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是开国皇帝，《宋史》有关于他诸如“容貌雄伟，器度豁如，识者知其非常人”的种种描述。在许多有关他的故事中，流传最广的、也为历史学家所认可的真实故事，是他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两个权谋：“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而最为平民百姓耳熟能详的，则是另一个市俗化的故事：千里送京娘。
　　这是个情节不复杂，但颇为深长意味的故事。
　　血气方刚的赵匡胤，在太原郊外的清幽观里解救了被强盗劫掠的年方十七的女子赵京娘，任侠任气的他，救人救彻，决定亲自送小女子回到千里之外的蒲州解梁县小祥村的家。在这不短的距离中，为了避免男女共骑的绯闻，他让京娘骑马，自个千里步行，相随不惮。在经历了许多艰险后，终于完成了他无数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动中特别的一件壮举。
　　应该说，这是一个英雄救美的俗套故事，只不过它发生在日后的万乘至尊的宋太祖身上，所以才彰显出它的教化意义。在千里迢迢的陪送过程中，赵匡胤不愧是个英雄好汉，除了肝胆热肠外，还有与那个社会主流意识相一致的、为人为事的正直、正义的言辞和行为，符合我们民族和个人的修养要素，也是这个话本几百年被不断讲述的原因之一。
　　但这个英雄救美故事最大的认知意义却不在此，而是在塑造完成赵匡胤的“高大全”形象后，又平添了的一段悲剧余音。京娘回家后却悬梁自缢，没有死在强人之手，没有任何肉体上的玷污和损伤，却在包括亲人的市俗的流言中倒下。英雄壮举的喜剧结果与女主人公安全回到家后的最终悲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是故事的不同寻常之处，也是耐人寻味之处，从而凸显了社会公德和世俗人情的认知水准。
　　赵匡胤完成了他的壮举，赢得了当世和后世人们的尊重，那么谁是夺取京娘性命的凶手呢？对京娘来说，被劫成为压寨夫人肯定是她的人生屈辱甚至是耻辱，但不会有性命之虞（被扣在清幽观失去自由没有上吊就是有力证明），而在经历种种困苦和艰难终于安全归家后丢掉了性命。事态的悖反发展，不仅解救者和被解救者的男女双方没有想到，也完全出乎与此相关的人的意料，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事件的无情结果就是，救人之人的壮举却导致被救人的死亡。这个意外结局的推手，就是世俗的伦理。
　　如果从动机和效果统一论去认知这件事，赵匡胤的功德何在？
　　面对朝夕相处的“天生一种风流态，便是丹青画不真”的美女，可能会发生的“为好成歉”的后果，赵匡胤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过，人言都不计较，也有相辅相成的行动——不辞辛苦选择步行。但他的预见和选择，显然还没有足够大的力量让市俗意识让步，他可以用一腔愤怒甩掉闲言乱语“独善其身”，却缺少缜密的智谋和胆识，为弱小的京娘赢得生存的空间，从这种角度说，赵匡胤也是一个失败者。
　　世俗社会对于侠肝义胆，哪怕是对赵匡胤豪举的反应是八个字：“人无利己，谁肯早起？”一个超越常规的好人好事，受到了人们的责疑，这是世俗的可怕之处；在这种价值观里，没有无缘无故的友爱，没有无缘无故的利益。京娘的哥哥如此，京娘的父亲也是如此：“必然这汉子与妹子有情”，不仅玷污了见义勇为的赵匡胤，也玷污了受害者赵京娘。它巨大的力量，还会对它有所忌惮的人产生致命的打击，这种无形的能量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相反集聚得越来越大，赵京娘瞬间倒下了，无数的弱者倒下了，甚至一千年后的、大上海的名艺人阮玲玉也同样倒下了——“人言可畏”。
　　在充分世俗化的社会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看到的是“无利不起早”的社会常态，在行为、交际上，并不真正认同纯粹意义上的“不为名不为利”的好人好事，他们宁愿相信利益相交，而对无私无我的行为充满疑虑和不信任，用孔子的说法就是“乡愿”，“偶俗全身”的聪明之人的人生哲学，绝不为与自己的利害无关的事而帮助人或得罪人，这让人想起《庄子·秋水篇》关于“鸱得腐鼠，仰吓鹓鶵（鸾凤）”的寓言，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话。也因此，才有了民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无疑是我们民族在“为我”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里积淀下来的最沉重的道德遗产。
　　在群体空间里，判断人的行为标准，如果只能是“人无利己，谁肯早起”，将是不幸的；对于社会来说，一旦成为人际关系的潜规则，只能是个悲剧，无疑也更加可怕。因为一个充满着小市民思维和习惯的社会，是无法培养出高尚人格的。这种空间越大，人的精神状态也会越畸型，责疑崇高的声音会越强烈，往往更会夸大自我，泛化“为我”思想逻辑。
　　揣摩远古社会，当人类结伴从榛莽丛林走出来的时候，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群体性的生存方式是必然的选择，除了自我的存活，也必然要互相照顾提携，这种互助友爱与自我保护同样是人类的天性和本能，关键是社会的文明进步在于彰显友爱而不是强调自私，人类的素质提升也在于人文关怀，而不是一切以个人利益为终极目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自然是不真实的，因为这不符合人性和社会法则，“胸怀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也显得太高调，但绝不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成为否认人性“友善”的借口。一个目标远大的人，他的行为绝不是“利己”二字所能束缚的，只着眼于“利己而早起”，没有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志向，是无论如何成不了大事的。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或漠视他人或公共利益的人，其境界不能不说是狭隘的，也是浅薄的。
　　《千里送京娘》，是对赵匡胤行为的肯定，是对“人无利己，谁肯早起”的反讽，所以这个故事能够成为昆曲、京剧的传统剧目，甚至也是当代人道德提升的教材。思考这种道德引领的作用也同样耐人寻味：专制社会里的道德要求，在今天的现实里也同样需要——因为这是人性良善的需要，社会进步的需要，文明向上的需要，而不仅仅是某种制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