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与“拙”，涉及的是审美范畴的问题。对于书法的审美，正如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地点，对于美所持的标准会有差异一样。
　　“巧”是相对于“拙”来讲的。看待巧的问题，应该从两个角度切入：
　　第一，从技术层面上讲。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讲道："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水篇》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善夫。”也就是说，学书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要求学书者要有相当精熟的技法，精熟的技法是书法创作的基础，就是"功夫”。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视技法为目的，因为技法不只是艺术本身。佛语说“登岸弃舟”。要到达彼岸，无船恐怕是不行的，而视技法为目的者是不想登岸的。这就如王镛先生在其印作“不阿世”的边款上刻的那样：“巧，艺之大忌也。印亦然。初多喜巧厌拙，或以整齐鲜华为能事，或以无端造作为聪明，皆伤于‘巧’字，若悟心不开，终不免堕于小家气耳。”
　　第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巧”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反映了书作者一是没有思想，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做什么，依靠一定技能或技能尚不足的情况下去"追潮流”"赶时尚”。东倒西歪，或涂涂抹抹，其作品貌似拙，实为巧，不是发自心底的真性情。二是有一定的思想，也有相应的技能，但修养不够，放不下，登上了岸还背负着船，就是“悟心不开”"无端造作”，为了效果而做形式和装饰设计。
　　“拙”就不同了，它更加指向书家审美的一'种高境界，是人的真情流露，是本质的内在美的体现。“拙”作为审美范畴，很早就被提出来了。北宋黄庭坚《论书》中说："凡书要拙多于巧。”唐代窦蒙也早对“拙”做过阐释：“拙：不依致巧曰拙。”（《述书赋》）提到“拙”，习书者通常会想到“稚拙”或"古拙”。“稚拙”是儿童出于天性的本质表现；"古拙”往往是出于实用的一些无意的制作，因材料和时间的关系而形成的，如历史上遗存下来的大量金石文字，是真实的自然流露。虽然它们可能存在技法上的某种缺陷，但共同的一点是都有自然之趣，少人为痕迹。真率、质朴，正是艺术家所追求的关于人的生命本质的最为宝贵的东西。
　　正如傅山所言："藏于见皆有心者也。有心则貌拙而实巧，巧则多营，多营则虽有所得，而失隨之。”这也说明“巧”和“拙"是辩证的，“大巧若拙"，但“拙”不必藏，藏“拙”而实“巧”。“拙”不是固有的审美，而是随书法艺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是时代的产物，但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却是人对生命本质的观照和回归，这才是“拙”的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