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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桂边界，湘江源区，古朴幽静，山奇水碧，风光旖旎。但在1934年11月，这片宁静的土地上却发生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役——湘江战役。
当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将中共中央机关和数万中央红军包围在湘南和湘桂边境地区，在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冒险西渡湘江。
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彭德怀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安危，在湘江战役中承担起了最紧迫、最困难的任务，为中国革命度过这一最危急的时刻做出了重大贡献。
建议放弃硬闯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第一天。傍晚时分，彭德怀在检查完部队准备工作后，突然拉着政委杨尚昆的手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苏区了。今天我请一次客，留个纪念！”他掏出一块发黑了的光洋，在江西于都的一条小街上，买菜沽酒，与杨尚昆对饮起来。彭德怀极其节俭，此次破例请客，除了告别苏区外，就是和战友谈谈心。当时，彭德怀对“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极为愤怒和担忧，曾当着李德的面怒斥他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对于长征没有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彭德怀也曾经非常恼火地对杨尚昆说：“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中央也不开个会，同各军团的同志商量一下，真是乱弹琴。”在这次吃饭中，彭德怀向杨尚昆介绍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与李德错误领导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彭德怀大为感慨。
第二天凌晨，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领红三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右路前卫，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此时的红三军团约为1.7万人，整个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为8.6万人，对外号称10万。其中，新兵多达5万。当时两个中央纵队带着根据地那些大大小小的东西，在中央红军前后左右护卫下前进，整个队伍长达八九十公里。对于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阵势，风趣的毛泽东说带了一大堆“坛坛罐罐”，幽默的刘伯承把它比之为八人抬“轿子”，朴实的聂荣臻说这是“大搬家”，刚直的彭德怀则气愤的大骂:“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幸运的是，由于蒋介石一时无法判断红军的行军路线，地方军阀又不想与红军正面冲突，红军出发后，在一个月内，就突破了由地方部队据守的三道封锁线（即江西赣江以东，沿桃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至新田等地的第一道封锁线；自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的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自湖南郴县、宜章至广东乐昌一线的第三道封锁线），继而攻占湖南的嘉禾、临武和蓝山县城，于11月25日在道县和江华之间全部渡过潇水。
由于红军行动缓慢，国民党军队约40万陆续集结到湘南和湘桂、湘粤、湘赣边境地区，除了分别追击防堵之外，将主要兵力部署在湖南衡阳至广西桂林的湘江沿岸，在江边修筑碉堡140多座，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的东面为五路“追剿”大军，由中央军和湘军组成，兵力共有15个师，2个旅，1个支队，4个补充团和4个保安团，由湖南省主席何键任总司令，第二路“追剿”军司令、国民党中央军军长薛岳任前敌总指挥。西面由桂军负责堵截，兵力为2个军，总指挥为白崇禧。
面对这种局势，彭德怀于11月中旬专门写信向中央建议：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阻击牵制敌人，迫使敌军改变部署；中央纵队和其他兵团，进占湘西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避免在湘桂边山区同桂军作战。当时，湘军主力集结湘南，湖南其他地区守备空虚，彭德怀的建议是红军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所在。但李德执意命令红军沿着两个多月前红六军团开辟的行军路线继续西进，硬撞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
指挥新圩、光华铺战斗
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了在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的命令，决定兵分四路向湘江进军。第一路向全州方向进军；第二路先进至灌阳文市以南，其后路线待定；第三路先占领灌阳一些要地，继而向兴安进军;第四路经灌阳向兴安进军。第一、三路为先锋开路部队，由林彪、聂荣臻和彭德怀、杨尚昆分别率领的红一、三军团主力担任；第二、四路为后防部队，由其他军团与红一军团的一个师担任。
全州、兴安是湘江上游南北呼应的两个县，有湘桂公路连接，两座县城的距离56公里。这两个县与灌阳组成湘桂边境的一个三角地区，从灌阳县城至全州县城70多公里，当时有简易公路相通；从灌阳县城到兴安湘江河畔的主要渡口界首也是70来公里。由于相距不远，又有湘桂、全灌两条公路连接，因而这三个县被国民党称之为“铁三角”，是第四道封锁线的主体部分。因此，红军只要在界首突破湘江，也就跳出了蒋介石的大包围圈。
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南北30公里的湘江两岸和中央纵队西进路线的左右两侧。其部署大体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在全州鲁班桥、脚山铺一带；红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新圩一带；第四师在兴安界首的湘江两岸。界首在历史上曾经名为湘源区，意即湘江的源头区。因此，这一带的湘江并非什么天险，主河道宽50米至二三百米不等，冬季水流不急，水深不超过腰部，而且多滩。冬季水冷，年老体弱者不宜徒步过江，在当地民众的热情支持下，红军很快就在江面上搭建了一些浮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纵队如果紧跟红一、三军团及时赶到湘江，渡江突围并不困难。令人遗憾的是，在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下，中央纵队的行动极其缓慢。11月26日，只行进了8公里；27日，只行进了6公里。红军将士守着空空荡荡的湘江，看着时间白白流逝，真是心急如焚。
28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碧净的湘江开始变成一条血河。为了确保主要渡口的安全，彭德怀将指挥部设在湘江河畔的界首三官堂，三官堂是一座寺庙，其大门距河床只有三五步，红军架设的渡河浮桥主道，就从三官堂门前经过。继彭德怀之后，朱德、周恩来等也曾进入三官堂指挥部队渡江，三官堂因此而成为著名的“红军堂”。
湘江战役，共有三大战斗：红一军团的全州脚山铺之战，红三军团的灌阳新圩之战和界首光华铺之战。后两场大战，就是彭德怀在三官堂指挥的。
新圩为中央纵队和红军后备部队前往湘江的必经之路，距湘江不到40公里。以李天佑为师长的红三军团第五师于11月27日下午4时许，抢在敌人前面，占领新圩公路两边的山头，并沿公路向前方的马渡桥推进，连续布防了从新圩向南至排埠江村长约8公里的防线。战斗于11月28日早晨打响。彭德怀对新圩战斗特别重视，特将当时军团仅有的两门炮调拨给第五师，并和军团政委杨尚昆一同来到前线视察。当面传达军委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新圩三天四夜。当时，新圩战斗已经开始，彭德怀和杨尚昆所在房屋不断遭到敌军的机关枪扫射。
红五师面对的敌人是桂军最为精锐的第七军和湘军第十五师的一部，共约7个团。而第五师此时只有4000人左右，不到敌军的三分之一。新圩为土质较差的丘陵地区，山不高，树不大，只有一些小山头、小松树和荆棘杂草掩护，第五师的处境极其艰难和危险。新圩战斗第一天，敌整营整团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前沿阵地几十米处。红军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向敌发起轰击……
29日拂晓，敌军向红军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除了步兵7个团全部投入外，还有6架飞机参战。中午时分，我军前线阵地在敌军炮火的猛烈轰炸后一片沉寂。李天佑师长用望远镜向阵地上一望，阵地上一个战士都不见了，他惊出一头大汗：“难道全都牺牲了？”但当敌人快要爬上山头时，红军战士又突然从战壕里跃出，霎时间喊声震天，敌人倒下一大片……
30日下午4时左右，以曹德清为师长，徐策为政委的第六师前来接替红五师承担的战斗任务，第五师退出新圩战斗。在新圩战斗中，第五师伤亡2000多人，达全师总兵力的一半以上。牺牲的烈士中有4位师级干部，10位团级干部、11位营级干部、16位连级干部。其中，第十四团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全部牺牲。
光华铺战斗的激烈和艰苦程度与新圩战斗不相上下。光华铺在湘江西岸，位于兴安县城与界首之间，距界首只有一二公里，是保卫界首渡口和渡江中央纵队安全的主阵地。负责防守光华铺的为红三军团的第四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主阵地的主战部队为第十团，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光华铺战斗在11月29日深夜打响。当时，桂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和第七军独立团的一部悄悄从光华铺附近通过，试图前往湘江河畔抢占阵地，攻打界首，阻击红军过江。这是一种对红军威胁极大的军事行动，如果得逞，将使渡江中央纵队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张震任营长的红十团第三营发现了敌军的行动，立即准备战斗并向团长沈述清报告，沈述清立即亲率第一营前往阻击。两军在黑夜中交上了火，战斗相当激烈。30日凌晨，桂军摆开阵势与第四师争夺湘江沿岸要地，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率领第一营与敌军反复争夺要地，不幸中弹，战死在湘江河畔。沈述清牺牲后，随同十团作战的第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立即兼任团长职务，指挥部队继续作战。当天下午，杜中美在一次阵前反冲击中，饮弹牺牲。两位团长先后倒下，团政委杨勇马上站出来指挥。一块弹片飞来，钻入杨勇的右大腿，他咬牙一把将弹片拔出，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杨勇忍痛冲出战壕，战士们随其而上，再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从11月29日深夜到12月1日上午，第十团在湘江河畔的光华铺地段与敌军来回拉锯，反复拼杀，展开了殊死搏斗。有的营连伤亡过大，被转为第二梯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战斗。在新圩战斗中伤亡过半的第五师，不顾连日苦战和数十公里急行军的疲劳，也于30日晚上赶往光华铺参战。彭德怀亲往光华铺前沿阵地指挥，指示杨勇要集中兵力，攻打要点，鼓舞士气。
12月1日，中央纵队陆续过江，持续30多个小时的光华铺战斗结束。在这次战斗中，第十团牺牲400多人，其中包括前后两任团长沈述清和杜中美。第五师也再一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央纵队渡江后，彭德怀继续指挥部队在湘江西岸地区阻击敌军。12月3日，彭德怀率部经兴安华江往西翻过大风坳，过中洞村，进驻竹林界山下的一个小山寨文甲洞。在此休整了3天后，于12月6日沿旧时从桂林到湖南城步县的官道，即“桂城古道”翻越竹林界经龙胜到黎平。在此前后，红一军团也撤出湘江沿线阵地，湘江战役结束。
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近3.8万人，除了战斗中的伤亡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失踪、失散和被俘，湘江战役因此而成为红军长征和红军历史上最惨痛的回忆。
湘江战役，不堪回首，但仍取得了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保全中央机关，保存红军部分实力的胜利。中央红军各部队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和邓小平等领导人都是从界首渡的江，彭德怀指挥的保卫界首的光华铺战斗所作的贡献又最为突出。因此，在1993年5月5日中央军委召开的纪念彭德怀诞辰95周年座谈会上，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把光华铺战斗与井冈山保卫战、延安保卫战和抗美援朝并列为四大“最紧迫最困难的任务”。江泽民在讲话中说：“当革命事业处于危急险恶的时刻，彭德怀同志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安危，总是主动承担最紧迫最困难的任务。比如：……长征路上的光华铺战斗，他指挥三军团部队以重大代价阻击敌军，掩护中央红军大部渡过湘江。……他这种知难而进、勇为前驱的精神，一直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称颂和敬仰。”
当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将中共中央机关和数万中央红军包围在湘南和湘桂边境地区，在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冒险西渡湘江。
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彭德怀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安危，在湘江战役中承担起了最紧迫、最困难的任务，为中国革命度过这一最危急的时刻做出了重大贡献。
建议放弃硬闯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第一天。傍晚时分，彭德怀在检查完部队准备工作后，突然拉着政委杨尚昆的手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苏区了。今天我请一次客，留个纪念！”他掏出一块发黑了的光洋，在江西于都的一条小街上，买菜沽酒，与杨尚昆对饮起来。彭德怀极其节俭，此次破例请客，除了告别苏区外，就是和战友谈谈心。当时，彭德怀对“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极为愤怒和担忧，曾当着李德的面怒斥他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对于长征没有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彭德怀也曾经非常恼火地对杨尚昆说：“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中央也不开个会，同各军团的同志商量一下，真是乱弹琴。”在这次吃饭中，彭德怀向杨尚昆介绍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与李德错误领导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彭德怀大为感慨。
第二天凌晨，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领红三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右路前卫，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此时的红三军团约为1.7万人，整个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为8.6万人，对外号称10万。其中，新兵多达5万。当时两个中央纵队带着根据地那些大大小小的东西，在中央红军前后左右护卫下前进，整个队伍长达八九十公里。对于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阵势，风趣的毛泽东说带了一大堆“坛坛罐罐”，幽默的刘伯承把它比之为八人抬“轿子”，朴实的聂荣臻说这是“大搬家”，刚直的彭德怀则气愤的大骂:“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幸运的是，由于蒋介石一时无法判断红军的行军路线，地方军阀又不想与红军正面冲突，红军出发后，在一个月内，就突破了由地方部队据守的三道封锁线（即江西赣江以东，沿桃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至新田等地的第一道封锁线；自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的城口一线的第二道封锁线;自湖南郴县、宜章至广东乐昌一线的第三道封锁线），继而攻占湖南的嘉禾、临武和蓝山县城，于11月25日在道县和江华之间全部渡过潇水。
由于红军行动缓慢，国民党军队约40万陆续集结到湘南和湘桂、湘粤、湘赣边境地区，除了分别追击防堵之外，将主要兵力部署在湖南衡阳至广西桂林的湘江沿岸，在江边修筑碉堡140多座，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的东面为五路“追剿”大军，由中央军和湘军组成，兵力共有15个师，2个旅，1个支队，4个补充团和4个保安团，由湖南省主席何键任总司令，第二路“追剿”军司令、国民党中央军军长薛岳任前敌总指挥。西面由桂军负责堵截，兵力为2个军，总指挥为白崇禧。
面对这种局势，彭德怀于11月中旬专门写信向中央建议：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阻击牵制敌人，迫使敌军改变部署；中央纵队和其他兵团，进占湘西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避免在湘桂边山区同桂军作战。当时，湘军主力集结湘南，湖南其他地区守备空虚，彭德怀的建议是红军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所在。但李德执意命令红军沿着两个多月前红六军团开辟的行军路线继续西进，硬撞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
指挥新圩、光华铺战斗
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了在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的命令，决定兵分四路向湘江进军。第一路向全州方向进军；第二路先进至灌阳文市以南，其后路线待定；第三路先占领灌阳一些要地，继而向兴安进军;第四路经灌阳向兴安进军。第一、三路为先锋开路部队，由林彪、聂荣臻和彭德怀、杨尚昆分别率领的红一、三军团主力担任；第二、四路为后防部队，由其他军团与红一军团的一个师担任。
全州、兴安是湘江上游南北呼应的两个县，有湘桂公路连接，两座县城的距离56公里。这两个县与灌阳组成湘桂边境的一个三角地区，从灌阳县城至全州县城70多公里，当时有简易公路相通；从灌阳县城到兴安湘江河畔的主要渡口界首也是70来公里。由于相距不远，又有湘桂、全灌两条公路连接，因而这三个县被国民党称之为“铁三角”，是第四道封锁线的主体部分。因此，红军只要在界首突破湘江，也就跳出了蒋介石的大包围圈。
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南北30公里的湘江两岸和中央纵队西进路线的左右两侧。其部署大体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在全州鲁班桥、脚山铺一带；红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新圩一带；第四师在兴安界首的湘江两岸。界首在历史上曾经名为湘源区，意即湘江的源头区。因此，这一带的湘江并非什么天险，主河道宽50米至二三百米不等，冬季水流不急，水深不超过腰部，而且多滩。冬季水冷，年老体弱者不宜徒步过江，在当地民众的热情支持下，红军很快就在江面上搭建了一些浮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纵队如果紧跟红一、三军团及时赶到湘江，渡江突围并不困难。令人遗憾的是，在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下，中央纵队的行动极其缓慢。11月26日，只行进了8公里；27日，只行进了6公里。红军将士守着空空荡荡的湘江，看着时间白白流逝，真是心急如焚。
28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碧净的湘江开始变成一条血河。为了确保主要渡口的安全，彭德怀将指挥部设在湘江河畔的界首三官堂，三官堂是一座寺庙，其大门距河床只有三五步，红军架设的渡河浮桥主道，就从三官堂门前经过。继彭德怀之后，朱德、周恩来等也曾进入三官堂指挥部队渡江，三官堂因此而成为著名的“红军堂”。
湘江战役，共有三大战斗：红一军团的全州脚山铺之战，红三军团的灌阳新圩之战和界首光华铺之战。后两场大战，就是彭德怀在三官堂指挥的。
新圩为中央纵队和红军后备部队前往湘江的必经之路，距湘江不到40公里。以李天佑为师长的红三军团第五师于11月27日下午4时许，抢在敌人前面，占领新圩公路两边的山头，并沿公路向前方的马渡桥推进，连续布防了从新圩向南至排埠江村长约8公里的防线。战斗于11月28日早晨打响。彭德怀对新圩战斗特别重视，特将当时军团仅有的两门炮调拨给第五师，并和军团政委杨尚昆一同来到前线视察。当面传达军委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新圩三天四夜。当时，新圩战斗已经开始，彭德怀和杨尚昆所在房屋不断遭到敌军的机关枪扫射。
红五师面对的敌人是桂军最为精锐的第七军和湘军第十五师的一部，共约7个团。而第五师此时只有4000人左右，不到敌军的三分之一。新圩为土质较差的丘陵地区，山不高，树不大，只有一些小山头、小松树和荆棘杂草掩护，第五师的处境极其艰难和危险。新圩战斗第一天，敌整营整团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前沿阵地几十米处。红军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向敌发起轰击……
29日拂晓，敌军向红军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除了步兵7个团全部投入外，还有6架飞机参战。中午时分，我军前线阵地在敌军炮火的猛烈轰炸后一片沉寂。李天佑师长用望远镜向阵地上一望，阵地上一个战士都不见了，他惊出一头大汗：“难道全都牺牲了？”但当敌人快要爬上山头时，红军战士又突然从战壕里跃出，霎时间喊声震天，敌人倒下一大片……
30日下午4时左右，以曹德清为师长，徐策为政委的第六师前来接替红五师承担的战斗任务，第五师退出新圩战斗。在新圩战斗中，第五师伤亡2000多人，达全师总兵力的一半以上。牺牲的烈士中有4位师级干部，10位团级干部、11位营级干部、16位连级干部。其中，第十四团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全部牺牲。
光华铺战斗的激烈和艰苦程度与新圩战斗不相上下。光华铺在湘江西岸，位于兴安县城与界首之间，距界首只有一二公里，是保卫界首渡口和渡江中央纵队安全的主阵地。负责防守光华铺的为红三军团的第四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主阵地的主战部队为第十团，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光华铺战斗在11月29日深夜打响。当时，桂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和第七军独立团的一部悄悄从光华铺附近通过，试图前往湘江河畔抢占阵地，攻打界首，阻击红军过江。这是一种对红军威胁极大的军事行动，如果得逞，将使渡江中央纵队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张震任营长的红十团第三营发现了敌军的行动，立即准备战斗并向团长沈述清报告，沈述清立即亲率第一营前往阻击。两军在黑夜中交上了火，战斗相当激烈。30日凌晨，桂军摆开阵势与第四师争夺湘江沿岸要地，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率领第一营与敌军反复争夺要地，不幸中弹，战死在湘江河畔。沈述清牺牲后，随同十团作战的第四师参谋长杜中美立即兼任团长职务，指挥部队继续作战。当天下午，杜中美在一次阵前反冲击中，饮弹牺牲。两位团长先后倒下，团政委杨勇马上站出来指挥。一块弹片飞来，钻入杨勇的右大腿，他咬牙一把将弹片拔出，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杨勇忍痛冲出战壕，战士们随其而上，再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从11月29日深夜到12月1日上午，第十团在湘江河畔的光华铺地段与敌军来回拉锯，反复拼杀，展开了殊死搏斗。有的营连伤亡过大，被转为第二梯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战斗。在新圩战斗中伤亡过半的第五师，不顾连日苦战和数十公里急行军的疲劳，也于30日晚上赶往光华铺参战。彭德怀亲往光华铺前沿阵地指挥，指示杨勇要集中兵力，攻打要点，鼓舞士气。
12月1日，中央纵队陆续过江，持续30多个小时的光华铺战斗结束。在这次战斗中，第十团牺牲400多人，其中包括前后两任团长沈述清和杜中美。第五师也再一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央纵队渡江后，彭德怀继续指挥部队在湘江西岸地区阻击敌军。12月3日，彭德怀率部经兴安华江往西翻过大风坳，过中洞村，进驻竹林界山下的一个小山寨文甲洞。在此休整了3天后，于12月6日沿旧时从桂林到湖南城步县的官道，即“桂城古道”翻越竹林界经龙胜到黎平。在此前后，红一军团也撤出湘江沿线阵地，湘江战役结束。
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近3.8万人，除了战斗中的伤亡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失踪、失散和被俘，湘江战役因此而成为红军长征和红军历史上最惨痛的回忆。
湘江战役，不堪回首，但仍取得了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保全中央机关，保存红军部分实力的胜利。中央红军各部队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和邓小平等领导人都是从界首渡的江，彭德怀指挥的保卫界首的光华铺战斗所作的贡献又最为突出。因此，在1993年5月5日中央军委召开的纪念彭德怀诞辰95周年座谈会上，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把光华铺战斗与井冈山保卫战、延安保卫战和抗美援朝并列为四大“最紧迫最困难的任务”。江泽民在讲话中说：“当革命事业处于危急险恶的时刻，彭德怀同志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安危，总是主动承担最紧迫最困难的任务。比如：……长征路上的光华铺战斗，他指挥三军团部队以重大代价阻击敌军，掩护中央红军大部渡过湘江。……他这种知难而进、勇为前驱的精神，一直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称颂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