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最后一天，被称为最难攻破的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就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俗称“异地高考”方案）相继出台。至此，全国已有25个省市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如期公布异地高考方案。
　　此前8月，教育部等四部委制定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并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地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2012年年底前出台。
　　口子正在逐步撕开。在这些方案中，均强调以学籍为主，辅以户籍、税收和社保等条件。其中，江苏方案被称为“最大方”的方案；河南方案“门槛”很低；广西方案则突出严防“高考移民”；唯有北上广三地方案被认为最为保守，招来一片质疑。

失望北京方案

　　“看到方案后，我大哭。”一直在努力推动异地高考的学生家长邵玲玲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忍不住伤心地说。从2010年开始，邵玲玲和其他在北京的随迁子女家长，连续29个月到国家教育部信访，并募集签名10万余个，但现在她觉得“孩子没有了希望”。
　　根据北京所称的这一过渡方案，2013年开始，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参加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自2014年起，可参加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或可选择在京借考高考；或同等待遇报名参加北京市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络高等教育、开放大学的考试录取。正式方案争取在2013年出台。
　　邵玲玲认为，北上广三地方案中，广东算最有诚意的，至少明确了2016年开始可以参加高考；上海开放了部分，即达到积分的随迁子女可以参加高考。而北京限定在中职高职，未提高考。“北京完全是不想放开。这太让人失望了。”邵玲玲说。
　　就在北京方案公布的当天晚上，部分经常参加推动异地高考活动的家长，遭遇居住地派出所民警的“家访”，询问家长对北京方案是否满意。在过往所有推动异地高考的活动中，这些警察如影随形，家长们笑称已和“警察叔叔”成为朋友。
　　此前中共十八大闭幕后，新领导人的首场讲话，将教育放在民生问题的首位，曾让邵玲玲等人备感兴奋，以为希望就要来了。2012年12月1日，高考网上报名开始时，有在北京的随迁子女网上报名成功，这曾让这些家长们确信希望真的来临。
　　不过，很快被证明是网络系统出了问题。而后，报名的外地籍学生迫于学校压力，删除了网上报名信息。此时，居住在上海的15岁江西籍女孩占海特推动异地（中）高考和北京籍代表阿庆反对异地高考的故事出现在各大媒体。
　　期间，本地人和外地人关于异地高考的争论在网上升温至白热化程度。尽管有争议，外地籍家长们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如今北京方案的出台却让希望变成失望。评论员童大焕称：“对于异地高考，北上广等大都市关门死守，我已无言。”

北上广的难处

　　一如所料，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的异地高考方案最难令人满意。而三地作为外来人口的最大流入地，难处也显而易见。从方案来看，三地均根据承载力设置了放开的时间节点。
　　以广东省为例，方案将2013年、2014年、2016年作为三个时间节点，分步骤分层次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广东高考的问题。方案同步要求各地市于2013年3月前出台异地中考政策，并于当年开始实施。
　　北上广三地中，广东的压力最大。根据《羊城晚报》报道，2012年广东高考录取中一本录取率不足6%，远低于全国8.5%的平均水平，位列全国倒数第十左右；中央部属院校的录取率仅2.49%，位列全国倒数第二，但广东随迁子女的数量却高居全国第一。
　　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增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教育部不增加广东的招生计划名额，放开异地高考只会让广东考生读大学的机会直线下降，这将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尽管如此，广东依然明确在2016年彻底放开异地高考。
　　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线联平解释北京的难处有三个：一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二是自2011年开始，随迁子女高峰期与本市户籍学龄人口高峰期叠加，教育资源的准备和建设需要一个工作周期；三是京籍学生和非京籍学生利益难以平衡。
　　北京市某区教委的一位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从该区2002年至2011年出生人口表可以看出，该区人口出生数在2009年和2011年分别达到近年的一个高峰期，达到了2003年的三倍之多。“这些孩子在2015年将陆续读小学，但目前小学数量明显不够。”
　　线联平也透露，到2014年，北京市小学一年级入学人口将由目前约10万人剧增到18万人左右，增长率高达80%。小学在校生总量将由目前的68万人左右增加到84万人左右，之后几年仍将呈持续增长趋势。
　　但是，中央的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依然是按户籍划拨。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增俊透露，有188万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外省户籍学生在广东接受义务教育，而本应由户籍省区负责的教育经费却没有转移到广东。
　　线联平表示，北京市每年市级财政投入超过10亿元，用于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非京户籍学生41.9万人，约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的40.9%，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学习的比例达到74.7%。

打破计划招生机制

　　有媒体评论称，在全国人口大流动大迁徙背景下，在高考名额分配严重不公前提下，把异地高考限制权力下放给人口流入地政府，本身即是中央政府的失职。专家们均表示，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指望地方政府实行异地高考并不现实。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现有的计划招生体制本身就是建立在权利等级制基础之上，在资源配制、指标名额分配上，完全按照计划体制来实现的，不打破现有体制，不太可能实现完全彻底的公平和均衡。
　　储朝晖一直推崇高校自主招生的改革。在他看来，解决异地高考就必须打破现有的计划招生体制，实现高考录取机会的均等，建立专业的招生录取机制，而非完全通过行政权力来进行招生分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不宜将异地高考问题交给地方政府解决。他的观点是，在现行高考制度框架之下，全国高校、地方院校、民办院校都把招生指标分到各省市，自然地，这就成为各省户籍人口的高考“蛋糕”。重新划分蛋糕并非易事。“目前我国开放异地高考，矛盾集中在全国重点大学，有关高考公平的争议，也因全国重点大学的招生指标配置不均衡而起”。
　　因此，熊丙奇的解决方案是：要跳出原有的利益框架，按照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重新理顺利益关系，建立新的招生考试模式。这才能摆脱目前的利益纠缠，即根据高等院校的举办者性质，按全国大学、地方院校、民办院校、高职高专分类处理。
　　例如，全国大学，应该面向全国所有受教育者招生；地方政府举办的院校，主要面向当地居民提供高等教育服务；民办院校，可以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制订全国和地方招生方案；高职高专，从学校的办学需求出发，采取适合自身的招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