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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章法;反叛;轴线;空间结构
一、轴线发展中的压抑与反叛
（一）前轴线时期的压抑与反叛
邱振中在《章法的构成》一文中以春秋末年为分界线，将章法轴线的发展分为前后两部分。前轴线时期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但由于文字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从殷商时期的文字开始说起。邱振中认为：在前轴线时期，由于单字独立观念尚未形成，单字轴线发展背后的动机主要是追求工整，即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主导意向”[1]102。在这种“主导意向”的作用下，章法轴线日趋工整平稳，发展到一定阶段反而会束缚人们的表现力， 逐步走向单调、刻意安排和程式化的道路。但是，当工整化的轴线发展成熟以后，出现了与之对抗的力量：反工整化倾向。
随着轴线发展逐渐秩序化、规范化，它反过来又给人们的精神套上无情的枷锁。这在无形之中对人们的内心世界形成强大的压制，渴望自由的心理迫使人们反抗既有秩序，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望。这在西周《散氏盘》中可见一斑：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能够将轴线处理得非常工整了，但是《散氏盘》的章法轴线图十分动荡，断点很多，气脉不通畅。这件作品无疑是个另类。这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严谨秩序的不满与反抗，将情感、个性注入笔下逐渐成为书写者们的共同愿望。
巴赫金和福柯认为：言语行为或者话语行为背后包含着权利和意识形态因素[2]。在此基础上一批现当代的艺术理论家提出了“形式意识形态”的概念，也就是说艺术语言中沉淀着丰富的意识形态信息。由此伊格尔顿说：“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3]这里虽然强调的是文学，书法作为艺术门类的一种同样适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来就没有停止，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在文化权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是经典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和裁决者。这无疑是对底层人民构成一种文化压迫，这股压抑力量不会无缘无故消失，而是不断积蓄并且努力寻求合适的契机释放。而释放的渠道多种多样，书法艺术是其中之一。
从社会历史的层面来看，《散氏盘》（图1）是西周厉王时期的作品。厉王在统治时期横征暴敛，不仅对劳动人民肆意盘剥，而且不遗余力地打压当时的贵族，最终引起“国人暴动”。《散氏盘》是国家礼器，是礼乐文化下的产物。一般的礼器为表示庄严，刻工会尽可能将其上铭文文字工整排列，使其秩序化，但是《散氏盘》章法动荡，字势率意粗犷。这从侧面反映了礼乐文化日益衰微，西周的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在文化上压抑已久的心灵种子终于遇到了合适生长的土壤和气候。
（二）后轴线时期的压抑与反叛
春秋至东晋是字体发展变革的重要时期，字体的变革过程也同样反映了章法轴线的变革和发展。侯开嘉在《俗书与官书的双线发展规律》一文中详尽地论证了俗书是文字发展的主线，不受官书的影响，承认官书具有保守性，而俗书具有开拓性。俗书具有的这种开拓性质，一方面主要是出于实用目的对烦琐复杂的文字进行简化俗写而获得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某些书写者面对官方旧字体所形成的单调僵化规则秩序感到乏味和厌恶，从而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俗书所具有的这种反叛力量，除了有上述提到的这种因素，还跟政治有关。俗书在当时风靡于社会，拥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而贵族统治阶级为了实现更有效率、更稳固的统治，被迫对俗书加以改造、美化，进行统一和规范，最终将其纳入官书系统中来。
东晋王羲之是书法史上一位集大成的书家，在章法构成上的革新主要表现在将工整化和反工整化这一矛盾进行了一次有效的协调[1]110。王羲之在章法方面的集大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轴线连接的丰富性;第二，单字轴线摆动角度增大，同时又保持良好衔接关系，达到“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目的;第三，轴线之间的呼应关系得以突出，整体因部分的统一而更具凝聚力，部分因整体而更显得和谐而有秩序。王羲之这位“强力型”书家面对书法史上的形式传统丝毫不感到焦虑，而是在前人取得的成果上进行吸收、整合。因此，他的书风给当时人们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审美体验，增强了感受的难度，激活了人们尘封已久的视觉感受，因而备受时人的追捧与厚爱。王羲之所确立的形式法则，经过历代书法理论家持续阐释、研究以及统治者的保护和传播而成为书法史的经典。王羲之在章法轴线连接上树立了标杆，成为书法章法史上的“立法者”。后人对王羲之所立的法度顶礼膜拜，由此这种法度成为束缚书家手脚的镣铐，这在某种程度限制了他们的表现力。这种情况到了北宋苏轼和黄庭坚这里发生转变：通过加强字与字之间的联系来突破王羲之树立的轴线“铁律”。除此之外，禅宗思想是当时北宋士大夫文人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在唐代“尚法”的巨大压抑下，他们终于找到释放情感的契机，反抗旧有法度、表达个人情感成为这个时代书法艺术的主题。（图2）
由于受到时代文艺风气的影响，元至明代中期，书法复古之风挥之不去。明代晚期是明王朝风雨飘摇、充满内忧外患的阶段：朝内党派之间相互倾轧，朝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族铁骑虎视眈眈，对权力的觊觎由来已久。晚明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统治者无暇进一步禁锢人们的思想，而且万历前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市民阶级崛起，市民意识开始觉醒，使晚明思想空前活跃。正是这种历史文化背景催生了众多思想硕果，比如王阳明“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说”等。这些思想成为晚明书法家开荒拓土的武器，他们在书法艺术的诸多因素中大胆突破，释放压抑许久的个性情感，有力推动了书法章法的发展。比如划时代的书家王铎在轴线发展上又有所突破：前所未见的“奇异连接”“二重吻接”，以及夸张奇崛的姿态等[1]119。
二、章法空间结构的突破
“分组线”是邱振中提出来的关于章法构成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以“粉碎字间空间，重新安排空间节奏”为特点。它不是以单字为空间节奏段落，而是以密度相近的一组连续空间为节奏[1]126。分组线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书写节奏的不断丰富和汉字性质、书写习惯的矛盾。这种矛盾进一步引申为：具有相对主观的时间节奏和具有相对客观的空间节奏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草书成熟使这一矛盾进一步激化。自从意识到书法尤其是草书能够表现内心世界之后，人们便千方百计地将情思不断地灌输进草书中。这也从外部推动草书的表现形式不断得到拓展。而书法的表现形式具有滞后性，不足以完全表达书家的思想情感。这时书家的内心情感又一次遭到书法表现形式的限制和阻隔，部分书家可能会对这种情况发出感慨：“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压抑又会不断地刺激着伟大书家的神经。因此，历史借伟大书家之手推动着线结构的演变和突破：魏晋南北朝以王羲之和王献之为代表书家突破了字间空间与字内空间的界限，使二者开始融合;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书家进一步粉碎字间空间;宋代黄庭坚对之前粉碎的空间进行整合，并进行精心构筑;明代中期以祝允明为代表的书家表现出对行间空间的征服。
三、结语
通过对书法章法演变史的梳理，我们发现章法形式取得重要突破的动力来源之一，是书家群体对压抑力量的突破和反抗，而让书家感到压抑的力量既源于铁腕统治，又源于书法传统。只有在适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这股压抑的洪流才能得以释放，在能量释放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章法等形式的革故鼎新。巴赫金曾做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文类是社会历史和语言历史的交叉地带。换句话說，文类迫使作家承受形式历史与社会历史的双重压力—不论作家本人是否意识到。文类作为对文本进行约束的法则和书法艺术中的传统法度实乃殊途同归。事实上，某种章法的突破和创新必须能让后人持续不断地接受和认可，才可能确定其历史地位，这便成为传统模式甚至最终演变为教条。这种教条以当时的意识形态做支撑，进而拥有了专制权力，为书家颁布某种特定的书写指令。这在无形之中对书家群体形成了强大的压制，迫使后世书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精神又时常催生出新的形式规则，可以说在每一次书家群体大规模反抗传统教条的同时，新艺术生命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一、轴线发展中的压抑与反叛
（一）前轴线时期的压抑与反叛
邱振中在《章法的构成》一文中以春秋末年为分界线，将章法轴线的发展分为前后两部分。前轴线时期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但由于文字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从殷商时期的文字开始说起。邱振中认为：在前轴线时期，由于单字独立观念尚未形成，单字轴线发展背后的动机主要是追求工整，即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主导意向”[1]102。在这种“主导意向”的作用下，章法轴线日趋工整平稳，发展到一定阶段反而会束缚人们的表现力， 逐步走向单调、刻意安排和程式化的道路。但是，当工整化的轴线发展成熟以后，出现了与之对抗的力量：反工整化倾向。
随着轴线发展逐渐秩序化、规范化，它反过来又给人们的精神套上无情的枷锁。这在无形之中对人们的内心世界形成强大的压制，渴望自由的心理迫使人们反抗既有秩序，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望。这在西周《散氏盘》中可见一斑：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能够将轴线处理得非常工整了，但是《散氏盘》的章法轴线图十分动荡，断点很多，气脉不通畅。这件作品无疑是个另类。这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严谨秩序的不满与反抗，将情感、个性注入笔下逐渐成为书写者们的共同愿望。
巴赫金和福柯认为：言语行为或者话语行为背后包含着权利和意识形态因素[2]。在此基础上一批现当代的艺术理论家提出了“形式意识形态”的概念，也就是说艺术语言中沉淀着丰富的意识形态信息。由此伊格尔顿说：“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3]这里虽然强调的是文学，书法作为艺术门类的一种同样适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来就没有停止，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在文化权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他们是经典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和裁决者。这无疑是对底层人民构成一种文化压迫，这股压抑力量不会无缘无故消失，而是不断积蓄并且努力寻求合适的契机释放。而释放的渠道多种多样，书法艺术是其中之一。
从社会历史的层面来看，《散氏盘》（图1）是西周厉王时期的作品。厉王在统治时期横征暴敛，不仅对劳动人民肆意盘剥，而且不遗余力地打压当时的贵族，最终引起“国人暴动”。《散氏盘》是国家礼器，是礼乐文化下的产物。一般的礼器为表示庄严，刻工会尽可能将其上铭文文字工整排列，使其秩序化，但是《散氏盘》章法动荡，字势率意粗犷。这从侧面反映了礼乐文化日益衰微，西周的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在文化上压抑已久的心灵种子终于遇到了合适生长的土壤和气候。
（二）后轴线时期的压抑与反叛
春秋至东晋是字体发展变革的重要时期，字体的变革过程也同样反映了章法轴线的变革和发展。侯开嘉在《俗书与官书的双线发展规律》一文中详尽地论证了俗书是文字发展的主线，不受官书的影响，承认官书具有保守性，而俗书具有开拓性。俗书具有的这种开拓性质，一方面主要是出于实用目的对烦琐复杂的文字进行简化俗写而获得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某些书写者面对官方旧字体所形成的单调僵化规则秩序感到乏味和厌恶，从而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俗书所具有的这种反叛力量，除了有上述提到的这种因素，还跟政治有关。俗书在当时风靡于社会，拥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而贵族统治阶级为了实现更有效率、更稳固的统治，被迫对俗书加以改造、美化，进行统一和规范，最终将其纳入官书系统中来。
东晋王羲之是书法史上一位集大成的书家，在章法构成上的革新主要表现在将工整化和反工整化这一矛盾进行了一次有效的协调[1]110。王羲之在章法方面的集大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轴线连接的丰富性;第二，单字轴线摆动角度增大，同时又保持良好衔接关系，达到“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目的;第三，轴线之间的呼应关系得以突出，整体因部分的统一而更具凝聚力，部分因整体而更显得和谐而有秩序。王羲之这位“强力型”书家面对书法史上的形式传统丝毫不感到焦虑，而是在前人取得的成果上进行吸收、整合。因此，他的书风给当时人们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审美体验，增强了感受的难度，激活了人们尘封已久的视觉感受，因而备受时人的追捧与厚爱。王羲之所确立的形式法则，经过历代书法理论家持续阐释、研究以及统治者的保护和传播而成为书法史的经典。王羲之在章法轴线连接上树立了标杆，成为书法章法史上的“立法者”。后人对王羲之所立的法度顶礼膜拜，由此这种法度成为束缚书家手脚的镣铐，这在某种程度限制了他们的表现力。这种情况到了北宋苏轼和黄庭坚这里发生转变：通过加强字与字之间的联系来突破王羲之树立的轴线“铁律”。除此之外，禅宗思想是当时北宋士大夫文人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在唐代“尚法”的巨大压抑下，他们终于找到释放情感的契机，反抗旧有法度、表达个人情感成为这个时代书法艺术的主题。（图2）
由于受到时代文艺风气的影响，元至明代中期，书法复古之风挥之不去。明代晚期是明王朝风雨飘摇、充满内忧外患的阶段：朝内党派之间相互倾轧，朝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族铁骑虎视眈眈，对权力的觊觎由来已久。晚明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统治者无暇进一步禁锢人们的思想，而且万历前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市民阶级崛起，市民意识开始觉醒，使晚明思想空前活跃。正是这种历史文化背景催生了众多思想硕果，比如王阳明“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说”等。这些思想成为晚明书法家开荒拓土的武器，他们在书法艺术的诸多因素中大胆突破，释放压抑许久的个性情感，有力推动了书法章法的发展。比如划时代的书家王铎在轴线发展上又有所突破：前所未见的“奇异连接”“二重吻接”，以及夸张奇崛的姿态等[1]119。
二、章法空间结构的突破
“分组线”是邱振中提出来的关于章法构成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以“粉碎字间空间，重新安排空间节奏”为特点。它不是以单字为空间节奏段落，而是以密度相近的一组连续空间为节奏[1]126。分组线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书写节奏的不断丰富和汉字性质、书写习惯的矛盾。这种矛盾进一步引申为：具有相对主观的时间节奏和具有相对客观的空间节奏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草书成熟使这一矛盾进一步激化。自从意识到书法尤其是草书能够表现内心世界之后，人们便千方百计地将情思不断地灌输进草书中。这也从外部推动草书的表现形式不断得到拓展。而书法的表现形式具有滞后性，不足以完全表达书家的思想情感。这时书家的内心情感又一次遭到书法表现形式的限制和阻隔，部分书家可能会对这种情况发出感慨：“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压抑又会不断地刺激着伟大书家的神经。因此，历史借伟大书家之手推动着线结构的演变和突破：魏晋南北朝以王羲之和王献之为代表书家突破了字间空间与字内空间的界限，使二者开始融合;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书家进一步粉碎字间空间;宋代黄庭坚对之前粉碎的空间进行整合，并进行精心构筑;明代中期以祝允明为代表的书家表现出对行间空间的征服。
三、结语
通过对书法章法演变史的梳理，我们发现章法形式取得重要突破的动力来源之一，是书家群体对压抑力量的突破和反抗，而让书家感到压抑的力量既源于铁腕统治，又源于书法传统。只有在适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这股压抑的洪流才能得以释放，在能量释放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章法等形式的革故鼎新。巴赫金曾做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文类是社会历史和语言历史的交叉地带。换句话說，文类迫使作家承受形式历史与社会历史的双重压力—不论作家本人是否意识到。文类作为对文本进行约束的法则和书法艺术中的传统法度实乃殊途同归。事实上，某种章法的突破和创新必须能让后人持续不断地接受和认可，才可能确定其历史地位，这便成为传统模式甚至最终演变为教条。这种教条以当时的意识形态做支撑，进而拥有了专制权力，为书家颁布某种特定的书写指令。这在无形之中对书家群体形成了强大的压制，迫使后世书家奋起反抗。这种反抗精神又时常催生出新的形式规则，可以说在每一次书家群体大规模反抗传统教条的同时，新艺术生命已经在酝酿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