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民间办报之风盛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启民智、宣传新知的作用，但由于办报门槛太低，难免泥沙俱下，有些不良报人想方设法地敛财，其间龌龊一言难尽。
　　上海有家报馆，每当听说有新的州县官员到任，就千方百计地托人联系，然后盛情款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报馆负责人就会表情沉痛地诉说开支多么困难、日常如何拮据，并将报馆的部分股份赠给这些官员。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这些官员顾及面子，不得不稍微敷衍一下，拿出钱来“支持新闻事业”，少则几百大洋，多则数千大洋。
　　还有些报馆，一听说某处出了丑事，就在第一时间给当事人寄一封信，说：“我们收到了涉及您的稿件，考虑到您在社会上的影响，不欲见报，但您得出一笔钱来封投稿者的口。”即使当事人明知这是报馆在敲竹杠，但出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习惯，只能破财免灾。至于“封口费”的多少，则由丑事的大小、当事人的贫富而定。如果当地长时间没动静，报馆就会编出些丑事。在作家邓友梅的小说《那五》中，那五曾任《紫罗兰画报》的记者，他的同僚编出一篇“牛角坑空房闹鬼，丰泽园菜中有蛆”的新闻，向牛角坑的房东和丰泽园的掌柜讹了一大笔钱。
　　还有家报馆登出招聘编辑的广告：交三元报名费便可领到一份试卷，成绩排在前两名的可由报馆出资赴日学习。大批刚毕业的学生及无业文人趋之若鹜，两月之间，报名者近8000人。而在录取名单中，前两名要么子虚乌有、要么就是报馆老板的亲戚，其他人成为候补编辑，试用期内不开工资，试用期过后则以“能力与成绩不符”为由辞退。最终，报馆净赚两万多元。
　　报业如此混乱，有些不良报人趁机要诈，先注册一个空壳报馆，然后賄赂正式报馆的内部人员，拿到订户信息，再通过邮局向订户寄发征订函，大肆吹嘘新办的报纸如何精彩别致，同时开出实惠的赠品列表诱惑订户上钩。比如有家报馆宣称被南洋某华侨资助了大批绸缎、照相机、化妆品、橡胶雨衣等，都是当时的紧俏货，会按订阅量分赠给订户;如果订户不需要赠品，则可免试进入与报馆合作的欧美新闻类高校，所有路费均由报馆承担，学成归来后仍由报馆提供就业机会，但必须预订本报10年。条件如此优厚，自然吸引了大批争先恐后的订户。待汇款收齐，不良报人干净利索地卷铺盖而去，再也不见踪影。
　　出现这般乱象，固然因为当时媒体落后、消息闭塞，但与动荡的时局也脱不了干系。如果民心不稳，稍来一场风雨就能闹得遍地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