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慧，本刊资深记者。3月19日赴武汉采访近一个月，发回多篇独家报道）
　　这个曾是我春游列表里最具市井气和烟火气
　　的樱花之都，在那时像座空城，让人心生恐惧
　　3月中旬，当我抵达武汉时，这座城市已进入疫情的后半段：封城50天，确诊病例逐日递减，复工复产、恢复城市运转被提上日程。
　　尽管社交平台上有过很多对武汉封城的描述，但我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到了：大街上空旷无人，临街商铺店门紧闭，零星的人气藏匿在外卖员车后座超负荷的箱子里。这个曾是我春游列表里最具市井气和烟火气的樱花之都，在那时像座空城，让人心生恐惧。
　　一
　　第一次被窗外的噪音惊醒是3月25日，清晨5点半，那是一连串的机动车声响。我兴奋地拉开窗帘向外探望。绿灯刚亮，两辆公交相向而行，为数不多的轿车踩下油门，疾驰而去。这是过去的几天里，这条大道上从未有过的欢腾。
　　此前一天，武汉市政府宣布了恢复公共交通的举措，117条公交线路和多条地铁都逐步恢复运营，少数的私家车也被允许上路。公共交通的恢复，是这个城市疗愈的第一步。即使是我这个跟武汉仅有几天交集的外乡人，听到这个消息也兴奋不已。
　　在武汉期间，我多在社区“流窜”。走在死寂般的巷子里，我会下意识地哼两句歌壮壮胆。
　　街道里猛然多个生疏面孔，也会招来一些非必要的询问，扑面而来的武汉话和大嗓门听起来带着“攻击性”，就像视频里“汉嫂汉话十级”的那个分贝。大多数社区会当场拒绝我的采访请求，并义正严辞地告诉我，街道有要求，不能接受采访。
　　再过一会儿，见我仍不走，也有人会扯着嗓子跟我喊一句，“现在已经好很多了，2月份那过的什么日子。”紧接着就是摆手催促我离开，然后跟邻座用武汉话低声打开话匣：“真是作孽哦……”
　　走向硚口区社区的路上，整条街道除了我，只剩下全身脏兮兮、瘦得皮包骨的流浪猫。我吓得加快了步速。硚口区属于疫情“重灾区”，每个小区门口都设置了关卡，内外难互通，居民生活都靠社区来完成。
　　跟社区工作人员小曹的谈话总是被电话铃声打断，他手机响起的频次以分钟计算。打完一通电话面露倦容，等到电话再次响起，他又以标准化的语言回复：“您好，这里是社区，您有什么需要？”
　　问他为什么干得下去，他说没办法，社区工作人员病倒了好几个，没其他人了。白色的板墙上贴着居民们的各种需求：送医、买药、买菜……小曹二十来岁，1米85的大高个。我默默坐在一旁，等待着他完成手头上“紧急的工作”。偶有喘息时刻，他会指向后面的板墙说：“你看都开始要白醋黑醋了，离正常化也不远了。”
　　二
　　志愿者友君是我在武汉见过胆量和力气最大的女生。去找她时，导航总显示偏离路线。走了近两公里，七拐八绕地在一个停工的汽修厂找到了，附近真可以用荒无人烟来形容。
　　临近中午，友君想做西红柿鸡蛋面，但是没鸡蛋了，只能用西红柿配着两颗大蒜煮面。疫情期间物资补给极不方便，中午就得泡面和煮面轮换着吃。她连吃三大碗，说一会儿得干活。
　　下午跟着一起搬了二十多箱60斤的粮油后，体力不支的我开始大口喘气，肌肉酸疼。不到1米60的友君咬着牙憋着劲儿把箱子全部装车，格子裙上蹭满了灰，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她说，力气是练出来的。封城之后，她从医疗物资搬到爱心菜，一天下来几百斤的搬运量。她打趣说，长出来的肌肉都减不下去了，听得我有些心疼。
　　有一次，我搭一位下沉干部的便车。打开后车门，座椅上铺了层棉被，上面放着军大衣，他对车里的杂乱一脸抱歉。过去一個月他几乎都睡在车里，白天在社区，晚上值守社区卡口，有时还要见缝插针回单位处理公务。他给我看了一个月没回家后的自拍，胡子拉喳，“像个野人”。
　　有几位社区女书记告诉我，她们很多次都觉得要绷不住了。夜里绝望到想哭，一早醒来又要在繁杂事务里消磨掉悲愤，咬着牙坚持下去，直到自己的辖区成为“无疫情小区”。
　　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把人对待哀伤和灾难的过程分成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我难以从片刻的对话里想象，过去的一个多月里这些见证生死疲劳的人如何说服自己一路坚持。
　　我每天跟不同的人说话，但还是觉得压抑。入住的酒店临街，偶尔一辆车驶过，那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就能缓解一些，这是在静寂环境中憋了太久的表现。我忍不住想，才到武汉几天就这样不舒服，那些难以出门、热衷市井生活的武汉人该如何消解心里这份憋闷？
　　某一天，我跟朋友相约去江边走走，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夜晚。夜晚的武汉五光十色，走到江滩，两岸的建筑成了“巨屏”，用灯光打着“武汉加油”“致敬医务人员”。既然街道上都没人，为什么还要亮灯？朋友的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这时候，灯在武汉就像是希望，武汉人在家看到亮光，绝望也许就会少一些。
　　三
　　恢复公交运营的第一天，公交车大多空载，站点无人，司机也不用停，一脚油门踩下去留下一串尾音。清洁工准点到岗，拿把大扫帚，“唰唰唰”，有节奏地把落叶扫掉。公园的保安守着空园子近两个月，终于迎来了零星的晨练者，打开健康码、测体温，他似乎有些不熟练，对着入园者的手腕开关了好几次体温计才测出可放行的正常体温。
　　武汉市在3月20日宣布“无疫情小区”占比已达88.7%，居民的非聚集性活动日渐恢复。
　　商业活动也随着武汉的“重启”在逐步恢复。3月底，我去了楚河汉街，这条汇集着众多一线品牌的网红步行街仅开了60%的店铺。绝大多数商家都挂出了打折的牌，一家服装店全场5折，包括新款。店员说，连着两个月没开门营业，没有进账，就想做些活动吸引客流。一位女顾客一口气买了10件衣服，店员笑笑，“一看就是太久没花钱了。”
　　手艺人也在打折。在步行街过道里租了个铺面给路人画肖像的店主见我跟她聊两句，抓着我不放，让我千万找她画个画。月租一万块的租金，她不想亏太多。重新开张两天，只有一个顾客。墙上360元的定价，她一再压低价格，160元给我画一张。我说时间来不及，她说给我寄。后来又在微信上给我连发五六句长语音，跟我讲述她的不易。
　　我再路过她铺面时，她正在给我发微信，用手写板，一笔一画地打字。我拗不过，最终画了张彩画。等收到画时，我哭笑不得，完全不像本人。后来才得知，为了促成这单，她还自费出了画筒钱和邮费。
　　守在江汉路步行街等订单的外卖员小赵枯坐一个多小时了。疫情最严重的一二月，大家都闭门在家，那时他一天最多能跑40单，一个月能挣一万块，是平时的两倍。到了三四月，疫情出现好转，骑手越来越多了，单子不好抢。
　　就在这天早晨，小赵还看见有二十多岁的姑娘穿上工作服，加入了送外卖的队伍。“狼多肉少”，少数开门的几家店铺的订单不足以“普照”到守在路边等待的十多位骑手。手机电不足，小赵就插上充电宝继续等。这样等上一天，最多也就接20单。
　　四
　　4月8日，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制，居民可以短暂外出遛弯，这一刻来之不易。疫情前，饭后遛弯到江边赏景是这个千万人口的中部城市最平常的事。
　　江水一浪浪打向岸边，冲刷掉滩边留下的脚印。人已经有一些了，但是都很安静，坐在岸边吹吹风已足够惬意。“在家憋两个月，人都要憋疯了。”一个垂钓者说。他反复将浮漂调整到最适合水深的位置，太久没钓，他有些手生了。
　　在江边，我也见过深夜的哀伤。那是4月4日，清明节。白天这里举行了国家公祭日的哀悼仪式，人群聚集在江滩的街道上，悼念疫情中逝去的人们。当晚，我和朋友再次回到白天的悼念点。鲜花被移走了，人群也散了，街道又是空空的样子。
　　走在附近的巷子里，一个男人正在烧纸，走出一两米还能隐约听到他克制的啜泣声。再往深处走，一个男人背着手站在烧完的灰烬前沉思。江滩的台阶上，一位志愿者哭得撕心裂肺，他的同伴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战友在疫情期间去世了，他喝了酒，才能这么宣泄出来。
　　临走前，我又看到武汉人再次以热干面“过早”，在东湖边散步解闷，三五成群聊着新见闻。外乡人迫不及待想按下快进键，看看这个经此创伤的城市会恢复成什么样，这些疫情风暴中心的人会如何讲述这段被载入史册的抗疫生活。这些只能由咬牙坚持、不认怂的武汉人交出答卷。
　　终归，这是他们的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