榆次县赴任，到县后夙夜在公，勤于政事。同治《榆次县志》卷十二《思凤亭诗序》：“越明年春正月四日始到官。邑之生齿受地而附籍者五万二千户，侨居而未业者不胜算，河东之邑斯最为大，啧言控诉，庭无虚日。敏政者在之犹惮弗及，顾予菲劣，岂敢逸豫？盖夙夜而在公”。
明辨是非 直陈时弊
文彦博三载考满，政绩优异，升任兖州通判，后又升为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成为皇上身边近臣。其间做过许多为人称道的大事、好事。
宝元三年（1040年）正月，西夏王李元昊称帝，宋夏关系陡然紧张起来。李元昊命令边境上的部落诈降宋廷，乘机袭取北宋边地的重要军事要塞金明寨（陕西安塞县东南沿河湾镇），兵锋直犯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范雍，文官出身，不懂军事，见夏军兵临城下，惊慌失措，急忙缴令屯驻庆州（今甘肃庆阳）鄜延、怀庆的副都部署刘平及将领石元孙等率兵赴援，共约万人，在延州之三川口（在今延安市西北）与十万夏军发生遭遇战。鏖战中，由于监军宦官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兵心不稳，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主帅刘平被俘，绝食而死。朝廷追究败军之罪，黄德和为了逃避惩治，竟诬告刘平降敌，并用金带贿赂刘平家奴出具伪证，致使刘家200余口被关进监狱。宋仁宗觉得事有蹊跷，于是命令文彦博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主审此案。通过调查取证，文彦博终于弄清楚了真相，准备给刘平平反，恢复名誉。这时黄德和害怕真相暴露，于是授意其党羽大肆鼓噪，阴谋翻案，以致朝廷又派来一位御史前来重审。文彦博据不接纳，对新来的御史说道：“朝廷担心此案难办才派你来，现在案子已结，你可以回去了。如果出了问题，我一人承担全部责任。”通过文彦博的据理力争，最终使诬告刘平的黄德和及刘平家奴都处以斩刑，昭雪了刘平之冤。
针对与少数民族军队交战时，监军宦官或监军文臣对前线军队主帅干预过多，导致将帅无权，指挥不灵，宋军屡屡战败的问题，其年三月癸未，文彦博奏乞主帅专行军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六载：“三月癸未，殿中侍御史文彦博言：‘比者用兵西鄙，有临阵先退、望敌不进之人，及置狱邻郡，而推勃之际，枝蔓淹延，启幸生之路，稽慢令之诛，将何以励从心而趋大故乎？且将权不可不专，军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使之畏我，非严刑何以济乎？故对敌而伍中不进者，伍长斩之，伍长不进，什长斩之。以什伍之长，尚得专杀，统帅之重，乃不能诛一小校，则军中之令，可谓乱矣。……国朝著令，禁军将校之有过而从中覆，当施之龄平居无事之时。今防边用兵逾数十万，将不专权，军不峻法，何以御之哉。”，请战时专将权，峻军法。”虽然文彦博的奏章切中时弊，直指宋军战败的根源，但是由于宋代施行的是“以文制武，守内虚外”的祖宗之法，统治者惧怕统兵将帅甚于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以以英明著称的宋仁宗也无力改变，文彦博的这一良策最终不了了之。 为国理财 解民之困
文彦博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名文锐，字挺之，仕后汉，任石州军事推官，后弃官归隐，宋灭北汉后，宋太宗曾下令“凡刘氏之旧臣，率度才而被用”，但是文锐无复出之意，“浮沉乡里，宴乐于友间”。其父亲名文洎，为宋初的高级官僚，《文彦博家世考》载：“文洎，历监征阆州，通判南京，官阁中，三门白波发运使属官，三门白波发运使，司勋员外郎、荆湖南路转运使，司勋员外郎、判三司开拆磨勘司，终主客郎中、河东转运使。后因病死于任所。”转运使为宋代的高级财政官员，兼有监察的执掌，为路（相当于省）一级的四位主官之一（另三位为经略安抚使、提举常平使、提点刑狱使）。
文彦博在审理完刘平的冤案之后不久，就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任河东转运副使。《潞公文集》卷四载：“某天圣四年叨充乡赋，明道二年夏假副车于本郡，今年夏忝外计于本道，实嗣世职。”因为三年之前，自己的父亲文洎就担任河东转运使，而自己回到家乡河东任职河东转运副使，所以属于以副车（副手）任职本郡（故里），也属于承袭父职。上任之初，通过明察暗访，认为河东路沿边的六个军（州级别的军事要地），并不存在严重的国防压力，没有设立主官的必要，只要设置通判一员就可以胜任，于是“六月十六日，乞河东隰州、宪州、保德、宁化、岢岚、火山军处，各差通判，省职官一员”。而之所以上这道奏章，出发点在为国省财，因为州级主官通判与知州（知军）虽然名义上地位接近，都属于一个州的主要领导，但是通判的俸禄却远低于知州，且通判必须在两个州级的单位任职圆满之后，才能升任知州，这也能看出知州与通判的真实差距。
河东路所辖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与西夏邻接，依山筑城，最为险固，是抗御西夏进攻的战略桥头堡。然而内地转运粮饷，道路迂回绕运难走，附近虽有唐朝时所修的故道，但是长久废弃又无人治理。文彦博的父亲文洎担任河东转运使时，一度想要修复唐代的旧道，可惜没有动工就病故了。《宋史·文彦博传》记载：“麟州饷道回远，银城河外有唐时故道，废弗治，彦博父洎为转运使日，将复之，未及而卒。”文彦博上任后，亲自带人修复故道，使运饷之路既近又好走，保证了军饷的供应，并在麟州城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加强了麟州城的持久防御能力。后来李元昊挟好水川（即今宁夏隆德县境之渝河）战役胜利的余威，举兵攻打麟州，围城十天，看到城中粮草、甲杖充足，于是无奈之中只好解围而去。同时文彦博发现现行的民兵制度“河东路两丁内抽调一人为强壮（民兵）”过于损耗民力，于是上奏朝廷“请河东以陕西例三丁点一丁为强壮”，以体恤民力，舒缓民困。六月已末，文彦博升任天章阁待制、吏部员外郎、河东路都转运使，十月份，知渭州兼泾源路都部署，十一月，改秦凤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秦州，成为主管行政、军务方面的大员，防守边境二年，不断地囤积粮草，训练军队，加强边备，不轻易与夏人开战，结果赢得了“有威名，敌不敢犯”的美名。
精心治蜀 荐才举贤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十二月甲辰，文彦博以枢密直学士、户部郎中的身份，改知益州（今四川成都）。 蜀地远在西南，夷夏共处，地狭人众，尤为难治，故俗语说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平”，仁宗将文彦博派到益州为官，无疑是希望文彦博能将蜀地治理好，为朝廷分忧解难。
文彦博到任之后，勤于公务，在蜀日有治声。军事上，请立法训练本路兵丁，强化对西边吐蕃的威慑能力，“十二月癸亥，文彦博言本路兵久不习战斗，请立法训练。诏先教以弓弩，即熟悉，又以刀枪阅示之”。同时，针对益州、彭州、邛州、蜀州、汉州五州大量驻扎骑兵，耗资巨大而蜀中河流众多，骑兵难以有效发挥机动能力的弊端，上书朝廷，请求将骑兵两千全部换成步兵，朝廷商量之后，准许更换三分之一。民事上，智降米价，打击奸商的气焰。当时成都的大商人囤积粮食，倒腾米价，不顾官府的限价命令，百姓苦不堪言。《东斋记事》记载：“文潞公在成都，米价腾贵，民受其困。因就诸城门相近院凡十八处，减价平卖，不限其数，张榜通衢，告知百姓。翌日，米价遂降。”由此事观之，文彦博是一个很有手段的能吏，绝非书呆子。经济上，支持交子务，为商民提供便利。当时的四川地区，使用铁钱，过分笨重不便携带，于是蜀中的大商贾联合起来发行交子（类似于近代支票），并获得了官府的认可。因为四川靠近陕西军事前沿，所以朝廷就近命令四川地区供给前线驻军军饷，军士们利用交子从四川换取大量的铁钱消费，使得四川地区的交子缺乏了本金（铁钱）的支撑，于是文彦博上奏朝廷“请诸州供钱拨充交子务”，使得交子的发行、交易、兑换有了充足的本金保证，从而使得交子不贬值。文教上，选贤举能，为国家荐举了大量的人才。如文彦博推荐蜀中士人龙昌期气正行介，学问精纯，可以担任校书郎，掌管州学；文彦博赏识梓潼人文同，认为其年纪轻轻，便文名远播，前途不可限量，后文同果然于皇佑元年高中进士，担任邛州军事推官，后人称其为“石室先生”；庆历六年，向朝廷推荐了高惟几、杨文举、田瑜、张九言，后皆为名宦。文彦博执政成都，为民请命，勤于公务，赢得了蜀中百姓的一致拥护，《蜀守记》中更将文彦博视为治理蜀中最佳官吏，“成都人称近时治蜀之善者，莫如田元均、文潞公”，文潞公即文彦博也。
剿平叛乱 功成拜相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七年三月乙未日，知益州、枢密直学士、户部郎中文彦博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三月丁酉，改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文彦博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皆为副宰相级别的高级官职，为文彦博进一步施展才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建立政权，自称东平君王。朝廷急派开封府知府明镐前往镇压。但是当时的枢密使为夏竦，与明镐不和，因为枢密使主管军事，所以在用兵途中对明镐处处牵制，导致明镐久攻贝州城池不下，朝廷震怒。文彦博为了替仁宗分忧，主动请缨前往贝州讨伐王则叛军。《长编》卷一百六十二记载：“先是，枢密使夏竦惡明镐，恐其成功，凡镐所奏请，辄从中沮之。彦博既受命，因言军事中覆不及，愿得专行。戊寅，诏许彦博以便宜从事。”
次年正月，仁宗任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拥有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文彦博采纳部将刘遵的建议，一面以大军佯攻贝州北城，另一面在贝州南城暗挖地道，选精兵士卒潜入城内，打开城门，里应外合，攻破城池，宋军蜂拥入城。王则试图用火牛冲击宋军，想乘机突围，不想尾部被点燃的黄牛剧痛之下，倒冲本阵，反倒打乱了王则的阵脚，兵败如山倒，王则战败被俘，押解到京师汴州被杀，兵变得以平息。经此一役，文彦博以功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第一次拜相。
文彦博之所以能出将入相，除了其天资聪慧，又勤于政务，且对朝政持一种稳健务实的态度之外，当与其长期担任地方基层官吏，熟悉下层百姓疾苦，了解地方政治的运行规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