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新型的出版物，数字文本正在重新构建传统的印刷文化。这不仅给社会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给出版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本文首先比较了出版学与出版史学、文本社会学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出版学的最终目的是理解文本交流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随后引入技术分析维度，指出任何时期的文本生产和复制技术都会对社会大环境产生反作用。技术变革推动文本形式变更，因此文本形式具有历史阶段性，数字文本是抄本和印刷文本的延续。最后，本文比较了出版学与媒介研究，认为必须用出版学来研究文本媒介。总之，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版学研究可以借鉴文本社会学、书史学、文献学、媒介研究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当前的文本技术变革为出版学研究提供了历史契机，出版学研究者应当把握机会，积极研究数字文本以丰富出版学基础理论。
【关键词】技术变革 数字文本 出版学
译者序
当前出版发展面临数字化冲击：数字文本爆炸式增长、新型出版物涌现、人们的读写习惯和能力悄然变化、传统出版学的文本概念受到挑战、印刷文化正在被解构……然而出版学基础理论薄弱，许多问题仍然困扰着研究者，例如：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界定数字文本？如何面对数字文本与印刷文本共存的现状？
这篇文章从文本社会学的角度思考出版学的目的和意义，认为应当突破出版学研究的历史局限性，拓展出版学研究边界以容纳数字文本。同时，作者指出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版学研究可以借鉴文本社会学、书史学、文献学、媒介研究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这为出版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助于出版学研究从更长远、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书籍和阅读在人类文化中的作用。
这篇文章的原作者是亚德里安·范德·威尔教授（Adriaan van der Weel）。威尔教授是荷兰莱顿大学人文科学学院社会艺术中心的教授、国际知名出版学研究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书史、数字媒介、英语文化以及媒介研究。
为了促进国内外出版学学者的沟通交流，推动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威尔教授已同意将此文翻译为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史研究》上发表。
一、问题的提出
电子书自诞生以来就被人诟病“没有做到彻底的数字化”，并且被当作新型的纸质书模仿物。从事技术创新的人常常引用“无马之车综合征（the horseless carriage syndrome）”来讨论出版业发生的这类现象。例如，曾有人认为最早的印刷书是手写稿的模仿物，并且认为这种模仿完全没必要，因为印刷书在字体的使用上几乎与手写稿没有区别，包括缩写、装饰性的大写首字母缩进，以及标红等。由此看来，电子书需要全面改造，采用数字化手段对其进行“优化”，以避免成为纸质书的复制品。20世纪90年代末，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Adams）在他为航海者“扩展图书”系列（Voyager “Expanded Book” series）所做的宣传中指出：数字时代出版业的关键问题在于“创新图书形式”。
假设电子书更加的“数字化”，结果又会如何呢？电子书还是图书吗？还是会跨越无形的分界线，变为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游戏或网页出版物？我们需要为电子书发明一个全新的出版物类别吗？尽管这类广义上的“书”至今还没有成为出版行业的主流，但它们仍然是备受争议的焦点。
不管电子书是否得到优化，它都属于数字文本的范畴。不断扩展的数字文本正在颠覆过去相对稳定的文本概念并重新定义“书籍的秩序”或者说“印刷文化”。无论纸质书采用何种数字化形式，数字文本已经对阅读和“书籍的秩序”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很可能继续扩大。数字文本增长势头强劲，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从新闻到博客，从文章到数据库，各种形式的网页数不胜數。我们的交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依赖媒介，而且大部分是以文本的形式，这加速了数字文本的增长。短信和社交媒体正在取代面对面交谈和电话通话。当下，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短信、Whats应用软件、脸谱网和其他文本形式正在爆炸式增长。
在数字化带来的诸多影响中，让研究者最为困惑的是数字文本超出了传统出版学所定义的文本边界。面对书籍的游戏化和视频化趋势，基于文本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虽然社交媒体是重要的文本交流形式，但是出版学研究者真的应该去研究社交媒体吗？在数字化冲击下，我们能否开拓出版行业的利基市场？又该如何描述这个利基市场呢？
不管这些批判性问题存在多大的合理性，我认为出版学应当研究数字化现象。对数字化持观望态度的人认为预测未来是徒劳的，并且反对那些宣称革命的浮夸主张。但是，我仍然认为除了保持理性的兴趣或态度以外，还有充分的理由值得我们研究数字化现象。
二、出版学、出版史学与文本社会学的关系
如何定义出版学，这显然不是一个新问题。麦肯锡（D.F.McKenzie）可能是第一个提出数字文本形式这一概念的人（出自麦肯锡的经典著作《文献学与文本社会学》）。麦肯锡认为出版学（或者他口中的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要全面且有包容性，非文本记录尤其应当包括在内。他将文献学定义为“研究作为记录形式的文本，以及文本传播过程的学科，包括文本的生产和接受”。学界普遍认可这一定义。然而，麦肯锡对“文本”概念的解释却过于宽泛。他所定义的文本包括“语言的、视觉的、口头的和数字的数据;以地图、印刷品和音乐的形式，记录声音的档案、电影、录像和计算机存储的信息;从碑文到最新唱片都包括在内”。他认为“这些新形式带来的挑战是无法避免的”。麦肯锡当时显然不知道将计算机存储的信息纳入文本范畴会带来多大的挑战，尽管他一定知道将非文本记录形式纳入文本范畴已经带来了巨大困难。
麦肯锡的阐释影响深远，引发了许多讨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们或许能够穷尽各种文本形式，但是依靠列举来定义“文本”未免过于天真。况且麦肯锡的目的不是定义出版学，而是“重新定义文献学”。 要想打破僵局，我认为不应该将目光局限在出版学应当研究什么，而应当首先思考为什么要研究书籍、阅读和图书贸易的历史。出版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应当是什么？麦肯锡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出版学应当是“文本社会学的研究”。在20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历史学年鉴学派推崇的书史研究的基础上，麦肯锡提出了文本社会学，这对于传统的英美文献分析学来说是全新的概念。文本社会学“指导我们思考在文本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每个环节，人类行为的动机和交流特点是什么。它提醒我们关注制度及其复杂结构，以及对社会话语所造成的影响”。因此，文本社会学强调社会环境下的文本意义构建，以及文本、识字和阅读的社会意义。
纵观过去半个世纪的出版学研究成果，就像在一个研究型图书馆的珍本部浏览，总会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收获。已有的出版学研究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微观层面的研究成果涉及实际问题，例如，建立某一文学体裁的文献库，包括手稿和印刷本;从中观层面可以分析书籍进化和教育史的关系;宏观层面则涉及文本交流如何塑造意识形态和现代社会这一核心问题。我认为宏观层面的研究才达到了文本社会学研究的高度。宏观研究综合了微观研究与中观研究，通过宏观研究我们才能理解出版学的统一性。
伊恩·威尔逊（Ian Willison）非常关注宏观层面的研究。2009年，威尔逊发表了论文《人文科学领域的出版史学研究》。在这篇文章中，威尔逊总结了“出版史的新发展”。
所谓“新的出版史学”……是指将书籍视为文化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视角来思考书籍的作用：思想从作者和编辑手中传播到大众读者，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思想载体的图书发挥了什么作用。同时，思考图书和其他媒介的联系，例如口语、手稿、报纸和当前的电子通信方式。
威尔逊认为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是新出版史学的创立者。二人于1958年出版了《书籍的诞生》，奠定了新出版史学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威尔逊进一步阐释道：
新出版史学认为书籍是文化发展的催化剂。正如马丁（Martin）和夏蒂埃（RogerChartier）合著的《法国阅读史》中所指出的：以这种新视角研究书籍、出版和阅读的历史，可以重新解读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或西方历史。文本的生产和阅读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新出版史也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它与传统的历史学截然相反，后者关注高度政治化的历史事件。
显然，出版史学作为一种文本社会学，对社会精神文化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威尔逊的大胆创见是：具有包容性和国际视野的书史学（尽管当前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应当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中心，而不仅仅局限于出版学研究。他广泛列举了文学、政治、文化、艺术、科学史、知识史和全球史等人文学科与出版史结合开展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来证明出版史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威尔逊把书史学放在人文学科的中心地位，以研究书籍的生产、出版和阅读史对特定时期文化的影响，这是完全正确的。威尔逊认为书籍（和其他文本形式）具有这样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书籍代表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的“世界3”理论：存储对客观世界的描述（“世界1”）和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世界2”）。印刷形式的文本承担了各类思想的外部记忆功能，通过图书馆和书商的宣传与普及，慢慢嵌入教育课程体系，最后渗透到社会各处。出版学研究有各种形式，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理解文本交流对社会的影响或文本交流对文化的影响。文本交流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由许多独立却又相互作用的主体组成，包括作者和读者。这些主体的写作、出版和阅读行为相互交织，给社会文化带来显著的影响。威尔逊在文中描述的并不是一个理想、宣言或有待实现的计划，而是已经发生的实际情况。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文本交流的历史可以用一种相对直接的方式分为两个方面。首先，这是一部技术史。文本技术的演变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一系列文本技术的发明和采用將文本交流史划分为几个显著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相对稳定，最初持续时间很长，但是随着技术革新速度的加快而缩短，最后都由于技术革新而进入下一阶段。其次，技术革新不仅带来了新的书写和复制方式，而且带来了分享人类智力成果的新可能性。新的交流方式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新的出版物类型。这意味着技术创新史与社会史相伴相生。文本技术的采用，文本技术与社会的融合，以及对文化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书史学是文本社会学，其重要任务就是阐释这些联系。因此，文本交流史不仅是书写和复制技术的历史，也是文化和知识传播的历史，后者包括创造和发现新的受众、新的出版物类型和培养新的阅读习惯。总之，技术与社会因素共同塑造了特定类型的文化意识形态，进而将人类文化史划分为显著的若干阶段。
尽管麦肯锡呼吁广义的文本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作为文本社会学的出版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印刷领域。如果采用文本社会学的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印刷文本及其数字版本都已经处于数字化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最新的、数字化的“文本技术”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类的文化思维方式。换而言之，如果我们希望认真研究文本社会学的概念和目标，就必须研究数字化发展。尽管一些学者很犹豫，但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做的。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研究数字化发展与我们不愿研究它的原因是一致的：数字阅读已经与其他基于电子屏幕的行为混合在一起，例如看视频、听音乐，或者购物，这种混合对现代社会的图书文化和现代人读写能力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必须研究数字化发展的原因之二在于，从文本形式塑造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文本形式会对人类认知行为造成影响。在此，我想列举两项突出的影响。首先，研究表明，由于人类认知固有的特点，与物理位置相联系的记忆会更为持久。纸质书具有的定位特点（例如，一个短语可以被记为出现在平装本图书三分之一处左边一页的顶部）在数字文本中是不存在的。电子屏幕缺少纸质文本可能有助于读者加强记忆的所有特征：重量、味道、质地以及位置的固定性。其次，研究发现，与纸质阅读相比，读者在电子阅读中使用的元认知学习策略较少。这表明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对数字文本的重视程度要低于纸质文本。从长远来看，数字阅读将对人类读写能力（甚至是对读写能力的定义）产生深远影响。 新的文本技术总是带来文本社会功能的变化，它们也催生了新的出版物类型。年历是印刷机“创造”新出版物的典型例子，“年刊”（诗歌、散文和插图的集合体，精致包装后在年终礼品市场上售卖）则是19世纪轮转印刷机的“产物”。同样，数字技术也催生了博客和学术电子预印本等新的出版形式。
出版学研究者必须研究数字化发展最后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正处在文本技术转型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不仅是一个转折时期，而且是理解技术与意识形态联系的最佳时期。哈罗德·拉弗（Harold Love）的《17世纪英格兰的手写稿出版物》、戈尔德（Gerd Dicke）和克劳斯（Klaus Grubmüller）的《模仿手稿与印刷术》以及大卫·迈克特里科（David Mckitterick）的《印刷、手写稿与研究秩序：1450—1830》等著作都表明，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文本技术史上的关键时期来理解文本技术的社会意义。
在当前的混乱中，印刷文本和数字文本正在努力实现共存。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从更长远、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书籍和阅读在人类文化中的作用。从早期的超文本理论家开始，许多研究数字化的学者试图通过与印刷文本的比较来解释数字文本的里程碑意义，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印刷出版物。例如，缺乏固定性是数字文本的独特属性，这使得印刷文本突然变得“固定”（即使与历史事实有出入）。超文本的双向交流特征使读者也能成为原则上的作者，因此基于印刷文本的作者—读者关系就变为了单向的和分等级的。这种历时性的比较对于像杰伊·大卫·伯尔特（Jay David Bolter）、乔治·兰道（George Landow）和理查德·拉纳姆（Richard Lanham）这样的理论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历史视角让学术兴趣合法化，而这些兴趣最初在许多人看来只是娱乐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有点像为数字文本制造印刷系谱。尽管如此，他们率先通过比较法来研究印刷文本和数字文本的基本特点与社会意义具有重要价值。事实上，数字革命催生了许多关于印刷史的重要性的新观点，而这些新观点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的写作和思考方式。例如，新的文本生产和传播方式正在诞生，随之而来的新观点是纸质书不久将会消亡。比较历史这种研究方法非常敏感和复杂，但往往能产生全新的、意想不到的见解。
虽然学界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但是出版学完全有理由研究不同时期的文本形式（包括手写、印刷和数字文本）。从宏观角度来看，文化意识形态是动态的，它由一套复杂的文化习惯和塑造文化习惯的文本复制手段共同决定。“书籍的秩序”是文化习惯的体现，也是文本复制技术作用下的产物。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书籍的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套更为数字化的文化习惯。因此，只有当出版学准备好应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数字化浪潮时，它才能获得必要的视野广度，以全面认识技术变化与更长时间维度上的意识形态变化之间的联系。例如，在21世纪，随着新媒体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书写逐渐失去主导地位，而这一现象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得到注意。同样，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把网絡定义为一种“民主的”媒介，其特点是平等的读者—作者关系，而不是印刷媒介影响下具有等级性的读者—作者关系。
文本交流史视角下的出版学包括书写和抄本史、狭义上的出版学（“印刷文化”史，目录学，文献学）和数字文本传播学。只有这样的包容性视角才能使出版学研究发挥真正的价值，因为这有助于理解文本交流对文化的影响。例如，理解数字文本的功能和局限性，它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它将如何改变文化意识形态，等等。此外，将出版学研究的范围拓展到抄本和数字文本媒介能够避免将来数字文本交流替代纸质文本而导致的出版学研究的历史局限性。
三、技术分析维度的引入
出版学研究一直是一个交叉领域。抄本学和书史学目前还是完全独立的学科。如果这两门学科融合（抄本转向印刷文本所带来的结果），那么研究纸质文本向数字文本的转变以及研究作为出版学外延的数字文本就顺理成章了。研究者已经在抄本和印刷文本相结合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同样，他们也可以把数字文本吸纳进来。出版学学科边界日益拓展，需要学者们通力合作来开展研究。
然而，面对如此广泛的文本形式，出版学如何才能在实践中达到统一？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难题，因为一些研究方法中已经体现了出版领域的统一性。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研究模型，其次是研究方法。
要理解出版领域的统一性，我们只需要参考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著名的传播循环图（communications circuit）。这个模型图概括了18世纪晚期图书贸易的一般流程，有助于我们从起点重新思考出版学的意义。要发挥传播循环图的概念界定功能，就必须对它进行调整以适应其他历史时期的特点，进而帮助我们思考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文本形式）和研究主题（文本社会学）。如果我们承认纸质书规模的扩大影响了人类文化史，那么就有必要反向思考罗伯特·达恩顿的传播循环图。“知识的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结合”以及“政治和法律的制裁”显然给出版业带来了强有力的影响。然而从纵向视角来看，还存在一种反作用：任何时期的文本生产和复制技术都会对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产生影响。这说明我们不应该将当前的印刷方式视为固定不变的文本复制手段，而应将其视为一个暂时的历史阶段。从抄本到印刷文本再到数字文本，这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传播循环模型图中心部分的要素也是动态的，这些要素是各项活动得以开展的条件，同时也受到各项活动的影响。例如，从18世纪晚期至今，每一种新媒体的发明和应用（从摄影到电视）都成为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换而言之，随着文本复制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变革，经济社会和法律政治也在变化。在任何历史时期，这些要素都在共同塑造文化环境，并最终影响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
因此，只有改变研究视角才能理解文本形式的历史阶段性，也就是把出版学的研究重点从阶段性的文本形式转移到文本服务于知识交流的功能。如果模型中这种动态的历史联系（包括模型自身、不同历史时期的模型之间以及模型的核心部分）具有研究价值，那么数字环境下的类似联系以及数字化带来的影响也非常值得研究。数字文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并将持续向前推进。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理解数字文本，将数字文本视为抄本和印刷文本的延续而非文本发展的具体阶段，这就自然而然地体现了文本交流影响文化发展的属性。 传播循环图揭示了文本传播三个主要阶段的共同特点，除此之外，出版学还需要研究方法上的统一性。很多数字化文本在内容和形式上与纸质书完全不同，因此，研究数字化文本首先需要与研究纸质文本不同的方法。许多基础方法可用于研究数字文本媒介。例如，书史研究中的列举法和文献分析法就可以直接用于研究数字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文献分析学的某些研究方法则可用于深入分析技术及其产物的发展脉络。又如，文献分析学把单个出版物印制流程与印刷技术联系起来做研究，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数字技术的特性来深化对单个数字文本产品的理解。这里提出的宏观的、统一的研究视角，需要采用我之前提到的双向历时比较法。这样的比较可以让我们洞察“书的特性”、与“书”有关的假设以及与“书”有关的习惯，而最后一点常常被研究者忽视，或者说研究得不充分。
四、出版学与媒介研究的区别和联系
纸质书不仅是最早出现的媒介，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广泛传播文化和知识的唯一媒介。尽管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出现了摄影、电影、广播和电视等“新媒体”，但是纸质书仍然在正规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当出版成为一门学科时，纸质书的主导地位仍然存在，但如今正受到数字发展的挑战。起初，这些“新媒体”受纸质书的影响且独立于书业之外。然而到了20世纪，随着数字媒介逐渐占据主导，纸质书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媒体环境中。纸质书的许多功能不仅被数字文本所取代，而且受到其他文本形式的冲击，例如视频与音频（它们现在当然也是数字化的）。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还要单独研究文本媒介（手稿、印刷和数字文本）呢？为什么不把文本媒介与其他媒介形式结合呢？出版学的研究思路建立在纸质书的基础之上，即纸质书赖以生存的“书籍的秩序”。然而，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这是一种严重受限的研究思路。
诚然，采用媒介研究的视角是可取的，因为媒介性是人类交流系统的定义特征。因此，媒介研究非常适合用来研究出版业，包括文本媒介和其他媒介。从第一种“新媒体”的出现开始，纸媒在知识传播系统中逐渐失去特权地位。那么在21世纪的媒介融合背景下，为什么仍要坚持以纸质书为基础的研究思路呢？此外，在数字化趋势下，书籍逐渐成为可访问的设备，通用的访问设备逐渐取代作为产品的单个文本。媒介研究长期以来采用获取而非占有的视角来看待媒介，正好与数字化趋势相适应。既然媒介研究早已经具备了正确的思路和方法，那么为什么不采用媒介视角来研究数字文本、让出版学来研究纸质文本呢？
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把文本媒介分开来看，而且必须用出版学来研究文本媒介。换而言之，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能混淆于媒介研究。首先，出版学具有文本的视角。文本与其他媒介形式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文本阅读和写作能力需要通过正规教育来获得。任何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都自然而然地進入了完全基于文本的知识传播系统。在教育、学术交流以及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中，扫盲至关重要。迄今为止，文本仍然是达成这些目标的主要工具。其次，出版学具有历史视角。正如前文所述，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文本社会学至关重要。相比之下，媒介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并不是历史（至少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对阅读和读写历史的关注就更少了。再次，出版学具有物质视角。媒介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物质载体。它的研究重点是内容和交流目的，它关注发送者、信息和接收者，但是并不考虑技术因素如何影响内容和交流目的。此外，所有权问题在出版学研究中非常重要，但是媒介研究几乎不关注这一问题，因为大部分媒介都不涉及所有权。实际上，物质载体非常重要，因为它与人类认知的固有特点有关，我们依靠文本载体来支持认知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数字媒介也是物质的，它由硅、塑料和金属制成。甚至数字文本的虚拟本质也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阅读和写作在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而媒介研究欠缺历史深度和物质视角，因此将出版学仅仅看作专门的媒介研究并不全面，也不科学。再次声明，这并不是说媒介研究的视角没有用，只是不应该让它主导出版学研究。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媒介研究的优点，甚至可以将它看作一个比较的学科、一个包罗万象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每一个子学科主要使用自己的语言和工具研究学科领域内的媒介，当然各个子学科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这将有助于出版学进行有价值的“横向”比较（与其他媒介的比较），以补充常见的纵向历史比较（即前文提到的三个主要文本时代）。这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自20世纪以来媒介广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运用出版学研究的模式、方法和视角。出版学是（或者至少应该认为出版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因此可以扩展其传统研究对象以容纳数字文本。
在数字文本的影响下，书籍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与其断言数字文本形式不够“像书”来回避这一挑战，不如扩展出版学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出版学需要做出改变，研究数字文本有助于重新理解纸质文本、激发纸质文本的新价值。
由于历史原因，出版学研究倾向于印刷媒介。当下，印刷文本的许多功能正在被数字文本所替代。与此同时，数字文本正在催生新的出版物形式。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长远、统一的研究视角，以避免将目光局限在某一文本媒介及其复制方式，充分认识到它作为文本媒介的共同特性。事实上，我们一开始谈论的“数字文本”是对整个文本概念的挑战。如果我们不去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去思考当前的媒介重组，不去观察文本媒介如何在媒介谱系中找到一个新的地位，那么这将是令人遗憾的。
附 录
1.术语对照表
2.文中出现的学者
3.文中引用的作品
〔作者亚德里安·范德·威尔，荷兰莱顿大学教授;译者许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教授;译者唐文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硕士研究生〕
Publishing Studies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 Technologies Written by Adriaan van der Weel Translated by Xu Jie & Tang Wenhui
Abstract：We are witnessing an explosion of new textual forms with the rampant growth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textuality is rebuilding the traditional print culture. This not only has profound effects on social culture， but also brings a new challenge to the publish study. First，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book studies， book hist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ultimate interest of all forms of book studies is to contribut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extual communication.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analysi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book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period could react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echnological changes promote the change of textual forms， so textual forms bea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ticular historic stage， and digital texts are a continuation of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texts. Lastly， the paper compares the publishing studies with media studies， and regards it necessary to study textual media from the publishing study perspective. In short， the methods and tools of the sociology of texts， bibliography， philology and media studies are applicable to the publishing study which i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current changes in textual technologies provide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publishing study. Researchers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actively study digital texts and enrich the basic theories of the publishing study
Keywords：technological changes， digital texts， the publishing study
【关键词】技术变革 数字文本 出版学
译者序
当前出版发展面临数字化冲击：数字文本爆炸式增长、新型出版物涌现、人们的读写习惯和能力悄然变化、传统出版学的文本概念受到挑战、印刷文化正在被解构……然而出版学基础理论薄弱，许多问题仍然困扰着研究者，例如：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界定数字文本？如何面对数字文本与印刷文本共存的现状？
这篇文章从文本社会学的角度思考出版学的目的和意义，认为应当突破出版学研究的历史局限性，拓展出版学研究边界以容纳数字文本。同时，作者指出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版学研究可以借鉴文本社会学、书史学、文献学、媒介研究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这为出版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助于出版学研究从更长远、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书籍和阅读在人类文化中的作用。
这篇文章的原作者是亚德里安·范德·威尔教授（Adriaan van der Weel）。威尔教授是荷兰莱顿大学人文科学学院社会艺术中心的教授、国际知名出版学研究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书史、数字媒介、英语文化以及媒介研究。
为了促进国内外出版学学者的沟通交流，推动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威尔教授已同意将此文翻译为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史研究》上发表。
一、问题的提出
电子书自诞生以来就被人诟病“没有做到彻底的数字化”，并且被当作新型的纸质书模仿物。从事技术创新的人常常引用“无马之车综合征（the horseless carriage syndrome）”来讨论出版业发生的这类现象。例如，曾有人认为最早的印刷书是手写稿的模仿物，并且认为这种模仿完全没必要，因为印刷书在字体的使用上几乎与手写稿没有区别，包括缩写、装饰性的大写首字母缩进，以及标红等。由此看来，电子书需要全面改造，采用数字化手段对其进行“优化”，以避免成为纸质书的复制品。20世纪90年代末，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Adams）在他为航海者“扩展图书”系列（Voyager “Expanded Book” series）所做的宣传中指出：数字时代出版业的关键问题在于“创新图书形式”。
假设电子书更加的“数字化”，结果又会如何呢？电子书还是图书吗？还是会跨越无形的分界线，变为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游戏或网页出版物？我们需要为电子书发明一个全新的出版物类别吗？尽管这类广义上的“书”至今还没有成为出版行业的主流，但它们仍然是备受争议的焦点。
不管电子书是否得到优化，它都属于数字文本的范畴。不断扩展的数字文本正在颠覆过去相对稳定的文本概念并重新定义“书籍的秩序”或者说“印刷文化”。无论纸质书采用何种数字化形式，数字文本已经对阅读和“书籍的秩序”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很可能继续扩大。数字文本增长势头强劲，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从新闻到博客，从文章到数据库，各种形式的网页数不胜數。我们的交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依赖媒介，而且大部分是以文本的形式，这加速了数字文本的增长。短信和社交媒体正在取代面对面交谈和电话通话。当下，电子邮件、即时通讯、短信、Whats应用软件、脸谱网和其他文本形式正在爆炸式增长。
在数字化带来的诸多影响中，让研究者最为困惑的是数字文本超出了传统出版学所定义的文本边界。面对书籍的游戏化和视频化趋势，基于文本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虽然社交媒体是重要的文本交流形式，但是出版学研究者真的应该去研究社交媒体吗？在数字化冲击下，我们能否开拓出版行业的利基市场？又该如何描述这个利基市场呢？
不管这些批判性问题存在多大的合理性，我认为出版学应当研究数字化现象。对数字化持观望态度的人认为预测未来是徒劳的，并且反对那些宣称革命的浮夸主张。但是，我仍然认为除了保持理性的兴趣或态度以外，还有充分的理由值得我们研究数字化现象。
二、出版学、出版史学与文本社会学的关系
如何定义出版学，这显然不是一个新问题。麦肯锡（D.F.McKenzie）可能是第一个提出数字文本形式这一概念的人（出自麦肯锡的经典著作《文献学与文本社会学》）。麦肯锡认为出版学（或者他口中的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要全面且有包容性，非文本记录尤其应当包括在内。他将文献学定义为“研究作为记录形式的文本，以及文本传播过程的学科，包括文本的生产和接受”。学界普遍认可这一定义。然而，麦肯锡对“文本”概念的解释却过于宽泛。他所定义的文本包括“语言的、视觉的、口头的和数字的数据;以地图、印刷品和音乐的形式，记录声音的档案、电影、录像和计算机存储的信息;从碑文到最新唱片都包括在内”。他认为“这些新形式带来的挑战是无法避免的”。麦肯锡当时显然不知道将计算机存储的信息纳入文本范畴会带来多大的挑战，尽管他一定知道将非文本记录形式纳入文本范畴已经带来了巨大困难。
麦肯锡的阐释影响深远，引发了许多讨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们或许能够穷尽各种文本形式，但是依靠列举来定义“文本”未免过于天真。况且麦肯锡的目的不是定义出版学，而是“重新定义文献学”。 要想打破僵局，我认为不应该将目光局限在出版学应当研究什么，而应当首先思考为什么要研究书籍、阅读和图书贸易的历史。出版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应当是什么？麦肯锡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出版学应当是“文本社会学的研究”。在20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历史学年鉴学派推崇的书史研究的基础上，麦肯锡提出了文本社会学，这对于传统的英美文献分析学来说是全新的概念。文本社会学“指导我们思考在文本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每个环节，人类行为的动机和交流特点是什么。它提醒我们关注制度及其复杂结构，以及对社会话语所造成的影响”。因此，文本社会学强调社会环境下的文本意义构建，以及文本、识字和阅读的社会意义。
纵观过去半个世纪的出版学研究成果，就像在一个研究型图书馆的珍本部浏览，总会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收获。已有的出版学研究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微观层面的研究成果涉及实际问题，例如，建立某一文学体裁的文献库，包括手稿和印刷本;从中观层面可以分析书籍进化和教育史的关系;宏观层面则涉及文本交流如何塑造意识形态和现代社会这一核心问题。我认为宏观层面的研究才达到了文本社会学研究的高度。宏观研究综合了微观研究与中观研究，通过宏观研究我们才能理解出版学的统一性。
伊恩·威尔逊（Ian Willison）非常关注宏观层面的研究。2009年，威尔逊发表了论文《人文科学领域的出版史学研究》。在这篇文章中，威尔逊总结了“出版史的新发展”。
所谓“新的出版史学”……是指将书籍视为文化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视角来思考书籍的作用：思想从作者和编辑手中传播到大众读者，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思想载体的图书发挥了什么作用。同时，思考图书和其他媒介的联系，例如口语、手稿、报纸和当前的电子通信方式。
威尔逊认为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是新出版史学的创立者。二人于1958年出版了《书籍的诞生》，奠定了新出版史学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威尔逊进一步阐释道：
新出版史学认为书籍是文化发展的催化剂。正如马丁（Martin）和夏蒂埃（RogerChartier）合著的《法国阅读史》中所指出的：以这种新视角研究书籍、出版和阅读的历史，可以重新解读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或西方历史。文本的生产和阅读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新出版史也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它与传统的历史学截然相反，后者关注高度政治化的历史事件。
显然，出版史学作为一种文本社会学，对社会精神文化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威尔逊的大胆创见是：具有包容性和国际视野的书史学（尽管当前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应当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中心，而不仅仅局限于出版学研究。他广泛列举了文学、政治、文化、艺术、科学史、知识史和全球史等人文学科与出版史结合开展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来证明出版史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威尔逊把书史学放在人文学科的中心地位，以研究书籍的生产、出版和阅读史对特定时期文化的影响，这是完全正确的。威尔逊认为书籍（和其他文本形式）具有这样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书籍代表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的“世界3”理论：存储对客观世界的描述（“世界1”）和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世界2”）。印刷形式的文本承担了各类思想的外部记忆功能，通过图书馆和书商的宣传与普及，慢慢嵌入教育课程体系，最后渗透到社会各处。出版学研究有各种形式，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理解文本交流对社会的影响或文本交流对文化的影响。文本交流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由许多独立却又相互作用的主体组成，包括作者和读者。这些主体的写作、出版和阅读行为相互交织，给社会文化带来显著的影响。威尔逊在文中描述的并不是一个理想、宣言或有待实现的计划，而是已经发生的实际情况。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文本交流的历史可以用一种相对直接的方式分为两个方面。首先，这是一部技术史。文本技术的演变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一系列文本技术的发明和采用將文本交流史划分为几个显著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相对稳定，最初持续时间很长，但是随着技术革新速度的加快而缩短，最后都由于技术革新而进入下一阶段。其次，技术革新不仅带来了新的书写和复制方式，而且带来了分享人类智力成果的新可能性。新的交流方式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新的出版物类型。这意味着技术创新史与社会史相伴相生。文本技术的采用，文本技术与社会的融合，以及对文化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书史学是文本社会学，其重要任务就是阐释这些联系。因此，文本交流史不仅是书写和复制技术的历史，也是文化和知识传播的历史，后者包括创造和发现新的受众、新的出版物类型和培养新的阅读习惯。总之，技术与社会因素共同塑造了特定类型的文化意识形态，进而将人类文化史划分为显著的若干阶段。
尽管麦肯锡呼吁广义的文本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作为文本社会学的出版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印刷领域。如果采用文本社会学的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印刷文本及其数字版本都已经处于数字化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最新的、数字化的“文本技术”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类的文化思维方式。换而言之，如果我们希望认真研究文本社会学的概念和目标，就必须研究数字化发展。尽管一些学者很犹豫，但这恰恰是我们需要做的。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研究数字化发展与我们不愿研究它的原因是一致的：数字阅读已经与其他基于电子屏幕的行为混合在一起，例如看视频、听音乐，或者购物，这种混合对现代社会的图书文化和现代人读写能力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必须研究数字化发展的原因之二在于，从文本形式塑造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文本形式会对人类认知行为造成影响。在此，我想列举两项突出的影响。首先，研究表明，由于人类认知固有的特点，与物理位置相联系的记忆会更为持久。纸质书具有的定位特点（例如，一个短语可以被记为出现在平装本图书三分之一处左边一页的顶部）在数字文本中是不存在的。电子屏幕缺少纸质文本可能有助于读者加强记忆的所有特征：重量、味道、质地以及位置的固定性。其次，研究发现，与纸质阅读相比，读者在电子阅读中使用的元认知学习策略较少。这表明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对数字文本的重视程度要低于纸质文本。从长远来看，数字阅读将对人类读写能力（甚至是对读写能力的定义）产生深远影响。 新的文本技术总是带来文本社会功能的变化，它们也催生了新的出版物类型。年历是印刷机“创造”新出版物的典型例子，“年刊”（诗歌、散文和插图的集合体，精致包装后在年终礼品市场上售卖）则是19世纪轮转印刷机的“产物”。同样，数字技术也催生了博客和学术电子预印本等新的出版形式。
出版学研究者必须研究数字化发展最后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正处在文本技术转型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不仅是一个转折时期，而且是理解技术与意识形态联系的最佳时期。哈罗德·拉弗（Harold Love）的《17世纪英格兰的手写稿出版物》、戈尔德（Gerd Dicke）和克劳斯（Klaus Grubmüller）的《模仿手稿与印刷术》以及大卫·迈克特里科（David Mckitterick）的《印刷、手写稿与研究秩序：1450—1830》等著作都表明，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文本技术史上的关键时期来理解文本技术的社会意义。
在当前的混乱中，印刷文本和数字文本正在努力实现共存。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从更长远、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书籍和阅读在人类文化中的作用。从早期的超文本理论家开始，许多研究数字化的学者试图通过与印刷文本的比较来解释数字文本的里程碑意义，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印刷出版物。例如，缺乏固定性是数字文本的独特属性，这使得印刷文本突然变得“固定”（即使与历史事实有出入）。超文本的双向交流特征使读者也能成为原则上的作者，因此基于印刷文本的作者—读者关系就变为了单向的和分等级的。这种历时性的比较对于像杰伊·大卫·伯尔特（Jay David Bolter）、乔治·兰道（George Landow）和理查德·拉纳姆（Richard Lanham）这样的理论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历史视角让学术兴趣合法化，而这些兴趣最初在许多人看来只是娱乐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有点像为数字文本制造印刷系谱。尽管如此，他们率先通过比较法来研究印刷文本和数字文本的基本特点与社会意义具有重要价值。事实上，数字革命催生了许多关于印刷史的重要性的新观点，而这些新观点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的写作和思考方式。例如，新的文本生产和传播方式正在诞生，随之而来的新观点是纸质书不久将会消亡。比较历史这种研究方法非常敏感和复杂，但往往能产生全新的、意想不到的见解。
虽然学界存在许多反对意见，但是出版学完全有理由研究不同时期的文本形式（包括手写、印刷和数字文本）。从宏观角度来看，文化意识形态是动态的，它由一套复杂的文化习惯和塑造文化习惯的文本复制手段共同决定。“书籍的秩序”是文化习惯的体现，也是文本复制技术作用下的产物。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书籍的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套更为数字化的文化习惯。因此，只有当出版学准备好应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数字化浪潮时，它才能获得必要的视野广度，以全面认识技术变化与更长时间维度上的意识形态变化之间的联系。例如，在21世纪，随着新媒体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书写逐渐失去主导地位，而这一现象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得到注意。同样，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把网絡定义为一种“民主的”媒介，其特点是平等的读者—作者关系，而不是印刷媒介影响下具有等级性的读者—作者关系。
文本交流史视角下的出版学包括书写和抄本史、狭义上的出版学（“印刷文化”史，目录学，文献学）和数字文本传播学。只有这样的包容性视角才能使出版学研究发挥真正的价值，因为这有助于理解文本交流对文化的影响。例如，理解数字文本的功能和局限性，它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它将如何改变文化意识形态，等等。此外，将出版学研究的范围拓展到抄本和数字文本媒介能够避免将来数字文本交流替代纸质文本而导致的出版学研究的历史局限性。
三、技术分析维度的引入
出版学研究一直是一个交叉领域。抄本学和书史学目前还是完全独立的学科。如果这两门学科融合（抄本转向印刷文本所带来的结果），那么研究纸质文本向数字文本的转变以及研究作为出版学外延的数字文本就顺理成章了。研究者已经在抄本和印刷文本相结合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同样，他们也可以把数字文本吸纳进来。出版学学科边界日益拓展，需要学者们通力合作来开展研究。
然而，面对如此广泛的文本形式，出版学如何才能在实践中达到统一？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难题，因为一些研究方法中已经体现了出版领域的统一性。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研究模型，其次是研究方法。
要理解出版领域的统一性，我们只需要参考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著名的传播循环图（communications circuit）。这个模型图概括了18世纪晚期图书贸易的一般流程，有助于我们从起点重新思考出版学的意义。要发挥传播循环图的概念界定功能，就必须对它进行调整以适应其他历史时期的特点，进而帮助我们思考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文本形式）和研究主题（文本社会学）。如果我们承认纸质书规模的扩大影响了人类文化史，那么就有必要反向思考罗伯特·达恩顿的传播循环图。“知识的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结合”以及“政治和法律的制裁”显然给出版业带来了强有力的影响。然而从纵向视角来看，还存在一种反作用：任何时期的文本生产和复制技术都会对文化、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产生影响。这说明我们不应该将当前的印刷方式视为固定不变的文本复制手段，而应将其视为一个暂时的历史阶段。从抄本到印刷文本再到数字文本，这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传播循环模型图中心部分的要素也是动态的，这些要素是各项活动得以开展的条件，同时也受到各项活动的影响。例如，从18世纪晚期至今，每一种新媒体的发明和应用（从摄影到电视）都成为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换而言之，随着文本复制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变革，经济社会和法律政治也在变化。在任何历史时期，这些要素都在共同塑造文化环境，并最终影响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
因此，只有改变研究视角才能理解文本形式的历史阶段性，也就是把出版学的研究重点从阶段性的文本形式转移到文本服务于知识交流的功能。如果模型中这种动态的历史联系（包括模型自身、不同历史时期的模型之间以及模型的核心部分）具有研究价值，那么数字环境下的类似联系以及数字化带来的影响也非常值得研究。数字文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并将持续向前推进。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理解数字文本，将数字文本视为抄本和印刷文本的延续而非文本发展的具体阶段，这就自然而然地体现了文本交流影响文化发展的属性。 传播循环图揭示了文本传播三个主要阶段的共同特点，除此之外，出版学还需要研究方法上的统一性。很多数字化文本在内容和形式上与纸质书完全不同，因此，研究数字化文本首先需要与研究纸质文本不同的方法。许多基础方法可用于研究数字文本媒介。例如，书史研究中的列举法和文献分析法就可以直接用于研究数字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文献分析学的某些研究方法则可用于深入分析技术及其产物的发展脉络。又如，文献分析学把单个出版物印制流程与印刷技术联系起来做研究，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数字技术的特性来深化对单个数字文本产品的理解。这里提出的宏观的、统一的研究视角，需要采用我之前提到的双向历时比较法。这样的比较可以让我们洞察“书的特性”、与“书”有关的假设以及与“书”有关的习惯，而最后一点常常被研究者忽视，或者说研究得不充分。
四、出版学与媒介研究的区别和联系
纸质书不仅是最早出现的媒介，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广泛传播文化和知识的唯一媒介。尽管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出现了摄影、电影、广播和电视等“新媒体”，但是纸质书仍然在正规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当出版成为一门学科时，纸质书的主导地位仍然存在，但如今正受到数字发展的挑战。起初，这些“新媒体”受纸质书的影响且独立于书业之外。然而到了20世纪，随着数字媒介逐渐占据主导，纸质书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媒体环境中。纸质书的许多功能不仅被数字文本所取代，而且受到其他文本形式的冲击，例如视频与音频（它们现在当然也是数字化的）。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还要单独研究文本媒介（手稿、印刷和数字文本）呢？为什么不把文本媒介与其他媒介形式结合呢？出版学的研究思路建立在纸质书的基础之上，即纸质书赖以生存的“书籍的秩序”。然而，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这是一种严重受限的研究思路。
诚然，采用媒介研究的视角是可取的，因为媒介性是人类交流系统的定义特征。因此，媒介研究非常适合用来研究出版业，包括文本媒介和其他媒介。从第一种“新媒体”的出现开始，纸媒在知识传播系统中逐渐失去特权地位。那么在21世纪的媒介融合背景下，为什么仍要坚持以纸质书为基础的研究思路呢？此外，在数字化趋势下，书籍逐渐成为可访问的设备，通用的访问设备逐渐取代作为产品的单个文本。媒介研究长期以来采用获取而非占有的视角来看待媒介，正好与数字化趋势相适应。既然媒介研究早已经具备了正确的思路和方法，那么为什么不采用媒介视角来研究数字文本、让出版学来研究纸质文本呢？
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把文本媒介分开来看，而且必须用出版学来研究文本媒介。换而言之，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能混淆于媒介研究。首先，出版学具有文本的视角。文本与其他媒介形式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文本阅读和写作能力需要通过正规教育来获得。任何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都自然而然地進入了完全基于文本的知识传播系统。在教育、学术交流以及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中，扫盲至关重要。迄今为止，文本仍然是达成这些目标的主要工具。其次，出版学具有历史视角。正如前文所述，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文本社会学至关重要。相比之下，媒介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并不是历史（至少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对阅读和读写历史的关注就更少了。再次，出版学具有物质视角。媒介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物质载体。它的研究重点是内容和交流目的，它关注发送者、信息和接收者，但是并不考虑技术因素如何影响内容和交流目的。此外，所有权问题在出版学研究中非常重要，但是媒介研究几乎不关注这一问题，因为大部分媒介都不涉及所有权。实际上，物质载体非常重要，因为它与人类认知的固有特点有关，我们依靠文本载体来支持认知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数字媒介也是物质的，它由硅、塑料和金属制成。甚至数字文本的虚拟本质也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阅读和写作在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而媒介研究欠缺历史深度和物质视角，因此将出版学仅仅看作专门的媒介研究并不全面，也不科学。再次声明，这并不是说媒介研究的视角没有用，只是不应该让它主导出版学研究。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媒介研究的优点，甚至可以将它看作一个比较的学科、一个包罗万象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每一个子学科主要使用自己的语言和工具研究学科领域内的媒介，当然各个子学科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这将有助于出版学进行有价值的“横向”比较（与其他媒介的比较），以补充常见的纵向历史比较（即前文提到的三个主要文本时代）。这还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自20世纪以来媒介广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运用出版学研究的模式、方法和视角。出版学是（或者至少应该认为出版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科，因此可以扩展其传统研究对象以容纳数字文本。
在数字文本的影响下，书籍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与其断言数字文本形式不够“像书”来回避这一挑战，不如扩展出版学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出版学需要做出改变，研究数字文本有助于重新理解纸质文本、激发纸质文本的新价值。
由于历史原因，出版学研究倾向于印刷媒介。当下，印刷文本的许多功能正在被数字文本所替代。与此同时，数字文本正在催生新的出版物形式。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长远、统一的研究视角，以避免将目光局限在某一文本媒介及其复制方式，充分认识到它作为文本媒介的共同特性。事实上，我们一开始谈论的“数字文本”是对整个文本概念的挑战。如果我们不去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去思考当前的媒介重组，不去观察文本媒介如何在媒介谱系中找到一个新的地位，那么这将是令人遗憾的。
附 录
1.术语对照表
2.文中出现的学者
3.文中引用的作品
〔作者亚德里安·范德·威尔，荷兰莱顿大学教授;译者许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教授;译者唐文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硕士研究生〕
Publishing Studies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 Technologies Written by Adriaan van der Weel Translated by Xu Jie & Tang Wenhui
Abstract：We are witnessing an explosion of new textual forms with the rampant growth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textuality is rebuilding the traditional print culture. This not only has profound effects on social culture， but also brings a new challenge to the publish study. First，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book studies， book hist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ultimate interest of all forms of book studies is to contribut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extual communication.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analysi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book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period could react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echnological changes promote the change of textual forms， so textual forms bea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ticular historic stage， and digital texts are a continuation of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texts. Lastly， the paper compares the publishing studies with media studies， and regards it necessary to study textual media from the publishing study perspective. In short， the methods and tools of the sociology of texts， bibliography， philology and media studies are applicable to the publishing study which i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current changes in textual technologies provide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publishing study. Researchers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actively study digital texts and enrich the basic theories of the publishing study
Keywords：technological changes， digital texts， the publishing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