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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萧红的创作,始终都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展现中国在“五四”新文学发生之后,生活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中、远离文明的一群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的底层妇女的命运。她不仅从社会机制上,更从文化层面上进一步探讨妇女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 萧红 生存 劳动妇女 精神奴役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俄国作家维亚席姆朗斯基曾经说过“没有风格的作家等于没有命中的箭。”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在她短短的31年的生命历程中,给我们谱写了一曲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劳动妇女)的哀歌。
“五四”以来,踏上文坛的女作家有很多,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关注的中心放在了她们所熟悉的女性的身上,如冰心作品中所展现的“动人的母爱”,丁玲笔下的知识女性的张扬,凌叔华的传统女性的精神嬗变等等,她们写出了中国在“五四”新文学爆发之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在心灵上追求个性解放、婚姻幸福的时代悲剧。而萧红笔下的形象则多是生活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中、远离文明的一群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的底层妇女。她们大都是农妇、乳娘、寡妇、童养媳、佣人等,她的人物远没有达到追求什么的高度,不会像庐隐等人,在作品中苦苦地探询:人生究竟是什么?她笔下人物生活的全部中心都是承受着生与死的苦难,是活得人不像人的痛苦。在“五四”灿若星辰的女性作家的崛起中,萧红以她独特的视角,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从她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到她的成名作《生死场》,从她创作巅峰时期的《呼兰河传》到她转变风格的作品《马伯乐》,萧红的创作,始终都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笔致,来描写女性的生活、女性的生存状态。揭示了半殖民地社会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她始终把关注的中心放在了这群远离现代文明的、偏僻的、甚至是愚昧的底层劳动妇女身上,她的创作给中国的女性画廊增添了最绚丽的一笔。
萧红的作品,总是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女性悲剧故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小姐,要选择这么一个沉重的话题?萧红曾经先后与三位男性结合,历经两次分娩的痛苦,情感经历十分复杂。这使她得以深刻地体验人生百味,揭示出现代人、尤其是中国女性悲惨的生存状况。同时,萧红的情感经历对她的文学创作也有着极大影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思想解放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她们可以勇敢地冲出家长包办婚姻的樊篱,却走不出对男性归属期待的情感怪圈。
在萧红的笔下,博大虔诚的母爱精神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遍尝人世艰辛的女性的痛苦呼喊,萧红“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这种苦涩的经历使她痛切地感悟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女人非人,女人没有独立的生存意义和价值,这种观念已经深入民族精神、社会心理,成为一种共识,主宰着女性的肉体和灵魂,规范着妇女的言行举止。因此,她用蘸着中国北方农村苦难女性的血泪的笔,唱出了一曲生存与毁灭的悲歌。
在《生死场》中她这样描绘:
“那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的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
当萧红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时,她感到强烈的震惊。她用哀婉的情调将如此死寂的生命状态揭示了出来。她用画家般的笔触,描绘了东北人民麻木地生、麻木地死的一幅幅图景,阴郁的气氛和凄惨的情调给人造成了强烈的心灵冲撞。对于这样一群不幸的女性,萧红从以下三个角度给我们阐明了造成她们不幸的根源:
一 生育的悲哀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生育一直是萧红关注妇女命运的一个焦点。几千年来的社会制度造成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在家庭关系中,在她的小说中,妇女只有满足男子欲望的义务,而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她们还必须独自承担满足男人欲望留下的苦果。在《生死场·刑罚的日子》一章里,作家把妇女的生育称为了“刑罚”,写了三个妇女生孩子时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那凄厉可怖的嚎叫吞没了婴儿啼哭带来的欢乐,而王阿嫂、五大姑娘在生产时死去的悲剧使人们感到这与其说是大自然要赋予人类新的生命,还不如说是把产妇当作牺牲的供品送上了祭台。春暖花开,五姑姑的姐姐要生了,她卷起了席子,在仅有柴草的土炕上痛苦地爬行。然而,婆婆把柴草也卷了起来,因为“压柴,压柴,不能发财”。于是女人只得像条鱼似的,光着身子,在扬起灰尘的土炕上爬行、号叫、挣扎,直到耗尽最后一点力气如僵尸一般。在女人承受痛苦的时候,她的丈夫——那个使她受罪的人却冲了进来咒骂她装死,用长烟袋砸她,举起大水盆向她抛来,终于,孩子落地而死,产妇也横在血光中身体浸着血。而此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把妇女的生育与动物的繁殖交叉对照着写。形象地反映了妇女沦为生殖工具的悲哀。
面对这一切,萧红悲愤地呼喊:“受罪的女人啊,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在现代小说中,我们很少能读到如此绘声绘色地、令人颤栗的妇女生育的描写。承担繁衍后代神圣使命的妇女成了罪人,新的生命的降生成了犯罪,女人为此被男人憎恨打骂,这是多么地不公平!难怪茅盾先生说:读萧红的小说“越读下去心头越沉重!”
生育可以说是大自然赋予女性的特殊的使命,可是正是这种生理结构的不同,导致了千年来男女的不平等,“五四”高举的人性大旗,它使许多女性要求走出家门,要求做人的权利,可是直到今天,生育问题依然是男女无法平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 男性的压迫
立足于女性自身的生理弱点分析后,萧红把她关注的目光放在了本应该和这些女性最为亲近的男性身上。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赋予了男人无上的威严和绝对的权力,这是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假如说,男性是社会的奴隶,那么女性就是这些奴隶的奴隶。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的悲剧除了极少数是由于统治阶级的直接摧残所造成的,而绝大多数则是由于“男权”社会中,男性世界对女性的压迫所造成的。男人的凶残暴虐,甚至是不把女人当人看,断送了萧红笔下众多女性的生命。
在《荒山》一章中,萧红写了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的病和死。月英当年是众多男子追求的对象,但是结婚之后,她不幸得了瘫病。丈夫对她失去了耐心,还打她,不给她吃喝,她的身体在一堆排泄物中,开始腐烂生蛆了,“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孤独而无望”,在她病重的时候,丈夫夺去了她的被褥,塞给她了一块冰冷的砖块,在她快要死的时候,苦苦地哀求着丈夫给她一口水喝,丈夫也懒得去取。因此,在临死前,她发出了“男人是炎凉的”痛苦呼喊。在丈夫的冷漠中,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埋在了荒山上。是男人的野蛮、无理、粗暴,不把女人当人看,才造成了这众多女性的悲剧。
在《生死场》中,17岁的少女金枝,一心向往幸福的爱情,她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与自己所爱的人自由结合。但是她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伴随着出嫁而来的是无边的痛苦与屈辱,当年在成业的诱惑下,她失去了一个女人的清白,她没有品尝到一丁点的乐趣,却要承受这种结果,丈夫在艰难的日子里,对她日见冷落轻则骂,重则打,在妻子怀着7个月身孕的时候,他不顾金枝的生命安全强行同房,结果导致了妻子的早产,自始至终金枝都是男人原始冲动的发泄对象,她失去了一个人的尊严,只是丈夫“泄欲”的工具。刚出生的女儿,还不足一个月时,就被丈夫活活地摔死。金枝的梦想到此全部破灭了。正在这时,日本入侵,成业死在了日本人的手里,做了寡妇的金枝反而感到松了口气,她要到城里去过一种新的生活,她把自己打扮成40多岁的样子,做缝衣工,但仍然没有逃过城市无产流氓的欺凌和侮辱。历尽苦难的金枝终于悟到了她真正的敌人:“我恨中国人,除外我什么也不恨”。这里金枝所说的“中国人”实际上她指的是“中国男人”。归根究底,她恨男人,超过了恨“小日本”。因为,金枝的亲身经历使她明白了她的灾难和不幸并非始于日本人的入侵,也不是日本人一手造成的,从她和成业的河边野合起,灾难就向她袭来,她的悲剧命运就已经注定。萧红没有去虚构曲折离奇的故事,也没有制造尖锐的冲突,她写的只是普通农妇的日常生活,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妇女的非人生活和悲剧命运。
三 封建精神的奴役
封建精神的奴役使女性成为自身的奴隶,默默忍受着落到她们头上的一切灾难和非人的待遇,她们认为自己的不幸都是身为一个女人所造成的,所以她们寄希望于来世,盼望下辈子无论如何也不要再做女人的同时,她们又在不自觉中又充当了男权社会的工具,压迫自己的同性。
《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为什么死去呢?归根究底就因为她们“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说得直白一点,就因为她们身为女人,却要做一个“人”,过人的生活。萧红笔下的小团圆媳妇其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发育良好,活泼健壮。然而,在东北的呼兰河小城里,在她的婆婆和这些周围的女人眼中,她却太出格了——发育好,长得高,不象人们印象中该有的小团圆媳妇的样子,和人们的传统观念不符合。再有,就是“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了三碗饭”。于是,婆婆实施了她的管教——拷打。邻居左右众口一词,“说早就该打的,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在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小团圆媳妇被吊在了梁上用皮鞭抽打,用烙铁烫脚心,直至送了命。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从本质上来讲也并不是一个恶妇人,只不过是照祖传的老规矩办事,为了规矩出一个好人,她不得不打得狠一点。打出了毛病之后,这个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婆婆舍得花大把的钱给小团圆媳妇跳大神、请巫医,人们似乎没有理由去指责婆婆蓄意谋害媳妇,而那些赞成婆婆拷打的街坊四邻更与小团圆媳妇无怨无仇,都是为了她好,让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团圆媳妇。一句话,打人的人和看打人的人都是出于一个善良的愿望:为了她好!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摧残和迫害在这里都不用男子自己来实施了,传统的意识和习惯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杀人团,以堂皇的理由,在光天化日下将一个个想要活得像人的女人剿灭了。
这部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是赶车人的女儿——王大姐,她曾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姑娘。人们夸她“高个子大眼睛长得怪好看的”赞她将来是“兴家立业的好手”,更有不少人想娶她做儿媳妇。然而,王大姐竟辜负人们的厚望,她暗中看上了一个磨房的穷磨工,并与他同居、生子。于是在呼兰河人的心目中,王大姐立刻变成了人人得以诛之的坏女人。以前那些赞美的话,就成了“她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的证据,更有人不辞辛苦、顶风冒雪地守侯在她的窗下,探听消息,好做第二天宣传的材料。人们聚集在一起期待着这一对贫贱夫妇冻饿而死。王大姐终于在产下第二个孩子后死了。看起来她死于贫病,实际上她死于这“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外部环境。这种封建主义的毒害已经深入了妇女的骨髓,这是中国妇女的可悲可叹之处。
萧红的作品不仅仅从社会机制上,更从文化层面上进一步探讨了妇女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表现生命的意识,离不开对死亡主题的描述和开掘。鲁迅说过:“死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拳师,死亡是现实社会最动人的悲剧”。因此,伟大作家的笔下,无不以死亡来体现他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通过对死亡的处理,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并由此震撼人心。古典名著《红楼梦》正是通过众多花季女子的不幸深化了主题。而萧红在她的作品中,也多次通过有价值的个体生命的毁灭,使作品传达出了浓郁的悲剧意识。
参考文献:
[1] 刘洁:《萧红的情感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
“重读萧红”之一》,《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2] 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萧红:《生死场》,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付静,女,1977—,河南周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关键词: 萧红 生存 劳动妇女 精神奴役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俄国作家维亚席姆朗斯基曾经说过“没有风格的作家等于没有命中的箭。”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在她短短的31年的生命历程中,给我们谱写了一曲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劳动妇女)的哀歌。
“五四”以来,踏上文坛的女作家有很多,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关注的中心放在了她们所熟悉的女性的身上,如冰心作品中所展现的“动人的母爱”,丁玲笔下的知识女性的张扬,凌叔华的传统女性的精神嬗变等等,她们写出了中国在“五四”新文学爆发之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在心灵上追求个性解放、婚姻幸福的时代悲剧。而萧红笔下的形象则多是生活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中、远离文明的一群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的底层妇女。她们大都是农妇、乳娘、寡妇、童养媳、佣人等,她的人物远没有达到追求什么的高度,不会像庐隐等人,在作品中苦苦地探询:人生究竟是什么?她笔下人物生活的全部中心都是承受着生与死的苦难,是活得人不像人的痛苦。在“五四”灿若星辰的女性作家的崛起中,萧红以她独特的视角,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从她的处女作《王阿嫂的死》到她的成名作《生死场》,从她创作巅峰时期的《呼兰河传》到她转变风格的作品《马伯乐》,萧红的创作,始终都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笔致,来描写女性的生活、女性的生存状态。揭示了半殖民地社会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她始终把关注的中心放在了这群远离现代文明的、偏僻的、甚至是愚昧的底层劳动妇女身上,她的创作给中国的女性画廊增添了最绚丽的一笔。
萧红的作品,总是反反复复地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女性悲剧故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小姐,要选择这么一个沉重的话题?萧红曾经先后与三位男性结合,历经两次分娩的痛苦,情感经历十分复杂。这使她得以深刻地体验人生百味,揭示出现代人、尤其是中国女性悲惨的生存状况。同时,萧红的情感经历对她的文学创作也有着极大影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思想解放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她们可以勇敢地冲出家长包办婚姻的樊篱,却走不出对男性归属期待的情感怪圈。
在萧红的笔下,博大虔诚的母爱精神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遍尝人世艰辛的女性的痛苦呼喊,萧红“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这种苦涩的经历使她痛切地感悟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女人非人,女人没有独立的生存意义和价值,这种观念已经深入民族精神、社会心理,成为一种共识,主宰着女性的肉体和灵魂,规范着妇女的言行举止。因此,她用蘸着中国北方农村苦难女性的血泪的笔,唱出了一曲生存与毁灭的悲歌。
在《生死场》中她这样描绘:
“那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的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地办理。”
当萧红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时,她感到强烈的震惊。她用哀婉的情调将如此死寂的生命状态揭示了出来。她用画家般的笔触,描绘了东北人民麻木地生、麻木地死的一幅幅图景,阴郁的气氛和凄惨的情调给人造成了强烈的心灵冲撞。对于这样一群不幸的女性,萧红从以下三个角度给我们阐明了造成她们不幸的根源:
一 生育的悲哀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生育一直是萧红关注妇女命运的一个焦点。几千年来的社会制度造成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在家庭关系中,在她的小说中,妇女只有满足男子欲望的义务,而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她们还必须独自承担满足男人欲望留下的苦果。在《生死场·刑罚的日子》一章里,作家把妇女的生育称为了“刑罚”,写了三个妇女生孩子时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那凄厉可怖的嚎叫吞没了婴儿啼哭带来的欢乐,而王阿嫂、五大姑娘在生产时死去的悲剧使人们感到这与其说是大自然要赋予人类新的生命,还不如说是把产妇当作牺牲的供品送上了祭台。春暖花开,五姑姑的姐姐要生了,她卷起了席子,在仅有柴草的土炕上痛苦地爬行。然而,婆婆把柴草也卷了起来,因为“压柴,压柴,不能发财”。于是女人只得像条鱼似的,光着身子,在扬起灰尘的土炕上爬行、号叫、挣扎,直到耗尽最后一点力气如僵尸一般。在女人承受痛苦的时候,她的丈夫——那个使她受罪的人却冲了进来咒骂她装死,用长烟袋砸她,举起大水盆向她抛来,终于,孩子落地而死,产妇也横在血光中身体浸着血。而此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把妇女的生育与动物的繁殖交叉对照着写。形象地反映了妇女沦为生殖工具的悲哀。
面对这一切,萧红悲愤地呼喊:“受罪的女人啊,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在现代小说中,我们很少能读到如此绘声绘色地、令人颤栗的妇女生育的描写。承担繁衍后代神圣使命的妇女成了罪人,新的生命的降生成了犯罪,女人为此被男人憎恨打骂,这是多么地不公平!难怪茅盾先生说:读萧红的小说“越读下去心头越沉重!”
生育可以说是大自然赋予女性的特殊的使命,可是正是这种生理结构的不同,导致了千年来男女的不平等,“五四”高举的人性大旗,它使许多女性要求走出家门,要求做人的权利,可是直到今天,生育问题依然是男女无法平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 男性的压迫
立足于女性自身的生理弱点分析后,萧红把她关注的目光放在了本应该和这些女性最为亲近的男性身上。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赋予了男人无上的威严和绝对的权力,这是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假如说,男性是社会的奴隶,那么女性就是这些奴隶的奴隶。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的悲剧除了极少数是由于统治阶级的直接摧残所造成的,而绝大多数则是由于“男权”社会中,男性世界对女性的压迫所造成的。男人的凶残暴虐,甚至是不把女人当人看,断送了萧红笔下众多女性的生命。
在《荒山》一章中,萧红写了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的病和死。月英当年是众多男子追求的对象,但是结婚之后,她不幸得了瘫病。丈夫对她失去了耐心,还打她,不给她吃喝,她的身体在一堆排泄物中,开始腐烂生蛆了,“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孤独而无望”,在她病重的时候,丈夫夺去了她的被褥,塞给她了一块冰冷的砖块,在她快要死的时候,苦苦地哀求着丈夫给她一口水喝,丈夫也懒得去取。因此,在临死前,她发出了“男人是炎凉的”痛苦呼喊。在丈夫的冷漠中,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埋在了荒山上。是男人的野蛮、无理、粗暴,不把女人当人看,才造成了这众多女性的悲剧。
在《生死场》中,17岁的少女金枝,一心向往幸福的爱情,她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与自己所爱的人自由结合。但是她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伴随着出嫁而来的是无边的痛苦与屈辱,当年在成业的诱惑下,她失去了一个女人的清白,她没有品尝到一丁点的乐趣,却要承受这种结果,丈夫在艰难的日子里,对她日见冷落轻则骂,重则打,在妻子怀着7个月身孕的时候,他不顾金枝的生命安全强行同房,结果导致了妻子的早产,自始至终金枝都是男人原始冲动的发泄对象,她失去了一个人的尊严,只是丈夫“泄欲”的工具。刚出生的女儿,还不足一个月时,就被丈夫活活地摔死。金枝的梦想到此全部破灭了。正在这时,日本入侵,成业死在了日本人的手里,做了寡妇的金枝反而感到松了口气,她要到城里去过一种新的生活,她把自己打扮成40多岁的样子,做缝衣工,但仍然没有逃过城市无产流氓的欺凌和侮辱。历尽苦难的金枝终于悟到了她真正的敌人:“我恨中国人,除外我什么也不恨”。这里金枝所说的“中国人”实际上她指的是“中国男人”。归根究底,她恨男人,超过了恨“小日本”。因为,金枝的亲身经历使她明白了她的灾难和不幸并非始于日本人的入侵,也不是日本人一手造成的,从她和成业的河边野合起,灾难就向她袭来,她的悲剧命运就已经注定。萧红没有去虚构曲折离奇的故事,也没有制造尖锐的冲突,她写的只是普通农妇的日常生活,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妇女的非人生活和悲剧命运。
三 封建精神的奴役
封建精神的奴役使女性成为自身的奴隶,默默忍受着落到她们头上的一切灾难和非人的待遇,她们认为自己的不幸都是身为一个女人所造成的,所以她们寄希望于来世,盼望下辈子无论如何也不要再做女人的同时,她们又在不自觉中又充当了男权社会的工具,压迫自己的同性。
《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为什么死去呢?归根究底就因为她们“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说得直白一点,就因为她们身为女人,却要做一个“人”,过人的生活。萧红笔下的小团圆媳妇其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发育良好,活泼健壮。然而,在东北的呼兰河小城里,在她的婆婆和这些周围的女人眼中,她却太出格了——发育好,长得高,不象人们印象中该有的小团圆媳妇的样子,和人们的传统观念不符合。再有,就是“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了三碗饭”。于是,婆婆实施了她的管教——拷打。邻居左右众口一词,“说早就该打的,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在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小团圆媳妇被吊在了梁上用皮鞭抽打,用烙铁烫脚心,直至送了命。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从本质上来讲也并不是一个恶妇人,只不过是照祖传的老规矩办事,为了规矩出一个好人,她不得不打得狠一点。打出了毛病之后,这个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婆婆舍得花大把的钱给小团圆媳妇跳大神、请巫医,人们似乎没有理由去指责婆婆蓄意谋害媳妇,而那些赞成婆婆拷打的街坊四邻更与小团圆媳妇无怨无仇,都是为了她好,让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团圆媳妇。一句话,打人的人和看打人的人都是出于一个善良的愿望:为了她好!这个社会对女性的摧残和迫害在这里都不用男子自己来实施了,传统的意识和习惯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杀人团,以堂皇的理由,在光天化日下将一个个想要活得像人的女人剿灭了。
这部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是赶车人的女儿——王大姐,她曾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姑娘。人们夸她“高个子大眼睛长得怪好看的”赞她将来是“兴家立业的好手”,更有不少人想娶她做儿媳妇。然而,王大姐竟辜负人们的厚望,她暗中看上了一个磨房的穷磨工,并与他同居、生子。于是在呼兰河人的心目中,王大姐立刻变成了人人得以诛之的坏女人。以前那些赞美的话,就成了“她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的证据,更有人不辞辛苦、顶风冒雪地守侯在她的窗下,探听消息,好做第二天宣传的材料。人们聚集在一起期待着这一对贫贱夫妇冻饿而死。王大姐终于在产下第二个孩子后死了。看起来她死于贫病,实际上她死于这“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外部环境。这种封建主义的毒害已经深入了妇女的骨髓,这是中国妇女的可悲可叹之处。
萧红的作品不仅仅从社会机制上,更从文化层面上进一步探讨了妇女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表现生命的意识,离不开对死亡主题的描述和开掘。鲁迅说过:“死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拳师,死亡是现实社会最动人的悲剧”。因此,伟大作家的笔下,无不以死亡来体现他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通过对死亡的处理,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并由此震撼人心。古典名著《红楼梦》正是通过众多花季女子的不幸深化了主题。而萧红在她的作品中,也多次通过有价值的个体生命的毁灭,使作品传达出了浓郁的悲剧意识。
参考文献:
[1] 刘洁:《萧红的情感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
“重读萧红”之一》,《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2] 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萧红:《生死场》,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付静,女,1977—,河南周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周口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