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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文化模式,文化身份冲突和改变等理论的解读,通过定性的个案研究调查,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对四名在英国生活多年的中国华人的文化身份冲突和改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证实了部分理论,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
随着全球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国际贸易接触的日益频繁,以及移民政策放宽等各方面的原因,全球化已经明显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这种趋势不仅促使全球经济飞速地发展,交流的跨文化性,同时也“给文化和文化身份带来意味深长的含意和暗示”。一方面,全球化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人开始相互了解和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对于移居海外的移民来说,当他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进行角色转换时,他们就不得不“挣扎于面对各种由于外部文化（生活的文化）和内部文化（本土文化）不同而导致的冲突”。面对各种冲突,移民者就必须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以解决不同文化对于自身所产生的冲突。本文就“文化身份冲突和改变”这一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探究,并采用了个案研究调查法,专门针对在英国生活的中国移民进行了个案研究。
理论解读
1.文化模式
人们已经采用多种不同的模式来研究文化这个概念。Gibson列举了三种最为常见和频繁使用的文化模式,分别是:冰山模式,洋葱模式和树干模式。
冰山模式是把文化比喻为一座冰山。在此模式中,文化被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它所指的是人们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等显而易见的文化。第二部分是指暗藏于水下的大部分冰山,它所指的是人们的处事态度、信仰、价值观等更为深层的文化。Amorim指出,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通常为人的意识所感知,而暗藏于水下的部分通常处于意识之外。同时,暗藏水下的部分通过冰山一角而反映出来。尽管冰山一角显而易见且为人的意识所感知,但是对于有着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还是很难相互理解和接受彼此的文化,因为通过简单的行为举止并不能直接地表现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洋葱模式是把文化比喻为一个洋葱。Hofstede提到,从洋葱外部到内部,分别是:符号、英雄、仪式和价值观。符号是指“词语、手势、图片”等,它们可以表达一些特别意义,或者被“同一文化中的人们所理解和认同”;英雄是指人那些“在特定文化中能够起到模范作用的人”;仪式是指“一个文化中公认的重要的社会活动”;价值观处于核心,表示人的处事态度。Hofstede还认为,人最初的价值观形成于10－12岁,这个时期的人“从环境中快速地、无意识地吸收各种有用地信息”进而形成自己最初的价值观。
树干模式将文化比作一棵树并将其分为三个部分:树叶、树干和树根。树叶是指直接体现文化的部分,如行为举止和衣食住行等方面;树干是指态度、价值观和一些标准规范;而树根指的是人的信仰。
综合这三种最为常见的模式,我们不难看出,文化通常被分为可以被人所感受到的肤浅层面的文化和不为人所意识的深层面文化。肤浅层面的文化,如衣食住行,行为举止等方面是容易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而深层面的文化,如态度、价值观、信仰等方面则相对比较稳固,难以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2.文化身份冲突
Baumeister认为文化身份冲突是一种身份危机,它指的是一个人“拥有多于一种的身份,而且各种身份之间相互难以调和”。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由此产生不同的身份,或者说在同一个身份下产生各个不同的部分。环境的不断改变促使人不断地改变自身,从而使得自身身份拥有更多不同的部分。
当各个不同的部分相互冲突、难以调和时,人们不得不在特定的情况下选择其中的一个或一些部分,而背叛另外一些部分。尤其对于移民者来说,当旧的文化和新的文化产生冲突的时候,从意愿上来说,他们无疑会忠实地选择自己所熟悉的本土文化。然而,又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他们也得从自己熟悉的本土文化向新的文化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有时会背叛他们的原始文化,而在此时,文化身份冲突显得格外明显,并严重影响移民者的行为举止和价值观。
移民者的文化身份冲突不可避免,但是文化身份冲突的程度却因人而异。对于那些思想上非常忠实于自己本土文化的移民者,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孩子所受的文化身份冲突会比那些思想比较开放的移民者所受到的冲突更加强烈。
3．文化身份改变
文化身份冲突的产生迫使人们必须找到解决方式。文化身份冲突有两种解决方式:
第一,冲突的解决必须由环境和形势来决定。换句话说,人们受到环境和形势的牵制而必须去改变和解决。
第二,冲突的解决由人们自身来决定。解决文化身份冲突的过程,其实就是帮助人们改变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
Baumeister提出有目的地改变来自同种文化人群的文化身份的过程,其实就是给目标人群洗脑的过程:有意解散群体;使他们对新文化产生好感,并分别与新的群体建立新的关系;改变他们原先所接受的信息;鼓励他们自愿改变自身的文化身份。
其实,即便不是有意地被洗脑,人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也与上述过程一样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就移民者为例:当他们到达一个全新的环境之中,原有的关系网都被切断,周围的环境和人都是陌生的,他们只有重新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同时原有的信息也被新环境中的新信息所代替。即使他们非常忠实于自己的本土文化,面对新的环境,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就移民者来说,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学习新的语言是了解新文化的基础,也是改变自身文化身份的基础。Lambert于1975年提出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会出现两种人:一种人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不仅掌握了新的语言,拥有了新的文化身份,同时也保持了旧的语言和文化身份;另一种人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以新的语言代替旧的语言,新的文化身份代替旧的文化身份。
基于Lambert的研究,Gao等人于2005年提出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共有六种改变学习者身份的方式:第一种是自信地改变,即非常有能力地改变;第二第三种改变与Lambert提出的相同;第四种是指两种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第五种是指挣扎于两种语言之间,使得文化身份冲突升级;第六种是零改变,即没有改变。
影响移民者文化身份改变的因素以及促使其改变的原因除了语言以外还有很多。以Baumeister提及的洗脑方式为基础,综合来说,大体有三种:
第一,人际关系是文化身份改变的基础。人在新的环境中,学习新的语言,接收新的信息都是通过与之交往的新的人群。所以身边的人际关系发生改变,会影响到文化身份的改变。
第二,价值观或者信仰的改变也会影响和改变文化身份。当然,价值观和信仰的改变不会像人际关系的改变那样迅速和直接,程度也不如人际关系的改变来得那么的显著。但是价值观和信仰一旦发生改变,影响文化身份改变的力度将会增加。
第三,移民者自身是否积极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对文化身份改变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移民者对于是否接受新的文化还是忠实于自己的本土文化所产生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对于第二点中提到的价值观和信仰的改变也有直接的关系。移民者的态度越积极,改变的速度越快,程度也越深。
研究方法
本文选用定性研究,采用了个案调查法,对在英国生活多年的中国华人做了个案研究,对他们的文化身份的冲突、改变以及对改变的态度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调查和研究。
1.个案研究法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对多年生活在英国的中国移民进行了个案研究。Drever提出,个案研究法是针对某个特别的个案进行调查和研究,意图不在于发现某个问题的普遍性,而是从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发掘一个问题。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就某一个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当然,个案研究法存在一定的不足。Blaikie提出,参与个案研究的人数往往不够多,这使得出的结果不像定量研究那样具有普遍性意义。然而Saunders等人认为,普遍性不是最重要的,形势和环境在不断改变,因此通过定量研究得出的普遍性也未必能得到科学的结论。
2.研究对象
Saunders等人提出,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要注意可行性和合理性,并要看其是否能够反映调查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本次研究对象是根据研究目的来进行选择的,并非随机抽取。这是由于这次研究是针对在英国居住的中国移民而进行,因此,有目的地选取研究对象能够更大程度上达到本次研究的目的。
本次研究选取了四个对象:两男两女,他们原先都是中国人,随后移居英国,在英国至少生活了5年。其中,一男一女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来英国居住,因此他们的英语水平与当地人一样。另外一男一女是于中年时期才移居英国,其中女的研究对象英语较为流利,与当地人交流不存在问题,而男的研究对象英语相对较差,与当地人能进行最基本的英语交流。四位研究对象的文化身份都有改变,但是改变的程度以及对于改变的态度大有不同。
3．数据收集
针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本次研究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来收集数据资料。半结构式访谈是指提问者设计好这次访谈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方向,被采访的对象可以根据这些问题引申和展开谈话。由于本次研究是为了发掘在英国生活多年的中国移民的文化身份,通过这样的访谈方式,能够“收集他们的观点”,并且“了解他们更深层的经历、动机和原因”。
访谈的问题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个人基本情况的调查,如姓名、年龄、在英国居住的时间等。第二部分是关于语言能力的调查。因为每个人说英语的流利程度不同,所以他们与英国社会的交流接触也会因为语言能力而产生差异,这也会影响他们的文化身份的改变情况。第三部分是关于文化身份改变的调查,探究研究对象文化身份的改变程度,导致他们文化身份改变的原因,以及他们对于自身文化身份改变的态度。
4．道德考虑
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明确了解此调查是为了学术研究。四位研究对象也分别被单独采访。本次研究所有被采用的数据都经过调查对象的允许而使用,并且他们也表示这些数据和结果将不会对其工作生活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5．信度和效度
考虑到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对所有的被访问者都采用了相同的问题。并且,他们都被分开单独进行采访,因此,他们的回答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
结果与分析
1．研究对象的个人情况和语言能力
个人基本情况和语言能力虽说仅是基本问题,但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研究对象的年龄、在英国居住的时间、国籍、信仰以及英语程度,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文化身份的改变,以及他们对于这些改变的态度。考虑到被采访对象的隐私,本文中将以对象1、对象2、对象3和对象4来替代他们的真实姓名。
对象1:男,年龄43,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加入英国国籍。他自15岁独自来到英国,至今已居住了近29年。在英国居住5年后,他开始信奉基督教。之后,他与当地一位同样信奉基督教的英国女子结婚。由于他在英国生活了多年,他的英语水平与当地人一样,语音纯正,不存在语言上的交流问题。
对象2、3和4来自同一个家庭,他们都生于浙江省,都无宗教信仰。对象2:男（父亲）,年龄44,在英国居住了近6年,现仍是中国国籍。英语水平限于基本的日常交流,与当地人交流存在问题。
对象3:女（母亲）,年龄45,在英国居住了近9年,已加入英国国籍。英语流利,不存在语言上的交流问题。
对象4:女（女儿）,年龄18,在英国居住了近6年,已加入英国国籍。英语水平与当地人一样,语音纯正,不存在语言上的交流问题。
以上的一些个人基本情况和英语语言能力对于文化身份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影响,将于以下一些方面一同讨论。
2．文化身份冲突
在理论解读部分,本文曾提到,Baumeister认为文化身份冲突的产生是因为一个人拥有多于一种的身份,或者说在同一个身份下产生各个不同的部分,各个部分之间相互难以调和,由此产生冲突[6]。对于移居英国的华人移民者来说,情感上忠实于中国文化,而现实中必须遵循英国的文化,两种文化在同一时刻不可能并存,只能两者选其一,这种时刻,文化冲突最容易产生。
在访谈中,当问及是否经历过文化身份冲突,大多数被访问者（对象1,3,4）都认为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冲突（问题见附录1－三,1）,他们表示在初到英国的前两三年内所感受的冲突最明显,因为初到英国感受到的文化差别和冲击非常显著。对象3说:“刚来的那会,一切都是不同的。英国人的处事方式和中国人大相径庭。但是我是一个开明的人,能很快接受和学习新事物,所以我很快就适应了。”
甚至到现在,对象1还觉得:“至今,我仍然能感受到的冲突就是,作为一个生于中国的人,虽然我来英国这么多年已经改变了很多,但是有时我的思维和交流方式仍然是中国式的,这让我觉得自己又不像英国人。”
对象4经历了最多的文化身份冲突。尽管她和对象1都在青少年时期就来到了英国,但是对象1独自一人来英国,而她跟随父母来英国。Baumeister,Lambert, Gao等人都提出如果移民者自身比较忠于本土文化,他们的孩子则容易经历较为强烈的文化身份冲突。
对象3（即对象4的母亲）举了一个例子足以证明中西文化在对象4身上反映出的冲突。在中国,父母期望孩子努力学习,而在英国文化中,孩子在学习之余就是享受生活。因此,对象4在英国的学习环境中,经常有机会与朋友出去玩,甚至夜不归宿。这在英国文化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在中国文化中,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不允许的。对象4因此经常与父母发生冲突。在访谈中,对象4并不认为这是文化身份冲突,她认为这仅是她与父母之间的冲突。而随着与对象3的访谈的深入,各种事例表明,在对象4身上表现出的家长与子女的冲突,从根源上来说,是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身份的冲突。Hofstede,Li等人都提到,中国的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学生的学习态度,女生的处世风格都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由于中英两国经济的差异,人民对于享受生活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对象2是个特例,他说自己完全没有遇到文化身份冲突。究其原因,首先,他从态度上来说,非常忠实于中国文化,不愿意接受新的文化,也不愿意自己的文化身份发生任何改变。其次,他的英语水平不高,与当地人交流存在问题。这使得他缺乏与当地人的交流而缺少对英国文化的了解。英国文化对他的影响非常有限,因此他几乎没有感到文化身份的冲突。
当被问及如何面对这些冲突时,对象1、3、4都说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向英国的文化靠拢。这就涉及到文化身份转变的问题。
3．文化身份改变
根据研究对象的回答,所有研究对象的文化身份改变程度都不。改变最小的是对象2。如上部分所论述的,由于对本土文化的忠实和英语语言能力的欠缺,对象2几乎没有遇到过文化冲突。在理论部分曾提到过,个人态度对于文化身份的改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象2是研究对象中唯一坚决忠于中国文化而排斥英国文化的人,所以他在被问及文化身份是否有改变时回答:“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根据采访,对象3是同时拥有两种文化,而且把两种文化之间得关系处理得最好的一位。一方面,她来英国时已人近中年,她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已成熟。Hofstede认为文化身份的改变和文化的不同部分在个人身上形成的年龄阶段有关。他认为,越晚学习的思想,越晚形成的文化,越不稳定,越容易改变,而如价值观等形成于青少年时期的文化则不容易改变[5]。正如对象3所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改变很多,尤其是我的个性。”从另一方面来说,她思想很开明,容易接受和学习新事物,这帮助她学习和适应新的文化。所以她也提到:“我的处事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两种的文化差异,我管理人员的方式有所不同,我在英国工作更勤奋。”这验证了Baumeister的理论,态度决定文化身份的改变程度。
对象1和对象4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到了英国,因此他们的文化身份改变最多。他们的价值体系在他们到英国时还未完全成型,所以他们改变的空间很大。在访谈中,对象1相对对象4来说,改变更大一些。他不仅在生活习惯方面改变很多,而且在他来英国的第5年开始信仰基督教。究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对象1在英国生活了近29年而对象4仅生活了近6年。第二,对象1与英国女子结婚多年,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是英式的。而且她的妻子也信仰基督教,他们在信仰上志同道合。Hofstede在提出文化的洋葱模式时说过,洋葱的外围改变较快,而核心部分改变非常缓慢。由于他来的时候年轻,价值观还未成型,但这中间还是经历了5年的时间,才使他改变了信仰。而对象4一直与父母一起居住,尽管她由于年轻,改变得很多很快,但是由于她父亲非常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母亲也在一些方面很坚持中国文化,所以她在父母的坚持下,不得不保持一些中国文化中的优秀品质。
4．研究对象对文化身份改变的态度
由于态度对文化身份的改变起关键性作用,本文对研究对象对于自身文化身份改变的态度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改变没有感到任何愧疚。
对象2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也就不存在是否愧疚的问题。但是他解释说如果他感到需要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不背叛中国文化,他是可以接受的,他将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是基于他的谈话,当他面临需要改变时,他会经历较为剧烈的文化身份冲突。因为文化本身没有对错,在生活方式上,也不存在是否背叛自己的传统文化。两国文化必然存在差异,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无形中会丢失一些本土文化。对象2现在由于自身的态度和语言问题,目前还未经历文化身份冲突。
对象1和对象3均不认为愧疚。他们均认为只有改变,才能让他们更适应在英国生活。对象3说:“入乡随俗,适者生存。”他们都比较开明,能够很快很好地适应新文化新环境,因此他们都能很好处理文化身份冲突,而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不过,对象1也表示了一点遗憾。在英国生活了多年,一些中国的特质虽然还在,但是它们已经不再在他身上起作用了。
对象3不仅没有愧疚的感觉,她甚至认为自己的文化身份改变是好事。而她的父亲又特别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她才会经历最多的文化身份冲突。若不是父母的坚持,也许她的改变将更大。
5．其他结果
经过调查研究,也发现了一些理论之外的有趣结果。
首先,语言能力能够影响移民者的文化身份的改变。在本文个案中,只有对象2语言能力较差,无法与英国当地人正常交流。除了自身坚持保持中国文化之外,他的语言影响了他与当地人的沟通,进而影响了他对英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这些都影响了他的文化身份的改变。对象1也说,他的语言比较好,这促使他在陌生的文化中,更快适应和生存。这些都说明,语言能力对文化身份的改变产生影响。
其次,研究对象的国籍能够体现他们文化身份改变的程度和他们对文化身份改变的态度。四个研究对象中,只有对象2的国籍仍然是中国国籍,这说明他还未能接受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其他人都已是英国国籍,这样更方便于他们在英国生活。
再次,有趣的是,研究对象的名字,也可以体现出他们的文化身份改变程度以及他们的态度。对象2最为传统,所以的姓名完全没有改变。对象3既保留了中国传统,也很好适应了英国文化,所以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英国名字,而未改变自己的姓。在英国文化中,女子嫁人就要随夫姓,而在中国文化中,结婚后,仍然保留自己的姓。对象3改变了名,而未改变姓,说明她一方面向英国文化靠拢,一方面又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象1和对象4则都改用英文名,且继承父姓,这做法符合英国文化。
结论和建议
本文对在英国生活的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冲突和文化身份改变以及他们对改变的态度进行了理论和实际研究,结果基本与理论相一致,也有少部分理论之外的有趣的发现。通过对于四个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发现初来英国的前几年,经历的文化身份冲突较大。若父母比较坚持传统文化,孩子经历的文化身份的冲突会较强烈。在青少年时期来英国的对象,文化身份改变较大,而中年时期来英国的对象,文化身份改变较小。另外,个人态度与文化身份改变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从语言能力、国籍、姓名等方面也能体现文化身份改变的程度和对改变的态度。
移居海外的华人,在经历文化冲突的时候,要分清中外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个人也要积极地学习和接触新的文化,才能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的精华,做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1．本研究的局限性
由于受时空的限制,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虽然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但是参与本个案的人数非常有限。如果能有更多移居英国的中国华人参与到本个案的研究,将会有更多也更深入的发现。
其次,本文仅采用了定性研究的方法,如果能够采用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式,结合个案研究等定性研究的方法,配合半结构式访谈,得出的数据将更具说服力。
2．对今后研究的建议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结合定量研究方法,并增加参与访谈的人数。另外,就海外华人来说,他们一方面保持一些自己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接受新的文化,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因此在文化的趋同（convergence）和趋异方面（divergence）也可以进行研究。再者,还可以对移民者进行适应性（adaptation）方面的研究。
3．结语
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增多,移民政策的放宽,海外招生的扩大等全球化趋势增加了国际劳动力的流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移居海外学习和生活。为了被新的环境所接受,人们在经历文化身份冲突的同时,也慢慢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
随着国际交流和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文化的人开始相互了解,相互学习。文化身份的改变一方面使得自己的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接受;另一方面,外来文化也将丰富自己的文化。
随着全球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国际贸易接触的日益频繁,以及移民政策放宽等各方面的原因,全球化已经明显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这种趋势不仅促使全球经济飞速地发展,交流的跨文化性,同时也“给文化和文化身份带来意味深长的含意和暗示”。一方面,全球化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人开始相互了解和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对于移居海外的移民来说,当他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进行角色转换时,他们就不得不“挣扎于面对各种由于外部文化（生活的文化）和内部文化（本土文化）不同而导致的冲突”。面对各种冲突,移民者就必须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以解决不同文化对于自身所产生的冲突。本文就“文化身份冲突和改变”这一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探究,并采用了个案研究调查法,专门针对在英国生活的中国移民进行了个案研究。
理论解读
1.文化模式
人们已经采用多种不同的模式来研究文化这个概念。Gibson列举了三种最为常见和频繁使用的文化模式,分别是:冰山模式,洋葱模式和树干模式。
冰山模式是把文化比喻为一座冰山。在此模式中,文化被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它所指的是人们的衣食住行、行为举止等显而易见的文化。第二部分是指暗藏于水下的大部分冰山,它所指的是人们的处事态度、信仰、价值观等更为深层的文化。Amorim指出,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通常为人的意识所感知,而暗藏于水下的部分通常处于意识之外。同时,暗藏水下的部分通过冰山一角而反映出来。尽管冰山一角显而易见且为人的意识所感知,但是对于有着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还是很难相互理解和接受彼此的文化,因为通过简单的行为举止并不能直接地表现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洋葱模式是把文化比喻为一个洋葱。Hofstede提到,从洋葱外部到内部,分别是:符号、英雄、仪式和价值观。符号是指“词语、手势、图片”等,它们可以表达一些特别意义,或者被“同一文化中的人们所理解和认同”;英雄是指人那些“在特定文化中能够起到模范作用的人”;仪式是指“一个文化中公认的重要的社会活动”;价值观处于核心,表示人的处事态度。Hofstede还认为,人最初的价值观形成于10－12岁,这个时期的人“从环境中快速地、无意识地吸收各种有用地信息”进而形成自己最初的价值观。
树干模式将文化比作一棵树并将其分为三个部分:树叶、树干和树根。树叶是指直接体现文化的部分,如行为举止和衣食住行等方面;树干是指态度、价值观和一些标准规范;而树根指的是人的信仰。
综合这三种最为常见的模式,我们不难看出,文化通常被分为可以被人所感受到的肤浅层面的文化和不为人所意识的深层面文化。肤浅层面的文化,如衣食住行,行为举止等方面是容易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而深层面的文化,如态度、价值观、信仰等方面则相对比较稳固,难以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2.文化身份冲突
Baumeister认为文化身份冲突是一种身份危机,它指的是一个人“拥有多于一种的身份,而且各种身份之间相互难以调和”。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由此产生不同的身份,或者说在同一个身份下产生各个不同的部分。环境的不断改变促使人不断地改变自身,从而使得自身身份拥有更多不同的部分。
当各个不同的部分相互冲突、难以调和时,人们不得不在特定的情况下选择其中的一个或一些部分,而背叛另外一些部分。尤其对于移民者来说,当旧的文化和新的文化产生冲突的时候,从意愿上来说,他们无疑会忠实地选择自己所熟悉的本土文化。然而,又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他们也得从自己熟悉的本土文化向新的文化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有时会背叛他们的原始文化,而在此时,文化身份冲突显得格外明显,并严重影响移民者的行为举止和价值观。
移民者的文化身份冲突不可避免,但是文化身份冲突的程度却因人而异。对于那些思想上非常忠实于自己本土文化的移民者,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孩子所受的文化身份冲突会比那些思想比较开放的移民者所受到的冲突更加强烈。
3．文化身份改变
文化身份冲突的产生迫使人们必须找到解决方式。文化身份冲突有两种解决方式:
第一,冲突的解决必须由环境和形势来决定。换句话说,人们受到环境和形势的牵制而必须去改变和解决。
第二,冲突的解决由人们自身来决定。解决文化身份冲突的过程,其实就是帮助人们改变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
Baumeister提出有目的地改变来自同种文化人群的文化身份的过程,其实就是给目标人群洗脑的过程:有意解散群体;使他们对新文化产生好感,并分别与新的群体建立新的关系;改变他们原先所接受的信息;鼓励他们自愿改变自身的文化身份。
其实,即便不是有意地被洗脑,人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也与上述过程一样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就移民者为例:当他们到达一个全新的环境之中,原有的关系网都被切断,周围的环境和人都是陌生的,他们只有重新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同时原有的信息也被新环境中的新信息所代替。即使他们非常忠实于自己的本土文化,面对新的环境,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就移民者来说,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学习新的语言是了解新文化的基础,也是改变自身文化身份的基础。Lambert于1975年提出在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中会出现两种人:一种人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不仅掌握了新的语言,拥有了新的文化身份,同时也保持了旧的语言和文化身份;另一种人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以新的语言代替旧的语言,新的文化身份代替旧的文化身份。
基于Lambert的研究,Gao等人于2005年提出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共有六种改变学习者身份的方式:第一种是自信地改变,即非常有能力地改变;第二第三种改变与Lambert提出的相同;第四种是指两种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第五种是指挣扎于两种语言之间,使得文化身份冲突升级;第六种是零改变,即没有改变。
影响移民者文化身份改变的因素以及促使其改变的原因除了语言以外还有很多。以Baumeister提及的洗脑方式为基础,综合来说,大体有三种:
第一,人际关系是文化身份改变的基础。人在新的环境中,学习新的语言,接收新的信息都是通过与之交往的新的人群。所以身边的人际关系发生改变,会影响到文化身份的改变。
第二,价值观或者信仰的改变也会影响和改变文化身份。当然,价值观和信仰的改变不会像人际关系的改变那样迅速和直接,程度也不如人际关系的改变来得那么的显著。但是价值观和信仰一旦发生改变,影响文化身份改变的力度将会增加。
第三,移民者自身是否积极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对文化身份改变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移民者对于是否接受新的文化还是忠实于自己的本土文化所产生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对于第二点中提到的价值观和信仰的改变也有直接的关系。移民者的态度越积极,改变的速度越快,程度也越深。
研究方法
本文选用定性研究,采用了个案调查法,对在英国生活多年的中国华人做了个案研究,对他们的文化身份的冲突、改变以及对改变的态度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调查和研究。
1.个案研究法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对多年生活在英国的中国移民进行了个案研究。Drever提出,个案研究法是针对某个特别的个案进行调查和研究,意图不在于发现某个问题的普遍性,而是从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发掘一个问题。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就某一个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
当然,个案研究法存在一定的不足。Blaikie提出,参与个案研究的人数往往不够多,这使得出的结果不像定量研究那样具有普遍性意义。然而Saunders等人认为,普遍性不是最重要的,形势和环境在不断改变,因此通过定量研究得出的普遍性也未必能得到科学的结论。
2.研究对象
Saunders等人提出,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要注意可行性和合理性,并要看其是否能够反映调查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本次研究对象是根据研究目的来进行选择的,并非随机抽取。这是由于这次研究是针对在英国居住的中国移民而进行,因此,有目的地选取研究对象能够更大程度上达到本次研究的目的。
本次研究选取了四个对象:两男两女,他们原先都是中国人,随后移居英国,在英国至少生活了5年。其中,一男一女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来英国居住,因此他们的英语水平与当地人一样。另外一男一女是于中年时期才移居英国,其中女的研究对象英语较为流利,与当地人交流不存在问题,而男的研究对象英语相对较差,与当地人能进行最基本的英语交流。四位研究对象的文化身份都有改变,但是改变的程度以及对于改变的态度大有不同。
3．数据收集
针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本次研究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来收集数据资料。半结构式访谈是指提问者设计好这次访谈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方向,被采访的对象可以根据这些问题引申和展开谈话。由于本次研究是为了发掘在英国生活多年的中国移民的文化身份,通过这样的访谈方式,能够“收集他们的观点”,并且“了解他们更深层的经历、动机和原因”。
访谈的问题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个人基本情况的调查,如姓名、年龄、在英国居住的时间等。第二部分是关于语言能力的调查。因为每个人说英语的流利程度不同,所以他们与英国社会的交流接触也会因为语言能力而产生差异,这也会影响他们的文化身份的改变情况。第三部分是关于文化身份改变的调查,探究研究对象文化身份的改变程度,导致他们文化身份改变的原因,以及他们对于自身文化身份改变的态度。
4．道德考虑
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明确了解此调查是为了学术研究。四位研究对象也分别被单独采访。本次研究所有被采用的数据都经过调查对象的允许而使用,并且他们也表示这些数据和结果将不会对其工作生活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5．信度和效度
考虑到数据的信度和效度,对所有的被访问者都采用了相同的问题。并且,他们都被分开单独进行采访,因此,他们的回答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
结果与分析
1．研究对象的个人情况和语言能力
个人基本情况和语言能力虽说仅是基本问题,但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研究对象的年龄、在英国居住的时间、国籍、信仰以及英语程度,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文化身份的改变,以及他们对于这些改变的态度。考虑到被采访对象的隐私,本文中将以对象1、对象2、对象3和对象4来替代他们的真实姓名。
对象1:男,年龄43,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加入英国国籍。他自15岁独自来到英国,至今已居住了近29年。在英国居住5年后,他开始信奉基督教。之后,他与当地一位同样信奉基督教的英国女子结婚。由于他在英国生活了多年,他的英语水平与当地人一样,语音纯正,不存在语言上的交流问题。
对象2、3和4来自同一个家庭,他们都生于浙江省,都无宗教信仰。对象2:男（父亲）,年龄44,在英国居住了近6年,现仍是中国国籍。英语水平限于基本的日常交流,与当地人交流存在问题。
对象3:女（母亲）,年龄45,在英国居住了近9年,已加入英国国籍。英语流利,不存在语言上的交流问题。
对象4:女（女儿）,年龄18,在英国居住了近6年,已加入英国国籍。英语水平与当地人一样,语音纯正,不存在语言上的交流问题。
以上的一些个人基本情况和英语语言能力对于文化身份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影响,将于以下一些方面一同讨论。
2．文化身份冲突
在理论解读部分,本文曾提到,Baumeister认为文化身份冲突的产生是因为一个人拥有多于一种的身份,或者说在同一个身份下产生各个不同的部分,各个部分之间相互难以调和,由此产生冲突[6]。对于移居英国的华人移民者来说,情感上忠实于中国文化,而现实中必须遵循英国的文化,两种文化在同一时刻不可能并存,只能两者选其一,这种时刻,文化冲突最容易产生。
在访谈中,当问及是否经历过文化身份冲突,大多数被访问者（对象1,3,4）都认为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冲突（问题见附录1－三,1）,他们表示在初到英国的前两三年内所感受的冲突最明显,因为初到英国感受到的文化差别和冲击非常显著。对象3说:“刚来的那会,一切都是不同的。英国人的处事方式和中国人大相径庭。但是我是一个开明的人,能很快接受和学习新事物,所以我很快就适应了。”
甚至到现在,对象1还觉得:“至今,我仍然能感受到的冲突就是,作为一个生于中国的人,虽然我来英国这么多年已经改变了很多,但是有时我的思维和交流方式仍然是中国式的,这让我觉得自己又不像英国人。”
对象4经历了最多的文化身份冲突。尽管她和对象1都在青少年时期就来到了英国,但是对象1独自一人来英国,而她跟随父母来英国。Baumeister,Lambert, Gao等人都提出如果移民者自身比较忠于本土文化,他们的孩子则容易经历较为强烈的文化身份冲突。
对象3（即对象4的母亲）举了一个例子足以证明中西文化在对象4身上反映出的冲突。在中国,父母期望孩子努力学习,而在英国文化中,孩子在学习之余就是享受生活。因此,对象4在英国的学习环境中,经常有机会与朋友出去玩,甚至夜不归宿。这在英国文化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在中国文化中,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不允许的。对象4因此经常与父母发生冲突。在访谈中,对象4并不认为这是文化身份冲突,她认为这仅是她与父母之间的冲突。而随着与对象3的访谈的深入,各种事例表明,在对象4身上表现出的家长与子女的冲突,从根源上来说,是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身份的冲突。Hofstede,Li等人都提到,中国的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学生的学习态度,女生的处世风格都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由于中英两国经济的差异,人民对于享受生活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对象2是个特例,他说自己完全没有遇到文化身份冲突。究其原因,首先,他从态度上来说,非常忠实于中国文化,不愿意接受新的文化,也不愿意自己的文化身份发生任何改变。其次,他的英语水平不高,与当地人交流存在问题。这使得他缺乏与当地人的交流而缺少对英国文化的了解。英国文化对他的影响非常有限,因此他几乎没有感到文化身份的冲突。
当被问及如何面对这些冲突时,对象1、3、4都说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向英国的文化靠拢。这就涉及到文化身份转变的问题。
3．文化身份改变
根据研究对象的回答,所有研究对象的文化身份改变程度都不。改变最小的是对象2。如上部分所论述的,由于对本土文化的忠实和英语语言能力的欠缺,对象2几乎没有遇到过文化冲突。在理论部分曾提到过,个人态度对于文化身份的改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象2是研究对象中唯一坚决忠于中国文化而排斥英国文化的人,所以他在被问及文化身份是否有改变时回答:“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根据采访,对象3是同时拥有两种文化,而且把两种文化之间得关系处理得最好的一位。一方面,她来英国时已人近中年,她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已成熟。Hofstede认为文化身份的改变和文化的不同部分在个人身上形成的年龄阶段有关。他认为,越晚学习的思想,越晚形成的文化,越不稳定,越容易改变,而如价值观等形成于青少年时期的文化则不容易改变[5]。正如对象3所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改变很多,尤其是我的个性。”从另一方面来说,她思想很开明,容易接受和学习新事物,这帮助她学习和适应新的文化。所以她也提到:“我的处事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两种的文化差异,我管理人员的方式有所不同,我在英国工作更勤奋。”这验证了Baumeister的理论,态度决定文化身份的改变程度。
对象1和对象4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到了英国,因此他们的文化身份改变最多。他们的价值体系在他们到英国时还未完全成型,所以他们改变的空间很大。在访谈中,对象1相对对象4来说,改变更大一些。他不仅在生活习惯方面改变很多,而且在他来英国的第5年开始信仰基督教。究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对象1在英国生活了近29年而对象4仅生活了近6年。第二,对象1与英国女子结婚多年,他们的生活方式都是英式的。而且她的妻子也信仰基督教,他们在信仰上志同道合。Hofstede在提出文化的洋葱模式时说过,洋葱的外围改变较快,而核心部分改变非常缓慢。由于他来的时候年轻,价值观还未成型,但这中间还是经历了5年的时间,才使他改变了信仰。而对象4一直与父母一起居住,尽管她由于年轻,改变得很多很快,但是由于她父亲非常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母亲也在一些方面很坚持中国文化,所以她在父母的坚持下,不得不保持一些中国文化中的优秀品质。
4．研究对象对文化身份改变的态度
由于态度对文化身份的改变起关键性作用,本文对研究对象对于自身文化身份改变的态度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改变没有感到任何愧疚。
对象2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也就不存在是否愧疚的问题。但是他解释说如果他感到需要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不背叛中国文化,他是可以接受的,他将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是基于他的谈话,当他面临需要改变时,他会经历较为剧烈的文化身份冲突。因为文化本身没有对错,在生活方式上,也不存在是否背叛自己的传统文化。两国文化必然存在差异,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无形中会丢失一些本土文化。对象2现在由于自身的态度和语言问题,目前还未经历文化身份冲突。
对象1和对象3均不认为愧疚。他们均认为只有改变,才能让他们更适应在英国生活。对象3说:“入乡随俗,适者生存。”他们都比较开明,能够很快很好地适应新文化新环境,因此他们都能很好处理文化身份冲突,而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不过,对象1也表示了一点遗憾。在英国生活了多年,一些中国的特质虽然还在,但是它们已经不再在他身上起作用了。
对象3不仅没有愧疚的感觉,她甚至认为自己的文化身份改变是好事。而她的父亲又特别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她才会经历最多的文化身份冲突。若不是父母的坚持,也许她的改变将更大。
5．其他结果
经过调查研究,也发现了一些理论之外的有趣结果。
首先,语言能力能够影响移民者的文化身份的改变。在本文个案中,只有对象2语言能力较差,无法与英国当地人正常交流。除了自身坚持保持中国文化之外,他的语言影响了他与当地人的沟通,进而影响了他对英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这些都影响了他的文化身份的改变。对象1也说,他的语言比较好,这促使他在陌生的文化中,更快适应和生存。这些都说明,语言能力对文化身份的改变产生影响。
其次,研究对象的国籍能够体现他们文化身份改变的程度和他们对文化身份改变的态度。四个研究对象中,只有对象2的国籍仍然是中国国籍,这说明他还未能接受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其他人都已是英国国籍,这样更方便于他们在英国生活。
再次,有趣的是,研究对象的名字,也可以体现出他们的文化身份改变程度以及他们的态度。对象2最为传统,所以的姓名完全没有改变。对象3既保留了中国传统,也很好适应了英国文化,所以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英国名字,而未改变自己的姓。在英国文化中,女子嫁人就要随夫姓,而在中国文化中,结婚后,仍然保留自己的姓。对象3改变了名,而未改变姓,说明她一方面向英国文化靠拢,一方面又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象1和对象4则都改用英文名,且继承父姓,这做法符合英国文化。
结论和建议
本文对在英国生活的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冲突和文化身份改变以及他们对改变的态度进行了理论和实际研究,结果基本与理论相一致,也有少部分理论之外的有趣的发现。通过对于四个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发现初来英国的前几年,经历的文化身份冲突较大。若父母比较坚持传统文化,孩子经历的文化身份的冲突会较强烈。在青少年时期来英国的对象,文化身份改变较大,而中年时期来英国的对象,文化身份改变较小。另外,个人态度与文化身份改变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从语言能力、国籍、姓名等方面也能体现文化身份改变的程度和对改变的态度。
移居海外的华人,在经历文化冲突的时候,要分清中外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个人也要积极地学习和接触新的文化,才能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的精华,做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1．本研究的局限性
由于受时空的限制,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虽然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但是参与本个案的人数非常有限。如果能有更多移居英国的中国华人参与到本个案的研究,将会有更多也更深入的发现。
其次,本文仅采用了定性研究的方法,如果能够采用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式,结合个案研究等定性研究的方法,配合半结构式访谈,得出的数据将更具说服力。
2．对今后研究的建议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结合定量研究方法,并增加参与访谈的人数。另外,就海外华人来说,他们一方面保持一些自己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接受新的文化,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因此在文化的趋同（convergence）和趋异方面（divergence）也可以进行研究。再者,还可以对移民者进行适应性（adaptation）方面的研究。
3．结语
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增多,移民政策的放宽,海外招生的扩大等全球化趋势增加了国际劳动力的流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移居海外学习和生活。为了被新的环境所接受,人们在经历文化身份冲突的同时,也慢慢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
随着国际交流和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文化的人开始相互了解,相互学习。文化身份的改变一方面使得自己的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接受;另一方面,外来文化也将丰富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