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了又一个继往开来的时期。随着人生的代谢，1949年以前出生的一代，渐次退出显耀的历史舞台。生于上世纪50年代，包括主要生于50年代中后期，被称为知青一代的人们，开始接管国家最高权力，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和社会的性质。
　　次高权力，则传递到了比知青一代稍晚一些的，即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或者说“文革”前夕出生的一代手中。这一代人的特点是，“文革”中度过童年，恢复教育秩序，学校提倡学习后上中学，80年代初进大学。
　　浦志强律师属于这一代。正如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感叹的，“很多现在当政这些人，正有权力这些人，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50岁上下。”不过，浦律师属于“体制外大佬”——这是一个他自封的自嘲时使用的角色。
　　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据说将是很难复制的。那个年代的精神和物质同样匮乏，规定了他们的童年和少年岁月。他们中应该不只一半以上的人，保留饥饿和“蛮荒”的记忆。这样的经历，不能不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然后，他们迎来“苦读时代”，考大学成为人生的“惟一出路”（这个时代持续至今，愈演愈烈），他们的中学教室，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以外，挂上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之类标语。
　　那时，大学招生人数在二十万左右。绝大部分青年苦读后失业了，失业在80年代初，但那时的国家“百废待兴”，一个“待”字让他们在学校外发愤，晚饭后腋下夹一本教材进补习学校和自修大学，被认为是一道预示社会进取的景观。当然，也有苦闷而反叛的青年迅速被社会甩开，那场迅猛的“严打”至今是一个伤痛。
　　“知青后一代”或者“文革前一代”中的少数精英上了大学。在大学校园度过80年代和在“社会大学”经历80年代，情形是不一样的。那时的社会正在激荡，而大学相对开放。
　　经过“反右”和“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硕果仅存的旧时代过来的教授，还留在讲台上，他们在人生的暮年急于“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乐于给本科生上课，使这一代青年沐浴了最后一丝“民国范儿”。
　　79、80年级开始，民主选举风气曾经席卷校园，学生参与选举一度是受鼓励的行为。也许今天的人们在缅怀中把那年代美化了。确实那个年代也有很多现在看起来不应该不必要甚至不合法的限制。但那确实是一个变化的年代，社会和国家存在不确定的可能性，这样的情景激励了青年，给社会注入了活力。
　　浦志强对他那个年代的过来人说，我们同样“经历了80年代”。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80年代”的概念。走过80年代，有的放弃了，没守住，有的人还有情怀，这就形成了一代人的人生分野。
　　还得说到一点，那时，命运很拥挤，知青一代和“知青后一代”大致同时赶到大学。相对来说，还是有社会经历的知青一代精英在大学里更有不俗表现。到80年代后期，知青后一代才超过他们的大哥。
　　经过了80年代，一批满怀壮志的青年消失在新时期的社会各界，消失在全世界。二十多年后，他们接近知天命的年龄，人生的智慧和精力，在最好的切合点上，所谓年富力强。在科学、技术、教育、法律等各方面，他们开始主宰。进入国家权力体制的，根据我国对政治人物的年龄规定，如果没有晋升到县处厅局以上，已经要考虑“退出”了。而在省部级的行列，已经出现了他们的身影。他们正处在社会中坚的位置。
　　社会中坚虽然不决定国家政治和制度走向，不负责国家政治改革的战略构架，但是，的确在某种层次上决定国家的命运，决定社会生活的成色。如果把社会中国叫作社会脊梁，也是比较贴切的，说中流砥柱，也应该是这意思。
　　二十多年前，你们壮怀激烈，指点江山，抨击当时的中坚和领袖，现在轮到你们拿主意了。政治既需要远见，更需要落实当下。无论你胸怀怎样的志向，你得让今天的司法公正，新闻自由，文化发展，环境健康，养老金发到位，教育不要毁坏青年……当下这些作业不交或不及格，公众有权对你的其他项目“不予验收”。
　　社会中坚就是“重大社会责任”的代称。无论今天的社会是好还是坏，政治是清明廉洁，还是混乱贪腐，荣辱毁誉都归你。社会不应该容忍担负重大责任的社会中坚的蝇营狗苟和贪污腐化。
　　今天的社会中坚是否及格，检验的办法是在每一个行业拉一位精英人士出来走几步。我们发现，既有“守住”的，也有“没有守住”的。让人心寒的是，守住的，貌似守得艰辛，守得孤单。
　　司法是社会的堡垒，相当于按年龄分层的中坚，考察司法状况，应该对确认社会现实有指标意义。律师应该是一个社会精英聚集的地方，看看律师的操守和生存状况，也是明了社会症候的指标。
　　最简单的考察办法是，调查一下，公众对今天的司法公正是否有信心。在没有可靠的调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扪心自问，假如你遇到官司，你是相信司法，等待判决，还是不相信，而忙于找关系？你觉得“大案看政治，小案看人事”的民谚是不是绝对的无稽之谈？
　　浦志强律师是清醒的。
　　重庆“薄王时期”之后，大量冤案积存，仅仅因言获罪，仅仅因为在网络上对当时的领导有过一句评价，即被收归劳教的案子，也难以获得公开，被劳教人士在薄王案发大半年之后，还处于恐惧之中，更不要说撤销劳教，争取国家赔偿的艰难。
　　如果说司法无能，那么，中国的律师呢？有多少愿意接这样的案子，即便他们有能力支付律师费？特别是重庆本地的律师？原来，这不是一个律师的职业行为，这是一件需要顶着压力干的正义之举。虽然，浦志强律师在重庆的法律援助，得到过全国数位律师和重庆两位律师的协作和帮助，但是，比起这项工作的浩繁和艰巨来，只能用孤单来形容。
　　这一代精英人士和社会中坚的荣誉和耻辱一样鲜明。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寄望于今天的精英和中坚，这是时代的宿命，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