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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第26个教师节,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后的第一个教师节。“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实现《教育规划纲要》战略目标的首要保障措施,教师教育的质量关系到教育改革的大局。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的教师教育体制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有的还非常尖锐。着眼于我国教育改革目标,以师范大学为主体的教师教育正在政策和现实的夹击下,悄然站在了变革的“关口”。
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资源强国,基础在教育,关键在教师。这是人人都懂、几近萝卜白菜一样平凡的真理。在我国,长久以来,以师范大学为主体的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教师的任务。尤其师范院校,天然地成为教师的“加工厂”。然而,社会前进的大潮,已然使旧有的即将成为历史。《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教师教育,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工作和教育将成为今后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事实上,这个方向性的指引并不具有多大的前瞻性,其实它是对现实的总结。因为,实践已然走在了政策的前面。
高师院校身处“新局”
不久前,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议举行了第七次会议,这也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师范大学校长专题会议。如何按照要求,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动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成为这次联席会上40所师范大学管理者讨论的主题。
在会议上,许多与会者认为,近年来,政府重视师范院校发展,出台了一些惠及师范院校的政策,比如,为了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加入教师队伍,自2007年,国家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启动了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而明年,第一批免费师范生将迎来自己的“毕业季”,走上教师工作岗位。
除此之外,在国家公共财政的保障下,教师的待遇水涨船高,教师职业日益受到社会的青睐,调查发现,教师职业在社会职业评判中不断获得加分。尤其是在大学生就业日趋严峻的情况下,能够成为一名教师,已经成为许多大学生的梦想。
目前,师范院校已然成为教师教育的排头兵。据教育部有关资料,基础教育阶段所需老师基本上都要依托师范院校培养的毕业生。教育部相关领导指出,从长远看,师范院校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力量和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
然而在这背后,我国教师教育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新形势下,一些问题随之而来。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40%左右的本科师范生由非师范院校培养,73所教育硕士培养院校中非师范院校占40%以上,最近获批的15所教育博士培养院校中综合大学占40%。近年来除师范大学外,越来越多的综合大学以及其他类型的高校也积极参与教师教育,非师范大学几乎占据了教师教育的“半壁江山”,教师教育的格局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师范院校的封闭式教育被打破,综合大学、其他类型大学都在参与教师培养,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竞争格局。
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向全球,就会发现,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一些国家教师培养由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为主,逐步转向由综合大学教育学院培养为主。显然,我国教育格局的变化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
“在师范大学教育体系开放的格局下,垄断市场是不可能的,要想站住脚,靠的是教师教育特色,靠的是教师培养质量,靠的是综合办学实力。”在师范大学联席会上,教育部主管师范司的副部长陈小娅用一组排比句表达了教育主管部门鲜明的立场。陈小娅说,“鼓励和支持国家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成立师范学院,举办教师教育。”
而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教师的要求来看,教师教育走向开放、提升培养层次、更多的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培养教师将成为必然趋势。
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看来,目前综合性大学兴办师范专业是好事。“北京师范大学每年吸收的大量教师,大部分是从综合大学毕业的学生。”钟秉林表示,综观国外高等教育,一流的教育学科和教师培养机构大多设在高水平综合大学之中。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综合大学等其他类型的高校参与教师教育。教师教育体系走向开放是大势所趋,是市场的选择。不同类型的高校参与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研究,有利于形成竞争态势和开放性格局,促进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水平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当综合大学越来越热衷于参与教师教育,越来越多的高师院校却选择了走综合化之路。据了解,目前高师院校设置的非师范专业已占专业总数的60%左右,非师范专业的学生也占到了在校生总数的将近一半。一场关于高师院校走综合化发展会“淡化”或“边缘化”教师教育特色的争论也由此引发。
针对这一问题,钟秉林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师范院校走向综合化,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强化教师教育优势和特色,在学科综合和高学术水平的平台上培养高素质教师,师范大学要培养教学名师和未来的教育家,而不是“教书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市场需求,因为“现在社会上新教师的供给已经基本平衡,甚至供大于求了。”他举了一组2008年的数据,2008年我国师范生毕业76.5万人,其中本科毕业生30.3万人,大专毕业生24.3万人,中师毕业生21.9万人,此外还有17.1万非师范毕业生通过认证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累计达93.6万人。而2008年基础教育学校(即中小学)录用的新教师只有25万人,供给量大大超过需求量。
“这表明有2/3的毕业生不是不想当教师,而是因为没有岗位。”钟秉林说。
作为高师院校中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选择了往综合性大学发展的方向,华东师大、华中师大等知名师范院校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综合化发展的道路,一些地方高师院校在综合化道路上甚至走得更远。
作为一所地方高师高校,临沂师范学院综合化步子迈得就非常大,短短几年,就建立起了比较齐全的学科门类,目前,该校设有62个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生34000余人,而且拥有占地7600亩的全国最大的校园。
综合化发展方向是高师院校在市场调节下,实现其生存、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此,钟秉林表示:“这是高等师范院校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北师大会丢掉教师教育的传统。”
陈小娅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师范院校毕业生仍然是中小学教师的主要来源,师范院校还需要继续存在并相对稳定。根据现阶段我国国情、未来教育发展的需要并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开放有序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在综合化与保持教师教育特色之间找到契合点?这是高师院校走向综合化发展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毕竟,教师教育才是师范大学的安身立命之本。
改革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许多综合大学涉足教师教育,但从目前情 况看,高师院校依然是教师教育的主体,承担着培养优秀师资的任务。不过,从种种现实情况看,目前我国的高师院校所培养的师资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
现代化的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教师?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这是高师院校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也是改革方向所在。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这是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和宗旨。教育发展纲要第一次提出了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战略目标。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涉及规模、质量和结构等具体内容。先说规模,从总体数量看,我国看似培养出了足够多的老师,甚至多数师范专业毕业生因为没有教师岗位而不得不放弃教师职业,但数量背后,质量、结构问题却日益凸显。新形势下,教师教育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陈小娅指出,当前义务教育阶段“有学上”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上好学”的问题日益突出,择校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教师队伍的总体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凸显”。
钟秉林表示,“社会上择校风、辅导热、办班热、条子热等现象成疯了,对这点我是深有感受的,每年承受的附校招生压力比高考招生还大。”他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学生和家长对好学校、好教师的认可和追求。“老百姓对好学校、好教师的迫切需求,说明了让人满意的好学校太少,好老师太少,满足不了社会需求。”
显见,高师院校教育改革成败的落脚点定在了人才培养质量上。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满足经济社会需求也成为高师院校发展和教师教育改革的动因和目标。
“未来的教师一定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这句出自陈小娅之口的含义深刻的话,指出了当下进行的教师教育体系改革要应答的是现实这张考卷,而这张考卷显然要求的分数很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陕西师范大学校领导表示,与传统的教师教育相比较,现在教师教育更加关注教师教育培养培训的全程性、全面性和开放性。“传统的师范教育向现代教师教育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教师的专业化,关键问题是建立协调发展的教师培养培训一体化体系。”
过去,高师院校所培养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为“应试教育”服务的,相应的,教师培养也比较封闭、模式单一,高师院校关起门来搞就可以,而现代教师则面临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教育环境,社会的急剧变化、知识的爆炸式增长、信息来源的多元化,都时刻考验着教师的专业素质。很难想象,在现今这个时代,一位老师能够单纯依靠学校的“储备”一成不变地教十几年、几十年的书。
未来的教师,将是师德高尚、学习型的教师,不但具有创新精神,还应具有国际视野,而眼下高师院校培养的教师距此目标甚远。目前,在全国试点的“新课改”,因为教学模式、方式与以往有些变化,许多教师就难以适应。老师都“水土不服”,如何能够教得了、教得好学生?
全教会上,温总理重申:“师范教育的目标绝不是造就‘教书匠’,而是造就堪为人师的教育家。”从“教书匠”到“教育家”,温总理一席话为教师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造就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已经成为师范大学面临的历史性战略任务。
要达成这一目标,高师院校是要费些思量的。尤其是《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使得改革变得迫在眉睫。
有学者认为,从国家发展战略看。中国迫切需要高、精、尖的“杰出人才”,而这恰恰是中国教育的“软肋”。一声“钱学森之问”,问出的是中国整个教育的尴尬和无力。这当然与时代背景有关、与整体体制有关,但无论如何,从历史经验看,“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优质的教育土壤,需要爱教育、懂教育的优秀教师,需要教育家。“名师出高徒”,师既不名,徒弟高明的几率未免降低许多。
钟秉林认为,目前师资队伍结构需求上的矛盾十分突出。随着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高中教师数量短缺;一些学科领域的教师,如外语、音乐、体育、美术教师等数量也短缺;西部边远地区,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师更为短缺。
此外,谈及高师教育改革,不可忽视教师教育大环境,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陈小娅指出,从我国教育现实需要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长期存在,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还不高,教师职业还没有真正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中国在许多领域缺乏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不够强,而大量精英人才或者外流,或者去了外企,或者经商从政,进入教育领域,又真正在一线从事教师职业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有学者指出,我国试行的师范生免费政策,从侧面也说明,师范院校对优秀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换个角度看,这其实也表明教师行业对优秀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出现正在拷问着高师院校的改革,高师院校何以能够拥有好的改革环境?专业设置该如何调整?人才培养质量该如何提高?对于高职院校而言,这些都是眼下面临的挑战。
走在改革探索的路上
“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将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怎样培养高质量教师?面对发展中的种种难题,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亟待走出一条“新”路,而改革是必然选择。陈小娅表示,“师范大学要推进教师教育创新和强化教师养成教育方面发挥示范作用。改革创新是师范大学发展的永恒主题,解决当前教师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仍需要改革创新。”
她进一步强调,各地要根据教师需求,调整和优化教师教育院校布局结构,优质的师范院校适当扩大,不适合培养要求的院校逐步缩小,直至停止招生。中等职业学校师范专业招生规模严格审定,逐步缩减;职业技术学院不涉及教师教育。
教育部师范司司长管培俊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根据《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目前正在研究三件事:一是总体规划。二是改革试点。三是发展项目。其中,改革试点是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综合大学参与的、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
管培俊说,“这是一个体系创新。”一方面是构建开放体系,保证教师培养、教师供给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管培俊认为,教师是复合型人才,需要接受双专业教育——既要进行学科教育,掌握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同时又要把知识形态的内容转化为教育形态,进行教师的专业教育——也就是学科教育与专业教育并行。
如何将两者进行有效结合?这是核心问题,也是目前许多师范院校面临的难点。高师院校的管理者们对此深有感触。
面对如此困惑,一些师范大学已经开始探索,尤其是部属师范大学更是先试先行,走在了教师教育改革的前头,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作为师范大学的龙头,北京师范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钟秉林介绍,北师大实行了“4+X”的教师培养模式,并由此构建了包括“4+0”“4+2”“4+3”等多种模式在内的多元化教师培养体系。
钟秉林表示,学生既可以在本科阶段,通过教师教育课程模块和相关专业双学位、主辅修课程的修读,或直接修读免费师范教育课程,获取相应学士学位和教师资格证书,完成教师的养成;也可以通过传统的“4+3”模式获得教育学硕士,从事教师工作;还可以通过成功试验8年并取得良好社会声誉的“4+2”本硕贯通培养教育学硕士的模式,成为高中教师。
钟秉林说,“今年起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教育硕士,从而又形成了一种新的‘4+2’教师培养模式。”
针对师范生实践技能薄弱,不关注基层教育,不了解基层教育,不熟悉基层教育等难题,已进行了多年的教师教育改革仅局限于在大学内部的改革,大学与基层教育单位、大学与基层政府的伙伴关系还没有真正建立。同为部属师范大学的华中师范大学目前正在筹备建设“中部地区教师教育创新与服务综合改革实验区”。
该校校长马敏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建设一个综合实验区,通过大学与基层教育单位、基层政府建立长期巩固的伙伴合作关系,把各种资源纳入教师教育的各个环节中来,探索“合作培养”教师的模式和机制,是十分迫切并且必要的。
马敏介绍,通过实验区建设,可以发挥学校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等综合优势,探索构建“教师教育创新体系”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实验区的基地建设可以为免费师范生提供稳定的实习、见习机会。实验区还实施“双导师制度”,由学校专任教师、中学优秀教师组成指导教师队伍,在教育实践中对免费师范毕业生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指导等。此外,实验区既是学校的实习基地、实践基地、研究基地、服务基地,又可以成为国家教师教育改革和创新的试验田,在推动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必将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资源强国,基础在教育,关键在教师。这是人人都懂、几近萝卜白菜一样平凡的真理。在我国,长久以来,以师范大学为主体的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教师的任务。尤其师范院校,天然地成为教师的“加工厂”。然而,社会前进的大潮,已然使旧有的即将成为历史。《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教师教育,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大学参与、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工作和教育将成为今后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事实上,这个方向性的指引并不具有多大的前瞻性,其实它是对现实的总结。因为,实践已然走在了政策的前面。
高师院校身处“新局”
不久前,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议举行了第七次会议,这也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师范大学校长专题会议。如何按照要求,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动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成为这次联席会上40所师范大学管理者讨论的主题。
在会议上,许多与会者认为,近年来,政府重视师范院校发展,出台了一些惠及师范院校的政策,比如,为了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加入教师队伍,自2007年,国家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启动了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而明年,第一批免费师范生将迎来自己的“毕业季”,走上教师工作岗位。
除此之外,在国家公共财政的保障下,教师的待遇水涨船高,教师职业日益受到社会的青睐,调查发现,教师职业在社会职业评判中不断获得加分。尤其是在大学生就业日趋严峻的情况下,能够成为一名教师,已经成为许多大学生的梦想。
目前,师范院校已然成为教师教育的排头兵。据教育部有关资料,基础教育阶段所需老师基本上都要依托师范院校培养的毕业生。教育部相关领导指出,从长远看,师范院校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力量和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
然而在这背后,我国教师教育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新形势下,一些问题随之而来。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40%左右的本科师范生由非师范院校培养,73所教育硕士培养院校中非师范院校占40%以上,最近获批的15所教育博士培养院校中综合大学占40%。近年来除师范大学外,越来越多的综合大学以及其他类型的高校也积极参与教师教育,非师范大学几乎占据了教师教育的“半壁江山”,教师教育的格局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师范院校的封闭式教育被打破,综合大学、其他类型大学都在参与教师培养,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竞争格局。
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向全球,就会发现,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一些国家教师培养由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为主,逐步转向由综合大学教育学院培养为主。显然,我国教育格局的变化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
“在师范大学教育体系开放的格局下,垄断市场是不可能的,要想站住脚,靠的是教师教育特色,靠的是教师培养质量,靠的是综合办学实力。”在师范大学联席会上,教育部主管师范司的副部长陈小娅用一组排比句表达了教育主管部门鲜明的立场。陈小娅说,“鼓励和支持国家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成立师范学院,举办教师教育。”
而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教师的要求来看,教师教育走向开放、提升培养层次、更多的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培养教师将成为必然趋势。
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看来,目前综合性大学兴办师范专业是好事。“北京师范大学每年吸收的大量教师,大部分是从综合大学毕业的学生。”钟秉林表示,综观国外高等教育,一流的教育学科和教师培养机构大多设在高水平综合大学之中。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综合大学等其他类型的高校参与教师教育。教师教育体系走向开放是大势所趋,是市场的选择。不同类型的高校参与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研究,有利于形成竞争态势和开放性格局,促进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水平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当综合大学越来越热衷于参与教师教育,越来越多的高师院校却选择了走综合化之路。据了解,目前高师院校设置的非师范专业已占专业总数的60%左右,非师范专业的学生也占到了在校生总数的将近一半。一场关于高师院校走综合化发展会“淡化”或“边缘化”教师教育特色的争论也由此引发。
针对这一问题,钟秉林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师范院校走向综合化,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强化教师教育优势和特色,在学科综合和高学术水平的平台上培养高素质教师,师范大学要培养教学名师和未来的教育家,而不是“教书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市场需求,因为“现在社会上新教师的供给已经基本平衡,甚至供大于求了。”他举了一组2008年的数据,2008年我国师范生毕业76.5万人,其中本科毕业生30.3万人,大专毕业生24.3万人,中师毕业生21.9万人,此外还有17.1万非师范毕业生通过认证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累计达93.6万人。而2008年基础教育学校(即中小学)录用的新教师只有25万人,供给量大大超过需求量。
“这表明有2/3的毕业生不是不想当教师,而是因为没有岗位。”钟秉林说。
作为高师院校中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选择了往综合性大学发展的方向,华东师大、华中师大等知名师范院校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综合化发展的道路,一些地方高师院校在综合化道路上甚至走得更远。
作为一所地方高师高校,临沂师范学院综合化步子迈得就非常大,短短几年,就建立起了比较齐全的学科门类,目前,该校设有62个本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生34000余人,而且拥有占地7600亩的全国最大的校园。
综合化发展方向是高师院校在市场调节下,实现其生存、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此,钟秉林表示:“这是高等师范院校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北师大会丢掉教师教育的传统。”
陈小娅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师范院校毕业生仍然是中小学教师的主要来源,师范院校还需要继续存在并相对稳定。根据现阶段我国国情、未来教育发展的需要并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开放有序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在综合化与保持教师教育特色之间找到契合点?这是高师院校走向综合化发展道路需要解决的问题。毕竟,教师教育才是师范大学的安身立命之本。
改革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许多综合大学涉足教师教育,但从目前情 况看,高师院校依然是教师教育的主体,承担着培养优秀师资的任务。不过,从种种现实情况看,目前我国的高师院校所培养的师资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
现代化的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教师?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这是高师院校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也是改革方向所在。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这是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和宗旨。教育发展纲要第一次提出了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战略目标。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涉及规模、质量和结构等具体内容。先说规模,从总体数量看,我国看似培养出了足够多的老师,甚至多数师范专业毕业生因为没有教师岗位而不得不放弃教师职业,但数量背后,质量、结构问题却日益凸显。新形势下,教师教育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陈小娅指出,当前义务教育阶段“有学上”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上好学”的问题日益突出,择校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教师队伍的总体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凸显”。
钟秉林表示,“社会上择校风、辅导热、办班热、条子热等现象成疯了,对这点我是深有感受的,每年承受的附校招生压力比高考招生还大。”他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学生和家长对好学校、好教师的认可和追求。“老百姓对好学校、好教师的迫切需求,说明了让人满意的好学校太少,好老师太少,满足不了社会需求。”
显见,高师院校教育改革成败的落脚点定在了人才培养质量上。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满足经济社会需求也成为高师院校发展和教师教育改革的动因和目标。
“未来的教师一定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教师。”这句出自陈小娅之口的含义深刻的话,指出了当下进行的教师教育体系改革要应答的是现实这张考卷,而这张考卷显然要求的分数很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陕西师范大学校领导表示,与传统的教师教育相比较,现在教师教育更加关注教师教育培养培训的全程性、全面性和开放性。“传统的师范教育向现代教师教育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教师的专业化,关键问题是建立协调发展的教师培养培训一体化体系。”
过去,高师院校所培养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为“应试教育”服务的,相应的,教师培养也比较封闭、模式单一,高师院校关起门来搞就可以,而现代教师则面临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教育环境,社会的急剧变化、知识的爆炸式增长、信息来源的多元化,都时刻考验着教师的专业素质。很难想象,在现今这个时代,一位老师能够单纯依靠学校的“储备”一成不变地教十几年、几十年的书。
未来的教师,将是师德高尚、学习型的教师,不但具有创新精神,还应具有国际视野,而眼下高师院校培养的教师距此目标甚远。目前,在全国试点的“新课改”,因为教学模式、方式与以往有些变化,许多教师就难以适应。老师都“水土不服”,如何能够教得了、教得好学生?
全教会上,温总理重申:“师范教育的目标绝不是造就‘教书匠’,而是造就堪为人师的教育家。”从“教书匠”到“教育家”,温总理一席话为教师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造就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已经成为师范大学面临的历史性战略任务。
要达成这一目标,高师院校是要费些思量的。尤其是《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使得改革变得迫在眉睫。
有学者认为,从国家发展战略看。中国迫切需要高、精、尖的“杰出人才”,而这恰恰是中国教育的“软肋”。一声“钱学森之问”,问出的是中国整个教育的尴尬和无力。这当然与时代背景有关、与整体体制有关,但无论如何,从历史经验看,“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优质的教育土壤,需要爱教育、懂教育的优秀教师,需要教育家。“名师出高徒”,师既不名,徒弟高明的几率未免降低许多。
钟秉林认为,目前师资队伍结构需求上的矛盾十分突出。随着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高中教师数量短缺;一些学科领域的教师,如外语、音乐、体育、美术教师等数量也短缺;西部边远地区,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师更为短缺。
此外,谈及高师教育改革,不可忽视教师教育大环境,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陈小娅指出,从我国教育现实需要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长期存在,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还不高,教师职业还没有真正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中国在许多领域缺乏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不够强,而大量精英人才或者外流,或者去了外企,或者经商从政,进入教育领域,又真正在一线从事教师职业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有学者指出,我国试行的师范生免费政策,从侧面也说明,师范院校对优秀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换个角度看,这其实也表明教师行业对优秀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出现正在拷问着高师院校的改革,高师院校何以能够拥有好的改革环境?专业设置该如何调整?人才培养质量该如何提高?对于高职院校而言,这些都是眼下面临的挑战。
走在改革探索的路上
“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将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怎样培养高质量教师?面对发展中的种种难题,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亟待走出一条“新”路,而改革是必然选择。陈小娅表示,“师范大学要推进教师教育创新和强化教师养成教育方面发挥示范作用。改革创新是师范大学发展的永恒主题,解决当前教师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仍需要改革创新。”
她进一步强调,各地要根据教师需求,调整和优化教师教育院校布局结构,优质的师范院校适当扩大,不适合培养要求的院校逐步缩小,直至停止招生。中等职业学校师范专业招生规模严格审定,逐步缩减;职业技术学院不涉及教师教育。
教育部师范司司长管培俊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根据《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目前正在研究三件事:一是总体规划。二是改革试点。三是发展项目。其中,改革试点是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的、综合大学参与的、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
管培俊说,“这是一个体系创新。”一方面是构建开放体系,保证教师培养、教师供给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管培俊认为,教师是复合型人才,需要接受双专业教育——既要进行学科教育,掌握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同时又要把知识形态的内容转化为教育形态,进行教师的专业教育——也就是学科教育与专业教育并行。
如何将两者进行有效结合?这是核心问题,也是目前许多师范院校面临的难点。高师院校的管理者们对此深有感触。
面对如此困惑,一些师范大学已经开始探索,尤其是部属师范大学更是先试先行,走在了教师教育改革的前头,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作为师范大学的龙头,北京师范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钟秉林介绍,北师大实行了“4+X”的教师培养模式,并由此构建了包括“4+0”“4+2”“4+3”等多种模式在内的多元化教师培养体系。
钟秉林表示,学生既可以在本科阶段,通过教师教育课程模块和相关专业双学位、主辅修课程的修读,或直接修读免费师范教育课程,获取相应学士学位和教师资格证书,完成教师的养成;也可以通过传统的“4+3”模式获得教育学硕士,从事教师工作;还可以通过成功试验8年并取得良好社会声誉的“4+2”本硕贯通培养教育学硕士的模式,成为高中教师。
钟秉林说,“今年起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教育硕士,从而又形成了一种新的‘4+2’教师培养模式。”
针对师范生实践技能薄弱,不关注基层教育,不了解基层教育,不熟悉基层教育等难题,已进行了多年的教师教育改革仅局限于在大学内部的改革,大学与基层教育单位、大学与基层政府的伙伴关系还没有真正建立。同为部属师范大学的华中师范大学目前正在筹备建设“中部地区教师教育创新与服务综合改革实验区”。
该校校长马敏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建设一个综合实验区,通过大学与基层教育单位、基层政府建立长期巩固的伙伴合作关系,把各种资源纳入教师教育的各个环节中来,探索“合作培养”教师的模式和机制,是十分迫切并且必要的。
马敏介绍,通过实验区建设,可以发挥学校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等综合优势,探索构建“教师教育创新体系”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实验区的基地建设可以为免费师范生提供稳定的实习、见习机会。实验区还实施“双导师制度”,由学校专任教师、中学优秀教师组成指导教师队伍,在教育实践中对免费师范毕业生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指导等。此外,实验区既是学校的实习基地、实践基地、研究基地、服务基地,又可以成为国家教师教育改革和创新的试验田,在推动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必将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