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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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宗周礼乐文明的载体之一,《诗》在产生初期即兼有两种功能:既是助成礼典的重要仪轨,也是承载周人德教理想的文本经典。它以歌、诵、赋、引等多种形式出现于各种公私场合,是周室贵族的公共知识资源。随着宗法制的崩解和礼乐文明的衰落,《诗》作为仪式的展演频次大大降低,甚至由于晚周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化,其作为言语“谈助”的功能也逐步衰落,《诗》学主体逐渐从贵族转向布衣之士。作为古老的“王教”经典,《诗》一方面成为布衣者获得知识人身份、跻身士阶层的依傍,另一方面也随着新兴儒士的传习而发生文本形态、阐释向度等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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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宗周礼乐文明的载体之一,《诗》在产生初期即兼有两种功能:既是助成礼典的重要仪轨,也是承载周人德教理想的文本经典。它以歌、诵、赋、引等多种形式出现于各种公私场合,是周室贵族的公共知识资源。随着宗法制的崩解和礼乐文明的衰落,《诗》作为仪式的展演频次大大降低,甚至由于晚周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化,其作为言语“谈助”的功能也逐步衰落,《诗》学主体逐渐从贵族转向布衣之士。作为古老的“王教”经典,《诗》一方面成为布衣者获得知识人身份、跻身士阶层的依傍,另一方面也随着新兴儒士的传习而发生文本形态、阐释向度等方面的变化。这些转变透露出《诗》文本权威性来源的隐微转移,在“六艺”经典化过程中颇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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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之变”是明清易代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不仅带来南北政权的分立,亦使两方文人遭际迥异。而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也因时间和空间的错位而呈现出时间先后、地域南北上的显著差异。滞留北京的文人多是甲申之变的亲历者,迫在眉睫的国变家难在诗歌中留下深刻烙印。相比之下,南方文人闻讯滞后月余,其诗歌中既有故国黍离的悲愤,也有因“后闻”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憾恨。北都凶问与南都立国的接踵而来,又使此时南方文人的诗歌中呈现一种悲喜交错的情绪。乱世带来的地域隔绝和易代带来的家国丧乱,造成了南北文人心中无法规避的漂泊感。
宣统元年(1909),陈衍编选的《石遗室师友诗录》首刊于沈宗畸主编的《国学萃编》。其体例首列姓名、字号、籍贯、仕宦经历、著述,次为诗话,之后即所选诗作。故而最早的《石遗室诗话》并非刊载于《庸言》,而是出现在《师友诗录》中。民国间,《石遗室诗话》先后刊载于《庸言》《东方杂志》。民国十八年(1929),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衍致赵尊岳信中曾表达对商务印书馆此次刊行的不满,此刊本中确有很多疏漏,如将注释的小字印成与正文同样的大字,或形近而误等等。然亦有因石遗年事已高,记忆不准而致误者。民国二十四年(1935),
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心(筹)、《古典学集刊》编辑部主办的“第一届汉唐注疏思想沙龙”于2018年3月10—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八位学者参加会议,共提交八篇论文。日本京都大学古胜隆一《郭象在魏晋〈庄子〉注释史上的位置》对郭象《庄子注》与目前残存的东晋崔譔注、向秀注、司马彪注进行比较与分析,指出郭象虽然的确踏袭了三家注,但也从独自的视角出发重新全面解释《庄子》。北京大学程苏东《日传本〈五行大义〉所见古本〈春秋繁露·治顺五行篇〉辑证》厘清了日传本《五行大义》正文、注文合写的文本结构,对所引
夏侯审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卢纶考》曾附考其事迹(参见《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10—511页),后储仲君先生对其生平有较详笺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四“夏侯审”条笺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册,第67—71页。下简称《校笺》),陶敏、陈尚君两位先生又有所补正(《唐才子传校笺》卷四“夏侯审”条补正,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册,第176—177页。后陶敏对夏侯审小传又有纠订,参见《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辽海出版社2010年版,上册,第543—544页
2017年12月8—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与文献学优势学科团队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新视野与新途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四十六所高校共七十六人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研究员致辞,他特别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应坚守中华文化本位和创造当代文化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和融会贯通。
2018年1月1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北京地区“第二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前沿问题中青年学者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本市十余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出版机构的二十余位中青年小说学者,出席了本次座谈会。与会学者主要论及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如何突破古代小说研究的困境。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在致辞中指出,古代小说的研究正在经历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应当对整个20世纪的古代小说研究进行反思,这是小说研究出现新局面的前奏,而这正要依靠在座各位的努力思索与研究实绩。
宋仁宗朝宋夏战争激起边塞诗的写作热潮。梅尧臣、苏舜钦尤具参与感,各以“通儒-幕僚”“烈士-武将”两类虚构的“文化人格-政治角色”为中心将边塞诗汇成风格独特的文本系统。梅注《孙子》,欲入边幕,其边塞诗因幕僚思维和儒者认同,一则重视析理建策,关注幕僚群体,二则承载悲悯情怀和通儒理想。苏作边塞诗鉴于宋将无能,由烈士向慕导向武将想象,发扬中古边塞诗的抒情传统,形成公私话语的背反。梅顾虑儒者论兵,苏反思烈士人格,又可见政治文化的影响。梅、苏的边事书写不仅集中显示两人诗风的差异,亦标志宋代边塞诗形成自身特色,这表现为
八景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自北宋宋迪作《潇湘八景图》始,风行天下,历久弥盛。八景以叙事为中心,形成了图、诗、文三体合作的艺术形式。围绕着对八景的塑造,士人、国家、地方分别与八景建构出不同的权力关系,在这样的复杂权力关系网络中,文学艺术的表达本身退居次要位置,成为追求文化权力的工具。八景成为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符号化,高度稳定的符号造成了审美的固化和僵化,导致八景文化的衰落。
宋代文人对于墨的把玩,是一种深入过程、体验趣味的生活艺术。这种嵌入式的艺术活动,消解了人与物的距离,增加了人对物的亲和感。宋人以墨为题的各体文学,真切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审美体验与生活趣味。以买墨、用墨、试墨、辨墨、品墨为纽带,宋代文人与墨工、墨商等“以墨客游缙绅间”的准知识分子之间,互为依存,进行相对平等的人际交流。这种因商业文明而带来的新的社会阶层关系,给宋代文学注入了一些新质。宋人以墨为题的诗,北宋、南宋初期人多用古诗。这种体式,能充分展示诗人创新变化的才力,给旧的或容易落入窠臼的题材带来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