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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镒，安徽歙县人，国际著名植物学家，人称中国植物“活字典”。1916年出生于江西九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40年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历任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清华大学生物系讲师，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院长，云南省科协主席。
吴征镒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获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团体奖”，1999年获“考斯莫斯国际奖”，2001年获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003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07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只是比别人多吃几颗盐”
92岁高龄的吴征镒先生是中国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2008年1月8日，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吴征镒与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闵恩泽共同荣获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记者：您这次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感受是什么？
吴征镒：我觉得我只是尽了一个植物学家、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我没有辜负国家和民族的期望，我能够让中国人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历史上，“植物学”一词首次出现在1858年，当时由李善兰和英国人韦廉臣等人合作编译的《植物学》一书在上海出版。从此“植物学”一词沿用至今。
吴征镒从事植物学研究已逾60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中国植物学研究逐渐获得世界认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历时46年完成的《中国植物志》。
記者：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植物志》是部什么样的书？
吴征镒：《中国植物志》就是把中国所有的植物按照一定系统排列起来，分科分属，按照一定的形态标准把它们分清楚。比如栽培稻和野生稻，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又有什么样的联系？《中国植物志》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
记者：是不是相当于植物的户口本？
吴征镒：人口簿。
记者：搞清楚每种植物是哪个家庭里的。
吴征镒：每种植物分布在中国和世界的哪些地方，有哪些历史上已经登记的用途。我们从它的亲属关系、系统发育能够找出与它有关的这些植物，就好像找到我了，也就找到了我的兄弟，找到我的亲属，这是一样的道理。
《中国植物志》基本摸清了中国所有植物的家底，是未来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以及科学利用植物的最基础、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从1959年起正式启动，到2005年全部出版完成。全书80卷126册，共5000万字，5000余幅图。吴征镒从1987年起担任该书主编，在他担任主编期间，出版了其中的54卷82册，为《中国植物志》的编纂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中国植物志》这部书一共收录了多少种植物？
吴征镒：3万多种，300多科，3000多属，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志，比此前的《欧洲植物志》、《北美植物志》、《苏联植物志》、《马来西亚植物志》都大。
记者：这3万多种植物您都能记住吗？
吴征镒：不敢说，但是其中大部分有用的、常见的，我能记住一大半。
记者：大家都称您是中国植物“活字典”。
吴征镒：这是年岁积累的结果。我已经90多岁了，这是几十年不断积累下来的。比较起来，我只是比别人多吃几颗盐，多过几条河而已。
“从小喜爱植物，因为我小时侯比较孤独”
如果说渊博的植物学知识是吴征镒几十年来学术积累的结果，那么他对植物的喜爱则多少带有几分天性。
1916年，吴征镒出生于江西九江，但他少年时期是在江苏扬州度过的。现在，坐落在扬州古运河边的吴家大院已成为扬州古城的一个传奇，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三位院士兄弟，他们分别是：中国著名寄生虫病专家吴征鉴〔鑑〕、著名物理化学家吴征铠和植物学家吴征镒。在三兄弟中，吴征镒年龄最小，深得祖父吴筠孙的喜欢。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祖父突发脑溢血去世，迷信鬼神的祖母认为是吴征镒的降世给家里带来了晦气，看见他就生气。排行最小的他跟哥哥们又玩不到一起，因此家门前的小花园成了他“儿时的乐园”。
记者：您从小就特别喜欢植物吧？
吴征镒：从小就喜爱植物，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孤独。我们家对面有个花园，我经常一个人到里面玩。进门不远就是一大片孟宗竹林，所谓孟宗竹就是可以吃的一种竹子。这种竹子长在春天，我看它雨后生长，简直是神秘不可理解，因为它长得很快，所谓雨后春笋，差不多一上午就长得有我这样高了。
对植物的浓厚兴趣使吴征镒慢慢学会了解植物、采集和制作标本。1933年，吴征镒报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立志研究植物学。在清华大学，吴征镒开始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植物学。
吴征镒：在植物学方面，我碰到两位老师，一位叫吴韫珍，他是江苏青浦人。他教书非常认真，在上课之前就把黑板上写满了，为此他要提早半个小时去抄黑板。另外一位叫李继侗，他是中国第一位耶鲁大学林学系博士。他带我们到野外去采标本、观察标本，这使我对植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至今，这两位老师仍让吴征镒感念不已，可以说他们是他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引路人。吴征镒大学毕业那年，正赶上抗日战争爆发。于是他随老师李继侗从长沙步行至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生物系的助教。
记者：您在西南联大时是第一次接触到云南的植物吗？
吴征镒：此前我只是知道云南植物很丰富，但没机会到云南。后来抗日战争一开始，我跟着李继侗老师一路从长沙到云南，这才看到云南的植物。
云南是中国植被最丰富的省份，这里植物种类占全国植物总类的一半以上。到昆明不久，吴征镒就随李继侗参加了滇西南考察团，他们沿着刚开通的滇缅公路，用一年时间横贯云南，考察了各地的植物和植被状况。这次考察让吴征镒大开眼界，在回忆文章《九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这一年来的横贯云南之行，向刚二十二岁的我提出了弄清楚云南植物分类，从而弄清楚全国植物种类的问题，为日后致力于《云南植物志》和全国植物志的课题打下了思想认识基础。……从而更加坚定了我的终身志向，一定要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
然而，吴征镒高远而宏大的志向在现实环境中却显得非常脆弱。由于战乱，当时的文献资料十分有限，到野外考察的机会也因经费短缺而搁浅。吴征镒的宏图大愿几乎看不到实现的可能。但让人钦佩的是，困守昆明的吴征镒从1939年起，用近10年时间对照植物的模式照片，制作出3万张卡片。正是这3万张卡片，为若干年后中国植物分类研究以及《中国植物志》的编纂提供了宝贵资料。
“我就专门请求到云南来安身立命”
1955年，39岁的吴征镒当选为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那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但是三年后，他作出了一个让大家都很吃惊的决定——举家迁往云南。
记者：1958年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京去云南？
吴征镒：那时我知道古北大陆、古地中海、古南大陆的古代植物都汇集在云南，我觉得这是一块研究植物的宝地，同时北京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的许多所都已经基本上安排妥定了，植物研究所也有比我更老的专家来统筹一切，我的责任已经尽到，我就专门请求到云南来安身立命了。
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吴征镒认为只有在学术上做更多工作，才对得起学部委员这个头衔。植被丰富、植物种类繁多的云南，无疑是他安身立命的好地方。
吴征镒：到云南来专心致力于植物分类的工作，就要先过植物分类这一关。植物分类这一关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利用植物，必须首先认识植物，不认识它也就很难进一步去研究。
武素功是吴征镒的助手，有一次组织上安排吴征镒到青岛疗养。武素功回忆说：“这哪是疗养！吴先生让我把西藏的一大箱子材料和标本带去，一到疗养院，他没有会议、没有行政事务，一天到晚干得更欢了，连中午也不肯休息，我跟着他比在家里还苦呢！”就这么“疗养”了一个月，吴征镒编纂了《西藏植物名录》、《西藏地名录》两部重要资料，为编写《西藏植物志》做了基础工作。
武素功：吴先生今天能够成为大家，和他治学的严谨刻苦是分不开的。那时要建立西双版纳植物园，他把云南所有的植物文献查出来，都是靠晚上的时间来做的。 段先生（吴征镒夫人）为了让他星期天休息一下，就商量说要分工做饭。到星期天的时候，段先生就在楼下喊“老吴赶紧做饭了”，他把头从楼上伸出来说：“啊，又该我做饭了？”在他的概念里是没有节假日的。他的社会工作很重，但他还是能利用一切时间刻苦地钻研、学习，我觉得这是他成为大家的主要原因。
其实，对于吴征镒来说，倾注了一生心血的植物学研究不仅是他安身立命的事业，更是他继承恩师遗志、实现科技强国梦想的使命。正因为这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分配到锅炉房烧水，他仍然念念不忘科研工作。
那时，全国正兴起中草药运动，各地出版了很多关于药用植物的小册子，但由于没有科学的考证和规范的整理，植物名称和用途说明都很混乱，这极易导致药用植物的错用和乱用。此时，在锅炉房里担负烧水工作的吴征镒决定，对中国民间常用的中草药植物一一进行科学的考证。
于是，吴征镒一边在锅炉房烧水，一边做药用植物的科学考证工作。其间，他做了密密麻麻的四大本笔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根据这四本笔记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一、二、三册。这套书是研究中国药用植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记者：“文化大革命”时期，您在锅炉旁写东西时有参考资料吗？是不是全凭记忆呢？
吴征镒：因为我多年研究本草，药用植物中真正有效的、算在历代本草里的不过两三千种，这两三千种我都能记得它们的名字、形象、产地、用途等等。
“我是随走、随记、随看，
有时候不免会绊跟头”
1978年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吴征镒的学术生涯迎来了最好时光，他立足云南、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植物的心愿也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
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吴征镒看来，植物学研究更应如此。1976年，60岁的吴征镒两次进入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1982年，66岁的他又穿越祁连山，到新疆实地考察戈壁荒漠、草原植被。1986年，70岁的他又赴黄龙寺、九寨沟、神农架等地进行野外考察。1997年，81岁的吴征镒还到台湾进行了植物考察工作。
记者：您走了很多很多的路啊！
吴征镒：我走的路确实不少，全国三十几个省、市和自治区我基本上都到过了，还到过不少国家，如亚洲、欧洲、北美、南美的一些国家，除非洲之外，我几乎都去过了。
记者：我看过一些关于您的录像，您走路的时候到处看。
吴征镒：对，我是随走、随记、随看，有时候不免会绊跟头。有一次坐在地上，因为离地更近了，看到有两种小的腐寄生植物。腐寄生植物只有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即烂叶子里才能长出来，它是很小的。
记者：所以不摔跟头还看不见？
吴征镒：对，要不还看不见。
记者：那是很珍贵的植物吗？
吴征镒：是一个新品种，过去没有记载过的。
不论是在野外考察还是日常工作，随时随地记笔记是吴征镒多年来保持的工作习惯。在吴征镒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里，存放着他多年积累的专业书籍和野外考察资料。在这里存放的笔记本，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共有86本。这86本写着密密麻麻字的笔记就是他一生学术积累的最好见证。
吕春朝（吴征镒的学术秘书）：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我陪吴先生到新疆去考察。当时我和他住在宾馆里，早上起来吃過早点后就在宾馆里散步。他把宾馆里见到的每一种植物都采一个小标本，告诉我名字，所以吴先生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他能把全中国乃至世界上主要植物的种类都装在他的脑海里，靠的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
根据国际权威的检索数据，截止到2005年，由吴征镒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58个。吴征镒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这也意味着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武素功：吴先生在野外考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坐在汽车上可以记笔记，而且他的小字写得清清楚楚。不管汽车怎么颠簸，他拿个本子就可以记笔记。所以，他的野外笔记回来整理一下就很好地记录了一路考察的植物。
除了《中国植物志》之外，从1998年到现在10年间，吴征镒推掉一切行政事务，完成了43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他提出的“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植物区的观点，为世界植物区系的分区系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征镒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际植物学界的认可。1983年，他被美国植物学会选为终身外籍会员。1999年他获得被誉为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考斯莫斯国际奖”，是世界第七位、亚洲第二位获得该奖的学者。
记者：您对世界植物学的一大贡献就是明确了中国植物在世界植物发展史上的位置。
吴征镒：对。大体上我认为中国植物是古北大陆里面最典型、最全面、最古老的植物。特别是中国东南部，就是从东北起一直到云南，这一大块是古北大陆里植物发展的核心地区。很多在国外都是化石的古植物，比如像1948年发现的水杉、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银杉等古老的松柏类植物，在中国还有，这就是所谓活化石，这些活化石在中国保留得最多。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
《中国植物志》和各地方植物志的出版，意味着中国植物种类及分布已经基本弄清，下一步是如何保护和利用植物。为了合理利用植物资源， 1999年吴征镒提出建立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保护濒危种质资源的建议。
李德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变化，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这种丧失比生物进化史和地质历史已经发生的状况还要快，有的科学家说要快上千倍。吴先生来昆明的时候是1958年，其实他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就在昆明采过标本。他跟我们讲，当时在黑龙潭附近可以看到很多植物，现在根本看不见了。所以吴先生1999年就看到这些问题，他认为必须抢救性地保护这些资源，同时提出下一步的经济竞争可能是生物经济的竞争，而生物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物资源的材料。
目前，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基本建设完毕，搜集到的野生种质资源达3000多种，是继美国、英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野生种质资源库。它不仅可以为中国农业、林业、医药等相关产业提供生物材料，而且还在保护中国生物多样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回顾您一生的成就，您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吴征镒：最大的成就就是我弄清楚了中国植物区系的来龙去脉，把中国植物的种类基本查清了。其实外国早就过了这一关，但中国没有过，我把这一关给过了。
记者：从学术发展史来讲，您的贡献在学术史上的位置应该是什么？
吴征镒：承前启后。承前是我把我老师的老师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开创的事业继续下来，完成了《中国植物志》的编写任务；启后就是要对我留下来的种质资源库进行继续研究，知道哪些科、属将来对人类发展是更需要的，进行重点研究，同时把现在不知道用处的植物种子活的保存下来，而不单单是标本库。
記者：您希望人们将来怎样去利用这些植物呢？
吴征镒：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利用种质资源库里保留的种子进行遗传育种、选种，做改变植物本性方面的研究，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跟自然完全和谐相处。所有的绿色植物能够利用太阳光、水、空气制造糖，这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人离不开植物。
记者：植物是生命发展历程中最基础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
吴征镒：对。永远记住植物是第一生产力。
21世纪初，国家有关方面决定着手编写《中华大典》，包括24部分典，由十几个国家部委参与，新闻出版总署牵头，并成立了《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先生特别请吴征镒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
在再三盛情邀请之下，吴征镒接受了这个工作。《中华大典·生物学典》要将1911年之前中国历史上关于植物的记载一一标注、整理，同时还要为各种植物附上国际通用的拉丁学名。其中从清朝到中华民国这一段，是这次工作中要填补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空白。吴征镒接受工作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每个字、每句话、每张图，他都要亲自标注。
任继愈：没有第二个人能做这件事。一般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优势，吴先生没有留过学，也没什么学位，但是他的工作太实在了，那么多植物他都搞清楚了来龙去脉。他要是不在了，就没人能做这个工作了，所以我赶紧找了他。
由于用眼过度，在干了8个月后，吴征镒的眼睛出现了问题。最终，两个眼球都换了晶体，医生只允许他一天最多看10分钟的书。为了将工作继续下去，吴征镒就让学生到他家给他念。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这是吴征镒送给学生的一句教诲，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写照。90岁以后，吴征镒每天上午工作2个小时，下午工作1个小时，而且一周工作6天以上。一旦工作起来，吴征镒总忘记自己是个高龄老人。有时医护人员为了他的健康，在他投入工作时进行劝阻，他总是装作听不见，逼急了就发一点儿脾气；可工作一做完，他又笑着和医护人员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人生有限，我把我有限的时间有一份力出一份力，有一分光发一分光。”对于自己这一生，吴征镒如此评说。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首播、次周日14：30重播）
（责任编辑刘荣刚 汪文庆）
吴征镒系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获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团体奖”，1999年获“考斯莫斯国际奖”，2001年获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003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07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只是比别人多吃几颗盐”
92岁高龄的吴征镒先生是中国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2008年1月8日，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吴征镒与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闵恩泽共同荣获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记者：您这次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感受是什么？
吴征镒：我觉得我只是尽了一个植物学家、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我没有辜负国家和民族的期望，我能够让中国人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历史上，“植物学”一词首次出现在1858年，当时由李善兰和英国人韦廉臣等人合作编译的《植物学》一书在上海出版。从此“植物学”一词沿用至今。
吴征镒从事植物学研究已逾60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中国植物学研究逐渐获得世界认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历时46年完成的《中国植物志》。
記者：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植物志》是部什么样的书？
吴征镒：《中国植物志》就是把中国所有的植物按照一定系统排列起来，分科分属，按照一定的形态标准把它们分清楚。比如栽培稻和野生稻，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又有什么样的联系？《中国植物志》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
记者：是不是相当于植物的户口本？
吴征镒：人口簿。
记者：搞清楚每种植物是哪个家庭里的。
吴征镒：每种植物分布在中国和世界的哪些地方，有哪些历史上已经登记的用途。我们从它的亲属关系、系统发育能够找出与它有关的这些植物，就好像找到我了，也就找到了我的兄弟，找到我的亲属，这是一样的道理。
《中国植物志》基本摸清了中国所有植物的家底，是未来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以及科学利用植物的最基础、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从1959年起正式启动，到2005年全部出版完成。全书80卷126册，共5000万字，5000余幅图。吴征镒从1987年起担任该书主编，在他担任主编期间，出版了其中的54卷82册，为《中国植物志》的编纂作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中国植物志》这部书一共收录了多少种植物？
吴征镒：3万多种，300多科，3000多属，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志，比此前的《欧洲植物志》、《北美植物志》、《苏联植物志》、《马来西亚植物志》都大。
记者：这3万多种植物您都能记住吗？
吴征镒：不敢说，但是其中大部分有用的、常见的，我能记住一大半。
记者：大家都称您是中国植物“活字典”。
吴征镒：这是年岁积累的结果。我已经90多岁了，这是几十年不断积累下来的。比较起来，我只是比别人多吃几颗盐，多过几条河而已。
“从小喜爱植物，因为我小时侯比较孤独”
如果说渊博的植物学知识是吴征镒几十年来学术积累的结果，那么他对植物的喜爱则多少带有几分天性。
1916年，吴征镒出生于江西九江，但他少年时期是在江苏扬州度过的。现在，坐落在扬州古运河边的吴家大院已成为扬州古城的一个传奇，因为从这里走出了三位院士兄弟，他们分别是：中国著名寄生虫病专家吴征鉴〔鑑〕、著名物理化学家吴征铠和植物学家吴征镒。在三兄弟中，吴征镒年龄最小，深得祖父吴筠孙的喜欢。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祖父突发脑溢血去世，迷信鬼神的祖母认为是吴征镒的降世给家里带来了晦气，看见他就生气。排行最小的他跟哥哥们又玩不到一起，因此家门前的小花园成了他“儿时的乐园”。
记者：您从小就特别喜欢植物吧？
吴征镒：从小就喜爱植物，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孤独。我们家对面有个花园，我经常一个人到里面玩。进门不远就是一大片孟宗竹林，所谓孟宗竹就是可以吃的一种竹子。这种竹子长在春天，我看它雨后生长，简直是神秘不可理解，因为它长得很快，所谓雨后春笋，差不多一上午就长得有我这样高了。
对植物的浓厚兴趣使吴征镒慢慢学会了解植物、采集和制作标本。1933年，吴征镒报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立志研究植物学。在清华大学，吴征镒开始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植物学。
吴征镒：在植物学方面，我碰到两位老师，一位叫吴韫珍，他是江苏青浦人。他教书非常认真，在上课之前就把黑板上写满了，为此他要提早半个小时去抄黑板。另外一位叫李继侗，他是中国第一位耶鲁大学林学系博士。他带我们到野外去采标本、观察标本，这使我对植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至今，这两位老师仍让吴征镒感念不已，可以说他们是他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引路人。吴征镒大学毕业那年，正赶上抗日战争爆发。于是他随老师李继侗从长沙步行至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生物系的助教。
记者：您在西南联大时是第一次接触到云南的植物吗？
吴征镒：此前我只是知道云南植物很丰富，但没机会到云南。后来抗日战争一开始，我跟着李继侗老师一路从长沙到云南，这才看到云南的植物。
云南是中国植被最丰富的省份，这里植物种类占全国植物总类的一半以上。到昆明不久，吴征镒就随李继侗参加了滇西南考察团，他们沿着刚开通的滇缅公路，用一年时间横贯云南，考察了各地的植物和植被状况。这次考察让吴征镒大开眼界，在回忆文章《九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这一年来的横贯云南之行，向刚二十二岁的我提出了弄清楚云南植物分类，从而弄清楚全国植物种类的问题，为日后致力于《云南植物志》和全国植物志的课题打下了思想认识基础。……从而更加坚定了我的终身志向，一定要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
然而，吴征镒高远而宏大的志向在现实环境中却显得非常脆弱。由于战乱，当时的文献资料十分有限，到野外考察的机会也因经费短缺而搁浅。吴征镒的宏图大愿几乎看不到实现的可能。但让人钦佩的是，困守昆明的吴征镒从1939年起，用近10年时间对照植物的模式照片，制作出3万张卡片。正是这3万张卡片，为若干年后中国植物分类研究以及《中国植物志》的编纂提供了宝贵资料。
“我就专门请求到云南来安身立命”
1955年，39岁的吴征镒当选为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那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但是三年后，他作出了一个让大家都很吃惊的决定——举家迁往云南。
记者：1958年您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京去云南？
吴征镒：那时我知道古北大陆、古地中海、古南大陆的古代植物都汇集在云南，我觉得这是一块研究植物的宝地，同时北京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的许多所都已经基本上安排妥定了，植物研究所也有比我更老的专家来统筹一切，我的责任已经尽到，我就专门请求到云南来安身立命了。
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吴征镒认为只有在学术上做更多工作，才对得起学部委员这个头衔。植被丰富、植物种类繁多的云南，无疑是他安身立命的好地方。
吴征镒：到云南来专心致力于植物分类的工作，就要先过植物分类这一关。植物分类这一关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利用植物，必须首先认识植物，不认识它也就很难进一步去研究。
武素功是吴征镒的助手，有一次组织上安排吴征镒到青岛疗养。武素功回忆说：“这哪是疗养！吴先生让我把西藏的一大箱子材料和标本带去，一到疗养院，他没有会议、没有行政事务，一天到晚干得更欢了，连中午也不肯休息，我跟着他比在家里还苦呢！”就这么“疗养”了一个月，吴征镒编纂了《西藏植物名录》、《西藏地名录》两部重要资料，为编写《西藏植物志》做了基础工作。
武素功：吴先生今天能够成为大家，和他治学的严谨刻苦是分不开的。那时要建立西双版纳植物园，他把云南所有的植物文献查出来，都是靠晚上的时间来做的。 段先生（吴征镒夫人）为了让他星期天休息一下，就商量说要分工做饭。到星期天的时候，段先生就在楼下喊“老吴赶紧做饭了”，他把头从楼上伸出来说：“啊，又该我做饭了？”在他的概念里是没有节假日的。他的社会工作很重，但他还是能利用一切时间刻苦地钻研、学习，我觉得这是他成为大家的主要原因。
其实，对于吴征镒来说，倾注了一生心血的植物学研究不仅是他安身立命的事业，更是他继承恩师遗志、实现科技强国梦想的使命。正因为这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分配到锅炉房烧水，他仍然念念不忘科研工作。
那时，全国正兴起中草药运动，各地出版了很多关于药用植物的小册子，但由于没有科学的考证和规范的整理，植物名称和用途说明都很混乱，这极易导致药用植物的错用和乱用。此时，在锅炉房里担负烧水工作的吴征镒决定，对中国民间常用的中草药植物一一进行科学的考证。
于是，吴征镒一边在锅炉房烧水，一边做药用植物的科学考证工作。其间，他做了密密麻麻的四大本笔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根据这四本笔记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一、二、三册。这套书是研究中国药用植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记者：“文化大革命”时期，您在锅炉旁写东西时有参考资料吗？是不是全凭记忆呢？
吴征镒：因为我多年研究本草，药用植物中真正有效的、算在历代本草里的不过两三千种，这两三千种我都能记得它们的名字、形象、产地、用途等等。
“我是随走、随记、随看，
有时候不免会绊跟头”
1978年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吴征镒的学术生涯迎来了最好时光，他立足云南、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植物的心愿也终于看到了实现的曙光。
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吴征镒看来，植物学研究更应如此。1976年，60岁的吴征镒两次进入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1982年，66岁的他又穿越祁连山，到新疆实地考察戈壁荒漠、草原植被。1986年，70岁的他又赴黄龙寺、九寨沟、神农架等地进行野外考察。1997年，81岁的吴征镒还到台湾进行了植物考察工作。
记者：您走了很多很多的路啊！
吴征镒：我走的路确实不少，全国三十几个省、市和自治区我基本上都到过了，还到过不少国家，如亚洲、欧洲、北美、南美的一些国家，除非洲之外，我几乎都去过了。
记者：我看过一些关于您的录像，您走路的时候到处看。
吴征镒：对，我是随走、随记、随看，有时候不免会绊跟头。有一次坐在地上，因为离地更近了，看到有两种小的腐寄生植物。腐寄生植物只有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即烂叶子里才能长出来，它是很小的。
记者：所以不摔跟头还看不见？
吴征镒：对，要不还看不见。
记者：那是很珍贵的植物吗？
吴征镒：是一个新品种，过去没有记载过的。
不论是在野外考察还是日常工作，随时随地记笔记是吴征镒多年来保持的工作习惯。在吴征镒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里，存放着他多年积累的专业书籍和野外考察资料。在这里存放的笔记本，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共有86本。这86本写着密密麻麻字的笔记就是他一生学术积累的最好见证。
吕春朝（吴征镒的学术秘书）：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我陪吴先生到新疆去考察。当时我和他住在宾馆里，早上起来吃過早点后就在宾馆里散步。他把宾馆里见到的每一种植物都采一个小标本，告诉我名字，所以吴先生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他能把全中国乃至世界上主要植物的种类都装在他的脑海里，靠的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
根据国际权威的检索数据，截止到2005年，由吴征镒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58个。吴征镒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这也意味着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武素功：吴先生在野外考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坐在汽车上可以记笔记，而且他的小字写得清清楚楚。不管汽车怎么颠簸，他拿个本子就可以记笔记。所以，他的野外笔记回来整理一下就很好地记录了一路考察的植物。
除了《中国植物志》之外，从1998年到现在10年间，吴征镒推掉一切行政事务，完成了43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他提出的“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植物区的观点，为世界植物区系的分区系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征镒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际植物学界的认可。1983年，他被美国植物学会选为终身外籍会员。1999年他获得被誉为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考斯莫斯国际奖”，是世界第七位、亚洲第二位获得该奖的学者。
记者：您对世界植物学的一大贡献就是明确了中国植物在世界植物发展史上的位置。
吴征镒：对。大体上我认为中国植物是古北大陆里面最典型、最全面、最古老的植物。特别是中国东南部，就是从东北起一直到云南，这一大块是古北大陆里植物发展的核心地区。很多在国外都是化石的古植物，比如像1948年发现的水杉、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银杉等古老的松柏类植物，在中国还有，这就是所谓活化石，这些活化石在中国保留得最多。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
《中国植物志》和各地方植物志的出版，意味着中国植物种类及分布已经基本弄清，下一步是如何保护和利用植物。为了合理利用植物资源， 1999年吴征镒提出建立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保护濒危种质资源的建议。
李德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变化，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这种丧失比生物进化史和地质历史已经发生的状况还要快，有的科学家说要快上千倍。吴先生来昆明的时候是1958年，其实他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就在昆明采过标本。他跟我们讲，当时在黑龙潭附近可以看到很多植物，现在根本看不见了。所以吴先生1999年就看到这些问题，他认为必须抢救性地保护这些资源，同时提出下一步的经济竞争可能是生物经济的竞争，而生物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物资源的材料。
目前，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基本建设完毕，搜集到的野生种质资源达3000多种，是继美国、英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野生种质资源库。它不仅可以为中国农业、林业、医药等相关产业提供生物材料，而且还在保护中国生物多样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回顾您一生的成就，您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吴征镒：最大的成就就是我弄清楚了中国植物区系的来龙去脉，把中国植物的种类基本查清了。其实外国早就过了这一关，但中国没有过，我把这一关给过了。
记者：从学术发展史来讲，您的贡献在学术史上的位置应该是什么？
吴征镒：承前启后。承前是我把我老师的老师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开创的事业继续下来，完成了《中国植物志》的编写任务；启后就是要对我留下来的种质资源库进行继续研究，知道哪些科、属将来对人类发展是更需要的，进行重点研究，同时把现在不知道用处的植物种子活的保存下来，而不单单是标本库。
記者：您希望人们将来怎样去利用这些植物呢？
吴征镒：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利用种质资源库里保留的种子进行遗传育种、选种，做改变植物本性方面的研究，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跟自然完全和谐相处。所有的绿色植物能够利用太阳光、水、空气制造糖，这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人离不开植物。
记者：植物是生命发展历程中最基础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
吴征镒：对。永远记住植物是第一生产力。
21世纪初，国家有关方面决定着手编写《中华大典》，包括24部分典，由十几个国家部委参与，新闻出版总署牵头，并成立了《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先生特别请吴征镒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主编。
在再三盛情邀请之下，吴征镒接受了这个工作。《中华大典·生物学典》要将1911年之前中国历史上关于植物的记载一一标注、整理，同时还要为各种植物附上国际通用的拉丁学名。其中从清朝到中华民国这一段，是这次工作中要填补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空白。吴征镒接受工作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每个字、每句话、每张图，他都要亲自标注。
任继愈：没有第二个人能做这件事。一般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优势，吴先生没有留过学，也没什么学位，但是他的工作太实在了，那么多植物他都搞清楚了来龙去脉。他要是不在了，就没人能做这个工作了，所以我赶紧找了他。
由于用眼过度，在干了8个月后，吴征镒的眼睛出现了问题。最终，两个眼球都换了晶体，医生只允许他一天最多看10分钟的书。为了将工作继续下去，吴征镒就让学生到他家给他念。
“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这是吴征镒送给学生的一句教诲，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写照。90岁以后，吴征镒每天上午工作2个小时，下午工作1个小时，而且一周工作6天以上。一旦工作起来，吴征镒总忘记自己是个高龄老人。有时医护人员为了他的健康，在他投入工作时进行劝阻，他总是装作听不见，逼急了就发一点儿脾气；可工作一做完，他又笑着和医护人员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人生有限，我把我有限的时间有一份力出一份力，有一分光发一分光。”对于自己这一生，吴征镒如此评说。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首播、次周日14：30重播）
（责任编辑刘荣刚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