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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民，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首批省管专家、文化部首批部管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先后创作五十余部大戏和十多部影视剧，荣获四十多项全国性奖项。其中，九部作品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七部作品荣获文化部“文华奖”。2007年获国家人事部、文化部颁发的“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2014年获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颁发的“金狮奖终身荣誉奖”。出版有《孙德民剧作选》《孙德民新剧作选》以及戏剧理论文集《戏剧之旅》等多部专著，另有作品评论集《孙德民与山庄戏剧》《生命情怀》《孙德民剧作评论集》出版。
一个因为喜欢戏剧，就在这条路上闷头躬耕了50多个年头的人，一个被人事部、文化部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的人，仍谦虚地自称不是什么出名的剧作家，见到有人前来也总是爽笑着主动握手。自然，也有不谦虚的时候，他说，为了戏剧我做了全身心的投入，因为戏剧是个难圆的梦。这话不假，孙德民正是用一生在圆这个梦，用生活来圆这个梦。
1月19日，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戏剧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剧协”）主办的孙德民戏剧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建伟，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张妹芝，以及来自京冀等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对孙德民多年来的艺术成果及创作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全面回顾。
用现实主义记载时代的年轮
崔伟（中国剧协秘书长）：孙德民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要用现实主义记载时代的年轮。前些年他用话剧的形式表达对生活的感触，记录时代的变化，塑造鲜活的人物，这些年他把创作更多地专攻于戏曲，这是用现实主义记载时代年轮的同时，用中华审美的独特风范，记录当代的生活和当代人的变化。
薛若琳（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我跟孙老师结识将近30年，他创作了50多部戏剧，10多部电视剧，将近80部作品，可以说是精品顶天立地，作品铺天盖地。人老了会笔力不济，但是他越老创作越老道，我细数了一下剧坛的风流人物，没有一个人能够戏曲、话剧两门抱，历史剧、现代戏两门抱，他是中国唯一的一个。
看《李保国》《塞罕长歌》这两部作品，我就想，每一个人都有面对公和私的问题。大公无私是圣人，公而忘私是贤人，先公后私是达人，公私兼顾是常人，损公肥私是小人，像我就是公私兼顾属于常人。写当代劳模、真人真事一定要慎重，像孙老师这样有能力驾驭完成任务的人，真是凤毛麟角，我觉得《李保国》将来可以成为常演不衰的剧目，就像《焦裕禄》，不受时间的限制。
崔伟：孙德民所有的作品都是以深沉的思考表达对时代的感悟。时代无疑是戏剧艺术最重要的课题，也是艺术家所要表达的艺术主题。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说我们写了当代生活，我们的作品就能够表达当代生活;不是我们塑造了当代人物，我们的人物就能够使观众深刻认识当代生活。那么怎么才能够做到呢？孙德民给我们做出了表率，他的这种深沉不是故作深沉，往浅了看是他人生的经历，往深了看是他多年的磨砺。
比如《李保国》，他抓住了一个人的精神特质，抓住了人物朴实的社会情怀和人生情怀，不是简单的崇敬和简单的讴歌。
还有《塞罕长歌》《晚雪》《成兆才》，特别是《塞罕长歌》，对环境的改善和保护，这是难以入戏的。孙德民最大的特点，是有一种对宏大题材和重大题材把握与捕捉的准确切入角度，使得切入角度中融入了人和人的精神，让大家感觉到他们行为的伟大，他们的行为代表的是当代中国的行为，他们的追求代表了当代中国的趋势，代表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真理。因此，我看《塞罕长歌》，它既有鲜活的、浓郁的生活情趣，更感觉它像一部史诗。
欧阳逸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雨果说过，你一旦成为诗人，一旦成为文学家，你就必然要具备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素质。孙德民就具备这样的素质，他用自己的话剧艺术，用塑造的主人公，引导或者是启发观众对于巨大变革的历史，巨大变革的时代本质的思考。
《成兆才》就是孫德民用艺术的辩证法在塑造人物的同时引起了我们对命运的思考。他把成兆才艺术上的成功与生活上的失败，艺术的创新与命运的坎坷，犬牙交错地交织起来。刚刚取得了成就，生活上就出了问题，傻媳妇死了，师哥跑了，自己的徒弟也要背叛自己，这一切的一切，显示的是什么？是很深刻的生活思考。所有的成功是因为艺术，评剧艺术需要这样的戏圣，所有的失败，所有的痛苦，都是那个社会的黑暗，是那个时代的不公正，这一切既是辩证的又是统一的。
汪守德（总政文化部文艺局原局长）：像《李保国》《塞罕长歌》这样的剧作，体现出了剧作家很强的政治自觉，剧作家不是回避，而是勇敢地承担。
无论是规定动作还是自选动作，其所拿出的都是响当当的作品，除了《李保国》《塞罕长歌》之外，还有《成兆才》。我们可以想象，孙德民在面对一个个选题时的困难和苦恼，当然也可以想象其灵光乍现取得突破时的快乐和欣喜，其中的冷暖苦乐只有他本人才知道。
武丹丹（《剧本》杂志社副主编）：按照孙老师的作品比例来说，他的命题作文占比非常大，不止是《李保国》《塞罕长歌》。上一届在评“五个一工程”奖的时候，大家感慨河北省从来都是“五个一”的强省，另外一个评委就说没办法，他们有孙德民，一人顶过千军万马。其实他之前为了承德话剧团的生存，写的《这里一片绿》《六世班禅》都是定向戏，我想他在碰到这些“薄田”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奋力奋力再奋力。
孙德民：很多人说孙德民的戏剧多是主旋律作品。不错，回首自己的山庄戏剧创作，除了几部反映承德清朝历史的宫廷和宗教剧，诸如《六世班禅》《十三世达赖喇嘛》《帘卷西风》《西太后》等戏之外，均是反映当代农村现实题材的戏剧，就是上述历史剧也是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讴歌民族精神。
我觉得一个剧作家，心里总要有一个定力，那就是创作者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生活是一面镜子，里边有许多灿烂和精彩，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有光明也有阴暗，有表面的东西也有潜在深层的蕴含。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是要提升人民的精神和灵魂，是张扬真善美，是要多写一些引领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品，把发现崇高，歌颂奉献，弘扬高尚的人生价值当作自己主动和自觉的艺术追求。 深入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认知
崔伟：我说过，孙德民是当代河北戏剧流派或者冀派戏剧的代表，虽然冀派戏剧现在没有形成整体的剧作家团队，但是他已经竖起了冀派戏剧的风帆。孙德民的风格是建立在地域文化和人物精神风貌的基础上的，他的地域风格不仅仅是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文化和生活给予剧作家的滋养，剧作家在创作中体现出了浓厚的地域标识和本身的艺术标识。
李法曾（国家话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我是看着老孙的戏变老的。从《青松岭》《雾蒙山》《成兆才》《秋天的牵挂》到《李保国》《塞罕长歌》，很多戏我看了很多遍。
他身上有一种土的东西。承德山区真是靠山吃山，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因为他始终就在山上，始终就在田里边，所以他写出来的农民是真实可信的。承德话剧团是一个大剧团，凭什么？有作品，用作品说话。作品是谁写的？我们哥们儿老孙写的，大部分都是老孙写的。老孙成就了一个剧团，成就了一批演员。
欧阳逸冰：这让我想起孙德民的语言，在《雾蒙山》里有一个叫大菊的人，大菊是韩东的媳妇儿，韩东在接受张春山的诱导之前，整天沉沦在醉酒里面，唠唠叨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好像全世界都欠自己的，他媳妇儿却说了一句话，是那样的敏锐，那样的形象，那样的深刻，又是那样的富有正义感。我们看她怎么说。韩东说，你凭什么老对我摔脸！他媳妇儿说，那你整天喝酒，筷子都嘬细了，酒盅子都捏扁了，你们这帮喝酒的一个个四棱八瓣的嘴，顺嘴胡拉拉，一边喝酒一边骂大街，一边胡说八道怨天尤人，末了一帮人醉得丢裆甩裤，连自己的裤子系没系上都不知道，你还怪我蹾葫芦摔瓢。大菊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的是农民语言的智慧，农民语言的敏锐，农民语言的深刻和农民语言的形象，而在这背后是农民的正义感，在这正义的背后是剧作家对人民的热爱，所以孙德民是孙德民。
黄在敏（中国导演学会名誉会长）：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参加排演《红旗谱》，深入生活81天，在高阳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回来没什么收获，就学会抽烟，腰里系麻绳。深入生活的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带着对生活的爱，带着对生活中人的崇敬，去深入感悟生活中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只有深入到了人，深入到生活最深处的时候，才能得到你需要的东西。
这一原则，为孙老师不惜一切努力去营造戏剧情境打下了基础。没有一个合理的戏剧情境，人物崇高的精神和行为动作就不会被人相信。比如说《李保国》送行那一场，杨来福非常动情地说，你为啥什么也不带走呢？我们都富了，苹果也都丰收了，你嗤嗤一笑就走了，为什么呀？然后蹲在那儿，哭了。情境营造到那儿以后一点也不假，如果没有这种情境的营造、戏剧性的营造，这些行为动作就会让你感觉是非真实的。
武丹丹：孙老师就是那种在戏剧创作上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汗珠子摔八瓣的作者，字里行间都像是在汗水中泡过的。我觉得这么多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弯着腰的，他也一直是一身汗，一脚泥的老农民形象。
而且他和承德话剧团是相辅相成的，他真的是一个护家的老农民，他把自己的生产资料，他的热血，他的热情全部奉献在这儿。他曾说，我从来没有离开承德这块土地，无论走多远我的心还在。
孙德民：我有两个生活基地，一个是青龙县的七道河村，一个是隆化的四道营村，都是深山区。在那里我有很多农民朋友，40多年来，每年我都要到那里看一看，有时候要住几天，是那里的土地、农民养育了我，为我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腴的土壤。我的许多作品，诸如《雾蒙山》《愿望》《苍生》《野百合》《百合岭》《晚雪》都是在那里找到的戏剧种子，所以生活才是我戏剧创作的原动力，一个剧作家要像农民种地一样，深深地向生活弯下腰去，只有满怀真情，袒露真诚，掏出真心才能对生活获得真正的认知。
以谦卑之心扛着重任前行
余林（中国话剧研究会原秘书长）：话剧《成兆才》是孙德民题材耕耘极为特殊的个例。剧作家倾心于自己的同业人，成兆才是写戏的，孙德民也是写戏的，虽然岁月不同，心境不同，但是文化本能让他们把自己的灵魂依附在戏上了，这一点似乎是相同的，而且是极其相通的。孙德民把自己一生的戏缘，倾注在“成兆才”的身上，他是将自己的心灵装进了剧作人的皮囊，因此在成兆才的喜怒哀乐里，观众能够体会孙德民的喜乐泪光。成兆才在孙德民的心中已经是一个雕像了，他们是出于不同时代的平民剧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追求本民族的乡土情怀。孙德民在《成兆才》的剧本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以无声的感悟做有声的事，用悲观的心境过乐观的生活。这是人生哲思，留给理解他们的人。
汪守德：他用剧作排列成的长城，散发出的是中国文化气韵，是当代精神，描绘的是当代的心灵轨迹。他的创作既是厚重的也是清澈的，既是温暖的也是犀利的，既是凌然的也是幽默的，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气质和风格，这种文化气韵不仅仅属于燕赵，更属于整个中华。从他的戏剧作品中，让人看到的是政治的表达，思想的传递，艺术的匠心，生活的诗意，兼而有之而又浑然一体。
在我有限的印象中，他的每一部新戏的产生，都不是自命不凡敝帚自珍，而是广泛、反复听取各方面意见，我认为这是一条必要的正确的路径，理想的作品就存在于这种海纳百川、兼听则明的反复加工修改的过程当中。一个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正在于其胸襟之大，境界之高，待人之诚。孙德民先生是中国戏剧的一座令人仰望的高峰。他的戏剧艺术实践，既是中国戏剧界的荣耀，更是整个河北文艺界的幸事。
武丹丹：巴尔扎克自称是法国社会的书记员，他用小说的形式展示了十九世纪前期整个法国的社会生活。我认为孙德民老师半个世纪的创作，与巴尔扎克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他是用戏剧田野老农民的身份，最接天时，最接地气，气象萬千又细致入微。他是时代的记录者，从这个角度而言，他是戏剧界的巴尔扎克。
黄维钧（《中国戏剧》原主编）：他在戏剧观念、戏剧思想和艺术上有很大的衔接。各位的发言把他推到顶峰上了，但是顶峰之后该怎么往上走？我相信保持顶峰水平，那就是顶峰。
黄在敏：其实我对孙老师的性格特征是有深刻的理解的，这个性格特征恰恰是在他写的戏当中所能体现出来的，平凡、通俗，但是有筋骨。他是用一种乐观的戏剧色彩的心态走进生活，深入生活。他的人格魅力在我们合作当中的表现，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刘彦君（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长）：我特别同意刚才黄在敏老师讲的孙老师的人格魅力，我也是特别有感受。孙老师对他碰到的每一个人，不管是搞理论的，还是搞创作的，总是抱着很谦虚、很亲和的态度去接触，这一点作为一个编剧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永远把自己放在小学生的位置，永远抱着谦和的学习态度。
蔺永均（中国话剧协会主席）：孙德民老师在他的剧作《这里一片绿色》的一段台词中说，当背起责任的行囊，只要值得就应该勇敢地将它放在肩上。我们说德民老师就是一个为了戏剧敢于将沉甸甸的责任放在肩上的话剧人，我们还要说，就是这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让孙德民老师在话剧的历史长河中竖立起创作大型剧本50多部这样一座丰碑。
编辑：安春华
一个因为喜欢戏剧，就在这条路上闷头躬耕了50多个年头的人，一个被人事部、文化部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的人，仍谦虚地自称不是什么出名的剧作家，见到有人前来也总是爽笑着主动握手。自然，也有不谦虚的时候，他说，为了戏剧我做了全身心的投入，因为戏剧是个难圆的梦。这话不假，孙德民正是用一生在圆这个梦，用生活来圆这个梦。
1月19日，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戏剧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剧协”）主办的孙德民戏剧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建伟，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张妹芝，以及来自京冀等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对孙德民多年来的艺术成果及创作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全面回顾。
用现实主义记载时代的年轮
崔伟（中国剧协秘书长）：孙德民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要用现实主义记载时代的年轮。前些年他用话剧的形式表达对生活的感触，记录时代的变化，塑造鲜活的人物，这些年他把创作更多地专攻于戏曲，这是用现实主义记载时代年轮的同时，用中华审美的独特风范，记录当代的生活和当代人的变化。
薛若琳（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我跟孙老师结识将近30年，他创作了50多部戏剧，10多部电视剧，将近80部作品，可以说是精品顶天立地，作品铺天盖地。人老了会笔力不济，但是他越老创作越老道，我细数了一下剧坛的风流人物，没有一个人能够戏曲、话剧两门抱，历史剧、现代戏两门抱，他是中国唯一的一个。
看《李保国》《塞罕长歌》这两部作品，我就想，每一个人都有面对公和私的问题。大公无私是圣人，公而忘私是贤人，先公后私是达人，公私兼顾是常人，损公肥私是小人，像我就是公私兼顾属于常人。写当代劳模、真人真事一定要慎重，像孙老师这样有能力驾驭完成任务的人，真是凤毛麟角，我觉得《李保国》将来可以成为常演不衰的剧目，就像《焦裕禄》，不受时间的限制。
崔伟：孙德民所有的作品都是以深沉的思考表达对时代的感悟。时代无疑是戏剧艺术最重要的课题，也是艺术家所要表达的艺术主题。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说我们写了当代生活，我们的作品就能够表达当代生活;不是我们塑造了当代人物，我们的人物就能够使观众深刻认识当代生活。那么怎么才能够做到呢？孙德民给我们做出了表率，他的这种深沉不是故作深沉，往浅了看是他人生的经历，往深了看是他多年的磨砺。
比如《李保国》，他抓住了一个人的精神特质，抓住了人物朴实的社会情怀和人生情怀，不是简单的崇敬和简单的讴歌。
还有《塞罕长歌》《晚雪》《成兆才》，特别是《塞罕长歌》，对环境的改善和保护，这是难以入戏的。孙德民最大的特点，是有一种对宏大题材和重大题材把握与捕捉的准确切入角度，使得切入角度中融入了人和人的精神，让大家感觉到他们行为的伟大，他们的行为代表的是当代中国的行为，他们的追求代表了当代中国的趋势，代表了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真理。因此，我看《塞罕长歌》，它既有鲜活的、浓郁的生活情趣，更感觉它像一部史诗。
欧阳逸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雨果说过，你一旦成为诗人，一旦成为文学家，你就必然要具备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素质。孙德民就具备这样的素质，他用自己的话剧艺术，用塑造的主人公，引导或者是启发观众对于巨大变革的历史，巨大变革的时代本质的思考。
《成兆才》就是孫德民用艺术的辩证法在塑造人物的同时引起了我们对命运的思考。他把成兆才艺术上的成功与生活上的失败，艺术的创新与命运的坎坷，犬牙交错地交织起来。刚刚取得了成就，生活上就出了问题，傻媳妇死了，师哥跑了，自己的徒弟也要背叛自己，这一切的一切，显示的是什么？是很深刻的生活思考。所有的成功是因为艺术，评剧艺术需要这样的戏圣，所有的失败，所有的痛苦，都是那个社会的黑暗，是那个时代的不公正，这一切既是辩证的又是统一的。
汪守德（总政文化部文艺局原局长）：像《李保国》《塞罕长歌》这样的剧作，体现出了剧作家很强的政治自觉，剧作家不是回避，而是勇敢地承担。
无论是规定动作还是自选动作，其所拿出的都是响当当的作品，除了《李保国》《塞罕长歌》之外，还有《成兆才》。我们可以想象，孙德民在面对一个个选题时的困难和苦恼，当然也可以想象其灵光乍现取得突破时的快乐和欣喜，其中的冷暖苦乐只有他本人才知道。
武丹丹（《剧本》杂志社副主编）：按照孙老师的作品比例来说，他的命题作文占比非常大，不止是《李保国》《塞罕长歌》。上一届在评“五个一工程”奖的时候，大家感慨河北省从来都是“五个一”的强省，另外一个评委就说没办法，他们有孙德民，一人顶过千军万马。其实他之前为了承德话剧团的生存，写的《这里一片绿》《六世班禅》都是定向戏，我想他在碰到这些“薄田”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奋力奋力再奋力。
孙德民：很多人说孙德民的戏剧多是主旋律作品。不错，回首自己的山庄戏剧创作，除了几部反映承德清朝历史的宫廷和宗教剧，诸如《六世班禅》《十三世达赖喇嘛》《帘卷西风》《西太后》等戏之外，均是反映当代农村现实题材的戏剧，就是上述历史剧也是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讴歌民族精神。
我觉得一个剧作家，心里总要有一个定力，那就是创作者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感。生活是一面镜子，里边有许多灿烂和精彩，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有光明也有阴暗，有表面的东西也有潜在深层的蕴含。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是要提升人民的精神和灵魂，是张扬真善美，是要多写一些引领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品，把发现崇高，歌颂奉献，弘扬高尚的人生价值当作自己主动和自觉的艺术追求。 深入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认知
崔伟：我说过，孙德民是当代河北戏剧流派或者冀派戏剧的代表，虽然冀派戏剧现在没有形成整体的剧作家团队，但是他已经竖起了冀派戏剧的风帆。孙德民的风格是建立在地域文化和人物精神风貌的基础上的，他的地域风格不仅仅是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文化和生活给予剧作家的滋养，剧作家在创作中体现出了浓厚的地域标识和本身的艺术标识。
李法曾（国家话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我是看着老孙的戏变老的。从《青松岭》《雾蒙山》《成兆才》《秋天的牵挂》到《李保国》《塞罕长歌》，很多戏我看了很多遍。
他身上有一种土的东西。承德山区真是靠山吃山，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因为他始终就在山上，始终就在田里边，所以他写出来的农民是真实可信的。承德话剧团是一个大剧团，凭什么？有作品，用作品说话。作品是谁写的？我们哥们儿老孙写的，大部分都是老孙写的。老孙成就了一个剧团，成就了一批演员。
欧阳逸冰：这让我想起孙德民的语言，在《雾蒙山》里有一个叫大菊的人，大菊是韩东的媳妇儿，韩东在接受张春山的诱导之前，整天沉沦在醉酒里面，唠唠叨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好像全世界都欠自己的，他媳妇儿却说了一句话，是那样的敏锐，那样的形象，那样的深刻，又是那样的富有正义感。我们看她怎么说。韩东说，你凭什么老对我摔脸！他媳妇儿说，那你整天喝酒，筷子都嘬细了，酒盅子都捏扁了，你们这帮喝酒的一个个四棱八瓣的嘴，顺嘴胡拉拉，一边喝酒一边骂大街，一边胡说八道怨天尤人，末了一帮人醉得丢裆甩裤，连自己的裤子系没系上都不知道，你还怪我蹾葫芦摔瓢。大菊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的是农民语言的智慧，农民语言的敏锐，农民语言的深刻和农民语言的形象，而在这背后是农民的正义感，在这正义的背后是剧作家对人民的热爱，所以孙德民是孙德民。
黄在敏（中国导演学会名誉会长）：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参加排演《红旗谱》，深入生活81天，在高阳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回来没什么收获，就学会抽烟，腰里系麻绳。深入生活的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带着对生活的爱，带着对生活中人的崇敬，去深入感悟生活中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只有深入到了人，深入到生活最深处的时候，才能得到你需要的东西。
这一原则，为孙老师不惜一切努力去营造戏剧情境打下了基础。没有一个合理的戏剧情境，人物崇高的精神和行为动作就不会被人相信。比如说《李保国》送行那一场，杨来福非常动情地说，你为啥什么也不带走呢？我们都富了，苹果也都丰收了，你嗤嗤一笑就走了，为什么呀？然后蹲在那儿，哭了。情境营造到那儿以后一点也不假，如果没有这种情境的营造、戏剧性的营造，这些行为动作就会让你感觉是非真实的。
武丹丹：孙老师就是那种在戏剧创作上起早贪黑，披星戴月，汗珠子摔八瓣的作者，字里行间都像是在汗水中泡过的。我觉得这么多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弯着腰的，他也一直是一身汗，一脚泥的老农民形象。
而且他和承德话剧团是相辅相成的，他真的是一个护家的老农民，他把自己的生产资料，他的热血，他的热情全部奉献在这儿。他曾说，我从来没有离开承德这块土地，无论走多远我的心还在。
孙德民：我有两个生活基地，一个是青龙县的七道河村，一个是隆化的四道营村，都是深山区。在那里我有很多农民朋友，40多年来，每年我都要到那里看一看，有时候要住几天，是那里的土地、农民养育了我，为我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腴的土壤。我的许多作品，诸如《雾蒙山》《愿望》《苍生》《野百合》《百合岭》《晚雪》都是在那里找到的戏剧种子，所以生活才是我戏剧创作的原动力，一个剧作家要像农民种地一样，深深地向生活弯下腰去，只有满怀真情，袒露真诚，掏出真心才能对生活获得真正的认知。
以谦卑之心扛着重任前行
余林（中国话剧研究会原秘书长）：话剧《成兆才》是孙德民题材耕耘极为特殊的个例。剧作家倾心于自己的同业人，成兆才是写戏的，孙德民也是写戏的，虽然岁月不同，心境不同，但是文化本能让他们把自己的灵魂依附在戏上了，这一点似乎是相同的，而且是极其相通的。孙德民把自己一生的戏缘，倾注在“成兆才”的身上，他是将自己的心灵装进了剧作人的皮囊，因此在成兆才的喜怒哀乐里，观众能够体会孙德民的喜乐泪光。成兆才在孙德民的心中已经是一个雕像了，他们是出于不同时代的平民剧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追求本民族的乡土情怀。孙德民在《成兆才》的剧本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以无声的感悟做有声的事，用悲观的心境过乐观的生活。这是人生哲思，留给理解他们的人。
汪守德：他用剧作排列成的长城，散发出的是中国文化气韵，是当代精神，描绘的是当代的心灵轨迹。他的创作既是厚重的也是清澈的，既是温暖的也是犀利的，既是凌然的也是幽默的，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气质和风格，这种文化气韵不仅仅属于燕赵，更属于整个中华。从他的戏剧作品中，让人看到的是政治的表达，思想的传递，艺术的匠心，生活的诗意，兼而有之而又浑然一体。
在我有限的印象中，他的每一部新戏的产生，都不是自命不凡敝帚自珍，而是广泛、反复听取各方面意见，我认为这是一条必要的正确的路径，理想的作品就存在于这种海纳百川、兼听则明的反复加工修改的过程当中。一个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正在于其胸襟之大，境界之高，待人之诚。孙德民先生是中国戏剧的一座令人仰望的高峰。他的戏剧艺术实践，既是中国戏剧界的荣耀，更是整个河北文艺界的幸事。
武丹丹：巴尔扎克自称是法国社会的书记员，他用小说的形式展示了十九世纪前期整个法国的社会生活。我认为孙德民老师半个世纪的创作，与巴尔扎克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他是用戏剧田野老农民的身份，最接天时，最接地气，气象萬千又细致入微。他是时代的记录者，从这个角度而言，他是戏剧界的巴尔扎克。
黄维钧（《中国戏剧》原主编）：他在戏剧观念、戏剧思想和艺术上有很大的衔接。各位的发言把他推到顶峰上了，但是顶峰之后该怎么往上走？我相信保持顶峰水平，那就是顶峰。
黄在敏：其实我对孙老师的性格特征是有深刻的理解的，这个性格特征恰恰是在他写的戏当中所能体现出来的，平凡、通俗，但是有筋骨。他是用一种乐观的戏剧色彩的心态走进生活，深入生活。他的人格魅力在我们合作当中的表现，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刘彦君（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长）：我特别同意刚才黄在敏老师讲的孙老师的人格魅力，我也是特别有感受。孙老师对他碰到的每一个人，不管是搞理论的，还是搞创作的，总是抱着很谦虚、很亲和的态度去接触，这一点作为一个编剧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永远把自己放在小学生的位置，永远抱着谦和的学习态度。
蔺永均（中国话剧协会主席）：孙德民老师在他的剧作《这里一片绿色》的一段台词中说，当背起责任的行囊，只要值得就应该勇敢地将它放在肩上。我们说德民老师就是一个为了戏剧敢于将沉甸甸的责任放在肩上的话剧人，我们还要说，就是这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让孙德民老师在话剧的历史长河中竖立起创作大型剧本50多部这样一座丰碑。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