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高层密集视察地方十七大筹备工作提速
　　
　　2006年11月12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0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正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7年1月1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新年茶话会上即指出，新的一年里，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共十七大召开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此后的一个月间，有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到基层进行视察调研，部署各个方面的工作。有香港媒体指出，在这轮高层视察中，中央领导在不同方面强调了十七大的重要意义。这表明，“十七大”成为重要关键词，作为今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今年的大政方针均将围绕“十七大”有序展开。
　　五大常委密集视察调研却各有侧重。胡锦涛去吉林，温家宝去江苏，曾庆红去贵州，李长春去广西，罗干去山东。而中央高层视察地方在省份的选择上也颇具代表性，既有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有西部贫困省份，还有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涉及东北、西南、华东、华南多个区域。
　　中央高层视察地方，一般都要全面了解当地发展的综合状况，深入农村、厂矿、机关接触基层民众，听取当地党政首脑汇报工作，但亦各有分工。如身为军委主席的胡锦涛还视察了沈阳军区;总理温家宝则专题调研了港口航运及区域经济;曾庆红、李长春、罗干则分别就党建、文化、政法等工作进行了调研。
　　通过考察调研,高层可亲自了解基层情况，了解宏观决策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情况,而反馈的信息可进一步为决策提供参考,推进决策科学化。这正是最高决策层与最基层民众互动所产生的政治示范意义。另外,高层视察也往往拉开一项政策调整的序幕。在温家宝视察连云港之后,交通部长李盛霖即主持召开部党组会议，随即成立专门的调研组,由副部长翁孟勇带队赴连云港，会同江苏省具体研究该港口建设规划,未来连云港将在中国的沿海港口链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内外资企业税率统一金融工作会议定调多层次资本市场
　　
　　内外资企业税率新规 两税合并后，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统一为25%，老的外资企业可享受5年的过渡期照顾。这是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的核心内容。这一法律草案2006年12月24日起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历时3年，几上几下，屡经曲折的两税合并进程，终于有了初步明朗的结果。2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还要再进行一次审议。
　　“两税合并”当仁不让地将成为今年两会上的焦点财经话题。在税制改革过程中，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等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围绕税改所进行的博弈，似乎注定了改革的艰难，中国税制改革走过了内外有别的20年，一项千呼万唤的公共决策出台，背后是各种利益群体的较量。 两税合并，最核心的无疑是统一企业所得税率。据了解新法草案内容的人士透露，新法草案将内外资企业的税率统一为25%，对符合条件的微利企业，将实行20%的照顾性税率。
　　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税率为28.6%，中国周边18个国家的平均税率则为26.7%。相比之下，草案拟定的25%的税率属于中等偏低。
　　参与立法各方的考虑是，这样的税率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也有利于继续吸引外资，而且由此带来的税收减少也在国家财政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据立法过程中的测算，如果新法在2008年实施，和旧法相比，税率降低加上税前扣除扩大，内资企业所得税将减少1340亿，而外资企业所得税则增加410亿，增减相抵，财政将减收930亿，如果算上过渡期的因素，减收还会更大一些，但国家财政能“扛”得住。
　　目前在税前成本扣除标准方面，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很大。这种不同待遇给内资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因此相对于统一税率，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前扣除标准更受关注。新法草案的一大亮点就是统一了各项税前支出扣除政策。
　　这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工资支出上，改变了目前对内资企业实行的计税工资制扣除，而改为按企业和单位实际发放的工资据实扣除。
　　“按照现在的税法，如果内资企业实发工资高于计税工资标准，那么对超过部分就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个环节都有征税。”中央财经大学刘桓教授认为，“现在改成和外资企业一样的待遇，就是你给职工实际发了多少工资，在税前都可以扣除，这样就没有以前的那种限额了。”
　　除了工资，对于企业别的成本支出扣除，草案也作了统一规定。在公益性捐赠方面，草案规定，企业向民政、教科文卫、环保、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的捐赠，在年度利润总额10%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研发费用方面，可按实际发生额的1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广告费方面，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15%的部分，可据实扣除，超过比例的部分可结转到以后年度扣除。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定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中国金融改革问题注定要成为热点。刚结束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3日又专题研究部署金融改革发展工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专门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新形势下的金融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时，用了较大篇幅谈及资本市场的改革工作，“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大透明度。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大力发展公司债券，完善债券管理体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魏加宁研究员分析，“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原则方针。温总理对资本市场的最新指示，表明在发展与规范证券市场之间，发展居前，而且要大力去做，这是政治资源的最好保障，也间接说明，中央愿意承担证券市场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成本，更会以发展的标尺来评估市场间的各种争议与代价。
　　魏加宁认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既表明扩容速度的加快，也可能是扩容成为证券市场贯穿全年的总任务。还更应关注“比重”在此次的新提法。虽然没有指明“比重”是指什么，但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已明确表示，“完善直接融资和再融资制度，推动市场化并购重组，从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改善上市公司结构”。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间接表达两点:一是中国证监会在未来的定位，就是制定、落实政策，而且是基础性的制度;二是不要直接干预市场，坚持市场化的发展方向。
　　“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大透明度”是温总理对资本市场唯一指向规范化方面，也就是说，最重要的规范对象是上市公司，也再次点明了证监会的职能，强调的是市场的公开、公正与公平，也意味着不承担投资者炒股盈亏，不指导股价的涨跌，着力搞好证券市场外围环境建设。
　　“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则表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将债券市场作为多层次金融市场的“主战场”之一。
　　在这几次重量级的会议上，中央政府并未针对资本市场此前的暴涨，特别是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为代表的部分人士所提出的“风险警示”问题，给予任何“说法”，而是“开宗明义”地表态，仍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并且，在2006年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额到达4000亿（IPO+再融资）的基础之上，中央政府仍提出了“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的要求，可见资本市场在金融乃至整个宏观经济领域的分量日益“吃重”。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认为，这些都表明中央政府对这一年多的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成果，予以充分肯定，主基调仍然是在大力发展的同时，注意市场的规范问题，而这一点，同资本市场的管理层在此前对于股市的总体看法“整体健康”，以及尚福林所谓的“问题还很多”是一致的。
　　可以肯定，“大力发展”仍然是中央政府对于资本市场的基本政策，而通过“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来“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则仍然是管理层在2007年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在新的宏观经济形势之下，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又提出了更新的同时也是更高的要求，尽管资本市场的融资总额创出新高，但是相对于庞大的“流动性过剩”和外汇储备来说，仍然是需要“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央行数据显示，2006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3.18万亿元，同比增多8265亿元）。
　　在这种“大发展”的前提下，资本市场必然会出现融资额迅速增加，指数快速上涨，至于出现一定的“泡沫”，在中央大战略的需要之下，仍是可以接受的。从这层意义上说，也就无所谓要对当前的股市进行过多行政方面的干预和打压。
　　李扬认为，这并不表示中央政府和管理层对于资本市场的风险“视而不见、放任自流”。根本问题仍然是:其一，在国家大的战略需要，和其愿意、也能够承担的成本之间，中央选择了“用发展来解决问题”，而非“打压”;其二，发展和规范的主要手段，中央政府仍然希望更多地透过市场化的，或者说是“非行政化”的手段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