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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的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问题，动不动就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知识界和新闻界有人动辄吵着要“自杀”，本身大概构成中国最大的问题。
“当代中华体制规模宏大，亦可称为‘鲲鹏模式’。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如此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30年迎风破浪‘激水三千里’，后30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这段话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的文章《当代中华体制》。此文作为总论收录于2009年12月底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潘维任主编。
这部厚达630页、63万字的大部头是一部论文合集，作者除了潘维还有许多知名学者，如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王绍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等。
此书一出版就人选了新闻出版总署刚刚推出的旨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目前正准备推出英文以及其他语种的版本。”出版社编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而在外界，这本洋溢着对“中国模式”激情的书，被看做是中国的一派学者对海外热议“中国模式”的一次集体回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在序言中写道：“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或许也标志着‘中国学派’的初步形成。”
“三”打开了无数种可能
潘维所言的“中华体制”或说“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
三个子模式又各由四个支柱构成。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是：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社稷体制的四大支柱是：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会社，构成社会网格；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潘维说，“拆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大厦都会陷入险境。”
潘维认为自己摆脱了西方理论框架而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语言和系统。“西方的两分法是‘democracyvs.autocracy’(民主對专制)，我加上‘meritocracy’(绩优制)，这个‘三’就打开了无数种可能，思想就‘解放’了。我们自古认为‘三生万物’。我之所以用‘民本政治’，就是觉得西方教科书名词概括不了中国的事J情。”
此书的另一位作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写道，中国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加速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在多元秩序格局的世界里没有先验的‘普世价值’，任何制度与价值体系都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土壤、不同历史条件下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时间的锤炼才能取得其特定时空下的正当性。”
破除“选举迷信”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中华体制与此次金融危机有关联吗?
潘维：西方的金融危机不是我们研究“中国模式”的起因。这个危机的意义，今天下结论还嫌太早。然而，这个危机至少让我们减少了对西方金融模式的迷信，减少了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另外，我们的研究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毫无关系，完全谈不上“回应”西方的“中国模式”热。我们开始设计这个项目时，西方还没什么人谈中国模式。再有，西方不存在什么“热捧”中国的事。西方对中国成功原因的理解总体上相当浅薄，主流认为不过是“专制加市场”。
《瞭望东方周刊》：你希望你的研究达到什么目的?
潘维：第一，为了“破”。我们认为破除选举迷信是我国知识界和政界的紧迫任务。我们非常担心“选举迷信’在我国的流行。多党竞争型选举这个西方的“人民授权仪式”风靡了整个亚非拉，风靡了而今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行列的曾经的“第二世界”。我国没有东施效颦，顶住了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潮流”，中国共产党没有分裂，十三亿中国人民没有分裂，团结在一起，集中精力搞建设，不折腾，所以没停滞，没崩溃。
第二，为了“立”。我们都认识到，“破”不能取代“立”。我们当然看到了中国眼下存在的大量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说选举迷信不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那什么能解决问题?我给出的思路就是“中华体制”，我用十二个支柱构成的“中华体制”来解释成功，用背离“中华体制”来解释挫折和失败。我们这批人，对中国现有的根本体制有信心。
西方体制仍然有前途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乐观的中华体制出发，你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问题等等?
潘维：中国眼下有很多大问题是事实。世界上的大国，永远会存在很多大问题。没有大问题就不叫大国。年轻人看眼下的问题，统统都是大问题，都是过不去的“坎”。“大问题”会跟着年龄变。考试得不了高分，那是中学生眼下最大的问题，但年龄大了，发现追不上心爱的人才是最大的问题——而那对于老年人又基本不是问题。有的问题能解决，有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用解决，靠“熬”就过去了，问题自己就没了。比如夫妻吵架，那是“解决”不了的，熬到“老伴”的时候，问题就没了。
把所有的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问题，动不动就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知识界和新闻界有人动辄吵着要“自杀”，本身大概构成中国最大的问题。三十年间，当时还年轻的我们经历过好几个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为不“自杀”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时执政的长者们说，别自杀，能解决——他们经历过更困难的局面。后来问题就解决了。今天的年轻人多半都没听说过那些当年的大难题了，比如交通和能源“瓶颈”，老干部退休制，国有金融体系要崩溃，国有企业全面严重亏损，等等。
二十年前，买不起彩电是大问题；十年前，买不起汽车是大问题；而今买不起房子是大问题——同美国人差不多的问题。我们进步得不慢啊。是问题就得解决，可我们解决问题比西方快，比如医疗体制改革，否定之否定，改了两轮了。苏联“自杀”了，至今还什么问题也没给前老百姓解决，从第一世界被甩到第三世界里去了。
我们这代人，三十年干得不错。在更早的三十年，我们这代人的父辈流血流汗给我们这代人打下了好基础。吃水的别忘了挖井的，一天到晚指责祖宗打下的基业，不是好品格。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记住今天这些被说成“不改政治体制就解决不了”的问题(1988—1989年，针对经济改革的困境，很多人就这么说过)，十年后、三十年后再来回顾这判断正确与否。
再有三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再过三十年，在人民共和国庆祝第二个一甲子时，我们的人均收入也将超越美国。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是“愿景”。为了实现这个“愿景”，我们应该政治上不折腾，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不偏袒侵略性极强的西方，求公正，求和平)。这是我们从六十年中国和世界经验中得出的认识。
《瞭望东方周刊》：提到中国模式往往与西方模式相比较，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不少人认为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模式，你如何看待西方模式的未来?
潘维：西方体制仍然有前途。我从未认为中华体制比西方体制优秀，也不会反过来说西方体制比中华体制优秀。适应自己的生存，是体制生命力所在。中华体制与西方体制没有必然的冲突，强大的中华体制与强大的西方体制可以很好地和平共处，除非西方领袖们认为全世界其他几十亿人，包括13亿中国人，都“必须”遵行西方8亿人实行的体制，挑起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
我本人认为，世界大同，地球k建立共同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我在那篇中华体制的文章中写下了个人的猜想，这个世界大同的前途大概用不了三百年了，也就是说，三百年内，世界的“国”可能都不存在了。在那未来的大同体制里，西方体制和中华体制都会留下自己的基因。我猜中华体制的基因可能更多些，因为更适合世界大同。“多数决”不仅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差些，也难符合世界人民和谐共处的实际要求。中华体制本性宽容，以“天下”为念，不以西方学理中的“民族”为单位，正所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当代中华体制规模宏大，亦可称为‘鲲鹏模式’。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如此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30年迎风破浪‘激水三千里’，后30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这段话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的文章《当代中华体制》。此文作为总论收录于2009年12月底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潘维任主编。
这部厚达630页、63万字的大部头是一部论文合集，作者除了潘维还有许多知名学者，如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王绍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等。
此书一出版就人选了新闻出版总署刚刚推出的旨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目前正准备推出英文以及其他语种的版本。”出版社编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而在外界，这本洋溢着对“中国模式”激情的书，被看做是中国的一派学者对海外热议“中国模式”的一次集体回应。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在序言中写道：“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或许也标志着‘中国学派’的初步形成。”
“三”打开了无数种可能
潘维所言的“中华体制”或说“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
三个子模式又各由四个支柱构成。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是：国家对土地(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民本政治的四大支柱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社稷体制的四大支柱是：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和单位，而非分层的市民会社，构成社会网格；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潘维说，“拆毁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民共和国的大厦都会陷入险境。”
潘维认为自己摆脱了西方理论框架而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语言和系统。“西方的两分法是‘democracyvs.autocracy’(民主對专制)，我加上‘meritocracy’(绩优制)，这个‘三’就打开了无数种可能，思想就‘解放’了。我们自古认为‘三生万物’。我之所以用‘民本政治’，就是觉得西方教科书名词概括不了中国的事J情。”
此书的另一位作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写道，中国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加速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在多元秩序格局的世界里没有先验的‘普世价值’，任何制度与价值体系都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土壤、不同历史条件下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时间的锤炼才能取得其特定时空下的正当性。”
破除“选举迷信”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中华体制与此次金融危机有关联吗?
潘维：西方的金融危机不是我们研究“中国模式”的起因。这个危机的意义，今天下结论还嫌太早。然而，这个危机至少让我们减少了对西方金融模式的迷信，减少了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另外，我们的研究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毫无关系，完全谈不上“回应”西方的“中国模式”热。我们开始设计这个项目时，西方还没什么人谈中国模式。再有，西方不存在什么“热捧”中国的事。西方对中国成功原因的理解总体上相当浅薄，主流认为不过是“专制加市场”。
《瞭望东方周刊》：你希望你的研究达到什么目的?
潘维：第一，为了“破”。我们认为破除选举迷信是我国知识界和政界的紧迫任务。我们非常担心“选举迷信’在我国的流行。多党竞争型选举这个西方的“人民授权仪式”风靡了整个亚非拉，风靡了而今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行列的曾经的“第二世界”。我国没有东施效颦，顶住了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潮流”，中国共产党没有分裂，十三亿中国人民没有分裂，团结在一起，集中精力搞建设，不折腾，所以没停滞，没崩溃。
第二，为了“立”。我们都认识到，“破”不能取代“立”。我们当然看到了中国眼下存在的大量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说选举迷信不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那什么能解决问题?我给出的思路就是“中华体制”，我用十二个支柱构成的“中华体制”来解释成功，用背离“中华体制”来解释挫折和失败。我们这批人，对中国现有的根本体制有信心。
西方体制仍然有前途
《瞭望东方周刊》：从你乐观的中华体制出发，你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问题等等?
潘维：中国眼下有很多大问题是事实。世界上的大国，永远会存在很多大问题。没有大问题就不叫大国。年轻人看眼下的问题，统统都是大问题，都是过不去的“坎”。“大问题”会跟着年龄变。考试得不了高分，那是中学生眼下最大的问题，但年龄大了，发现追不上心爱的人才是最大的问题——而那对于老年人又基本不是问题。有的问题能解决，有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用解决，靠“熬”就过去了，问题自己就没了。比如夫妻吵架，那是“解决”不了的，熬到“老伴”的时候，问题就没了。
把所有的问题都懒惰地归结为“体制”问题，动不动就嚷着要“自杀”，是无知，是轻浮，是被忽悠的表现。知识界和新闻界有人动辄吵着要“自杀”，本身大概构成中国最大的问题。三十年间，当时还年轻的我们经历过好几个当时的“知识界”普遍认为不“自杀”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时执政的长者们说，别自杀，能解决——他们经历过更困难的局面。后来问题就解决了。今天的年轻人多半都没听说过那些当年的大难题了，比如交通和能源“瓶颈”，老干部退休制，国有金融体系要崩溃，国有企业全面严重亏损，等等。
二十年前，买不起彩电是大问题；十年前，买不起汽车是大问题；而今买不起房子是大问题——同美国人差不多的问题。我们进步得不慢啊。是问题就得解决，可我们解决问题比西方快，比如医疗体制改革，否定之否定，改了两轮了。苏联“自杀”了，至今还什么问题也没给前老百姓解决，从第一世界被甩到第三世界里去了。
我们这代人，三十年干得不错。在更早的三十年，我们这代人的父辈流血流汗给我们这代人打下了好基础。吃水的别忘了挖井的，一天到晚指责祖宗打下的基业，不是好品格。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记住今天这些被说成“不改政治体制就解决不了”的问题(1988—1989年，针对经济改革的困境，很多人就这么说过)，十年后、三十年后再来回顾这判断正确与否。
再有三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再过三十年，在人民共和国庆祝第二个一甲子时，我们的人均收入也将超越美国。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是“愿景”。为了实现这个“愿景”，我们应该政治上不折腾，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不偏袒侵略性极强的西方，求公正，求和平)。这是我们从六十年中国和世界经验中得出的认识。
《瞭望东方周刊》：提到中国模式往往与西方模式相比较，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不少人认为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模式，你如何看待西方模式的未来?
潘维：西方体制仍然有前途。我从未认为中华体制比西方体制优秀，也不会反过来说西方体制比中华体制优秀。适应自己的生存，是体制生命力所在。中华体制与西方体制没有必然的冲突，强大的中华体制与强大的西方体制可以很好地和平共处，除非西方领袖们认为全世界其他几十亿人，包括13亿中国人，都“必须”遵行西方8亿人实行的体制，挑起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
我本人认为，世界大同，地球k建立共同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我在那篇中华体制的文章中写下了个人的猜想，这个世界大同的前途大概用不了三百年了，也就是说，三百年内，世界的“国”可能都不存在了。在那未来的大同体制里，西方体制和中华体制都会留下自己的基因。我猜中华体制的基因可能更多些，因为更适合世界大同。“多数决”不仅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差些，也难符合世界人民和谐共处的实际要求。中华体制本性宽容，以“天下”为念，不以西方学理中的“民族”为单位，正所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