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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墙，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 （抑）。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在刑部，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
这段戏剧化描写出自黄濬的 《花随人圣庵摭忆》，据说是汪精卫当年谋刺摄政王载沣不成，被关入狱中，从曾看押六君子的老狱卒刘一鸣处听来，后讲给黄濬。
此段记录漏洞甚明。
首先，当时刑部主事唐烜记：“满汉提调分班赴南、北所监视缚犯出。南所三人，为谭及二杨;北所则刘、林、康广仁也。”谭嗣同与康广仁被关在不同处 （南所与北所），刘一鸣怎能全看到？
其次，据 《清实录》，诛杀六君子的诏书原文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康广仁排名第一，且他最先就戮，行刑时，喉部系绳，令其无法出声。分明视为罪魁，怎是兄罪弟承？
1905年前，有关康广仁就义的记录皆为慷慨激昂，可1905年后，笔锋突转，康广仁被写成小丑式人物。这可能与人们对康有为的评价变化有关，这就忽略了：康广仁不只是康有为的弟弟，还是一位卓越的启蒙者。
1867年，康广仁 （本名康有溥，以字行） 生于广东南海银塘乡 （又称苏村），比康有为整整小10岁。
康家自九世祖以下，十三代都是士人。祖父康赞修官至连州训导 （约从七品），父康达初曾補任江西知县。
康广仁出生仅7个月，父亲就病死了，家道中落，赖祖父教养成人。
据梁启超记，当年康有为所住楼前有一棵芭蕉，每至秋风零落时，十分怜惜，一日忽不见此树，竟被康广仁锄去，辩称：“留此何用，徒乱人意。”
一日，康有为让康广仁整理屋中旧书，多是前人八股文章，康广仁竟将其全部烧毁，康有为大怒，康广仁却说：“留此物，此楼何时得清静？”其时仅十四五岁。
1880年，由康有为授课，康广仁与康有铭、康有霈一同接受了中学教育。在诸弟之间，康有为与康广仁感情最好。
十六岁时，康广仁曾参加科举，未成功，从此放弃，自称要去当“童子师”。家人以为他在开玩笑，不想他真招了八九名弟子，且管理有方，“顽横之童子，戢戢奉法”。
家人认为康广仁有治事才能，“一切家事营办督理皆委焉”，康广仁“治事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严密缜栗，令出必行……奴仆无不畏之，故事无不举”。
据梁启超说：“君 （指康广仁） 从美国人嘉约翰学医，三年遂通泰西医术。”这段记录颇含混，据学者刘方玮考证，可能是自1890年起，24岁的康广仁入博济医学堂学医三年。
嘉约翰是美国牧师，1853年来到中国，中途一度返美。1859年到广州，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教会医院—— 博济医院。1866年，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西医教学机构—— 博济医学堂，孙中山先生便是从这里毕业的。
嘉约翰一生中共为70多万名患者治疗，做过近5万次手术，培养了150名西医，编译医学书籍34种。
1890年时，博济医学堂学制为3年，恰与梁启超的说法对得上。
博济医学堂是全英语授课，作业也需用英文完成。据当时在博济医学堂任教的梁晓初回忆：“每星期有五天要背书;每一个学生每天都要背诵两三门功课。星期六是留给示范教学、实验和显微镜使用等等的。”
如康广仁确从该校毕业，则他的英文水平应该相当高。
在给友人的信中，康广仁曾写道：“西药考究精审，中药向无察验。”“近医生于方剂药性，皆昧然无知，若能就西医，似较安速也。”
康广仁转去学医，学者刘方玮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康广仁自幼体弱，久病成医。
其二，康有为早年赴京赶考时，曾购买大量西书，其中有英国伦敦会传教医生合信编译的 《全体新论》。后来康有为患病，中医束手，只能“待死”。康有为便翻检西医书，“如方为之，乃渐效”。康广仁自此深感“中国医学之不讲，草菅人命”。
1892年，康广仁毕业，康有为屡次写信催他谋划未来，称：“归欲为汝谋小官于浙……若以小官穷苦，不欲为之，欲专走香港洋务，汝另有路数，亦听汝。”
最终，康有为花钱，帮康广仁在浙江捐了从九品小吏。
在浙江，康广仁先后做过保甲 （负责基层治安等）、文闱 （基层科举组织） 等工作，极感郁闷。梁启超将他介绍给浙江名流汪康年，称：“康君广仁，长素先生之弟也。为贫仕浙，居两广馆，能读西书，练于时务，欲见浙中长者，今谨奉介门下。”
在与汪康年通信中，康广仁对时局提出批评：
其一，治水不力。各部门相互推诿，成了水灾的“助力者”。
其二，厘金太滥。厘金本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为军需而设的临时税收，没想到战后反而越收越多。
只干了1年多，康广仁便退出了，梁启超认为这段经历对其颇有帮助：“盖君 （指康广仁） 少年气血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使之察知世俗之情伪……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官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1897年2月，康有为在澳门筹办 《知新报》，任康广仁为总理。该报一炮走红，成为维新派舆论重镇。
一方面，当时澳门地位特殊，清政府无法直接管理，言论较随意。另一方面，康广仁重视翻译，“每月三十元，每日翻二千字，役中之报，恒足敷四五期之用而有余，临时不患窘竭，何其盛也”。所以可读性较强。 办报小有成绩，康有为忙调康广仁去上海，筹办不缠足会和中国女学堂。
早在光绪九年 （1883年），康有为因拒绝给女儿缠足，在家乡办过不裹足会，因当地官员反对，未能成功。在上海，康广仁“刚毅果断、精悍厉惊，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黑白，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不缠足会很快便赢得巨大反响。
不久，在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支持下，康广仁与经元善又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一所女校——中国女学堂 （又名经正女学堂）。
康廣仁还担任大同译书局的经理，首批图书即30多种，包括康有为的 《康子改制考》。
康广仁办事能力得到各方认可。恰在此时，梁启超患重病，几乎不治，康有为让深通医术的弟弟送梁到京。梁痊愈后，康广仁本欲回沪，见康有为太忙，白天要讲学、访客和议事，晚上还要撰写奏稿，便主动留下来帮忙。
康有为的奏折多经康广仁幕后参谋，因料事准确，时人称康广仁为“小诸葛”。
康广仁反对激进维新，主张重点抓教育。据梁启超记：“康君 （指康广仁） 专持废八股为救中国第一事。日夜谋此举。”康广仁认为：“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者也，若第一者，则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
1898年，光绪帝下诏废八股，康广仁引此为一生最大荣耀。
康有为后来说：“吾颇能新言，实施稍恐怍。汝 （指康广仁）乃言即行，勇猛无畏却。”
在京城，康广仁很快意识到维新派的处境危险，劝康有为辞官回乡教书，几年后再重提维新。他说：“自古无有皇上之权不一的国家能成大事者，尽管当今皇上圣明睿智，然而没有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太后之手，而且满人猜忌如此，守旧大臣嫉视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
康有为不愿急流勇退，称“生死自有天命”。
在给友人的信中，康广仁叹道：“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伯兄思虽高妙，而办事拘文牵义，而志又太高大，恐推行多阻。卓如（启超）熙熙可人，行事如婴孺，性多流质，将奈何？”
康广仁最早预言了维新派的失败，且最早指出梁启超多变的负面性格。
康广仁是“围园劫后”的策划人和执行人之一，此外他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也有往来，力主两派合作，在康广仁推动下，康有为几次见过孙中山的代表。
戊戌变法失败时，康有为不愿离京，经康广仁力劝，才决定南下。
据南海会馆老邻居关胜勋回忆：“康广仁、梁启超等四人正在屋里打牌，清军大队人马向南海会馆扑来……（梁启超） 匆匆离去，因而脱险……康广仁的厨子为前两天康广仁因故打了他一下，正怀恨在心……便乘机报复，向清军告发了他，康广仁因而被捕。”
此说并非事实，梁启超此时已离京。
康广仁被捕后，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大义凛然，相关文字皆出康梁之手，可信度不高;其二是一经审讯便“诬攀”数百人;其三是大哭大闹。
其实六君子的情况各不相同。
谭嗣同要“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刘光第被抄家时，发现他家中有弹劾康有为的奏折，还没写完。
杨锐是张之洞的密探，对谭嗣同、林旭不满，私下称谭是“鬼幽”，称林是“鬼躁”。
杨深秀本不在首批抓捕名单中，可事前他提交了一份离奇的奏折附片，称据他研究，认定颐和园中有一金库，是列祖留下的遗产。变法正缺钱，可招募300人，将其打开。
该片是康有为拟定的，实为“围园劫后”计划的一部分。杨平时常戏称“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被同事举报，才遭抓捕。
24岁的林旭早年对康有为不满，后期则自称是康的弟子。
显然，康广仁是维新派的核心之一，大哭大闹也绝无逃生可能。据郑观应说：“闻其（指康广仁）在狱言笑自若，神气如常，曾不少变。临大节能从容如此者，盖由学有根柢也。”
康广仁就义后，康有为不忍告诉流亡在外的老母，谎称康广仁逃到内蒙古，当了和尚，并伪造书信。母亲去世后，康有为携弟弟遗骸南归，附葬于母亲坟边，此时康广仁已去世15年。
康广仁去世时仅31岁，民国初年收集六君子遗作时，只找到他的一首诗：
迢迢香海小阑干，独立微吟一笑欢。
我亦平生有心事，好花留得与人看。
每代人都会有每代人的局限，唯有温情地去看历史，方不负前贤的奋斗与牺牲。
（选自《北京晚报》2018年8月24日）
这段戏剧化描写出自黄濬的 《花随人圣庵摭忆》，据说是汪精卫当年谋刺摄政王载沣不成，被关入狱中，从曾看押六君子的老狱卒刘一鸣处听来，后讲给黄濬。
此段记录漏洞甚明。
首先，当时刑部主事唐烜记：“满汉提调分班赴南、北所监视缚犯出。南所三人，为谭及二杨;北所则刘、林、康广仁也。”谭嗣同与康广仁被关在不同处 （南所与北所），刘一鸣怎能全看到？
其次，据 《清实录》，诛杀六君子的诏书原文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康广仁排名第一，且他最先就戮，行刑时，喉部系绳，令其无法出声。分明视为罪魁，怎是兄罪弟承？
1905年前，有关康广仁就义的记录皆为慷慨激昂，可1905年后，笔锋突转，康广仁被写成小丑式人物。这可能与人们对康有为的评价变化有关，这就忽略了：康广仁不只是康有为的弟弟，还是一位卓越的启蒙者。
砍掉康有为的爱树
1867年，康广仁 （本名康有溥，以字行） 生于广东南海银塘乡 （又称苏村），比康有为整整小10岁。
康家自九世祖以下，十三代都是士人。祖父康赞修官至连州训导 （约从七品），父康达初曾補任江西知县。
康广仁出生仅7个月，父亲就病死了，家道中落，赖祖父教养成人。
据梁启超记，当年康有为所住楼前有一棵芭蕉，每至秋风零落时，十分怜惜，一日忽不见此树，竟被康广仁锄去，辩称：“留此何用，徒乱人意。”
一日，康有为让康广仁整理屋中旧书，多是前人八股文章，康广仁竟将其全部烧毁，康有为大怒，康广仁却说：“留此物，此楼何时得清静？”其时仅十四五岁。
1880年，由康有为授课，康广仁与康有铭、康有霈一同接受了中学教育。在诸弟之间，康有为与康广仁感情最好。
十六岁时，康广仁曾参加科举，未成功，从此放弃，自称要去当“童子师”。家人以为他在开玩笑，不想他真招了八九名弟子，且管理有方，“顽横之童子，戢戢奉法”。
家人认为康广仁有治事才能，“一切家事营办督理皆委焉”，康广仁“治事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严密缜栗，令出必行……奴仆无不畏之，故事无不举”。
据梁启超说：“君 （指康广仁） 从美国人嘉约翰学医，三年遂通泰西医术。”这段记录颇含混，据学者刘方玮考证，可能是自1890年起，24岁的康广仁入博济医学堂学医三年。
与孙中山成了校友
嘉约翰是美国牧师，1853年来到中国，中途一度返美。1859年到广州，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教会医院—— 博济医院。1866年，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西医教学机构—— 博济医学堂，孙中山先生便是从这里毕业的。
嘉约翰一生中共为70多万名患者治疗，做过近5万次手术，培养了150名西医，编译医学书籍34种。
1890年时，博济医学堂学制为3年，恰与梁启超的说法对得上。
博济医学堂是全英语授课，作业也需用英文完成。据当时在博济医学堂任教的梁晓初回忆：“每星期有五天要背书;每一个学生每天都要背诵两三门功课。星期六是留给示范教学、实验和显微镜使用等等的。”
如康广仁确从该校毕业，则他的英文水平应该相当高。
在给友人的信中，康广仁曾写道：“西药考究精审，中药向无察验。”“近医生于方剂药性，皆昧然无知，若能就西医，似较安速也。”
康广仁转去学医，学者刘方玮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康广仁自幼体弱，久病成医。
其二，康有为早年赴京赶考时，曾购买大量西书，其中有英国伦敦会传教医生合信编译的 《全体新论》。后来康有为患病，中医束手，只能“待死”。康有为便翻检西医书，“如方为之，乃渐效”。康广仁自此深感“中国医学之不讲，草菅人命”。
1892年，康广仁毕业，康有为屡次写信催他谋划未来，称：“归欲为汝谋小官于浙……若以小官穷苦，不欲为之，欲专走香港洋务，汝另有路数，亦听汝。”
最终，康有为花钱，帮康广仁在浙江捐了从九品小吏。
当小吏当得脱胎换骨
在浙江，康广仁先后做过保甲 （负责基层治安等）、文闱 （基层科举组织） 等工作，极感郁闷。梁启超将他介绍给浙江名流汪康年，称：“康君广仁，长素先生之弟也。为贫仕浙，居两广馆，能读西书，练于时务，欲见浙中长者，今谨奉介门下。”
在与汪康年通信中，康广仁对时局提出批评：
其一，治水不力。各部门相互推诿，成了水灾的“助力者”。
其二，厘金太滥。厘金本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为军需而设的临时税收，没想到战后反而越收越多。
只干了1年多，康广仁便退出了，梁启超认为这段经历对其颇有帮助：“盖君 （指康广仁） 少年气血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使之察知世俗之情伪……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官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1897年2月，康有为在澳门筹办 《知新报》，任康广仁为总理。该报一炮走红，成为维新派舆论重镇。
一方面，当时澳门地位特殊，清政府无法直接管理，言论较随意。另一方面，康广仁重视翻译，“每月三十元，每日翻二千字，役中之报，恒足敷四五期之用而有余，临时不患窘竭，何其盛也”。所以可读性较强。 办报小有成绩，康有为忙调康广仁去上海，筹办不缠足会和中国女学堂。
废八股是他最大贡献
早在光绪九年 （1883年），康有为因拒绝给女儿缠足，在家乡办过不裹足会，因当地官员反对，未能成功。在上海，康广仁“刚毅果断、精悍厉惊，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黑白，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不缠足会很快便赢得巨大反响。
不久，在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支持下，康广仁与经元善又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一所女校——中国女学堂 （又名经正女学堂）。
康廣仁还担任大同译书局的经理，首批图书即30多种，包括康有为的 《康子改制考》。
康广仁办事能力得到各方认可。恰在此时，梁启超患重病，几乎不治，康有为让深通医术的弟弟送梁到京。梁痊愈后，康广仁本欲回沪，见康有为太忙，白天要讲学、访客和议事，晚上还要撰写奏稿，便主动留下来帮忙。
康有为的奏折多经康广仁幕后参谋，因料事准确，时人称康广仁为“小诸葛”。
康广仁反对激进维新，主张重点抓教育。据梁启超记：“康君 （指康广仁） 专持废八股为救中国第一事。日夜谋此举。”康广仁认为：“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者也，若第一者，则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
1898年，光绪帝下诏废八股，康广仁引此为一生最大荣耀。
康有为后来说：“吾颇能新言，实施稍恐怍。汝 （指康广仁）乃言即行，勇猛无畏却。”
最早预言维新派的失败
在京城，康广仁很快意识到维新派的处境危险，劝康有为辞官回乡教书，几年后再重提维新。他说：“自古无有皇上之权不一的国家能成大事者，尽管当今皇上圣明睿智，然而没有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太后之手，而且满人猜忌如此，守旧大臣嫉视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
康有为不愿急流勇退，称“生死自有天命”。
在给友人的信中，康广仁叹道：“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伯兄思虽高妙，而办事拘文牵义，而志又太高大，恐推行多阻。卓如（启超）熙熙可人，行事如婴孺，性多流质，将奈何？”
康广仁最早预言了维新派的失败，且最早指出梁启超多变的负面性格。
康广仁是“围园劫后”的策划人和执行人之一，此外他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也有往来，力主两派合作，在康广仁推动下，康有为几次见过孙中山的代表。
戊戌变法失败时，康有为不愿离京，经康广仁力劝，才决定南下。
据南海会馆老邻居关胜勋回忆：“康广仁、梁启超等四人正在屋里打牌，清军大队人马向南海会馆扑来……（梁启超） 匆匆离去，因而脱险……康广仁的厨子为前两天康广仁因故打了他一下，正怀恨在心……便乘机报复，向清军告发了他，康广仁因而被捕。”
此说并非事实，梁启超此时已离京。
好花留得与人看
康广仁被捕后，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大义凛然，相关文字皆出康梁之手，可信度不高;其二是一经审讯便“诬攀”数百人;其三是大哭大闹。
其实六君子的情况各不相同。
谭嗣同要“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刘光第被抄家时，发现他家中有弹劾康有为的奏折，还没写完。
杨锐是张之洞的密探，对谭嗣同、林旭不满，私下称谭是“鬼幽”，称林是“鬼躁”。
杨深秀本不在首批抓捕名单中，可事前他提交了一份离奇的奏折附片，称据他研究，认定颐和园中有一金库，是列祖留下的遗产。变法正缺钱，可招募300人，将其打开。
该片是康有为拟定的，实为“围园劫后”计划的一部分。杨平时常戏称“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有余也”，被同事举报，才遭抓捕。
24岁的林旭早年对康有为不满，后期则自称是康的弟子。
显然，康广仁是维新派的核心之一，大哭大闹也绝无逃生可能。据郑观应说：“闻其（指康广仁）在狱言笑自若，神气如常，曾不少变。临大节能从容如此者，盖由学有根柢也。”
康广仁就义后，康有为不忍告诉流亡在外的老母，谎称康广仁逃到内蒙古，当了和尚，并伪造书信。母亲去世后，康有为携弟弟遗骸南归，附葬于母亲坟边，此时康广仁已去世15年。
康广仁去世时仅31岁，民国初年收集六君子遗作时，只找到他的一首诗：
迢迢香海小阑干，独立微吟一笑欢。
我亦平生有心事，好花留得与人看。
每代人都会有每代人的局限，唯有温情地去看历史，方不负前贤的奋斗与牺牲。
（选自《北京晚报》2018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