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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前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首位学习打击乐的中国学生;他,是中国打击乐第一位科班出身的教授;他,多年来坚持到各地聆听原生态打击乐的声音、走访存世的老艺人;他,编著的《木琴马林巴基础教程》、撰写的《小军鼓中国曲集》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他,为中国培养了几代打击乐后备力量;他,把大量打击乐软硬信息带到国内;他,在中国普及发展打击乐的脚步至今没有停歇……
冬方朝华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
“赵老师,我从丽泽桥出主路后在哪里转弯合适?”“你慢点开车,我马上下楼到路边,你看见我再转弯。”——伴着北京2010年第一场秋雨、我慢慢沿三环路搜索着全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最具专业性的打击乐器专营店——“箭丽打击乐中心”的大门。模糊的视线中,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他,他站在雨中、没打伞、焦急地张望着,任由雨滴打在他身上。
看到赵纪老师的那一瞬间,我完全体会和理解了许多学生下课后都会第一时间找“赵爷爷”汇报上课成果的情形。那是一种依靠、一种寄托、一种安慰。
无论何时,中央音乐学院打击乐教授赵纪总会精心地关切着学生和身边晚辈的生活细节。一直以为这仅是赵纪作为长辈下意识的行为,直到认识赵老师几年后才从他无意的叙述中得知了他深埋在心中的那份刻骨铭心的痛——
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后改学打击乐器的赵纪是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学习打击乐的中国学生,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但到了1963年,赵纪就因“家庭出身不好”被迫离开北京,来到哈尔滨歌剧院。其间他又作为哈尔滨歌剧院被改造对象被下放到了东北农村。东北的农村虽然带给赵纪很多真切的生活体验,但也成了赵纪与1岁多女儿的永别——活泼漂亮、人见人爱的女儿19个月时患病未能及时医治,到医院时,医生已回天乏术。赵纪夫人因此患上重度神经官能症,常常在刺骨的寒风中仅着一件单衬衫便走入及膝深的雪海里,深知夫人心痛的赵纪生怕她有半点闪失只有拿着棉衣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
“父爱如伞,为你遮风挡雨;父爱如雨,为你濯洗心灵;父爱如路,伴你走完人生。”正如高尔基所描绘得那样,赵纪虽然把对女儿的愧疚和对妻子的爱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但他却在用这种父亲般的爱对待着每一个学生。
秋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经历了与同伴“拉大锯扯大锯”的辛劳、一顿饭啃6个馒头的“豪迈”、扛着木头创作“号子”的无奈,赵纪终于回到了城市并在1977年领潮成立了“轻音乐团”。“轻音乐团”首次到上海演出,赵纪战战兢兢地请来周小燕参加演出后的座谈会。“挺好的,我也是唱流行歌曲出身的,这种艺术实践拉近了音乐与观众的距离。”周小燕的这一句话让用冰砖镇定情绪的赵纪终于松了口气。
1984年,刚刚回到北京治病的赵纪被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昆逮了个正着!那年的“东方之声音乐会”红透了全国,歌手在台上一曲连着一曲、根本下不了台。幕后的赵纪由衷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反响最大的《回娘家》正是由他重新配器编写的,当时他把东方歌舞团能用的乐器都派上了用场。
同年,“东方之声音乐会”之后的《中国革命之歌》让赵纪真正回到了本行——打击乐。虽然当时《中国革命之歌》整合了北京歌舞团、总政歌舞团和中央民族歌舞团3支乐队,但真正排练开始,赵纪还是傻了眼——定音鼓只有一个人。这还不是最让赵纪着急的,最可怕的是:那鼓根本敲不出声,用力大一点,鼓皮就破了!多方沟通、借调人手、修理乐器后,《中国革命之歌》的演出没有让观众看出丝毫忙乱。
1985年,赵纪回到了自己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十分热情地欢迎赵纪回校任教,但到学校一看,赵纪的心都有些凉了——什么打击乐器都没有。憋足了劲发展中国打击乐的赵纪还是坚定地在没有教学设备的情形下执起了教鞭、把打击乐课程全部扛了下来。那时至今,赵纪就再也没离开过讲台、离开过学生。
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虽然目前中国打击乐正在逐渐步入正轨,但业内个别人夏日般的浮躁也让赵纪焦虑不已。提起业内的问题,已经72岁高龄的赵纪转眼变成了“愤青”,言辞强烈地提醒业内人士——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
“目前国外打击乐在我国发展、普及较快,但一些配套环节还不够成熟,这就造成了目前国内的打击乐教学和普及存在一些‘混乱’。比如‘教材乱’,教育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拿来当教材的,必须对学生负责任!再如‘乐器乱’,现在什么人都敢做乐器、做家具的也来做木琴!打击乐大师冯·塞斯在一次大师课上面对低质国产马林巴就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不在桌子上上课’!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需要我们所有业内同行共同努力、尽快提高国内打击乐的整体水平”。
眼下的情形与赵纪当初走入打击乐领域时的情形简直是天壤之别。上世纪50年代初,赵纪作为少年班的学生步入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门。1954年前苏联专家进入音乐学院授课,其中一位敲定音鼓的专家招收了2名打击乐的学生——赵纪和张绪昌,两个人的课程和练琴时间被安排得异常繁重。半年后,张绪昌因周身关节炎休学,赵纪成为惟一的一个学习打击乐的学生。1956年前苏联专家离开后,赵纪只好通过用钢丝带录音、利用外交信函的方式寄往前苏联、等待老师的指教。这样的学习一直持续了2年,同时赵纪还学习了作曲、理论等课程。音乐是培养出来的、技术是磨练出来的。学习的过程虽然艰难而漫长,但为赵纪奠定了极其坚实的基础,也培养了他豁达的性格。
对有些家长的急功近利,赵纪更是苦恼不已,“现在陪孩子上课的家长都吃不消了,更何况是孩子。别逼孩子按家长规划的人生行走,真正喜欢音乐是学习音乐孩子的先决条件!我经常给我的学生留这样一份家庭作业——做一道菜或打扫家庭卫生。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和义务感是从小建立起来的”。
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今年是我教学最丰收的一年!”赵纪向记者报喜,“5个学生被奥地利国立音乐学院、新加坡国立音乐学院等录取,而且全部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虽然我的学生往年一直都有被外国知名院校录取的,但一下5个的情况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打击乐虽然已经开始收获果实,但常年在国内外讲学、担任评委的赵纪也清晰地看到了国内打击乐教学的软肋:个性依旧不足!
1989年在美国考察打击乐教学时,赵纪整整两周全都跟学生泡在一起看书、聊天、娱乐。那里的学生食堂比篮球场还大、吃饭时人头攒动,但谁也想不到那里只有6名职业厨师,其余的“大厨”全部是打工的在校学生。除此之外,每天往来宿舍必经之路上的收发室牵动着赵纪的心——那里坐着的一个中国女孩,她每天只会用微笑接送赵纪等中国朋友。“应该是个聋哑女孩在这里打工,都是中国人,她有需要一定帮助她。”这个想法说出后,美国的朋友笑着告诉他,“那个女孩?!她是个香港‘巨富’的女儿,来这里就是勤工俭学、让自己独立”!这时赵纪才猛然感到:这几天说的话、做的事看似跟音乐关联,但却从各个角度调动着每个人的潜能。
从那时起赵纪便下定决心“把教学从以教师为本变为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开发学生潜能、培养创造型人才。“‘言不尽歌之,歌不尽舞之’指的就是音乐是言语的延伸,音乐必须是内心的独白”。看着国内一些“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小老头”“小老太太”,赵纪坚定地说。
冬方朝华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
“赵老师,我从丽泽桥出主路后在哪里转弯合适?”“你慢点开车,我马上下楼到路边,你看见我再转弯。”——伴着北京2010年第一场秋雨、我慢慢沿三环路搜索着全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最具专业性的打击乐器专营店——“箭丽打击乐中心”的大门。模糊的视线中,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他,他站在雨中、没打伞、焦急地张望着,任由雨滴打在他身上。
看到赵纪老师的那一瞬间,我完全体会和理解了许多学生下课后都会第一时间找“赵爷爷”汇报上课成果的情形。那是一种依靠、一种寄托、一种安慰。
无论何时,中央音乐学院打击乐教授赵纪总会精心地关切着学生和身边晚辈的生活细节。一直以为这仅是赵纪作为长辈下意识的行为,直到认识赵老师几年后才从他无意的叙述中得知了他深埋在心中的那份刻骨铭心的痛——
原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后改学打击乐器的赵纪是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学习打击乐的中国学生,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但到了1963年,赵纪就因“家庭出身不好”被迫离开北京,来到哈尔滨歌剧院。其间他又作为哈尔滨歌剧院被改造对象被下放到了东北农村。东北的农村虽然带给赵纪很多真切的生活体验,但也成了赵纪与1岁多女儿的永别——活泼漂亮、人见人爱的女儿19个月时患病未能及时医治,到医院时,医生已回天乏术。赵纪夫人因此患上重度神经官能症,常常在刺骨的寒风中仅着一件单衬衫便走入及膝深的雪海里,深知夫人心痛的赵纪生怕她有半点闪失只有拿着棉衣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
“父爱如伞,为你遮风挡雨;父爱如雨,为你濯洗心灵;父爱如路,伴你走完人生。”正如高尔基所描绘得那样,赵纪虽然把对女儿的愧疚和对妻子的爱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但他却在用这种父亲般的爱对待着每一个学生。
秋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经历了与同伴“拉大锯扯大锯”的辛劳、一顿饭啃6个馒头的“豪迈”、扛着木头创作“号子”的无奈,赵纪终于回到了城市并在1977年领潮成立了“轻音乐团”。“轻音乐团”首次到上海演出,赵纪战战兢兢地请来周小燕参加演出后的座谈会。“挺好的,我也是唱流行歌曲出身的,这种艺术实践拉近了音乐与观众的距离。”周小燕的这一句话让用冰砖镇定情绪的赵纪终于松了口气。
1984年,刚刚回到北京治病的赵纪被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昆逮了个正着!那年的“东方之声音乐会”红透了全国,歌手在台上一曲连着一曲、根本下不了台。幕后的赵纪由衷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反响最大的《回娘家》正是由他重新配器编写的,当时他把东方歌舞团能用的乐器都派上了用场。
同年,“东方之声音乐会”之后的《中国革命之歌》让赵纪真正回到了本行——打击乐。虽然当时《中国革命之歌》整合了北京歌舞团、总政歌舞团和中央民族歌舞团3支乐队,但真正排练开始,赵纪还是傻了眼——定音鼓只有一个人。这还不是最让赵纪着急的,最可怕的是:那鼓根本敲不出声,用力大一点,鼓皮就破了!多方沟通、借调人手、修理乐器后,《中国革命之歌》的演出没有让观众看出丝毫忙乱。
1985年,赵纪回到了自己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十分热情地欢迎赵纪回校任教,但到学校一看,赵纪的心都有些凉了——什么打击乐器都没有。憋足了劲发展中国打击乐的赵纪还是坚定地在没有教学设备的情形下执起了教鞭、把打击乐课程全部扛了下来。那时至今,赵纪就再也没离开过讲台、离开过学生。
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虽然目前中国打击乐正在逐渐步入正轨,但业内个别人夏日般的浮躁也让赵纪焦虑不已。提起业内的问题,已经72岁高龄的赵纪转眼变成了“愤青”,言辞强烈地提醒业内人士——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
“目前国外打击乐在我国发展、普及较快,但一些配套环节还不够成熟,这就造成了目前国内的打击乐教学和普及存在一些‘混乱’。比如‘教材乱’,教育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拿来当教材的,必须对学生负责任!再如‘乐器乱’,现在什么人都敢做乐器、做家具的也来做木琴!打击乐大师冯·塞斯在一次大师课上面对低质国产马林巴就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不在桌子上上课’!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需要我们所有业内同行共同努力、尽快提高国内打击乐的整体水平”。
眼下的情形与赵纪当初走入打击乐领域时的情形简直是天壤之别。上世纪50年代初,赵纪作为少年班的学生步入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门。1954年前苏联专家进入音乐学院授课,其中一位敲定音鼓的专家招收了2名打击乐的学生——赵纪和张绪昌,两个人的课程和练琴时间被安排得异常繁重。半年后,张绪昌因周身关节炎休学,赵纪成为惟一的一个学习打击乐的学生。1956年前苏联专家离开后,赵纪只好通过用钢丝带录音、利用外交信函的方式寄往前苏联、等待老师的指教。这样的学习一直持续了2年,同时赵纪还学习了作曲、理论等课程。音乐是培养出来的、技术是磨练出来的。学习的过程虽然艰难而漫长,但为赵纪奠定了极其坚实的基础,也培养了他豁达的性格。
对有些家长的急功近利,赵纪更是苦恼不已,“现在陪孩子上课的家长都吃不消了,更何况是孩子。别逼孩子按家长规划的人生行走,真正喜欢音乐是学习音乐孩子的先决条件!我经常给我的学生留这样一份家庭作业——做一道菜或打扫家庭卫生。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和义务感是从小建立起来的”。
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今年是我教学最丰收的一年!”赵纪向记者报喜,“5个学生被奥地利国立音乐学院、新加坡国立音乐学院等录取,而且全部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虽然我的学生往年一直都有被外国知名院校录取的,但一下5个的情况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打击乐虽然已经开始收获果实,但常年在国内外讲学、担任评委的赵纪也清晰地看到了国内打击乐教学的软肋:个性依旧不足!
1989年在美国考察打击乐教学时,赵纪整整两周全都跟学生泡在一起看书、聊天、娱乐。那里的学生食堂比篮球场还大、吃饭时人头攒动,但谁也想不到那里只有6名职业厨师,其余的“大厨”全部是打工的在校学生。除此之外,每天往来宿舍必经之路上的收发室牵动着赵纪的心——那里坐着的一个中国女孩,她每天只会用微笑接送赵纪等中国朋友。“应该是个聋哑女孩在这里打工,都是中国人,她有需要一定帮助她。”这个想法说出后,美国的朋友笑着告诉他,“那个女孩?!她是个香港‘巨富’的女儿,来这里就是勤工俭学、让自己独立”!这时赵纪才猛然感到:这几天说的话、做的事看似跟音乐关联,但却从各个角度调动着每个人的潜能。
从那时起赵纪便下定决心“把教学从以教师为本变为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开发学生潜能、培养创造型人才。“‘言不尽歌之,歌不尽舞之’指的就是音乐是言语的延伸,音乐必须是内心的独白”。看着国内一些“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小老头”“小老太太”,赵纪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