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有人反对说，粮食主权鼓吹小农经济，反对使用新技术，认为这种做法很不现实。您怎么看？
　　安娜特：首先有必要强调，食物主权并不反对使用先进的技术。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农民有史以来就是技术的创新者，这是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生存下来的关键所在。然而，食物主权主张，农民和小规模农场主必须是技术的掌握者。举例说，转基因食品就是一种完完全全被跨国公司所掌控的技术，它们被设计出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盈利。
　　一种不同的未来
　　《南风窗》：食物主权理念提出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取得哪些成就？促成了哪些方面的制度建设？
　　安娜特：我想最大的成就之一是食物主权使人们可以想象一种新的农业体系是可能的。食物主权这个理念是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对我们的馈赠。他们启发了世界各地众多组织、社区去承认食物和农业的重要性，去想象一种不同的未来，那时人们对食物生产、分配和消费等一系列问题都有自主权。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2007和2008年发生的世界粮食危机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农业和食物体系过度依赖食品和食品生产资料的贸易和投机。世界性的土地掠夺显然是这种旧模式的一个最新病症，在许多国家，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无数农民和原住民被赶出土地。国际社会正在努力改变这一局面，很重要的是，公民社会组织也参与在其中。数年前，“农民之路”发布了《农民权利国际宣言》，这个宣言和其他有关乡村的文件，目前正式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宣言支持一系列权利，其中包括拒绝对农民和环境有害的农业模式的权利。
　　此外，在许多国家，有不少社区根据食物主权这一理念，在本地、城市、省级和全国层面上，争取建立各种不同的食物体系。例如在加拿大，一个名叫“加拿大食品安全”的全国性公民社会组织在全国范围进行咨商后，向加拿大政府提交了一系列基于食物主权的政策建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发展，因为现在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有了一个与政府对话的组织。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各地也要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与地方的各级政府进行对话，因为食物主权还是以地方为主。
　　另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立法制定一些有利于促进食物主权的政策，比如厄瓜多尔规定，与胚质、种子、本土植物和知识等相关内容属于厄瓜多尔人民的历史遗产，因此其不能被授予专利，不能以任何形式的知识产权被保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南风窗》：食物主权的目标在于减少乃至根除饥饿，那么为什么饥饿问题比较小或者不存在的国家，比如一些发达国家也要关注和实施食物主权的政策？例如加拿大对食物主权就很关注。
　　安娜特：必须要承认，很多人认为造成全球饥饿的全球粮食体系是发达经济体促成的。有众多研究清楚地展示，由于各种结构调整计划（指以出口导向、私有化和自由化为特征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在发放贷款时，要求贷款国执行这些政策）和自由贸易协定，在乡村地带，一些农场扩张了，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上，搬迁和驱逐的事件不断发生。这个过程显然也在加拿大发生过。
　　由于一些政府政策，加拿大现在只有很少农民，实际上不到人口的2%。在很多方面，加拿大被当作理想的粮食体系的模范国家，农业出口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急剧增长，产量也快速增加，大量增产粮食涌向出口市场。加拿大生产的食物中，有45%供出口。政府官员们原本设想，出口增多的话，农民的收入也应该会增多，然而数据显示的结果却相反。过去26年来，虽然出口急剧增多，但种植出口粮食的加拿大农民家庭的纯收入却没有增加。加拿大农民的人口急剧下跌，农场越来越大，郊区人口却显著萎缩了。这些数据显示，从农业全球化中获益的主要是跨国公司、肥料公司、农业器械公司和银行，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所有这些表明，很多加拿大人实际上深深忧虑目前的粮食体系。他们担心食品安全和环境，他们也担心这样的粮食体系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加拿大人参与我前面说的全国范围内的政策咨商，这也清楚地表明，他们想要一个不一样的模式—一个基于食物主权的模式。
　　《南风窗》：目前在加拿大有哪些关于食物主权的实践？
　　安娜特：加拿大存在许多促使食物主权风行的问题：乡村社区逐渐崩溃，公共服务随之衰败；农民在市场上和政策制定上都丧失了权力；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对工业化农业下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深度担忧。结果是，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用不同办法生产和获得食物，包括参与社区种植园、农民市场和社区共享农业。社区共享农业这种模式下，消费者可以投资特定的农场，共享农场的产品。加拿大另外一个关于食物主权的例子是生产总量控制，通过供应链管理，使得生产者能够全额收回投入生产的成本。
　　“加拿大食品安全”组织批准了一个“人民食品政策计划”，督促加拿大政策制定者们落实有关政策。其中包括，调整食品生产的方向，使之更加满足本地生产和本地消费。此外，也要求政府签订的国际贸易协定不能对其他国家的农民产生消极影响。总体上看，该计划要求加拿大的食物体系走向彻底转变，激活乡村社区，促进农业生产专业化，生产出健康和安全的食品。
　　饥荒大多是人为
　　《南风窗》：食物主权的实现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安娜特：当然，对食物主权来说，存在诸多挑战。首要的挑战就是要改变的东西太过于复杂和深层次。毕竟我们讨论的是社会的根本变革，这个变革涉及各种资源的重新分配，包括权力。食物主权所要奋起反抗的，是那些对当前的粮食体系行使权力的人—包括政治和经济精英、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国政府，和那些构建了新自由主义农业模式并从中获利的人。这使得斗争异常激烈、长久，甚至有生命危险。
　　拉斐尔·蒙卡达是洪都拉斯农民领袖，也是“农民之路”原执行秘书长。他在谈及他所在国家的政治动荡时说，除非真正的民主得以建立，否则食物主权不可能实现。但是这样的斗争非常危险。拉斐尔·蒙卡达肯定深知这一点，因为他已经被判刑了，并且受到死亡威胁，仅仅是由于他要求进行民主和法律改革，以实现真正的农业变革。

与饥荒相关联的粮食安全这个概念已经被强大的利益群体攫取了。在2002年举办的世界粮食峰会上，有些国家争辩说，粮食安全可以通过进口食物的方式解决。但是2007到2008年的粮食危机（直到今天余波尚在）清楚地展现了这个观点背后的误导性逻辑。

　　《南风窗》：对于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否还存在新的威胁？
　　安娜特：当必要的政治条件已经建立，食物主权也已经成功获得民主空间，可以就食物和农业问题进行辩论时，还是有新的挑战。我的一个同事帕特尔说过，既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有一个单一和统一的角度去看食物政策，食物主权实际上只会让政治空间里增加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这就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实实在在但又一团糟糕的如何建立共识的问题。问题在于，有什么机制和程序能够让倡导食物主权的人们用以弥合不同利益分歧，平衡不同的权力，以保证所有声音都能被听到并得以实施？对此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们很多人都相信，食物主权的力量在于，它首先要求建立一个讨论的民主空间，然后我们在重新定义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同时，也可以参与我们自己社区的建设。 　　还有一个对食物主权的挑战是，强大的利益群体可能会窃取这个概念，擅改它的含义，削弱它改造现有体系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农民之路”要协助举办马里论坛的原因。这个概念发展到世界各地后，它面临着被那些不认可小规模生产模式的力量篡改的危险，而这种模式是食物主权的核心所在。因此，有必要努力维护和培养食物主权这一理念的纯正性。
　　《南风窗》：按照统计，世界上粮食总量足以养活每一个人，但是很多地方还是存在饥荒。从食物主权的角度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安娜特：很多人已经研究过给世界带来创伤的大饥荒。很多研究清楚地表明，只有很少饥荒是自然灾害的结果，大多是人为的，受错误政策所误导。历史上的很多次饥荒，例如印度的大饥荒、爱尔兰的土豆饥荒、非洲一些国家的饥荒，当这些地方的人民遭受饥荒之时，大量的食物却运出国门供出口。这正是食物主权要解决的问题，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一样，食物主权认为食物首先是营养源，其次才是贸易品。
　　在这里也值得提一下世界性的食品危机，粮食贸易投机是人们无法获得足够食物的重要原因，因为投机使食品越来越贵，很多人负担不起。总而言之，饥荒并不是粮食短缺导致的，而是食物输出和食物价格高涨导致的。
　　此外，与饥荒相关联的粮食安全这个概念已经被强大的利益群体攫取了。在2002年举办的世界粮食峰会上，有些国家争辩说，粮食安全可以通过进口食物的方式解决。但是2007到2008年的粮食危机（直到今天余波尚在）清楚地展现了这个观点背后的误导性逻辑。正如“农民之路”所强调的那样，食物主权是实现真正的粮食安全和食物人权的前提条件。
　　《南风窗》：食物主权在世界各地都有响应，那么不同国家的情况有何异同之处？
　　安娜特：我的研究主要关注墨西哥、西班牙和加拿大这3个国家。虽然这3个国家在历史、生态、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但是这些年来，它们都有一个共同趋势，那就是它们的农业部门都经过了显著的重构，威胁到了小规模农业的生存，与此同时农业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部分人手里。这3个国家里，都有活跃的乡村运动，主张食物主权，推动各自的政府通过立法以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保障国内和国际上的食品安全。
　　当然，不同地区有关食物主权的抗争有所不同。比如在墨西哥的一些乡村，有关食物主权的抗争主要是因为环境恶化而产生的迫切要求。而当墨西哥的农民正在农业工业化无可避免的大环境下苦苦抗争之时，西班牙的一些农民则已经开始拒绝农业的工业化，他们和加拿大农民一样，都担忧社会和环境的恶劣状况。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农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缩小农业规模，减少农业中工业化的成分，将更多城市年轻人吸引到土地上来，并且教他们如何种植食物，还建立了当地的合作化市场，以帮助缩小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