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挎着双肩包、拖着拉杆箱，一身背包客装束的余志海，跨进北京朝阳区一个居民小区的25层楼。推开那间新近租下来的办公室大门，余志海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转了好几圈，才让空调运转起来。提起全职投身公益的五年经历，他的心情不错：“今年感觉比较平稳，上轨道了。”
2004年，旅行爱好者余志海发现，城里人到乡村旅游时，只要在自己的背包里多背1公斤的书籍或文具，带给沿途有需要的贫困学校和孩子，“让他们完成学业，改变他们的未来”，就能对改善农村教育发挥作用。于是，一个最初定位于学校咨询和物品管理平台的网站“多背一公斤”诞生了。从此，余志海以“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创始人”而闻名。
但是余志海做的事，又与纯粹的公益组织有所不同。他是在官方的政策措施和商业企业家们触摸不到的地方发现了市场和机遇：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归来后通过网站进行反馈与分享，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当向有需求的企业提供信息时，他收取一定的费用，也就是说，此时这件事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行为。所以更准确地说，他今天的身份，应该叫做“社会企业家”。
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像余志海这样“社会企业家”。
所谓社会企业家，国际上的通行定义是：运用商业手段推动社会进步的企业家。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往往都包含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如促进城乡沟通交流，为残疾人和弱势群体量身打造就业机会等等。他们并不是靠捐款来支撑这些公益性质的活动，而是以商业活动的收入为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普通企业家的商业利润最大化原则却在这里黯然失色。
在中国，“社会企业家”是刚刚出现了数年的新名词。具体说，它在2006年前后引进，在2008年正式登台亮相。
转折2008
200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5月12日，距离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只有88天时，一场突如其来的9级大地震重创了中国西南的汶川。然而，8月，北京的奥运会仍然精彩纷呈。而彼时，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潮开始裹挟全球，世界经济一片风声鹤唳，中国亦未能幸免。
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年景里，中国社会在大悲大喜的宏大叙事之下，也在发生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动。它可能只是个人职业方向的突然转变，也可能是部分人群的心态调整，抑或是某些机构运行方式的异数，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却蕴藏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机缘。
倪凯志就是这样一个在2008年突然改变了职业方向和生活方式的人。要不是汶川大地震，现在他在深圳可能已经有房有车有公司，与父母妻儿兄弟一起其乐融融。而地震的发生让他从一个外资IT公司的营销区域经理，变成了一个灾区的志愿者。
那时的倪凯志，对公益并不怎么了解，也没什么清晰的思路。不过，出生于农村却谋生于城市的他认识到，要改变灾区面貌，还需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
结合自身经历，倪凯志决定从公平贸易入手。他在绵竹、什邡的乡镇建立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社，与农户签协议分散种植、养殖绿色农产品，以合作社的模式统购，再通过公平贸易专业信息平台，统销到成都的餐饮店，试图以此把竞争力薄弱的小农户和大城市中的企业及消费者直接对接。后来他发现这条路行不通，就又换了一个方式：通过搞公益旅游来帮助农村自我造血。他在成都注册了企业并组建起自己的小小团队。
倪凯志的人生，由此开始转向。“这个地震对我来说也是震大了，我爸爸就说我是‘有病’”。
倪凯志并不是唯一在2008年改变了人生方向的人。在距离成都50公里的大邑县，任旭平和张书平这对患难夫妻，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养兔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兔王”。2008年的大地震，也把他们的兔王产业推到了灾区重建的最前沿。
“当时很多NGO、大学研究机构都找我们，包括台湾的、美国的，希望我们帮灾区做事。”一开始，张书平夫妇是通过基金会整合资源，领一笔资金，到灾区做一些项目，后来张书平发现，灾区重建是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太多地方需要资源，她决定不再拿基金会的钱，而是以自己的企业为主体来做社区发展，“从兔子做起，我们为妇女做家庭发展计划，还给政府提建议，等等。”
他们提供的种兔和技术是收钱的，虽然收得很低，还常常对贫困户免单。其实在地震前任旭平和张书平夫妇一直在这样做。在他们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现实中却备受质疑。“经常会有人质问我们，是不是把公益当作生意来做？”一边做企业，一边做慈善，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哪一项属于公益哪一项属于商业。这样的疑惑一直困扰着夫妇俩。
幸运地是，这一年，张书平获得了一个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的机会，培训班里接触到的新概念，让她“觉得挺震撼的。一个星期的培训中，老师对国外社会企业家的理念进行梳理，把国外的经验、运作模式、受益面给大家做个介绍，让大家有个清晰的认识，还要求我们把企业的愿景、使命和宗旨梳理清楚，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通过培训，张书平终于明白，商业企业从诞生的那天就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我们，除要留一部分利润作为我们企业发展的必需之用，我们会把大部分利润用于回馈社会。”社会性企业不但既要对企业负责，对员工负责，还要对生产链的上下游负责。也就是说，它们对社会要负有更大的责任。多年困扰他们的疑虑终于烟消云散，“我们一直就是那么做的，却不知道这就是社会企业。”
做公益原来可以不靠募钱
张书平参加的这个培训班，由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2006年，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在中国组织了一个关于社会创新的会议，当时，素有“打工皇后”之称的吴士宏，通过翻译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已经在中国大陆引入了社会企业家概念。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发现社会企业这个话题非常受关注，于是，他们继续进行这个项目，与中国的不同机构交流并组团考察英国的社会企业，最终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资助下于2008年6月开始试点培训社会企业家技能，并于2009年6月正式实施。截至目前，已经有580名现有或潜在的中国社会企业家参加了这个培训，其中有35家机构获得了总计约5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资助。
英国拥有世界上最成功、最具活力的社会企业。英国的社会企业多数是中小规模，由普通人创办，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社会企业创立的速度已超过传统企业。今年7月11日英国发布的最新RBS SE100社会企业指数报告显示，虽然英国财政整体境况不佳，但社会企业的发展速度在英国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其中，100家发展最快的社会企业的业务平均增长率是91%；去年这一数字是79%。
“四天集中式培训，我们的最大目的就是冲击传统的公益思维，原来大家认为做公益就只是募钱，而社会企业是要从商业的角度来做公益，这个理念给大家的冲击很大。”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创新助理总监彭艳妮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培训主要是帮助大家打开思路，“对传统公益的挑战就是从社会问题出发，从需求出发，要求进行商业运作并提供一个特别适合的方案——这个对社会企业家的要求很高。”
“整体看来中国的社会企业现在还是起步阶段，很难说现在有多少家算是社会企业，真正成功的案例还是寥寥无几。”彭艳妮发现，参加培训的人当中，超过80%的人都有以前在NGO做公益的背景，有少量的人是以前做企业后来想做公益，还有少量想从事公益创业的学生，“他们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商业运营方面，他们缺乏商业经验，资金方面也需要支持”。
在公益与商业间艰苦寻路
倪凯志在2009年也参加了这个培训。凭借公益旅游“益栈”的创意，倪凯志参与了2010年度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评选，获得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提供的“友成新公益发展奖”8万元奖金。这是倪凯志离开深圳后收到的一笔大款项，此前倪得到过孵化机构恩派（NPI）及其他一些捐助，几年里他的总共收入是15万元。《中国新闻周刊》记者6月底在成都见到倪凯志的时候，他正在焦急等待一笔19万元的项目申请结果，“如果筹不到钱，11月份家底儿就空了。”
所谓“益栈”，就是公益旅游线路上负责接待公益旅游者的特定接待站，它们均位于农村社区，选择合适的农户家庭租用其空余的房屋作为“益栈”旅馆，为旅游者提供食宿和停歇服务。他相信通过旅行者和农户的平等接触，而不是让他们高高在上“献爱心”，能够还旅游者的旅游本色让他们身心愉悦，而农村社区可获得收入，同时还能丰富农村社区生活。目前倪凯志已经建立了10个“益栈”社区，几乎涵盖整个地震灾区，约有100户农家加入。
尽管现在资金捉襟见肘，倪凯志坚持社会企业首先要财务透明。他的中国公益旅游网首页会公开每次活动的收益、分配。食宿标准是在他们跟农户协商的基础上，从旅游者收取的费用按7：2：1分成，其中七成为农户的直接收益，二成为管理费用于租车等事务支出，剩下的一成才是机构的收入。机构获得的收入中，净收入的10%作为小额贷款、社区基金和发展的预备基金，90%用于员工的福利待遇、工资等。
倪凯志还是坚信自己选择的公益旅游有市场，而且真正适合社会企业去运作。“政府推动公益旅游，会破坏社区环境，而且容易服务优势群体；商业公司做也不行，投入大而资本回收周期长。他们要是去做的话，肯定会和农村的精英合作，真正的穷人就没有机会参与进来。”倪凯志认为，只有社会企业才能真正做好公益旅游，“公益旅游所服务的都是比较贫穷的社区，而他们的资源又能成为我们的新资源，而且公益组织不着急盈利，我们会慢慢地来推动这件事，要持续地一直做下去。”
创办初期的社会企业，大多会遇到倪凯志这样的困难。在发起“多背一公斤”后的六年里，为了维持生计，余志海他们设计过许多项目，同时还参与公益孵化，也向基金会申请资助。去年10月，余志海申请一个基金会项目时没有通过，他开始厌倦这种由别人来决定命运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们就决定去拼一拼，不再找别人去要（钱）了。”余志海说，决定自我造血之后，商业合作中的资讯收费就是唯一的收入，支出则主要是人力成本和办公费用。熬了大半年，余志海发现这条路可行，他觉得今年基本可以实现收支平衡：“日子虽然过得清苦，却扎实、自由，并且也一样活得很好。”
尽管创业艰辛，社会企业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社会、政府等各种资源，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就会相对容易许多。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七个年轻人，就比倪凯志和余志海他们幸运，农场2009年3月下旬正式对外运营，2010年已经收支平衡。
小毛驴市民农园也是由公益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的。七名核心创业人员大多都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志愿者。当这所由“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创办的学院撤出河北后，学院团队成立起非营利性的社会企业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
发展中心办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建于2008年4月，占地230亩，位于北京西郊著名自然风景区凤凰岭山脚下、京密引水渠旁。办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用意，是鼓励农民用生态的、节能的、可持续的方法来生产，而当城市居民在消费这些服务和产品的时候，将会再进一步推动这种绿色农业。
小毛驴市民农园在每一个季节的种植之初预先收取费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风险由双方共同承担。然后，农场按照约定定期给成员家庭配送蔬菜，或者由成员自己参与生产劳动等多种方式协助建设农园。其中，预收费制度，为小毛驴农园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作为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产学研基地，小毛驴农园在筹建初期还享受政府投资以及免收地租等各种优惠。
“基本上是人民大学做软件，政府提供硬件，我们就把农场建成现在这个样子。”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严晓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8年跟政府合作至今，创业团队现在基本可以独立运作，不过他认为这个模式最本质的影响还是通过市民参与的方式进行消费者教育，“不是包治百病的农业生产，也不能批量复制。”
这是普通人都能做的事业
严晓辉2004年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他说，“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做到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就是很单纯地想要去帮助农民，家里人知道我做这个事儿对社会的影响也很高兴。”
对他和他的同伴而言，“商业只是一个手段，我们本身是做公益的，但是随着业务量越来越多，公益投入越来越多，而基金会的援助只是杯水车薪，我们就需要从商业这边获得资金养活自己，并推动社会进步。”
他们在组织架构和管理运营方面严格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运作。经股东大会商议决定，7个发起人作为股东，每人拥有5%的股份，但是股份的权益主要体现在投票权上。根据企业运营需要以及各人专长，7人各有分工但收入一样，他们还主推曾经在美国农场学习过的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女博士石嫣面对公众和媒体。“石嫣作为女性更能够为公众接受，她也更有条件被包装：女博士、留洋。”严晓辉和同伴袁清华坦言，现在的分工都是大家在七八年的磨合中慢慢形成的传统，没有谁的权力比谁更大，“该打架、吵架的，也都打过、吵过了。”
忆起大家同甘共苦的这些年，严晓辉和袁清华他们甚感欣慰的是：当年的毛头小子、黄毛丫头如今更加成熟理智，他们各自又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3个人已经结婚成家，还有两个准备结婚。不过，最让他们骄傲的是，农场去年已经收支平衡，今年也能维持平衡，而他们也打算扩大现有的事业。
“农场已经爆满，很多人在排队，我们考虑在其他地方开农场，正在找地，在谈。”这种务实乐观的状态，在经营社会企业的人群当中非常普遍。就连被地震改变了命运，至今还为生计发愁的倪凯志，他也觉得自己的团队明年能够达到收支平衡。
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我这三年跑遍了中国，我认为我这三年是有意义的。”倪凯志的办公室委身于成都市的一个居民小区，没有空调，夏天很热，他特意把到访的记者约到小区外的一个有空调的小茶馆里。“我现在根本不想成为有钱人，意义不大。我父母不是很需要钱，我也不太需要钱，有钱还不是为了快乐，我现在已经快乐了。”倪凯志喜欢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腐败”，哪怕只是喝酒吃烧烤，或者游泳，他喜欢跟来自不同机构的朋友聚在一起谈谈创意啊、想法啊、合作啊，他不认为做公益就应该过苦行僧的日子，“我认为吃吃喝喝还是可以的
2004年，旅行爱好者余志海发现，城里人到乡村旅游时，只要在自己的背包里多背1公斤的书籍或文具，带给沿途有需要的贫困学校和孩子，“让他们完成学业，改变他们的未来”，就能对改善农村教育发挥作用。于是，一个最初定位于学校咨询和物品管理平台的网站“多背一公斤”诞生了。从此，余志海以“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创始人”而闻名。
但是余志海做的事，又与纯粹的公益组织有所不同。他是在官方的政策措施和商业企业家们触摸不到的地方发现了市场和机遇：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归来后通过网站进行反馈与分享，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当向有需求的企业提供信息时，他收取一定的费用，也就是说，此时这件事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行为。所以更准确地说，他今天的身份，应该叫做“社会企业家”。
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像余志海这样“社会企业家”。
所谓社会企业家，国际上的通行定义是：运用商业手段推动社会进步的企业家。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往往都包含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如促进城乡沟通交流，为残疾人和弱势群体量身打造就业机会等等。他们并不是靠捐款来支撑这些公益性质的活动，而是以商业活动的收入为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普通企业家的商业利润最大化原则却在这里黯然失色。
在中国，“社会企业家”是刚刚出现了数年的新名词。具体说，它在2006年前后引进，在2008年正式登台亮相。
转折2008
200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5月12日，距离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只有88天时，一场突如其来的9级大地震重创了中国西南的汶川。然而，8月，北京的奥运会仍然精彩纷呈。而彼时，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潮开始裹挟全球，世界经济一片风声鹤唳，中国亦未能幸免。
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年景里，中国社会在大悲大喜的宏大叙事之下，也在发生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动。它可能只是个人职业方向的突然转变，也可能是部分人群的心态调整，抑或是某些机构运行方式的异数，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却蕴藏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实际机缘。
倪凯志就是这样一个在2008年突然改变了职业方向和生活方式的人。要不是汶川大地震，现在他在深圳可能已经有房有车有公司，与父母妻儿兄弟一起其乐融融。而地震的发生让他从一个外资IT公司的营销区域经理，变成了一个灾区的志愿者。
那时的倪凯志，对公益并不怎么了解，也没什么清晰的思路。不过，出生于农村却谋生于城市的他认识到，要改变灾区面貌，还需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
结合自身经历，倪凯志决定从公平贸易入手。他在绵竹、什邡的乡镇建立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社，与农户签协议分散种植、养殖绿色农产品，以合作社的模式统购，再通过公平贸易专业信息平台，统销到成都的餐饮店，试图以此把竞争力薄弱的小农户和大城市中的企业及消费者直接对接。后来他发现这条路行不通，就又换了一个方式：通过搞公益旅游来帮助农村自我造血。他在成都注册了企业并组建起自己的小小团队。
倪凯志的人生，由此开始转向。“这个地震对我来说也是震大了，我爸爸就说我是‘有病’”。
倪凯志并不是唯一在2008年改变了人生方向的人。在距离成都50公里的大邑县，任旭平和张书平这对患难夫妻，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养兔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兔王”。2008年的大地震，也把他们的兔王产业推到了灾区重建的最前沿。
“当时很多NGO、大学研究机构都找我们，包括台湾的、美国的，希望我们帮灾区做事。”一开始，张书平夫妇是通过基金会整合资源，领一笔资金，到灾区做一些项目，后来张书平发现，灾区重建是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太多地方需要资源，她决定不再拿基金会的钱，而是以自己的企业为主体来做社区发展，“从兔子做起，我们为妇女做家庭发展计划，还给政府提建议，等等。”
他们提供的种兔和技术是收钱的，虽然收得很低，还常常对贫困户免单。其实在地震前任旭平和张书平夫妇一直在这样做。在他们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现实中却备受质疑。“经常会有人质问我们，是不是把公益当作生意来做？”一边做企业，一边做慈善，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哪一项属于公益哪一项属于商业。这样的疑惑一直困扰着夫妇俩。
幸运地是，这一年，张书平获得了一个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的机会，培训班里接触到的新概念，让她“觉得挺震撼的。一个星期的培训中，老师对国外社会企业家的理念进行梳理，把国外的经验、运作模式、受益面给大家做个介绍，让大家有个清晰的认识，还要求我们把企业的愿景、使命和宗旨梳理清楚，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通过培训，张书平终于明白，商业企业从诞生的那天就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我们，除要留一部分利润作为我们企业发展的必需之用，我们会把大部分利润用于回馈社会。”社会性企业不但既要对企业负责，对员工负责，还要对生产链的上下游负责。也就是说，它们对社会要负有更大的责任。多年困扰他们的疑虑终于烟消云散，“我们一直就是那么做的，却不知道这就是社会企业。”
做公益原来可以不靠募钱
张书平参加的这个培训班，由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2006年，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在中国组织了一个关于社会创新的会议，当时，素有“打工皇后”之称的吴士宏，通过翻译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已经在中国大陆引入了社会企业家概念。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发现社会企业这个话题非常受关注，于是，他们继续进行这个项目，与中国的不同机构交流并组团考察英国的社会企业，最终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资助下于2008年6月开始试点培训社会企业家技能，并于2009年6月正式实施。截至目前，已经有580名现有或潜在的中国社会企业家参加了这个培训，其中有35家机构获得了总计约5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资助。
英国拥有世界上最成功、最具活力的社会企业。英国的社会企业多数是中小规模，由普通人创办，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社会企业创立的速度已超过传统企业。今年7月11日英国发布的最新RBS SE100社会企业指数报告显示，虽然英国财政整体境况不佳，但社会企业的发展速度在英国经济发展中一枝独秀。其中，100家发展最快的社会企业的业务平均增长率是91%；去年这一数字是79%。
“四天集中式培训，我们的最大目的就是冲击传统的公益思维，原来大家认为做公益就只是募钱，而社会企业是要从商业的角度来做公益，这个理念给大家的冲击很大。”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创新助理总监彭艳妮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培训主要是帮助大家打开思路，“对传统公益的挑战就是从社会问题出发，从需求出发，要求进行商业运作并提供一个特别适合的方案——这个对社会企业家的要求很高。”
“整体看来中国的社会企业现在还是起步阶段，很难说现在有多少家算是社会企业，真正成功的案例还是寥寥无几。”彭艳妮发现，参加培训的人当中，超过80%的人都有以前在NGO做公益的背景，有少量的人是以前做企业后来想做公益，还有少量想从事公益创业的学生，“他们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商业运营方面，他们缺乏商业经验，资金方面也需要支持”。
在公益与商业间艰苦寻路
倪凯志在2009年也参加了这个培训。凭借公益旅游“益栈”的创意，倪凯志参与了2010年度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评选，获得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提供的“友成新公益发展奖”8万元奖金。这是倪凯志离开深圳后收到的一笔大款项，此前倪得到过孵化机构恩派（NPI）及其他一些捐助，几年里他的总共收入是15万元。《中国新闻周刊》记者6月底在成都见到倪凯志的时候，他正在焦急等待一笔19万元的项目申请结果，“如果筹不到钱，11月份家底儿就空了。”
所谓“益栈”，就是公益旅游线路上负责接待公益旅游者的特定接待站，它们均位于农村社区，选择合适的农户家庭租用其空余的房屋作为“益栈”旅馆，为旅游者提供食宿和停歇服务。他相信通过旅行者和农户的平等接触，而不是让他们高高在上“献爱心”，能够还旅游者的旅游本色让他们身心愉悦，而农村社区可获得收入，同时还能丰富农村社区生活。目前倪凯志已经建立了10个“益栈”社区，几乎涵盖整个地震灾区，约有100户农家加入。
尽管现在资金捉襟见肘，倪凯志坚持社会企业首先要财务透明。他的中国公益旅游网首页会公开每次活动的收益、分配。食宿标准是在他们跟农户协商的基础上，从旅游者收取的费用按7：2：1分成，其中七成为农户的直接收益，二成为管理费用于租车等事务支出，剩下的一成才是机构的收入。机构获得的收入中，净收入的10%作为小额贷款、社区基金和发展的预备基金，90%用于员工的福利待遇、工资等。
倪凯志还是坚信自己选择的公益旅游有市场，而且真正适合社会企业去运作。“政府推动公益旅游，会破坏社区环境，而且容易服务优势群体；商业公司做也不行，投入大而资本回收周期长。他们要是去做的话，肯定会和农村的精英合作，真正的穷人就没有机会参与进来。”倪凯志认为，只有社会企业才能真正做好公益旅游，“公益旅游所服务的都是比较贫穷的社区，而他们的资源又能成为我们的新资源，而且公益组织不着急盈利，我们会慢慢地来推动这件事，要持续地一直做下去。”
创办初期的社会企业，大多会遇到倪凯志这样的困难。在发起“多背一公斤”后的六年里，为了维持生计，余志海他们设计过许多项目，同时还参与公益孵化，也向基金会申请资助。去年10月，余志海申请一个基金会项目时没有通过，他开始厌倦这种由别人来决定命运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们就决定去拼一拼，不再找别人去要（钱）了。”余志海说，决定自我造血之后，商业合作中的资讯收费就是唯一的收入，支出则主要是人力成本和办公费用。熬了大半年，余志海发现这条路可行，他觉得今年基本可以实现收支平衡：“日子虽然过得清苦，却扎实、自由，并且也一样活得很好。”
尽管创业艰辛，社会企业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社会、政府等各种资源，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就会相对容易许多。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七个年轻人，就比倪凯志和余志海他们幸运，农场2009年3月下旬正式对外运营，2010年已经收支平衡。
小毛驴市民农园也是由公益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的。七名核心创业人员大多都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志愿者。当这所由“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创办的学院撤出河北后，学院团队成立起非营利性的社会企业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
发展中心办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建于2008年4月，占地230亩，位于北京西郊著名自然风景区凤凰岭山脚下、京密引水渠旁。办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用意，是鼓励农民用生态的、节能的、可持续的方法来生产，而当城市居民在消费这些服务和产品的时候，将会再进一步推动这种绿色农业。
小毛驴市民农园在每一个季节的种植之初预先收取费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风险由双方共同承担。然后，农场按照约定定期给成员家庭配送蔬菜，或者由成员自己参与生产劳动等多种方式协助建设农园。其中，预收费制度，为小毛驴农园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作为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产学研基地，小毛驴农园在筹建初期还享受政府投资以及免收地租等各种优惠。
“基本上是人民大学做软件，政府提供硬件，我们就把农场建成现在这个样子。”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严晓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8年跟政府合作至今，创业团队现在基本可以独立运作，不过他认为这个模式最本质的影响还是通过市民参与的方式进行消费者教育，“不是包治百病的农业生产，也不能批量复制。”
这是普通人都能做的事业
严晓辉2004年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他说，“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做到现在这个样子，那时候就是很单纯地想要去帮助农民，家里人知道我做这个事儿对社会的影响也很高兴。”
对他和他的同伴而言，“商业只是一个手段，我们本身是做公益的，但是随着业务量越来越多，公益投入越来越多，而基金会的援助只是杯水车薪，我们就需要从商业这边获得资金养活自己，并推动社会进步。”
他们在组织架构和管理运营方面严格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运作。经股东大会商议决定，7个发起人作为股东，每人拥有5%的股份，但是股份的权益主要体现在投票权上。根据企业运营需要以及各人专长，7人各有分工但收入一样，他们还主推曾经在美国农场学习过的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女博士石嫣面对公众和媒体。“石嫣作为女性更能够为公众接受，她也更有条件被包装：女博士、留洋。”严晓辉和同伴袁清华坦言，现在的分工都是大家在七八年的磨合中慢慢形成的传统，没有谁的权力比谁更大，“该打架、吵架的，也都打过、吵过了。”
忆起大家同甘共苦的这些年，严晓辉和袁清华他们甚感欣慰的是：当年的毛头小子、黄毛丫头如今更加成熟理智，他们各自又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3个人已经结婚成家，还有两个准备结婚。不过，最让他们骄傲的是，农场去年已经收支平衡，今年也能维持平衡，而他们也打算扩大现有的事业。
“农场已经爆满，很多人在排队，我们考虑在其他地方开农场，正在找地，在谈。”这种务实乐观的状态，在经营社会企业的人群当中非常普遍。就连被地震改变了命运，至今还为生计发愁的倪凯志，他也觉得自己的团队明年能够达到收支平衡。
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我这三年跑遍了中国，我认为我这三年是有意义的。”倪凯志的办公室委身于成都市的一个居民小区，没有空调，夏天很热，他特意把到访的记者约到小区外的一个有空调的小茶馆里。“我现在根本不想成为有钱人，意义不大。我父母不是很需要钱，我也不太需要钱，有钱还不是为了快乐，我现在已经快乐了。”倪凯志喜欢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腐败”，哪怕只是喝酒吃烧烤，或者游泳，他喜欢跟来自不同机构的朋友聚在一起谈谈创意啊、想法啊、合作啊，他不认为做公益就应该过苦行僧的日子，“我认为吃吃喝喝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