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记者是个特殊的存在，每年3月初起早贪黑地奔忙十几天，闹不好还会因为出格的举动把自己变成了新闻。今年“两会”，先是陈道明与记者席地而坐修改稿件，接着记者又在偶遇人大发言人傅莹后写就一篇过于深情款款的特写，导致舆论批评起记者的专业性问题。批评自然有道理，但如果多了解些“两会”记者的工作状态，也许会更理解他们。
　　不管是中央或者地方媒体，“两会”期间都会组建专门的报道团队，抽调各个部门最有干劲和经验的记者，但能够拿到的大会证件屈指可数，无证记者只能跑代表和委员的驻地，给代表委员打电话，然后以会客名义进入酒店采访。在寒风中等待三四个小时，不断打电话请求、劝说，是常有的事。在我3年的上会经验中，有太多次守在酒店门外一整天而一无所获的经历。
　　进入酒店之后你得先从茫然无措中清醒过来，到大堂去搭讪代表委员，好在搭讪只用说一句“您今年有什么提案或建议？”大部分代表委员不认识，只能一边讲话一边偷瞄他胸前的代表证，根据他的建议猜测可能是哪个行业或界别，然后顺着话头提问。
　　愿意抛头露面的多是企业界和文化界人士，如果想要采访重要官员，必须拿到房间秩序册，硬着头皮敲门，同行称之为“扫楼”。代表委员大多对扫楼没有准备，我就曾遇到一位穿着内衣开门的省高院院长，好在他大方地接受了采访。
　　进入驻地太难了，必须得四处碰运气，直到拿到有价值的新闻，离开前还要搭讪一位心慈手软的代表委员，“谢谢您，那明天见，到时还得麻烦您出来接一下。”回到同事们驻扎的酒店，听听别人“抓”到了这个部长那个省长，那叫一个万念俱灰，本来打算写半个版，后来主动压缩成豆腐块。
　　我估计无证记者都像我一样矛盾，想要来年拿到证件，又担心有证时难孚众望。他们的竞争更加惨烈，既要谈出真问题，又要生动鲜活细节饱满，碰到严肃的代表委员真是没辙。我曾跟着一名党报记者敲开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房门，大师一再推脱，那名记者急了喊一句，“我佛慈悲，大师您就给我说两句，好让我交差啊。”
　　办公室一位最娇小最会撒娇的女同事，那年守在部长通道，每过来一位部长，她就从隔离线钻进去，柔弱地喊一句“部长”，叉起胳膊就往话筒处拽。部长们如果不愿意谈，远远看到了就一路小跑着进入会议室。
　　如果说这两年有越来越多出格的“两会”记者，也应看作大会氛围更加开放使然。氛围变化，再加上报道团队的竞争机制，记者压力大了不少，但终归不能牺牲报道规范和应有的姿态。记者更加专业，代表委员更敢言，自然是最好不过。
　　在记者会上，当被问及明星委员如何更好履职的问题时，姚明说：“一方面自己该做得更好，另一方面要看大家的视角，也有一些记者开会时求签名合照的，大家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