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平间沉重的铁门在身后悄无声息地关闭了，切断了那一股说不出什么的阴沉味道。景瀚摘下口罩，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凌晨的清凉空气，然后看了一眼手表：5∶23。天际已经微微地有些发亮了，医院大院里却仍然一片冷寂，太平间所在的这个角落，更是在寂静中透出一种悲凉。只有远处那幅“夺取抗击疫情最后胜利”的大标语，在晨光里显得更加触目惊心。景瀚的车孤零零地停在墙边，像一头倦怠的小兽在打瞌睡。当景瀚的手抓住车门把手的那一刹那，极度的疲惫像潮水般瞬间涌过他的心头，吞噬了那些本来就支离破碎的思绪。
　　愣了半晌，景瀚才掏出手机，拨通了越洋电话。妹妹景涵几乎在第一声铃响还没有结束时就接了：“哥？”景瀚明白，妹妹是有预感的，她一定是在等着他的電话。
　　“妈去世了。”景瀚说，声音尽量平静。
　　他仿佛听到妹妹那边哽咽了一下，像是她正喝着水，突然地呛到了。景涵半天没说话。景瀚也不说，只小心捕捉着妹妹那边的动静，隐约的，他听见好像有两个老外在用英语起劲地争论着什么，一男一女。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景涵低声叹了口气，说：“先这样吧，我这里还在谈事情。再联系吧。”
　　“好吧。”景瀚挂了电话，坐进车里。妹妹的态度他一点儿也不惊讶，他深知，他们兄妹俩和父母的关系并不算亲密。

二

　　在景瀚的记忆中，妹妹景涵和父母之间矛盾的第一次爆发，就是在她突然提出要出国读书的时候。事实上，当时的景瀚对妹妹的决定也不理解。
　　那是1981年，虽然出国的热潮已经悄然掀起，但在这座二线城市，还仅局限于那些在海外有某种亲属关系的人们。普通百姓对于出国，还像是在听天方夜谭般的故事。那时，景涵刚从部队复员归来，到新成立的桃园水库派出所当了内勤民警。虽然是远离市区，条件相对艰苦，但能进公安系统穿上警服，是当了一辈子警察的父母给女儿最稳妥的安排了。而且，景涵还奇迹般地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创造了一个高起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她在水库里一口气救上来三个淘气的落水儿童，当时是她刚刚到派出所报到的第二十三天。身为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区体工队的游泳运动员，这件事对景涵来说不算什么，但却引起了派出所长小张的高度重视。那是个脑筋活络的家伙，并不甘心在这么个偏远的小治安所当个所长。他怂恿孩子们的家长敲锣打鼓地把锦旗送到了市公安局，还同时通知了市里的新闻媒体。只有四名民警的小小派出所就这样上了报纸和电视的头条新闻。市公安局领导当然也乐得自己的队伍里出个先进人物，何况景涵又那么年轻漂亮。于是，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市公安局党委给景涵记了一等功。接着，景涵还获得了诸如市三八红旗手、五四青年奖章等等的光荣称号。一个刚刚参加公安工作二十多天的女孩子，就这样成了一颗耀眼的新星。
　　听说，市公安局本来还给景涵报了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的，省公安厅这一关也通过了。但材料送到公安部，部人事部门的一位领导沉吟了片刻答复说：“这么年轻，荣誉太高了不是好事。对这样的好苗子，我们应该给她留下继续进步的空间。”
　　景瀚知道，妹妹对这个二级英模也不是很感兴趣，突如其来的一堆荣誉已经让二十一岁的小姑娘感觉难以承受了，更何况，她也为这起突发事件付出了很大代价。毕竟当时已是深秋节气，救人的时候景涵又正赶上生理期，当时一上岸，她就肚子疼得直不起腰了。她的事迹传开之后，组织上安排她住院疗养，连一等功的奖章都是在病床上授予她的。到了第二年的春节前，景涵康复出院。就在市公安局举办的新春团拜会上，当市局老局长亲切地询问年轻的功臣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时，景涵说，我想出国读书。
　　当时的景瀚正在区公安分局的刑警队跟着师父跑案子。在市局政治部工作的警校同学给他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已经轰动全局的新闻。景瀚吓了一跳，在他的意识中，荣誉是组织给的，只有继续努力工作才对得起那枚奖章。出国，简直像是叛逃。那天他连夜驾车从现场赶回家，一进门就发现家里气氛凝重。小小的两居室，父母的房门和景涵的房门都关着，本就狭窄的门厅就更显得拥挤而昏暗，还弥漫着呛人的烟气，茶几上的烟缸里按满了长长短短的烟头。景瀚想象得出父亲坐在沙发上气得发抖的样子。
　　景瀚咳嗽一声，然后推开妹妹的房门，一看见妹妹苍白的小脸儿和书桌上那成堆的参考书，他突然就明白了，看来这丫头决心已经下定，估计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但话还是要说的啊。他抄起一本英语书哗哗地乱翻着，尽量严肃地说道：“你把老爷子气坏了吧？”
　　景涵说：“哥，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自私。”
　　景瀚没想到，妹妹用“自私”这样的词语形容父母。他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妹妹的话。他和景涵，从小就性格相异，用他们奶奶的话说，“老天爷给你们搭错筋了，男孩儿像女孩儿，女孩儿像男孩儿”。景涵从小就淘气，放学之后从没按时回过家，常常是景瀚做完作业，准备洗洗睡了，她才一身泥污满头大汗地踢开家门，不是手里提着两条江鱼就是怀里揣着几个半熟的果子。家里曾经养过三只猫，都是景涵从外面捡的，瞎的瞎瘸的瘸，整天围着景涵打转转。父母常年工作繁忙很少回家，回来也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们兄妹先是靠奶奶照顾，奶奶去世后就自己照顾自己。对于景涵来说，景瀚又是哥哥又像是会洗衣做饭的大姐姐。而在景瀚眼里，妹妹是个古灵精怪让人头疼又让人心疼的丫头。而父母的存在，在这个家里不能说可有可无，但却像是云里雾里的景致，不那么真实，更谈不上亲切。他们对父母尊重有加，亲昵不足。其实，景瀚心里明白，所谓亲昵，是他们与父母之间根本用不到的形容词，那一对儿老警察也许根本就不懂什么是亲昵。但是，老实如景瀚，也绝想不到用“自私”来批评父母。看着仿佛陌生了许多的妹妹，他喃喃地，像是询问，又像是自语：“他们……自私？” 　　“就是！”景涵说，“你不知道吗？老头儿要调到省公安厅去啦，还可能提拔当处长，这个时候，他不就是怕我出国影响了他的仕途吗？人家老局长都没拦着我，他却先爆炸了，像颗大炸弹似的。”
　　景涵愤愤，景瀚却无语。他也已经听到了传闻，做了一辈子技术工作的父亲，要到省厅刚刚组建的科技处当处长去了。老头儿其实早就以借调的身份在省里干了十几年了，在全省各地市跑案子，甚至也常应邀到兄弟省市去帮忙。但是，总听说是人事指标有限，他一直没能正式调进省公安厅。但这并不妨碍他是名副其实的技术高手，据说有几项绝活儿在全国公安系统都是顶尖的，传闻公安部都有考虑要聘请他做技术顾问。
　　景瀚不想谈这个话题，尽量和缓了语气劝妹妹：“你得想啊，爸妈也是为了你好。”
　　景涵说：“为了我好，就不要阻拦我追求我的梦想。”
　　“可你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就这么放弃了？可惜不可惜啊？你想想，我们先不管爸妈高兴不高兴，就说你自己，现在你在局里挑什么岗位不方便啊？就是你不愿意干公安了，在市里换工作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嘛。已經给自己打下了这么好的基础，你偏偏要放弃它，要跑到国外去受罪！你这是图什么？”
　　景涵瞪着哥哥，好像不认识他了：“哥，你也这么俗！”她劈手夺过景瀚手里的书，推着景瀚往门外赶，“出去出去，我不想听你唠叨了。你啊，早晚和爸妈一样，工作狂，没感情，只顾着你自己！”
　　景瀚无奈，只好走出来，边走边说：“就是坚持，那你也要和爸妈好好说嘛，起码别说他们自私啊，太难听。”
　　景涵关门的手停住了，大眼睛盯着景瀚：“他们不自私吗？他们不自私吗？请你指责我的时候先想想你自己的事吧，想想你和李曼！一对儿没骨气的蠢鸳鸯！”
　　景涵把门狠狠地关上了。景瀚的心却像被妹妹的话扎了一下。他愣愣地看着妹妹的房门，看了许久，然后在心里绝望地反驳：“不！不！那不一样啊，我和李曼并没有……爸妈他们……”
　　景瀚在门厅里转来转去。他听见父母的房间里有说话的声音，仿佛父母也在争论着。他不想去敲开他们的门，不想和他们说什么。他在沙发上坐下，从烟缸里找出一个长些的烟头为自己点上，猛吸了两口。忧伤的烟雾立刻围绕了他，一个念头便突然从脑海深处跳了出来：“他们不接受李曼，真的是因为他们自私吗？”

三

　　自从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景瀚就没有好好睡上一觉。身为区公安分局的局长，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要安排。而母亲的生命偏偏在这个时候走到了尽头，这便又牵扯了他更多的精力。严格的管控措施之下，一切都变得寸步难行。医院封闭了，家属探视也困难，景瀚连母亲的遗言都来不及听。现在，母亲走了，仿佛重担卸下，他一下子就感到自己垮了。从医院回到家中，他一头扎到床上昏昏睡去，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太阳已经在西窗口了。
　　他不是自然醒的，而是被没完没了的电话铃声叫醒的。
　　勉强接了电话，是分局的治安大队长来向他报告情况，说是新苑小区有个住户，不听从防疫人员的要求，不戴口罩往外硬闯，民警出面制止，连民警都打了。景瀚边听边揉眼睛，他的眼睛发涩，想睁却睁不开。听到这里，他打断部下的话，没好气地说：“这你也用请示？该拘就拘啊！”大队长说：“岁数太大，快八十了，所以有点儿犹豫。”景瀚就说：“我记得你上次拘那个在马路上碰瓷儿的老家伙，得有八十多了吧？也没见你手软啊。”大队长突然哧哧地笑了：“老头儿打的那民警，是他亲孙子。”景瀚愣了一愣，说：“你开什么玩笑？”大队长这才郑重起来：“刚听说伯母走了，我们几个怕你盯不住，委托我给你打个电话。你知道，我们这些人，谁是会安慰人的？自己老婆都不会哄呢。我想了半天，想着逗你一下。特蠢，是吧？”
　　景瀚心里暖了一下。他说：“行啦，好意我心领。你们还不知道我？趴不下。睡一觉，就又精神了。”大队长说：“那好，有什么事需要我们，你说话。对了，刚说那事儿，我去了现场，已经把老头儿劝住了。没什么事，就是在家憋得太难受了，老头儿出来给自己站岗的孙子两下子，就消气儿了。你放心休息。”
　　景瀚知道，自己其实已经休息不了了，放下电话，他便彻底醒了。乱七八糟的事一起涌进大脑，搅成一团乱麻。坐在床上，他想静一静，理一理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医院说了，特殊时期一切从简，只能在医院太平间的告别室举行个简单的告别仪式。说是仪式，其实也只能让大家鞠个躬而已，并且不能超过十个人。而殡仪馆那边，医院说现在只能由他们的人进去，家属一律不得进入。
　　告别仪式暂定在后天上午。都谁应该到场，又有哪些人应该通知但不必到场，景瀚在心里数来数去。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妹妹景涵在美国，目前这种情况肯定回不来。老伴儿本来早就从医院内科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了，却当了志愿者参加医疗队去了武汉。女儿、女婿也都是医生，此时此刻也在湖北。目前在本市和景瀚最近的亲属，只有亲家田自强夫妻了。
　　当然，还有父亲。想到父亲，景瀚就觉得头疼。
　　凌晨时分景瀚赶到医院的时候，老远就听到了父亲在医院的走廊上哭闹的声音。景瀚皱着眉，把父亲的轮椅推到走廊尽头，吩咐照顾母亲的护工小刘看好他，不许他再喊叫。听见景瀚的声音，父亲睁开通红的泪眼，颤巍巍地说：“我没照顾好你妈，怨我，怨我啊……她跟我七十年了，为我担惊受怕的……你妈不能死啊，她死了我也不活了……”
　　景瀚看着父亲。在他的印象中，老头儿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瘦人，精明、利索，再加上爱打扮，西装革履的样子总让人觉得他不像警察而像个教授。而现在，母亲的病把他也拖垮了，消瘦的脸庞上满是花白的胡茬儿，又乱又脏;撑不起来的旧警服上尽是油渍，而肩膀上的头皮屑让景瀚不忍直视。“别出声，这是医院！而且现在是半夜！”他对父亲低吼，然后转身到抢救室去找医生。
　　母亲得的是胰腺癌，确诊时已经是晚期。当时，主治医生用手指弹着CT片子说：“这么大岁数了，手术没有意义，而且这个位置，放疗、化疗效果都不会好。”景瀚当然不想放弃，把片子拿回家让老伴儿和女儿、女婿看，并提出送母亲去省里治疗，再不行就上北京。三位医生聚在一起，反复讨论，然后一致的意见是别让老人再受罪了。 　　景瀚那晚整夜失眠，凌晨三点爬起来到阳台上吸烟。他其实已经戒烟三年，那一晚又破了戒。老伴儿跟出来看他一眼，并没有制止，叹着气给他披上了一件夹克衫。景瀚在阳台上站到天亮，那种说不出的难受感觉让他终生难忘。但是，他没有哭。他为自己的没有眼泪而愤怒。
　　站到插满管子的母亲面前，景瀚仍然没有落泪。但是，他看到母亲的眼角有泪水。弥留之际的母亲，竟然感知到了儿子的到来，也许，她就是在苦苦地等着他。
　　景瀚抓了一下母亲的手，那手的温度已经不高了。景瀚知道这已经是最后的时刻，他扭过脸，不忍再看那张布满老人斑的脸。就在那一刻，他听见医生在耳边低声说：“老太太走了。”随即，景瀚感到母亲的手迅速地凉了下来。
　　景瀚走出抢救室，径直走到父亲面前，平静地说：“我妈走了。”老头儿啊了一声，随即放声大哭。他的哭声在楼道里回响着，充满绝望，却让景瀚对父亲萌生了一点儿亲近感。
　　电话又响了，打断了景瀚的回忆，是亲家母赵洁打来的。
　　赵洁也是医生出身，退休后不愿歇着，先是开了家诊所，后来诊所不断发展，竟成了本市最有名气的私人医院。景瀚的老伴儿退休后，也被聘到这家医院出门诊。景瀚母亲确诊后，市里的几家大医院竟都支支吾吾地不肯接收治疗，赵洁告诉景瀚，大医院床位紧张，谁也不愿意让一个高龄癌症病人压着床。景瀚气愤，赵洁就说：“谁让你要当个清官呢？你看有些人，没病都能霸占着医疗资源不放。我也甭跟你说这些了，现在让你腐败也来不及了。干脆让老太太住到我那儿吧，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你别嫌我说话不好听。”赵洁是个快人快语的女人，说话没遮没拦。
　　现在，在电话里，她仍然直截了当：“我给你夫人打电话了，我告诉她，甭回来，武汉要紧，这边有我呢。”说完，就要挂电话。
　　景瀚忙说：“哎哎，别着急啊，我正要问你，老太太走之前说什么了没有？”
　　“能说什么？老太太昏迷好多天啦，你又不是不知道。”听这边景瀚叹气，赵洁又和缓了下语气，“护工说，老太太有时候清醒一些，就掉眼泪。”
　　景瀚的心又疼了起来。他揣摩着母亲的眼泪为什么而流。他从来不知道母亲在想什么。母亲那深邃的目光，总是让他有种敬畏的感觉。母亲和父亲性格迥异，沉默寡言的她，是公安局保密辦公室主任的最佳人选，却是景瀚和景涵最捉摸不透的苦恼。
　　能判断出来的，应该是母亲对父亲的割舍不下。母亲一定知道，景瀚兄妹俩和父亲的关系都冷漠而疏远，甚至可以说有些藐视这个在技术上精湛而在为人处世上又蠢又笨的老头子。沉默的母亲一定是不会放心把丈夫交给这一双儿女，尽管在她清醒的时候，景瀚多次说过会照顾好父亲晚年的话。
　　除此之外，母亲还会有什么不放心的事？
　　推开窗户，让屋里的空气逐渐清新起来，景瀚的脑子也一点点地清醒。突然，一件尘封在记忆深处的往事就随着清凉的空气浮现在眼前了，清晰得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那是景瀚六岁的时候，妹妹景涵还抱在奶奶怀里。大雨滂沱，江水泛滥，涌进城市的水已经漫过了平房的窗台。奶奶只能撑着一把雨伞，搂着兄妹俩坐在房顶上。当时，父亲根本不在这座城市，不知道在哪儿奔波。而母亲跟着公安局的大队人马一直坚守在江堤上。瘦弱的奶奶不停地叹息：“指不上，谁也指不上啊。”景瀚永远记得那种又冷又饿又潮湿的感觉。他记得他是在第三天的下午崩溃的，六岁的孩子崩溃只会号啕大哭，而在痛哭的同时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名称：妈妈。他要妈妈，他要妈妈回来，马上回来。奶奶哄不住他，只好冲着房下的街道不停地喊：“街坊邻居们，谁行行好，到堤上把我儿媳妇叫回来！就说我们娘儿仨要死了！”
　　景瀚记得，母亲是在第二天傍晚才回来的。那时雨已停了，哭累了的他也已经在奶奶身边沉沉睡去。恍惚中，他感觉到是母亲把他抱了过去，因为他闻到了母亲身上那熟悉的味道。那时，那种味道掺杂着雨水的浓重腥气，但仍然让他有了一种安全感。他记得他当时没有睁眼，只是紧紧搂住了母亲的身体——像妹妹吃奶的样子，他聆听着母亲的心跳。
　　和母亲的亲热，留在景瀚记忆中的，只有这一次。

四

　　不想做饭，也不能到单位食堂去吃。从医院出来，按规定要在家自我隔离观察十四天。忙碌惯了的公安局长，闲下来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想起曾经打算把书房清理一下，为着退休后有个读书看报的好环境，不如趁此机会干吧。可是走进那间被他称为书房的房间，才发现乱七八糟的东西堆积如山，简直无法下手。景瀚不明白，家里什么时候收藏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玩意儿。书架上落满灰尘的瓷塑警察，是他到俄罗斯访问时对方警察局送的礼品，而旁边放着的，竟然是外孙田一杉小时候常抱在怀里的毛绒狗。看着这只脏兮兮的毛绒狗，景瀚突然想起外孙现在住在亲家田自强家里，不如让老田给送点儿饭来。
　　田自强是个烹饪高手，还是个自在闲人。
　　田自强当年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后在赵洁父亲当权的单位当了个普通职员，混了些年就提前退休，在家里炒股票。据他自己说，当兵第一年，随部队到唐山参加抗震救灾，看多了生死，一切就都淡然了。幸亏老婆赵洁能干，医院办得红红火火，家里衣食无忧，他便乐得每天炒股之后在江边的别墅阳台上钓江鱼。然后，就变着花样琢磨做饭。
　　景瀚打通了田家的电话，直截了当地让老田给他弄点儿吃食，让一杉给他送过来。田自强听罢，愣了一愣说：“放心，我给你送过去。”
　　景瀚就说：“怎么，那小子还跟我较劲？”
　　田自强笑了：“孩子嘛，正在叛逆期，你甭和他计较。”
　　景瀚愤愤地说：“倒成了我和他计较了！你告诉他，他太姥姥去世了，等安顿完了我再跟他算账。”
　　放下电话，景瀚仍然怒气不消，他想：老田也是，那孩子才多大，就叛逆期？就知道宠着溺着，把孩子惯坏了。
　　田一杉刚上小学六年级，是个倔得像头牛的胖小子，而且因淘气而出名。幸亏学习成绩不错，获得了老师们最大的包容，否则，恐怕早就被学校开除了。田一杉和姥姥姥爷都不亲，唯一亲近的是闲人爷爷田自强。景瀚知道，这也怨不得外孙，他平常哪有时间和孩子亲热。 　　有时候在电话里和妹妹景涵抱怨，一直没结婚的景涵就说：“这有什么，你想想当年我们和爸妈，不也是这样的？”景瀚无语。他有时候也想，这就像是一种循环，他们这个家，总也逃不出这个圈子。女儿景岩，从小也是她的爷爷奶奶带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奶奶带大，景瀚的父亲，即使退休之后，也没在家闲着过，老爷子对孙女的疼爱，也仅限于漫长的公差归来，用满是胡子的下巴蹭蹭孙女的脸蛋儿。景岩长大后，曾经说过自己和爷爷奶奶的感情淡淡的，当时景瀚还很严肃地批评女儿：“奶奶把你从小抱大，你怎么能说这种话。”景岩吐吐舌头，反问父亲：“您说奶奶那种不苟言笑的样子，就差每天让我背诵文件了，能让我觉得亲切和蔼吗？”这话把景瀚问住了，他当时心里就想：“恐怕，女儿和自己也是不亲的。”
　　有人敲门，景瀚问是谁，门外回答是秘书小韩，说是把需要局长批阅的文件放在门口了，请局长自己取一下。景瀚愣了一下，突然醒悟，暗骂自己让母亲的事给闹昏头了，十四天的隔离，自己什么事也不能做，但还没来得及和局里交代，而更重要的，定在后天的母亲的告别仪式，根本不可能举行。
　　他叫小韩在门外稍等，自己马上给分局政委老冯打了个电话，吩咐自己隔离期间，全面工作由老冯牵头儿。老冯在全分局民警面前是老冯，其实比景瀚小好几岁，是个一向沉默寡言的人。他此时也不多说，就答应下来，并且提醒景瀚，得和市局领导报告一下。景瀚知道这位小老弟沉着稳重不会误事，搁下电话就吩咐小韩把文件拿走让冯政委审阅，嘱咐他在十四天内，凡事向冯政委请示报告。小韩答应着去了，景瀚又拨通了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老张的电话。
　　老张接电话的声音嘶哑而透着疲惫。听说景瀚母亲去世，叹着气安慰了两句，然后突然说：“景涵得回国吧？”
　　这位老张，就是当年桃园水库派出所的那位小张所长。小张熬成了老张，最初就是靠着景涵的事迹宣传一步一步地走出来的，所以他对景涵一直很关心。
　　景瀚说：“美国那边也形势吃紧，航班都停了，她哪里回得来。”老张就又叹气，说：“还想着马上退休了，回到水库边上，盖两间房，天天就钓鱼。现在看，难喽。”景瀚只好半打趣半安慰地说：“你这个大领导要没信心，我们怎么干活儿啊？天一暖和，疫情结束了，我陪你钓鱼去。那时候我也该下台了。”
　　手机里有来电提醒的声音，看看屏幕显示，是景涵。景瀚想敷衍老张两句就把电话挂掉，却不想老张突然又说：“能回来还是让景涵回来，你们母亲这辈子，不容易。”
　　景瀚有点儿发愣，他没想到老张这样说，而老张那种欲言又止的态度，更让他觉得蹊跷。他突然觉得，母亲的去世，在慢慢揭开他们那一代故事上蒙着的迷雾，而他作为母亲的儿子，其实并不真正了解那一代人。

五

　　在那间被称作书房的房间里，景瀚从书架下面翻出一本老相册。父母当年入住养老院的时候，景瀚把这本相册留在了自己身边。相册的塑料封面已经老化，颜色也褪成淡淡的一片模糊。而这本相册里，收藏的是父母的结婚照，拍摄时间是1951年。每每翻开相册，属于父母那一代的青春就在眼前了，但是，那青春遥远而陌生，仿佛只封存在父母泛黄的记忆里，与景瀚、景涵全然无关。
　　刚才在和景涵通电话的时候，景瀚转达了老张的话。景涵笑了一声，说：“这老东西，还这么爱关心别人。”
　　景瀚不大喜欢妹妹这种刻薄的语气，何况现在是在谈母亲的后事。他只好不吭声。景涵也感觉到了哥哥的沉默，换了种口气说：“我当然想回去啊，可是这会儿买机票简直比淘金还难。”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补充了一句，“毕竟，那是生我养我的母亲。”
　　“生我养我的母亲……”此时此刻，抚摸着相册那僵硬的封面，景瀚不由自主地重复起妹妹的话。心绪翻滚，眼眶有些潮热，但眼泪终究还是没有淌下来。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相册，一幅叠得整整齐齐的绸布随即滑落到地上，那是父母当年婚礼时的来宾签名。原本粉红色的绸子，已经褪成暗淡的灰粉，毛笔写下的字迹倒依旧是经久不变的墨黑。景瀚打开它，他知道那些或端正或奔放的字迹都是当年父母的战友们留下的，其中有些名字景瀚很熟悉，有曾经的省公安厅副厅长，有曾经的本市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某个区的区长……现在，他们有的在家颐养天年，而其中还有许多人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如景瀚当刑警时的第一个师父，那个勇猛如虎的老家伙病逝时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1951年，父母结婚时，二十一岁的父亲是派出所长，而母亲只有二十岁，是父亲所里的内勤。那位名叫赵富贵的刑警师父，当时是公安军战士，每天扛着大槍为派出所站岗。
　　有时候，景瀚不无妒意地想，父亲这一辈子，劳累当然是真的劳累，辛苦也自然是辛苦，但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在大学里秘密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按照组织的安排进入公安系统，是接管本市国民党旧警察局的骨干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被选拔从事刑侦科技，竟然从一个学日语的大学生迅速转变成了刑侦技术骨干。虽然在行政职务上乏善可陈，到离休也不过是个处级，但却是在全国公安系统响当当的技术大拿，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而父亲的这一切成就，在景瀚看来，完全是靠母亲无怨无悔的牺牲换来的。
　　就在母亲确诊之后，景瀚还和父亲吵过一架。老头儿很惊讶老伴儿是怎么得的癌症，他竟猜想是他做了胆囊切除手术之后，把老伴儿吓着了。他这种匪夷所思的想法，把景瀚气得七窍生烟。他质问父亲：“我妈1972年在农村下放锻炼的时候就因为胆结石住过院。她的胆一直不好！你会不知道？”父亲无辜地看着他说：“我不知道，真不知道。”景瀚盯着父亲，完全无语。1972年，父亲母亲同时在一个公社下放劳动，虽然不在一个村，但父亲竟不知道母亲住过院，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他在电话里愤怒地和景涵叙述这件事，景涵却平静地说：“你不觉得老爷子的大脑在退化吗？他的思维已经不清晰了。”景瀚却不认为父亲的大脑出了问题，这老头子说起他自己的光荣事迹如数家珍，连几十年前的案件中一把作为证物的刀子放在什么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1972年，他人虽在农村，除了劳动还得被监视，但也常常被人邀请去侦办案件，很多时候是偷着去偷着回。其实冷静地想，他当时不知道妻子的病也完全可能。而一向隐忍的母亲，竟也没有向他说过自己的病。 　　有时候景瀚也想，那仅仅是隐忍吗？
　　景瀚的目光落到那一张张翻看过多次的老照片上。那些已经泛黄的照片，把许多往事的细节慢慢地拼凑起来了。仿佛那块绸子上的每一个名字，都在照片里活了起来，都在景瀚的眼前呈现出谈笑风生的状态。
　　“那是一代人啊。”市公安局警察博物馆开馆的时候，市局局长老张曾在一张陈列照片前感慨。那张照片，就翻拍自景瀚手里的这本相册。照片里，年轻的父母并肩站着，都穿着臃肿的军服棉袄，胸前戴着象征新郎新娘的大红花。他们都笑着，父亲笑得放肆，而母亲却是满脸羞涩。而景瀚总认为，在羞涩的背后，母亲的眼睛深处还有着什么别的涵义。
　　博物馆里的解说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民警察的婚礼。”
　　在母亲曾经的讲述里，这场婚礼最重要的一个细节是父亲衣兜里揣着的花生米。父亲胃不好，他顽固地认为油炸花生米能缓解他的胃痛。当年他的衣兜里总会有花生米，因此他的衣兜外边总有一片油渍。
　　而景瀚认为，父亲这种举止完全是丢人现眼，是从小娇生惯养的恶果。
　　奶奶也承认这种娇惯。景瀚的父亲是她最小的儿子，也是她最聪明的儿子，为了供他上学，哥哥姐姐都省吃俭用，最后把家里的田地都卖了。结果倒也好，新中国成立后景家定了中农成分，不然，地主的帽子是跑不了的。
　　上了中学的景瀚已经懂事，他曾质问奶奶：“您对我爸那么娇惯，可对我这么严厉，公平吗？”奶奶当时愣了，不语。几天后奶奶才郑重地对景瀚说：“我不能不对你严着点儿，你不仅是你爸的儿子，你还是你妈的儿子，你知道你妈是独生闺女，她的希望可都在你身上呢，她把你交给我，我不能辜负了她。”
　　景瀚当然知道，母亲不仅是独生女，还是个命运多舛的独生女，十四岁父亲暴病去世，隔年唯一的弟弟暴病去世，她这个独生女是在过了十四年的温馨生活之后，才被命运硬生生地逼成个苦孩子的。景瀚还知道，他的那位本就脾气暴躁的外祖母，自从夫亡子丧之后精神就出了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段时间里，这对母女过得相当潦倒。在母亲被邻居介绍进派出所当内勤的时候，她家里连电灯线都被供电局掐了，只能靠邻居施舍的蜡烛照亮。
　　就在母亲住进医院之后，有一天，景瀚去探望，她突然告诉景瀚，她梦见了自己的父亲：“你姥爷爱打牌，你姥姥总让我去叫他回家吃饭。我拉着弟弟去叫他，他就会大步流星地往家跑，叫我和弟弟在后面追……”景瀚记得，沉浸在梦境中的母亲，脸上是少有的柔和。
　　那回，他趁机鼓起勇气问母亲：“和我爸结婚的时候，您爱他吗？”母亲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她平静地看着景瀚，半晌才说：“我和你爸过了七十年了。”终究还是没有回答儿子的问题。
　　这座城市解放得比较早。懵懂无知的母亲穿上那身警察制服的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母亲因此而获得了离休干部的身份。景瀚算过的，母亲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1年初就嫁给了父亲，显然，她一进派出所的门就被意气风发的年轻所长看上了。
　　已经过了六十岁还在超期服役的公安分局局长景瀚，今天仍在反刍这个问题：当时，年轻的母亲是因为爱情嫁给那个来自外省的趾高气扬的小所长吗？

六

　　景瀚自己的爱情呢？
　　那个名字是他有意埋葬在自己的心底的，他不希望她时不时地搅扰自己的生活。现在的老伴儿当年是朋友介绍的，介绍人就是他的老同学田自强。老同学当然也知道那个名字，但他说：“得不到就得不到吧，你还能怎么着？这就是命。”景瀚和老伴儿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大半生，不能说没吵过嘴没红过脸，但总归是总体平稳地过来了。女儿景岩顺利出生，平安长大，和母亲一样也学了医，成了主治医生，也嫁了另一个主治医生，还给景瀚生了个健康的外孙田一杉。生活对于景瀚来说，也并不需要再在心底咀嚼那个名字了。
　　现在偶尔还会提起那个名字的，只有妹妹景涵，那往往是她想揶揄哥哥的时候。她会说：“你要是真的娶了李曼，准不能像现在这样在家里当甩手掌柜，你只会是那位大小姐的小跟班儿。”妹妹这么说的时候，景瀚并不生气，也没有心动的感觉，他自己也奇怪，当年那么撕心裂肺的爱情，竟然也经不起时间的研磨吗？
　　当年拆散了他和李曼的，当然是他的父母。
　　回想起当年，景瀚也常常嘲笑自己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高中毕业在家待业，他突然想学画画了。母亲没说什么，大概觉得大小伙子整天在家無所事事，也不好。而父亲却哼了一声说：“学什么画儿，你不是那块儿料。还是等着警校招生吧。”和以往任何事情一样，只要父亲说了话，母亲就不再发表意见。景瀚倒也没生气，反正父母都不会在家里盯着他，等他们匆匆走出家门，景瀚就会忘记他们说过的话，他们的心里只有工作。
　　于是，景瀚和景涵把各自的零花钱凑到了一起，景瀚就背起一块儿最便宜的画板，到市文化馆去了。
　　于是在茫茫人海中，他和李曼相遇了。
　　文化馆的美术老师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头一天留给学员们的作业收上来，然后用刻薄的语言飞快地评判一遍。学员们的习作随着他的话会被准确地扔到每个人面前。只有一个人的画，会被钉在黑板上：“看看人家画的，再看看你们画的！我都怀疑你们是用脚丫子画的！”那被拿出来做示范的作品，往往就是李曼的。
　　当老师让李曼起身到黑板前做示范时，景瀚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清秀的女孩儿，那种感觉就像触电。女孩儿拿着画笔在画板上涂抹着的时候，马尾辫就在肩后轻盈地甩动，也晃动了男孩子的心。
　　景瀚是个老实人。现在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虽然还在坚守岗位，站最后一班岗，但内心深处已经在暗暗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并且常常就会回忆起当年。而当记忆返回到青春岁月，景瀚也常常会为自己当年的诚实憨厚脸红。用现在田一杉的话说，那叫“蠢萌”。爱情的突袭，当时他就忍耐不住地告诉了妹妹和同学田自强。人小鬼大的景涵说：“我得替你把把关，要不然你会让人骗了。”田自强当时已经是新兵连的战士，他在回信里则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赞同。 　　景涵在文化馆门口，目睹了哥哥和李曼并肩走出大门的情景，回来就断然地说：“不合适。太娇气了。”景瀚很生气，但也没法儿反驳妹妹。他知道妹妹有着惊人的观察能力。李曼确实是个娇滴滴的女孩儿。买根冰棍有点儿苦，会哭;没赶上公共汽车，会哭;鞋上不小心溅个泥点儿，会哭着让景瀚给她用手帕擦。景瀚现在可以很准确地给她一个评语了：矫揉造作。
　　可是他很长时间也没想明白，当父亲得知他的恋爱时，竟然会那样大发雷霆。当时，李曼正动员他一起考大学，他也正兴致勃勃地准备资料，父亲的震怒对他来说无疑是兜头的一盆凉水。他第一次跳着脚和父亲对着大吼：“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和她好！”
　　父亲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为什么！你不仅不能谈恋爱，你还不能考什么大学！你应该去警校，然后去当警察！必须去，没有第二选择！”
　　愤怒的景瀚还要抗争，母亲平静地说话了：“你应该听你爸爸的。我们做父母的，不会害你们。”景瀚一下子泄了气，如果说他不怕父亲，可是他怕母亲，怕这个总是不言不语的母亲。
　　景瀚就这样当了警察。
　　景涵参军走的时候，告诉了景瀚父亲愤怒的原因。李曼的父亲，是父亲当年接收国民党警察局时派出所留用的旧警。那也是个大学生，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地当了警察，在国民党时期就吊儿郎当地不好好干，留在了共产党手下更觉得受拘束，没等全市公安机关清理旧警，他就自己辞职了。可想而知，父亲该有多么地看不上这个人。
　　景瀚听得目瞪口呆。他奇怪妹妹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景涵说：“我说了，我要替你把关的。”
　　后来有一次和田自强喝酒，田自强说：“假设，只是假设啊，你父亲当年也许会和李曼的父亲成为最好的朋友呢。”
　　景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不可能。”
　　“也不是不可能啊，”田自强说，“他们都是那年代少有的大学生，他们一定会有共同语言，说不好会惺惺相惜。”
　　景瀚说：“你不是警察，你不懂。当年我也不懂，现在，我懂了。社会再怎么变化，警察，总有些东西不会变。”
　　“那要换了是你呢？”田自强问，“再说了，你难道不为这个事恨老爷子吗？”
　　景瀚当时没有回答，他没有办法回答。他想告诉亲家，这个问题是无法说清楚的，仇恨也许没有，根本就没有，但隔阂始终横在他们父子之间了。他其实曾经有很长时间不和父亲说话，他住在刑警的宿舍里，没黑没白地跟着师父跑案子，不回家，有意避免着和父亲的碰面。但这种避免其实是徒劳的，父亲常常要出现在案情分析会上，作为专家，老头儿总是众星捧月般地坐在主要位置上，连局长在首位坐下之后都会有意无意地向老头儿那边偏着点儿身子，以示尊重。景瀚坐在角落里，冷眼看着父亲，听着老头儿那些无懈可击的分析判断，也听着人们由衷的赞叹。案子每每在老头儿精准的剖析之后有了新的侦查方向，并且常常就此成功突破。景瀚知道，从父亲的角度说，他为儿子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正确得那么果断而粗暴，正确得让人无法接受。
　　景瀚只能咬着牙接受命运。
　　李曼考上大学，到底离开了这座城市，从此和景瀚形同陌路。她也没有成为画家，大概和景瀚一样，画画只不过是她青春舞曲里的一段探戈，华丽而浮夸。她现在定居上海，是一家时尚杂志的总编辑，有时写点儿轻盈而甜得发腻的小文章。景涵有一次回国出差，从上海给景瀚寄来一本刊有李曼文章的杂志。景瀚读了，仍然觉得李曼矫揉造作。但这种矫揉造作却勾起了他的一点儿情绪，他并不觉得这有多不可爱，他想，如果有人爱上这样的人，也会过得很幸福，因为李曼是那种会巧妙地制造小幸福的人。
　　而警察，是那种不配有小幸福的人。

七

　　田自强当然不会放心让六年级的田一杉独自来给姥爷送饭。当景瀚站在阳台上看着一大一小两个戴口罩的胖子在小区门口向他招手，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给田自强拨电话：“今天这顿我算改善，想吃你的红烧鱼了。从明天起你甭管了，我让单位食堂负责了。你们这么跑来跑去的，疫情当前，有危险。”

　　田自强把电话给了田一杉，小胖子在电话里带着哭腔说：“姥爷，我想太姥姥。”说得景瀚鼻子一酸，眼泪竟然涌出了眼眶。恍然间，他突然明白母亲其实始终在他心里占着很重的分量。
　　他擦擦眼泪，告诉亲家田自强，他得居家隔离，母亲的后事只能延缓了。田自强说：“大家都明白的，你放心。”
　　在暮色里，两个胖子摇摇晃晃地走了。社区的志愿者把饭菜送上楼来，放在了景瀚的门口。景瀚坐在越来越暗的天光里，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寂寞，是他从来没有感觉过的寂寞。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一切，景瀚竟然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一个长达十四天的“假期”，不歇都不行。红烧鱼吃过，涮洗了碗筷，景瀚站在厨房门口，望着因为没有人而显得空旷的客厅突然发了愣。天已经彻底黑了，房间里的一切都变得轮廓模糊，景瀚仿佛觉得自己的记忆也模糊了。
　　其实不管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还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有时候总有那么一段，或是总有那么一个人物，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在后人眼里是模糊的。历史这部大书越厚重，它的细节的准确性越值得琢磨。不然，要那么多历史学家干什么？他们干的就是去伪存真的活儿。景瀚觉得，在自己的家族里，最让大家都琢磨不透的，就是母亲。
　　回忆再回忆，母亲在景瀚的记忆中似乎仍然只是星星点点的细节勉强拼凑起来的一个人影。曾经，景瀚和妹妹景涵一起总结出母亲的三个特点：一是寡言，能不说的话绝对不说。这是因为她老人家长期从事保密工作而养成的习惯，还是因为她本身有这个特点而被领导选去做了保密工作？说不清。二是节俭，过度的节俭。她的节俭其实并不体现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景瀚认为，因为有父亲这么个从来吃凉不管酸的主儿，母亲也不得不在花销上让他三分。母亲的节俭，表现在她好存钱上，而且是存现金。她的这一生，始终坚持每月从全家的生活费里挤出一点儿，哪怕只是十元钱，偷偷地装在信封里，塞在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地方。景瀚记得自己六岁多的时候，父亲被关押，母亲下放农村，他们家被勒令搬出公安局的宿舍院。奶奶带着他和妹妹收拾东西，他就曾在一只永远不用的破人造革皮包里偶然找到一个信封，里边是八张十元的钞票。当时，奶奶只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母亲的这种行为，景涵形容说像一只在地洞里藏粮食的老鼠。景瀚认为妹妹的说法太刻薄，但也暗暗觉得很形象。三是对父亲的绝对顺从。这是景瀚最不满意母亲的地方，他常常认为母亲应该为他或妹妹说话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却只有失望。妹妹景涵曾经有一次说：“咱妈已经没有自我了，她的一生早都毁在两件事上，一是她父亲的早逝，二是嫁给了咱们的父亲。” 　　焦头烂额的情况之下，母亲看不下去了，提出退休。景瀚心里明白，她其实是不舍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景瀚渐渐地了解到，母亲在工作上是个勤勤恳恳的人，但工作能力却不是很强，甚至在那些长辈们口中，她似乎算是个笨人。母亲一生换了很多单位，但都没离开内勤工作，抄材料，送文件，发通知，整档案，总是干些零零碎碎的活儿。而且，她还常常被抽调出去干一些临时工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公安局常常要抽人去参加市里组织的各种工作组，到基层单位去指导督促工作或是政治运动。母亲每每就是必然人选。所以，在景瀚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和父亲一样，也是常常几个月不在家里。参加工作以后，景瀚慢慢地才明白了，这些临时任务都是属于不能不接，但谁也不愿意接的差事。尤其是公安局，自己的活儿还忙不过来呢，哪里还抽得出人去干别的。所以，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是不可能被抽调的，被打发出去的大都是些老弱病残，或是刚参加工作的新手。而内勤的工作总不如侦查办案的事急，撂几天也没什么，找人替一阵也过得去，所以，从内勤岗位抽人也成了常态。
　　总被到处抽调的母亲，工作却从来都是被人交口称赞的。她不管到哪儿，不管干什么，总是那么认真。工作组的阶段性任务结束，她总能交出一套完整的工作记录，从动员部署到最后的总结，一张纸都不会少。她没少因此立功受奖，甚至一位前市委领导和景瀚说过这样的话：“工作组都是临时班子，接的任务往往又很急，坦白说，常常从进驻到撤出，全组的几个人都还磨合不到一块儿呢。这是个最头疼的活儿。但只要有你老妈在，那就是定海神针，再忙再乱，她坐在办公室里都能捋出头绪来。”
　　景瀚常想，这其实不也是一种能力？可他更明白，母亲的这种能力其实就是下笨功夫而已。别人慷慨激昂讲的话，她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录，完了还要整理。别人下班拍屁股走了，她要加班干那些似乎没完没了而且可以说事后并没多大用处的琐碎工作。母亲可能确实笨，但她找到了自己笨的生存方式，她就这么笨笨地干了一辈子，和父亲生活的惊心动魄恰成反比。
　　父亲、母亲，他们其实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景瀚总认为，父亲骨子里是虚荣的，他陶醉于自己的工作成绩和别人的称赞，喜欢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而母亲，从小的生活境遇再加上自己的弱势，使她处处小心谨慎，而且总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妹妹景涵对他们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他们互为寄生，寄生，懂不懂？老爷子的光环给了妈安全，妈的默默奉献让老爷子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他们的职业，就是他们寄生生活的强大精神保障。”景瀚听了扎耳朵，又对妹妹无可奈何，只能说：“你干吗说话总那么难听？这样尖嘴快舌，将来怎么能嫁得出去？”景涵瞪大眼睛盯了哥哥半天，然后说：“我就没打算嫁人，我都搞不懂我的爸妈这辈子算不算是有爱情，他们也没有教过我什么才是爱情，爱情对于我来说太他妈玄奥了，我可不费那个脑子。”
　　景瀚认为，妹妹的思想太过幼稚，又有些激进。爱情哪有什么模式？在一起了，没分开，就是爱情。就算父母之间的结合有勉强的地方，他们的生活也存在大大小小的摩擦，但他们一起过了七十年，这足以说明一些问题了。
　　母亲退休之后，立刻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在了照顾景岩的事情上，她好像转瞬之间从一个刻板的机关干部化身成了婆婆妈妈的家庭妇女，而且摆出了一种从来就没有走出过家门参加过工作的样子。其实，家务活她做得并不熟练，不是今天熱得太烫的牛奶烫了景岩的嘴，就是明天让孩子吃了凉东西闹了肚子。听说婆婆退休，景瀚妻子曾经大大地松了口气，可接下来，景岩那日渐消瘦的小脸儿让全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闹心。妻子不敢给婆婆脸色，赌气提前结束产假上了班，眼不见心不烦。而干得筋疲力尽还没落好的母亲，终于有一天站在阳台上偷偷哭了。那天正好景瀚抽空回家取衣服，在落日的余晖里偶然看到了母亲的眼泪。母亲听到他开房门的声音，立刻把眼泪擦干了，转过头来的时候已经又是一张平静的脸。但景瀚就是被刺伤了。他不知道怎么安慰母亲，只好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母亲确实哭了，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十三

　　赵小明到底还是确诊了，但幸好是轻症。乍听到这个消息，景瀚觉得眼前一黑。
　　市第一医院景瀚当然熟悉，老伴儿退休前就是那儿的内科主任。赵小明住院后，他立即和第一医院的国院长取得了联系，要求医院密切观察全力治疗。他告诉国院长，小赵是烈士子弟，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生命意义非同一般。国院长当时说让他放心，新冠肺炎现在是重中之重，不管小赵是否能确诊，医院也不敢掉以轻心。从那以后，景瀚每天早晚两次电话，询问情况，而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地不踏实。昨晚，坏消息终于传来，国院长低沉的声音把景瀚的心敲碎了。
　　书房已经整理出了大概的眉目，起码，能放下把电脑椅了。烦躁的景瀚没心思再继续，他坐到书桌前，把那本从来没动过的台历一页一页地翻到今天的日子，然后，又一页页地翻回去，数算着自己已经在家里隔离了多少天。他真有点儿熬不住了。他抬起头，盯着书桌前面墙上挂的田自强写的那幅“宁静致远”，心想，真是扯淡。
　　研习书法是田自强这两年才开始干的事。他炒股炒烦了，钓鱼也钓腻了，突然就想附附风雅。先是想练宋徽宗的瘦金体，后来觉得太难，又开始模仿金农的漆书。景瀚曾嘲笑他说：“你还不如把纸全涂黑算了。”田自强淡然一笑，才开始认真从颜柳练起，慢慢地真有了点儿心得，就给景瀚写了这幅字，还逼着他挂在了墙上。现在望着这幅字，景瀚突然想，像老田这么活着，也不错。
　　可是自己恐怕是没这个希望了。当年学了几天画，养成个喜欢参观美术展览的习惯，可也仅仅是浏览而已，算是百忙当中放松一下。外孙田一杉上小学以后，该参加什么课外培训，曾经在家里引起了一场争论。女婿田志认为，这小子膘肥体壮的，应该练体育去。女儿景岩坚决反对，说儿子本来就有坐不住的毛病，再往体育上发展，将来准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爱干净的老伴儿同意女儿的意见，但主要理由是要是外孙子天天一身臭汗，她受不了。景瀚其实倾向于女婿的意见，他希望外孙有个强壮的体魄，将来也当警察，但没敢说，然后自己又开始反驳自己：警察你还没干够吗？还想让第三代也去受罪？想到这儿，就又突然想到在医院躺着的赵小明了，那也是警察的第三代啊，那孩子义无反顾地下基层当了刑警，可现在……景瀚心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