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河湟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西北边区的战略要地，明代尤重河湟防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基于特殊的历史与宗教背景，河湟地区的寺院得到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扶持，催生了大量防御特色鲜明的寺庙堡寨。寺庙堡寨的建筑年代多在明代，这与明统治者对河湟寺庙的政策性重视有关。寺庙堡寨是堡寨聚落在河湟地区的一个特殊子系类型，具有堡寨与寺庙两种建筑特征。其布局一般与汉传佛寺相似，同时拥有城门、城墙、壕沟、瓮城、马面等防御系统，部分寺堡还附有居民区及外围防御设施。寺庙堡寨既是宗教场所，又是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堡寨，在聚落功能、防御空间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皆与其他类型堡寨有所不同，是堡寨聚落群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河湟地区;寺庙堡寨;堡塞聚落;防御体系;空间布局
基于安全而设防的传统堡寨聚落多形成于战争年代，以外围线性结构的堡墙或辅以周边险要地势为明显特征，由于社会结构、历史背景等的不同，堡寨聚落可分为堡寨村落、有城防的集镇、大型富家宅院堡寨、屯兵屯田堡寨等不同类型[1]。在众多的堡寨类型中，有一种主要分布在河湟地区的特殊堡寨，具有堡寨与寺庙两种建筑特征，本文称之为“寺庙堡寨”（简称“寺堡”）。虽然历经战乱与时代变迁，众多寺庙堡寨消损湮灭，但仍有少数遗存，如瞿昙寺、弘化寺等，亟需价值挖掘及保护性研究。
一、河湟地区寺庙堡寨分布与概况
从现存寺庙堡寨及寺庙堡寨遗址的情况看（见表1），寺庙堡寨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其中以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辖域内最多（图1）。青海东部的建筑遗址密度远远大于西部地区，现存290余座古城址，主要分布在海东地区及海北、海南、黄南各州，玉树、果洛等西部各州则相对较少分布[2]。寺庙堡寨分布与青海古城址的分布情况十分相似，分布区域与河湟地区①的地理位置高度重合。河湟地区的概念起于汉代，唐代泛化为西部疆域，在宋代逐渐清晰，后一直沿用至今[3]。其地理范围在历史上多有变迁，现一般指青海东部，青海与甘肃的交界地带（图2）。河湟地区处于汉藏交界之地，自古以来便是军事战略重地，明廷在河湟的“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等政策催生了寺庙堡寨这一聚落类型的形成，后又随着清代国家政策的改变而衰落。
二、河湟地区寺庙堡寨形成及发展背景
（一）自然环境与战略位置
青海境域广阔，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各区域呈现截然不同的地理风貌，总体来说可分为青东部季风大区、青西北干旱大区和青南高寒大区。其中东部季风大区人类活动较为广泛，是重要的农业区;西北干旱大区人类活动一般，有大片荒漠戈壁;青南高寒大区则主要為游牧区及无人区。河湟地区位于东部季风大区，也是农渔林牧分区中唯一的综合农业区，民间称“三百里湟川”[4]。这种分区与自然气候及山脉水系走向密切相关，河湟地区处于“三山夹两谷”的地貌环境中（图3），三山指北部的拉坂山、南部的拉脊山和西南部的西倾山余脉，两谷指黄河谷地与湟水谷地[5]。河谷两岸拥有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条件，这使得河湟地区十分适合农耕。而周边的高山阻隔了山的另一侧周边地区的交通，气候干旱寒冷，更适合游牧生活。河湟地区南、北、西三侧虽都有高山阻隔，但东侧与中原大地相连，交通较为顺畅，因此这里也成为汉族文化传入的通道。这种天然的地理差异与阻隔，奠定了河湟地区与周边地区截然不同的文化基础，也分别孕育了不同的民族。各政权以河湟作为进攻的根据地，同时也是镇守腹地的边境防线，故而建造了大量军事建筑。这种地理位置的战略性在各历史朝代的版图上得以印证。河湟地区在汉代处于汉王朝与羌②的交界处，在唐代位于与吐蕃接壤处，在宋代为北宋、吐蕃与西夏汇聚之地，皆处于风暴的中心，是各方势力的必争之地。
（二）历史发展与国家政策
河湟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战略要地，各朝代在此筑堡驻兵以防御外敌。《秦边纪略》中载：“西宁据兰、靖、宁、延之上游，当庄浪甘、肃之左腹。王韶谓：‘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由是观之，西宁为重于河东西有较然矣。”[6]明代统治者在河湟地区采取了“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等政策，册封了众多高层僧侣，授予禅师、大国师等称号，使其统辖周边寺族，并且钦派官兵驻守寺庙堡寨。寺庙堡寨拥有自己的士兵、监狱、衙门等，直接向周边寺族征税，并掌握地区的贸易权。这意味着河湟地区的寺院不仅是宗教中心，还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寺庙堡寨自形成后在河湟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负责寺族的管理和贸易朝贡，还多次阻挡了敌军对西北的军事入侵，是西北边疆不可缺少的武装力量。直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叛乱，并煽动河湟寺庙堡寨的喇嘛及僧众参与战争，后被清廷平息[7]。此次战乱后，清代统治者开始削弱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势力，“……以沿边各寺族剌麻有名国师、禅师者，明目不合，宜收前明各敕印，换给僧纲、都纲职衔，议给衣单口粮。其原管番族，归州县管理;原征香粮，归作正赋。”[8]寺庙堡寨逐渐走向衰落。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战争波及河湟地区，不少寺庙堡寨毁于战火。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许多寺庙的佛像被砸、城墙被削，寺堡建筑也损毁严重。
（三）民族融合与文化碰撞
与汉族居多的中原相比，河湟地区不仅民族众多，而且文化糅杂，这与历史上持续的战争、移民等因素有关。河湟最早为羌戎部落的游牧之地;两汉时期，中原政府实行“徒民实边”，强制迁徙汉人入内，移民人口主要为刑犯及其家属;唐代为与吐蕃对峙，在此地屯军屯田;明代大兴军屯、民屯;清代除军屯外，还有许多百姓受自然灾害影响自发迁徙至河湟[9]。此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政权曾进驻并在此发展势力，包括吐谷浑王朝、吐蕃王朝、蒙古族政权等。民族迁移带来了文化碰撞和文化融合，这种融合至明清时期已基本完成，形成了以汉、藏、回、土、撒拉和蒙古族为主，多民族混居的格局[10]。这种民族和文化的混杂与河湟天然的枢纽位置密切相关。河湟地区位于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区三大自然气候区的交汇处，同时也是中原汉文化、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和青藏高原藏文化碰撞、汇聚及交融的地方[11]。自古以来，东部农耕地带为汉族根据地，而西部地区则为游牧民族的大本营，不同民族在历史上经历过战争、通婚、贸易，在河湟地区这一交界地带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点。河湟地区的大部分民族皆信仰藏传佛教，因此寺庙地位极高，村落大多围寺而居。民族文化对建筑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河湟建筑大多同时受汉文化、藏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三、河湟地区寺庙堡寨防御空间与组织
（一）防御体系构成
明代疆土是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军事系统自上而下包括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12]。明代在河湟地区设西宁卫和河州卫，各领千户所与数堡寨，其中也包括寺庙堡寨。寺庙堡寨作为一种特殊的堡寨类型，数量并不多，如西宁卫下辖99个堡寨，其中寺堡仅有张家寺堡和瞿昙寺堡[13]。同时，明代在西北设立西宁僧纲司、河州卫汉僧纲司、河州卫番僧纲司，一个卫可辖一个或数个僧纲司，这些僧纲司往往以寺院为根据地开展各自的统治，这些寺院即本文所论之寺堡。《明实录藏族史料》中记载：“三敕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创佛刹于碾白南川……上赐名曰瞿昙寺……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14]其中瞿昙寺便是西宁僧纲司所在地。因此寺庙堡寨同时受卫所和僧录司管理，并直接归属于中央朝廷管辖。
和平时期，各个寺庙堡寨作为政教合一的地方族群，分别从事耕地、游牧、茶马贸易等活动。由于西北边疆长期受游牧民族的侵扰，入侵方向不定，故每个寺庙堡寨都须呈备战状态。外敌入侵时，众多寺庙堡寨、军事堡寨等协同而战。《秦边纪略》称“其熟番皆辖于土官，其黄衣僧皆听命于国师。……无事则耕牧为主，有事则相为守助。”[15]寺庙堡寨的统领僧官战时须带领僧兵御敌，同时生活在寺院周边的寺族也多具有战斗力。《西宁志》载，明万历年间海虏入侵，西纳、敕卜尔、大昝咂、申中各族“共愿出精兵三千人，与汉兵犄角剿虏”[16]。这些寺族大多受寺院统领，战时可形成抵御力量。此外朝廷也会派遣军队驻守其中，如弘化寺堡有“官军五百名防守，冰泮放回”[17]。因此从防御关系构成角度来看，寺庙堡寨中的主要武装力量由寺内僧兵、周边寺族和驻守军队三部分组成，形成僧官-僧兵-寺族-驻守军队的防御层级。与此相呼应，寺庙堡寨的防御体系包含寺院防御和外围居民区防御两个系统，形成内外两层线性防御设施（图4）。
（二）空间布局
寺庙堡寨的兴盛与中央王朝的扶持密切相关，因此受汉文化的影响极大，同时由于地处汉藏交界地带，不可避免地受到藏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汉藏混合的建筑布局和风格。首先体现在布局上，寺庙堡寨中的建筑多布置为中轴对称的院落式结构，这是典型的汉传佛寺布局。但其僧侣居住区则与汉传佛寺不同，汉式僧舍一般位于寺院内部，与厨房等共同组成寺庙后方的生活区（图5）;藏传佛寺的僧舍则一般位于寺院外部，且为私人修建，如喀德喀寺的僧舍，即为俗家出资修建而成[18]。如瞿昙寺的“囊谦”（即居住生活区）位于寺院的东北角，独立于整体寺院之外（图6、7）。弘化寺东侧也有独立的僧舍，拥有自身的城墙及防御体系[19]。其次在建筑类型方面，寺庙堡寨中既有汉传佛寺建筑，如山门、佛殿、钟鼓楼等，又有藏式建筑，如西纳寺的昂欠、经堂，喀德喀寺的经堂、贤康，弘化寺的经堂、昂欠等。寺庙堡寨中还大多建有佛塔建筑（图8），这也是藏传佛寺区别于汉传佛寺的典型特征。
与普通寺庙不同，寺庙堡寨除了寺院建筑外，还一般建有监狱、衙门、驻兵地等，作为行政、司法和军事行为的场地。由于多数寺堡损毁严重，难以对这些建筑进行实地勘测，但在文献记载和当地口述史中可依稀窥得其历史面貌。《循化志》载：“伊等各有衙门，各设刑具，虎踞一方。”[20]据当地人所述，弘化寺城内东南角原有监狱，后损毁无存，这与文献中所载一致。驻兵地位置不详，但一般军事性质堡寨的驻兵营地皆设在主堡区外，有单独的场地及防御体系。寺堡城墙以长方形居多，这符合佛寺的基本布局，也有椭圆形、方形、平行四边形等形状，如德加寺平面呈椭圆形。城墙一般为夯土筑，外设护城壕。四角及四面城墙或有马面，为阻挡进攻所用。城门外一般有瓮城，门向不定。
综上可知，寺庙堡寨的空间布局以寺院布局为基础，融合了外围线性防御设施（城墙、城门、瓮城、护城壕等）和防御性功能空间（驻兵营地、监狱、衙门等）（图9）。外围建城墙，或设护城壕;入口处多设瓮城;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城门、山门、经堂、佛殿、佛塔等建筑;两侧布置配殿，有時也设佛塔;监狱、衙门等建筑一般设于寺堡内，而僧侣生活区、驻兵营地等则位于堡墙外;寺外多有居民区，周围建防御城墙（图10）。
四、河湟地区寺庙堡寨典型特征
（一）聚落功能
堡寨聚落基本功能可以概括为防御、饮食、居住和精神信仰四类，对应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如水、食物和建筑，精神需要如宗教信仰、娱乐活动等。聚落的几个基本要素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会有所侧重，如普通聚落往往在防御这项功能上较弱，因为外部环境相对较为平稳，但即使是在最为安全的环境下，聚落依然保存一定的防御功能，如各家各户的栅栏和门，便是最简单的防御体系。城池是较为特殊的聚落，它基本剥离了生产功能，而是通过交易的方式换取粮食。通过几种堡寨聚落类型的对比可知，军事堡寨侧重于防御，地主庄园侧重于居住，村落堡寨侧重于居住和生产，寺庙堡寨则侧重于精神信仰（图11）。寺庙堡寨中也有居住、防御、饮食等功能，但其精神信仰需求比起其他堡寨聚落更为突出，大部分建筑是为宗教服务的，这是寺庙堡寨的典型特征之一。
（二）防御空间
寺庙堡寨的空间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这与其他类型堡寨聚落有所不同。地主庄园归庄园主私人所有，除主人亲眷及僮仆外不可进入，战争时期避难也非对外开放，私密性最强。村落堡寨和军事堡寨成员组成复杂，但居民较为固定，外来人口并无位置。但寺庙堡寨由于其宗教属性而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平时信众多可入内参拜。战争来临时，寺庙堡寨往往将四周百姓纳入防护中，这近似于城池在战争中的作用。李约瑟在评论中国城池时曾提道：“……贯穿中国的历史，封建城堡与城镇之间没有区别;城镇就是城堡，除了作为行政中心之外，它是为了能够作为周围农村的保护者和庇护所而建立的。”[21]寺庙堡寨较为开放的空间及防御圈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政教合一的政治政策，同样政教合一的堡寨格局在藏区的宗堡建筑也得到体现（图12）。宗堡是一种集宫殿、寺院和防御等功能于一体的传统建筑，主要分布于藏族文化区[22]。河湟地区处于汉藏交界处，受藏区文化影响可能性极大。 （三）社会结构
寺庙堡寨内部成员主要有僧官、僧兵、僧侣（普通僧人）、驻守士兵等，有时僧兵与僧侣（普通僧人）可角色重合，寺堡的政治、经济、军事功能多可辐射周边寺族，起到管辖和保护的作用（图13）。各类型堡寨聚落的社会结构有所不同，其中仅村落堡寨中社会关系较为平等，其他堡寨皆有不同程度的从属关系。从社会关系角度看，寺庙堡寨的结构与城池比较相似，僧官作为寺堡的首领统辖周边百姓，同时受到中央朝廷的管制，这几近于地方官员的职责。从防御和军事角度来看，寺庙堡寨又与军事堡寨性质类似，皆非民间自发性防御，而是由国家统一组织调派军队的军防堡寨，与之相对，地主庄园与村堡镇堡为民间自发组织修建的堡寨聚落，属于民防堡寨的范畴。但普通军事堡寨一般不涉及经济政治往来，而是着重于军事防御功能，堡内士兵与居民的角色高度重合，这与寺堡管辖普通寺族百姓有所差异。
五、结语
河湟地区拥有特殊的地理及历史背景。在自然地理方面，河湟地区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同时也是青海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分布着大量城池与聚落;在人文历史方面，河湟战略位置重要，民族关系复杂，并且百姓大多信仰藏传佛教。人口聚落与民族斗争导致战乱，战乱催生堡寨的产生，宗教信仰使得寺庙成为此地区的统治中心，种种因素最终促使了寺庙堡寨的形成。寺庙堡寨的建筑年代多在明代，这与明统治者对河湟寺庙的政策性重视有关。寺庙堡寨是堡寨聚落在河湟地区的一个特殊子系类型，其布局一般与汉传佛寺相似，同时拥有城门、城墙、壕沟、瓮城、马面等防御系统，部分寺庙堡寨还附有居民区及外围防御设施。寺庙堡寨既是宗教场所，又是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堡寨，在聚落功能、防御空间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皆与其他类型堡寨有所不同，是堡寨聚落群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黄河流域传统堡寨聚落群系整体性研究”（编号：517784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明代海防工程工事体系构成与影响机制研究”（编号：52078324）]
参考文献：
①今河湟地区的具体地理区划较为模糊，学术界一般指日月山以东，黄河龙羊峡-松巴峡-积石峡干流以北的湟水流域和大通河中下游地区，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详见：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9。河湟谷地行政区划涵盖了西宁的城区、湟中、湟源、大通，海东的民和、乐都、互助、化隆、循化、平安，以及黄南的尖扎、同仁的部分，海北海晏的大部分，海南贵德的部分。详见：张忠孝.青海地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3。
②“羌”即牧羊人，是中原对游牧民族的称呼。详见：崔永红等.青海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24。
[1]王绚.传统堡寨聚落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24-25.
[2]國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26.
[3]金勇强.“河湟”地理概念变迁考[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45-50.
[4]张忠孝.青海地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123-162.
[5]《中国地理百科》编委会.河湟谷地[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11.
[6]（清）梁份.秦边纪略[M].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53.
[7]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180-186.
[8]（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532.
[9]戴燕，丁柏峰.河湟区域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8-53.
[10]张忠孝.青海地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223.
[11]《中国地理百科》编委会.河湟谷地[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9.
[12]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J].历史研究，1989（3）：135-150.
[13]（明）刘敏宽，（清）苏铣纂修.西宁卫志西宁志[M].王继光，辑注.王昱，马忠，校注，1993：176-186.
[14]顾祖成.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95-96.
[15]（清）梁份.秦边纪略[M].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34-35.
[16]（明）刘敏宽，（清）苏铣纂修.西宁卫志西宁志[M].王继光，辑注.王昱，马忠，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243.
[17]（清）王全臣.河州志[M].永靖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刘电能，沈文学，校注.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38.
[18]毛瑞.喀德喀寺：一座汉藏边界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与现状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7：70.
[19]张潇阳.佐摩喀的弘化寺：一座汉藏边界敕建寺院的兴衰[D].兰州：兰州大学，2016：48.
[20]（清）龚景瀚.循化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137.
[21]（英）李约瑟，（加）叶山.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229.
[22]周晶，李天.西藏宗堡建筑探源[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4）：56-61.
（责任编辑：张双敏）
关键词：河湟地区;寺庙堡寨;堡塞聚落;防御体系;空间布局
基于安全而设防的传统堡寨聚落多形成于战争年代，以外围线性结构的堡墙或辅以周边险要地势为明显特征，由于社会结构、历史背景等的不同，堡寨聚落可分为堡寨村落、有城防的集镇、大型富家宅院堡寨、屯兵屯田堡寨等不同类型[1]。在众多的堡寨类型中，有一种主要分布在河湟地区的特殊堡寨，具有堡寨与寺庙两种建筑特征，本文称之为“寺庙堡寨”（简称“寺堡”）。虽然历经战乱与时代变迁，众多寺庙堡寨消损湮灭，但仍有少数遗存，如瞿昙寺、弘化寺等，亟需价值挖掘及保护性研究。
一、河湟地区寺庙堡寨分布与概况
从现存寺庙堡寨及寺庙堡寨遗址的情况看（见表1），寺庙堡寨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其中以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辖域内最多（图1）。青海东部的建筑遗址密度远远大于西部地区，现存290余座古城址，主要分布在海东地区及海北、海南、黄南各州，玉树、果洛等西部各州则相对较少分布[2]。寺庙堡寨分布与青海古城址的分布情况十分相似，分布区域与河湟地区①的地理位置高度重合。河湟地区的概念起于汉代，唐代泛化为西部疆域，在宋代逐渐清晰，后一直沿用至今[3]。其地理范围在历史上多有变迁，现一般指青海东部，青海与甘肃的交界地带（图2）。河湟地区处于汉藏交界之地，自古以来便是军事战略重地，明廷在河湟的“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等政策催生了寺庙堡寨这一聚落类型的形成，后又随着清代国家政策的改变而衰落。
二、河湟地区寺庙堡寨形成及发展背景
（一）自然环境与战略位置
青海境域广阔，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各区域呈现截然不同的地理风貌，总体来说可分为青东部季风大区、青西北干旱大区和青南高寒大区。其中东部季风大区人类活动较为广泛，是重要的农业区;西北干旱大区人类活动一般，有大片荒漠戈壁;青南高寒大区则主要為游牧区及无人区。河湟地区位于东部季风大区，也是农渔林牧分区中唯一的综合农业区，民间称“三百里湟川”[4]。这种分区与自然气候及山脉水系走向密切相关，河湟地区处于“三山夹两谷”的地貌环境中（图3），三山指北部的拉坂山、南部的拉脊山和西南部的西倾山余脉，两谷指黄河谷地与湟水谷地[5]。河谷两岸拥有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气候条件，这使得河湟地区十分适合农耕。而周边的高山阻隔了山的另一侧周边地区的交通，气候干旱寒冷，更适合游牧生活。河湟地区南、北、西三侧虽都有高山阻隔，但东侧与中原大地相连，交通较为顺畅，因此这里也成为汉族文化传入的通道。这种天然的地理差异与阻隔，奠定了河湟地区与周边地区截然不同的文化基础，也分别孕育了不同的民族。各政权以河湟作为进攻的根据地，同时也是镇守腹地的边境防线，故而建造了大量军事建筑。这种地理位置的战略性在各历史朝代的版图上得以印证。河湟地区在汉代处于汉王朝与羌②的交界处，在唐代位于与吐蕃接壤处，在宋代为北宋、吐蕃与西夏汇聚之地，皆处于风暴的中心，是各方势力的必争之地。
（二）历史发展与国家政策
河湟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战略要地，各朝代在此筑堡驻兵以防御外敌。《秦边纪略》中载：“西宁据兰、靖、宁、延之上游，当庄浪甘、肃之左腹。王韶谓：‘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由是观之，西宁为重于河东西有较然矣。”[6]明代统治者在河湟地区采取了“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等政策，册封了众多高层僧侣，授予禅师、大国师等称号，使其统辖周边寺族，并且钦派官兵驻守寺庙堡寨。寺庙堡寨拥有自己的士兵、监狱、衙门等，直接向周边寺族征税，并掌握地区的贸易权。这意味着河湟地区的寺院不仅是宗教中心，还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寺庙堡寨自形成后在河湟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负责寺族的管理和贸易朝贡，还多次阻挡了敌军对西北的军事入侵，是西北边疆不可缺少的武装力量。直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叛乱，并煽动河湟寺庙堡寨的喇嘛及僧众参与战争，后被清廷平息[7]。此次战乱后，清代统治者开始削弱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势力，“……以沿边各寺族剌麻有名国师、禅师者，明目不合，宜收前明各敕印，换给僧纲、都纲职衔，议给衣单口粮。其原管番族，归州县管理;原征香粮，归作正赋。”[8]寺庙堡寨逐渐走向衰落。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战争波及河湟地区，不少寺庙堡寨毁于战火。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许多寺庙的佛像被砸、城墙被削，寺堡建筑也损毁严重。
（三）民族融合与文化碰撞
与汉族居多的中原相比，河湟地区不仅民族众多，而且文化糅杂，这与历史上持续的战争、移民等因素有关。河湟最早为羌戎部落的游牧之地;两汉时期，中原政府实行“徒民实边”，强制迁徙汉人入内，移民人口主要为刑犯及其家属;唐代为与吐蕃对峙，在此地屯军屯田;明代大兴军屯、民屯;清代除军屯外，还有许多百姓受自然灾害影响自发迁徙至河湟[9]。此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政权曾进驻并在此发展势力，包括吐谷浑王朝、吐蕃王朝、蒙古族政权等。民族迁移带来了文化碰撞和文化融合，这种融合至明清时期已基本完成，形成了以汉、藏、回、土、撒拉和蒙古族为主，多民族混居的格局[10]。这种民族和文化的混杂与河湟天然的枢纽位置密切相关。河湟地区位于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区三大自然气候区的交汇处，同时也是中原汉文化、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和青藏高原藏文化碰撞、汇聚及交融的地方[11]。自古以来，东部农耕地带为汉族根据地，而西部地区则为游牧民族的大本营，不同民族在历史上经历过战争、通婚、贸易，在河湟地区这一交界地带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点。河湟地区的大部分民族皆信仰藏传佛教，因此寺庙地位极高，村落大多围寺而居。民族文化对建筑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河湟建筑大多同时受汉文化、藏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三、河湟地区寺庙堡寨防御空间与组织
（一）防御体系构成
明代疆土是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军事系统自上而下包括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12]。明代在河湟地区设西宁卫和河州卫，各领千户所与数堡寨，其中也包括寺庙堡寨。寺庙堡寨作为一种特殊的堡寨类型，数量并不多，如西宁卫下辖99个堡寨，其中寺堡仅有张家寺堡和瞿昙寺堡[13]。同时，明代在西北设立西宁僧纲司、河州卫汉僧纲司、河州卫番僧纲司，一个卫可辖一个或数个僧纲司，这些僧纲司往往以寺院为根据地开展各自的统治，这些寺院即本文所论之寺堡。《明实录藏族史料》中记载：“三敕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创佛刹于碾白南川……上赐名曰瞿昙寺……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14]其中瞿昙寺便是西宁僧纲司所在地。因此寺庙堡寨同时受卫所和僧录司管理，并直接归属于中央朝廷管辖。
和平时期，各个寺庙堡寨作为政教合一的地方族群，分别从事耕地、游牧、茶马贸易等活动。由于西北边疆长期受游牧民族的侵扰，入侵方向不定，故每个寺庙堡寨都须呈备战状态。外敌入侵时，众多寺庙堡寨、军事堡寨等协同而战。《秦边纪略》称“其熟番皆辖于土官，其黄衣僧皆听命于国师。……无事则耕牧为主，有事则相为守助。”[15]寺庙堡寨的统领僧官战时须带领僧兵御敌，同时生活在寺院周边的寺族也多具有战斗力。《西宁志》载，明万历年间海虏入侵，西纳、敕卜尔、大昝咂、申中各族“共愿出精兵三千人，与汉兵犄角剿虏”[16]。这些寺族大多受寺院统领，战时可形成抵御力量。此外朝廷也会派遣军队驻守其中，如弘化寺堡有“官军五百名防守，冰泮放回”[17]。因此从防御关系构成角度来看，寺庙堡寨中的主要武装力量由寺内僧兵、周边寺族和驻守军队三部分组成，形成僧官-僧兵-寺族-驻守军队的防御层级。与此相呼应，寺庙堡寨的防御体系包含寺院防御和外围居民区防御两个系统，形成内外两层线性防御设施（图4）。
（二）空间布局
寺庙堡寨的兴盛与中央王朝的扶持密切相关，因此受汉文化的影响极大，同时由于地处汉藏交界地带，不可避免地受到藏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汉藏混合的建筑布局和风格。首先体现在布局上，寺庙堡寨中的建筑多布置为中轴对称的院落式结构，这是典型的汉传佛寺布局。但其僧侣居住区则与汉传佛寺不同，汉式僧舍一般位于寺院内部，与厨房等共同组成寺庙后方的生活区（图5）;藏传佛寺的僧舍则一般位于寺院外部，且为私人修建，如喀德喀寺的僧舍，即为俗家出资修建而成[18]。如瞿昙寺的“囊谦”（即居住生活区）位于寺院的东北角，独立于整体寺院之外（图6、7）。弘化寺东侧也有独立的僧舍，拥有自身的城墙及防御体系[19]。其次在建筑类型方面，寺庙堡寨中既有汉传佛寺建筑，如山门、佛殿、钟鼓楼等，又有藏式建筑，如西纳寺的昂欠、经堂，喀德喀寺的经堂、贤康，弘化寺的经堂、昂欠等。寺庙堡寨中还大多建有佛塔建筑（图8），这也是藏传佛寺区别于汉传佛寺的典型特征。
与普通寺庙不同，寺庙堡寨除了寺院建筑外，还一般建有监狱、衙门、驻兵地等，作为行政、司法和军事行为的场地。由于多数寺堡损毁严重，难以对这些建筑进行实地勘测，但在文献记载和当地口述史中可依稀窥得其历史面貌。《循化志》载：“伊等各有衙门，各设刑具，虎踞一方。”[20]据当地人所述，弘化寺城内东南角原有监狱，后损毁无存，这与文献中所载一致。驻兵地位置不详，但一般军事性质堡寨的驻兵营地皆设在主堡区外，有单独的场地及防御体系。寺堡城墙以长方形居多，这符合佛寺的基本布局，也有椭圆形、方形、平行四边形等形状，如德加寺平面呈椭圆形。城墙一般为夯土筑，外设护城壕。四角及四面城墙或有马面，为阻挡进攻所用。城门外一般有瓮城，门向不定。
综上可知，寺庙堡寨的空间布局以寺院布局为基础，融合了外围线性防御设施（城墙、城门、瓮城、护城壕等）和防御性功能空间（驻兵营地、监狱、衙门等）（图9）。外围建城墙，或设护城壕;入口处多设瓮城;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城门、山门、经堂、佛殿、佛塔等建筑;两侧布置配殿，有時也设佛塔;监狱、衙门等建筑一般设于寺堡内，而僧侣生活区、驻兵营地等则位于堡墙外;寺外多有居民区，周围建防御城墙（图10）。
四、河湟地区寺庙堡寨典型特征
（一）聚落功能
堡寨聚落基本功能可以概括为防御、饮食、居住和精神信仰四类，对应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如水、食物和建筑，精神需要如宗教信仰、娱乐活动等。聚落的几个基本要素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会有所侧重，如普通聚落往往在防御这项功能上较弱，因为外部环境相对较为平稳，但即使是在最为安全的环境下，聚落依然保存一定的防御功能，如各家各户的栅栏和门，便是最简单的防御体系。城池是较为特殊的聚落，它基本剥离了生产功能，而是通过交易的方式换取粮食。通过几种堡寨聚落类型的对比可知，军事堡寨侧重于防御，地主庄园侧重于居住，村落堡寨侧重于居住和生产，寺庙堡寨则侧重于精神信仰（图11）。寺庙堡寨中也有居住、防御、饮食等功能，但其精神信仰需求比起其他堡寨聚落更为突出，大部分建筑是为宗教服务的，这是寺庙堡寨的典型特征之一。
（二）防御空间
寺庙堡寨的空间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这与其他类型堡寨聚落有所不同。地主庄园归庄园主私人所有，除主人亲眷及僮仆外不可进入，战争时期避难也非对外开放，私密性最强。村落堡寨和军事堡寨成员组成复杂，但居民较为固定，外来人口并无位置。但寺庙堡寨由于其宗教属性而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平时信众多可入内参拜。战争来临时，寺庙堡寨往往将四周百姓纳入防护中，这近似于城池在战争中的作用。李约瑟在评论中国城池时曾提道：“……贯穿中国的历史，封建城堡与城镇之间没有区别;城镇就是城堡，除了作为行政中心之外，它是为了能够作为周围农村的保护者和庇护所而建立的。”[21]寺庙堡寨较为开放的空间及防御圈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政教合一的政治政策，同样政教合一的堡寨格局在藏区的宗堡建筑也得到体现（图12）。宗堡是一种集宫殿、寺院和防御等功能于一体的传统建筑，主要分布于藏族文化区[22]。河湟地区处于汉藏交界处，受藏区文化影响可能性极大。 （三）社会结构
寺庙堡寨内部成员主要有僧官、僧兵、僧侣（普通僧人）、驻守士兵等，有时僧兵与僧侣（普通僧人）可角色重合，寺堡的政治、经济、军事功能多可辐射周边寺族，起到管辖和保护的作用（图13）。各类型堡寨聚落的社会结构有所不同，其中仅村落堡寨中社会关系较为平等，其他堡寨皆有不同程度的从属关系。从社会关系角度看，寺庙堡寨的结构与城池比较相似，僧官作为寺堡的首领统辖周边百姓，同时受到中央朝廷的管制，这几近于地方官员的职责。从防御和军事角度来看，寺庙堡寨又与军事堡寨性质类似，皆非民间自发性防御，而是由国家统一组织调派军队的军防堡寨，与之相对，地主庄园与村堡镇堡为民间自发组织修建的堡寨聚落，属于民防堡寨的范畴。但普通军事堡寨一般不涉及经济政治往来，而是着重于军事防御功能，堡内士兵与居民的角色高度重合，这与寺堡管辖普通寺族百姓有所差异。
五、结语
河湟地区拥有特殊的地理及历史背景。在自然地理方面，河湟地区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同时也是青海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分布着大量城池与聚落;在人文历史方面，河湟战略位置重要，民族关系复杂，并且百姓大多信仰藏传佛教。人口聚落与民族斗争导致战乱，战乱催生堡寨的产生，宗教信仰使得寺庙成为此地区的统治中心，种种因素最终促使了寺庙堡寨的形成。寺庙堡寨的建筑年代多在明代，这与明统治者对河湟寺庙的政策性重视有关。寺庙堡寨是堡寨聚落在河湟地区的一个特殊子系类型，其布局一般与汉传佛寺相似，同时拥有城门、城墙、壕沟、瓮城、马面等防御系统，部分寺庙堡寨还附有居民区及外围防御设施。寺庙堡寨既是宗教场所，又是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堡寨，在聚落功能、防御空间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皆与其他类型堡寨有所不同，是堡寨聚落群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黄河流域传统堡寨聚落群系整体性研究”（编号：517784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明代海防工程工事体系构成与影响机制研究”（编号：52078324）]
参考文献：
①今河湟地区的具体地理区划较为模糊，学术界一般指日月山以东，黄河龙羊峡-松巴峡-积石峡干流以北的湟水流域和大通河中下游地区，位于青海省的东北部。详见：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9。河湟谷地行政区划涵盖了西宁的城区、湟中、湟源、大通，海东的民和、乐都、互助、化隆、循化、平安，以及黄南的尖扎、同仁的部分，海北海晏的大部分，海南贵德的部分。详见：张忠孝.青海地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3。
②“羌”即牧羊人，是中原对游牧民族的称呼。详见：崔永红等.青海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24。
[1]王绚.传统堡寨聚落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24-25.
[2]國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26.
[3]金勇强.“河湟”地理概念变迁考[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45-50.
[4]张忠孝.青海地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123-162.
[5]《中国地理百科》编委会.河湟谷地[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11.
[6]（清）梁份.秦边纪略[M].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53.
[7]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180-186.
[8]（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532.
[9]戴燕，丁柏峰.河湟区域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8-53.
[10]张忠孝.青海地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223.
[11]《中国地理百科》编委会.河湟谷地[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9.
[12]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J].历史研究，1989（3）：135-150.
[13]（明）刘敏宽，（清）苏铣纂修.西宁卫志西宁志[M].王继光，辑注.王昱，马忠，校注，1993：176-186.
[14]顾祖成.明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95-96.
[15]（清）梁份.秦边纪略[M].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34-35.
[16]（明）刘敏宽，（清）苏铣纂修.西宁卫志西宁志[M].王继光，辑注.王昱，马忠，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243.
[17]（清）王全臣.河州志[M].永靖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刘电能，沈文学，校注.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38.
[18]毛瑞.喀德喀寺：一座汉藏边界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与现状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7：70.
[19]张潇阳.佐摩喀的弘化寺：一座汉藏边界敕建寺院的兴衰[D].兰州：兰州大学，2016：48.
[20]（清）龚景瀚.循化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137.
[21]（英）李约瑟，（加）叶山.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229.
[22]周晶，李天.西藏宗堡建筑探源[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3（4）：56-61.
（责任编辑：张双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