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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言耸听”，有成语为证。其实，有危言而未耸听，或简直根本没有人听，听了也是听而不闻，这样的例子很多。
连日看关于云南鲁甸地震的电视新闻，因想起我在1980年夏刊发在《云南文艺》的两篇杂文，都写于那年五月，刚结束云南之行，故作了《风景与煞风景》和《危言》二文。前者是对素称“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的大理景区，在下关市上风头的山坡上盖了一座化工厂，另有一座造纸厂排污到洱海南端，西洱河已再无净水，故批评之为“煞风景”；后者根据公开报道，举例批评了云南当地在《森林法》颁布一年后，依然乱砍滥伐，毁林不止，破坏环境和生态，指出这样下去：“大自然必将把旱、涝、风沙以至饥荒、疾病各种灾害，作为惩罚，加到我们和后人的头上”——当时缺乏有关的经验和常识，还并没把诸如山崩、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算在里面。
为了“晓之以理”，我说：“这样说，绝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在某些地区不是已经传来这种惩罚的消息了吗？”依着当时的惯例，为了加强说服力，还特别援引了在官民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周恩来总理1961年视察西双版纳时讲的几段话：
印度的恒河和埃及的尼罗河，是古代人类文化的发源地。当初土地肥沃，文化昌盛。但是不合理的开发，破坏了森林——后来都成了沙漠。我们敦煌一带，恐怕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正是处在回归沙漠带上……这里是富饶美丽之乡。如果破坏了森林，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就会责骂我们。
你们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好自然资源，改造好自然界。要做人民的功臣，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这里，除了关于改造自然的话或有不同说法外，可以说“句句是真理”。尤其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一语——“这是‘危言耸听’么？不，这是促人猛醒、发人深省的‘危言’，是一切不愿‘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人，一切不愿当‘败家子’的人应该听、必须听的‘危言’。”这是我缀在后面的话。
然而，后来怎么样了呢？周恩来总不能说是人微言轻了吧？但他高瞻远瞩沉甸甸的“危言”，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从80年代到今天，五十多年了，还不是一直等于耳边风吗？或谓，你们——包括周恩来的话都说得太温和了，只是劝告而已，失之于柔。
看看今天网上的跟帖、微博、微信，一句句落地有声，那才是刚性的声音。
问题在于訴诸什么样的耳朵？太柔和了，则置若罔闻；语带锋芒，则视若仇敌。大小官僚，就这么软硬不吃，你怎么办？
2014年8月9日
想起当年“四类队”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常常面临着分类管理的情况。从阶级成分看，曾经有过“红五类”“黑五类”之分，其实“黑五类”原先只有四类，叫“四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四类，简称“地富反坏”（“分子”本指个人，却往往兼指其家庭了）；后来又打出若干右派分子 ，于是有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的说法。
在“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中，在城市中特别是大中学校，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为了旗帜分明，相对于“黑五类”，推出了“红五类”即工、农、兵、革干、军干，他们的子弟便是“红五类”子弟，要比“黑五类”子弟在政治地位上优越得多。“文革”初期，有围绕“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血统论”对联的大辩论，在“文革”史上是很有名的一页。
看来，这个“红”与“黑”的分类，在实践中起的作用，主要是分裂了群众，分裂了社会。这是我们事后的想法，当时人们并不是这样看的。
至于另一项分类，是在农村四清运动中按各个生产队的具体表现，分为“一二三四”四类，生产大队以至公社也适用；同时，相应地把基层干部也分成一类、二类……以至四类。如果撇开具体的分类标准不计，那分作四类也就是四个等级，似乎还有些参考价值。
参考什么呢？参考它的概括性。一、二、三、四，四类也是个分级的评比：一是“好的”，二是“比较好的”，三是“有问题的”，四则是“烂掉了的”。当时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级党政文件中，都可以找到实例。两头小，中间大：一类队，多半是原来就曾树为模范、标兵，先进单位，在运动中又没发现什么问题的；四类队，则是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塌糊涂、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而介绍三类队的事例，多是主要为了区分三、四类的界限。
当时，我们作为工作队员，把社队和干部的分类等级看得很重，因为这是涉及运动后期组织处理时必须掌握政策界限的主要依据呀！
总的来看，一类、二类容易混淆，确切地说，标准的一类队，只是一种理论的存在，所以很少册封一类队，至于原有的旗帜，多以其资格老、后台硬（许多是老领导多年前培养树立的典型），谁也不会轻易“砍旗”的。而四类队也不多，因为一旦册封了四类队，从领导班子，以至建制归属，难免要大掉个儿，麻烦可多了。若是认定为四类队的，那肯定是任什么人都认定是“烂透”了的。
这种把社、队分成四类来评价的做法，其实早在四清运动以前历年的农村整党、整风、整社中就这么做了，是属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事前的排队，事后的总结，无不加以利用。
多年不下乡了，不知现在农村工作，是否还沿用这个惯例？
这个工作方法，如果注意防止把它简单化，似乎仍可用来观察一些社会上的大小单位以至个人，曰：是好的？比较好的？有问题的？还是烂透了的？
烂透了的单位就是所谓“四类队”了。四类队的领导，能是一、二类的干部吗？
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容易“看走眼”啊？
2014年8月2日
（作者系诗人、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连日看关于云南鲁甸地震的电视新闻，因想起我在1980年夏刊发在《云南文艺》的两篇杂文，都写于那年五月，刚结束云南之行，故作了《风景与煞风景》和《危言》二文。前者是对素称“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的大理景区，在下关市上风头的山坡上盖了一座化工厂，另有一座造纸厂排污到洱海南端，西洱河已再无净水，故批评之为“煞风景”；后者根据公开报道，举例批评了云南当地在《森林法》颁布一年后，依然乱砍滥伐，毁林不止，破坏环境和生态，指出这样下去：“大自然必将把旱、涝、风沙以至饥荒、疾病各种灾害，作为惩罚，加到我们和后人的头上”——当时缺乏有关的经验和常识，还并没把诸如山崩、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算在里面。
为了“晓之以理”，我说：“这样说，绝不是为了耸人听闻，在某些地区不是已经传来这种惩罚的消息了吗？”依着当时的惯例，为了加强说服力，还特别援引了在官民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周恩来总理1961年视察西双版纳时讲的几段话：
印度的恒河和埃及的尼罗河，是古代人类文化的发源地。当初土地肥沃，文化昌盛。但是不合理的开发，破坏了森林——后来都成了沙漠。我们敦煌一带，恐怕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正是处在回归沙漠带上……这里是富饶美丽之乡。如果破坏了森林，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就会责骂我们。
你们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好自然资源，改造好自然界。要做人民的功臣，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这里，除了关于改造自然的话或有不同说法外，可以说“句句是真理”。尤其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一语——“这是‘危言耸听’么？不，这是促人猛醒、发人深省的‘危言’，是一切不愿‘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人，一切不愿当‘败家子’的人应该听、必须听的‘危言’。”这是我缀在后面的话。
然而，后来怎么样了呢？周恩来总不能说是人微言轻了吧？但他高瞻远瞩沉甸甸的“危言”，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从80年代到今天，五十多年了，还不是一直等于耳边风吗？或谓，你们——包括周恩来的话都说得太温和了，只是劝告而已，失之于柔。
看看今天网上的跟帖、微博、微信，一句句落地有声，那才是刚性的声音。
问题在于訴诸什么样的耳朵？太柔和了，则置若罔闻；语带锋芒，则视若仇敌。大小官僚，就这么软硬不吃，你怎么办？
2014年8月9日
想起当年“四类队”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常常面临着分类管理的情况。从阶级成分看，曾经有过“红五类”“黑五类”之分，其实“黑五类”原先只有四类，叫“四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四类，简称“地富反坏”（“分子”本指个人，却往往兼指其家庭了）；后来又打出若干右派分子 ，于是有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的说法。
在“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中，在城市中特别是大中学校，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为了旗帜分明，相对于“黑五类”，推出了“红五类”即工、农、兵、革干、军干，他们的子弟便是“红五类”子弟，要比“黑五类”子弟在政治地位上优越得多。“文革”初期，有围绕“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血统论”对联的大辩论，在“文革”史上是很有名的一页。
看来，这个“红”与“黑”的分类，在实践中起的作用，主要是分裂了群众，分裂了社会。这是我们事后的想法，当时人们并不是这样看的。
至于另一项分类，是在农村四清运动中按各个生产队的具体表现，分为“一二三四”四类，生产大队以至公社也适用；同时，相应地把基层干部也分成一类、二类……以至四类。如果撇开具体的分类标准不计，那分作四类也就是四个等级，似乎还有些参考价值。
参考什么呢？参考它的概括性。一、二、三、四，四类也是个分级的评比：一是“好的”，二是“比较好的”，三是“有问题的”，四则是“烂掉了的”。当时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级党政文件中，都可以找到实例。两头小，中间大：一类队，多半是原来就曾树为模范、标兵，先进单位，在运动中又没发现什么问题的；四类队，则是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塌糊涂、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而介绍三类队的事例，多是主要为了区分三、四类的界限。
当时，我们作为工作队员，把社队和干部的分类等级看得很重，因为这是涉及运动后期组织处理时必须掌握政策界限的主要依据呀！
总的来看，一类、二类容易混淆，确切地说，标准的一类队，只是一种理论的存在，所以很少册封一类队，至于原有的旗帜，多以其资格老、后台硬（许多是老领导多年前培养树立的典型），谁也不会轻易“砍旗”的。而四类队也不多，因为一旦册封了四类队，从领导班子，以至建制归属，难免要大掉个儿，麻烦可多了。若是认定为四类队的，那肯定是任什么人都认定是“烂透”了的。
这种把社、队分成四类来评价的做法，其实早在四清运动以前历年的农村整党、整风、整社中就这么做了，是属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事前的排队，事后的总结，无不加以利用。
多年不下乡了，不知现在农村工作，是否还沿用这个惯例？
这个工作方法，如果注意防止把它简单化，似乎仍可用来观察一些社会上的大小单位以至个人，曰：是好的？比较好的？有问题的？还是烂透了的？
烂透了的单位就是所谓“四类队”了。四类队的领导，能是一、二类的干部吗？
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容易“看走眼”啊？
2014年8月2日
（作者系诗人、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