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自主权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1956年发生的。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第2版发表了一篇我的文章叫 《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在当时提出一定的自主权非常不容易，当时为什么考虑要写这个文章呢？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不是现在才暴露出来，在1956年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因为计划经济是高度集中的体制，是审批经济，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政府审批才能干，没有政府审批你就不能干。当时有两个故事，我记得非常深刻。
　　一个案例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一个叫沈阳变压器厂，一个叫沈阳冶炼厂，这两个都是政府行政主导，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由于行政主导，没有市场，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另一个案例是，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鼓风机，当时还没有空调，企业因为无权买鼓风机需要打报告申请。经过7个部门审批，待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这是我经历过的两个故事，觉得不改革不行了。
　　我经常会思考一些问题，一机部开会的时候问了一机部招待所，我说你们今天住了多少人？他说住了一千四百多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因为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任务了要找部里，没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没有电了要找部里，什么都要找部里。企业那个时候就要“跑部钱进”，部里谁管呢？部长那么忙不可能管。我在文章里面写是“小二当家”，管事的是小二，科里没几个人要管全国，怎么管得过来呢，管不过来。这样子引起我写了一个调研报告叫 《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文章提出：“中央集权过多了，企业自主权过小有什么弊病呢？第一，给国家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第二，限制了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第三，助长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
　　当时从实际出发，有感而发。我的文章在 《人民日报》 发表出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转播，当时我正好跟一机部的副部长、后来当了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同志一起出差到沈阳。早上听广播，他用表示赞赏的口气说：“小高，广播里面有你的文章了。”当时因为传统的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政府就得统管。“文化大革命”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企业有了自主权还了得吗，社会主义企业就应该是政府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企业要自主权就变成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了。”

广东人吃鱼的故事

　　大家知道广东人爱吃鱼，但是搞了计划经济就很少吃鱼了，为什么？因为计划经济是统治经济，价格管死了，养鱼的人没有积极性，因此鱼少价贵，广东人吃不到鱼了。后来价格逐步放开，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鱼多起来，鱼价也就下降了。
　　广东人吃鱼的例子说明，不搞商品经济是不行的。哪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哪个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哪个地方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就多了。所以在起草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的时候，我主张要把商品经济写到 《决定》中。但是，有的同志不赞成，主要是担心把社会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有的同志不同意写商品经济，只同意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认为，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然有商品经济。但是在起草小组还是通不过。我没办法，就找了负责体改研究会的童大林同志，我说建议体改研究会和研究所开个会，讨论该不该搞商品经济。他同意后，我们就在1984年9月初在西苑大旅社 （现在叫西苑饭店） 开研讨会。童大林、董辅礽、蒋一苇等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首先讲：“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突破。”大家思想比较活跃，讨论的结果，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的阶段。我们也讨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也不合适。当时为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制度，市场调节为辅作为一个方法，一个制度一个方法，两个结合起来不对称。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与市场，对称起来。
　　我把大家讨论的结果写成报告，反映给中央决策者。
　　这个报告引起中央决策者们的高度重视。1984年10月20日，在正式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关于自由和人权的故事

　　1997年，我参加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时，我是负责所有制部分。有的同志负责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我们起草小组可以互相提意见，我看到这部分没有写自由，也没有写人权，我说为什么没有呢？他们回答说没地方了。我说我不相信，所以在起草小组大会上我就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当时讲了三条理由：
　　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人权，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宪法上提出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党的十五大就不说呢？
　　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
　　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革小组工作的温家宝同志的赞同。所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温家寶同志亲自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后来温家宝同志在两会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后来把人权写进了宪法。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写进去了，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关于华为创新的故事

　　我在参加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向中央写信说，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主要理由是，华为公司是非公有制企业，没有国家投资，而且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我认为，这是改革中必须弄清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主动要求到深圳实地做了调研：时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他说：“我陪你一起去作调研。”经我们调研，华为公司1987年成立于深圳，创始人任正非只有2.1万元人民币原始资本起步，虽然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它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分享了改革发展成果。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劳动者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 　　审批经济是出不了华为这样的企业的。华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去拼搏，在竞争中知道了什么是世界先进，在竞争中学会了竞争的规则，在竞争中学会了如何赢得胜利。华为坚持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有好的机制，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华为实行了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制度，98.6%的股份为员工所有，而创始人任正非只占1.4%的股份。这叫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实行员工和客户利益分享机制，形成了“生命共同体”，就是把企业的发展与员工和客户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创造了无穷的潜力。

关于“陈卖光”的故事

　　山东诸城，在“大跃进”时期，建立了一批国有小企业，如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小纺织、小农药等“五小”企业。这类国有小企业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困难很多，亏损严重。时任县委书记陈光下决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办法，以解脱困难。但当时就有人起来反对，给陈光扣上“陈卖光”的帽子，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92年，我应山东省委书记、省长的邀请给省级和厅级干部作一次改革报告，我讲完后一位同志起來提问：“诸城的改革议论纷纷，你认为诸城的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回答是，诸城的改革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只能按邓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来衡量。我看到一份对300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在偷公家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择：与小偷做斗争;装作没看见;你偷我也偷。问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做斗争的只有14人;选择装作没看见的220人;选择你偷我也偷的66人。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所以有人说：“国外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恩格斯早就说过：“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会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其实，原来国有资本是实物形态，现在变卖后成为货币形态，再投入到急需的领域，或投入到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这不是资本流失，而是合理流动，也是结构调整的需要。

关于三个“民”的故事

　　什么叫三个“民”呢？就是民心、民生、民意。我在参与起草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的时候，在起草小组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主要讲了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我不赞成把国有企业定位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执政基础，我当时讲了四条。如果这样定位，四种现象怎么解释？
　　第一，苏联垮台的时候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它没有私人经济。为什么垮了，强大的国有资本为什么没有支撑苏联共产党继续执政？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国有经济比重都是比较高的，30%到35%。但是没人说他们是搞社会主义。
　　第三，浙江的现象，浙江地处沿海，过去国有的投入很少，所以国有经济比例很低。但在改革开放中，激发了老百姓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所以财富增加了，老百姓富裕了，政府税收增加了。
　　第四，越南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要低得多，但是没有说越南是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四条是不好解释的。为此，我向中央提出了 《关于党的十八大的三点建议》，一是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党的执政基础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三是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三点建议中，重点是三个“民”。我说我们历史的经验也好，国际经验也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核心问题。为了得民心，必须要把民生搞上去，我们党为什么很注重民生问题呢？改革为了什么，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需要人民分享。民生问题要搞好。
　　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意搞好。老百姓要有知情权，要有参与权，要有监督权，要有尊严。有了这“三个民”，共产党执政基础就牢固了。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我特意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表达了这个看法。中央主要领导非常重视，及时作了批示。

关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两次建议的故事

　　过去中央作出的综合改革都是每十年一次，1984年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13年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三次改革的决定，我有幸都参加了。2003年到现在也是十多年了，我给中央提出两次建议，第一次，2013年5月给中央提出 《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有三个内容：
　　一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二是 《决定》 的主要内容。怎么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路线图。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建议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为了减少阻力，我提出来“三个率先”：第一个率先，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建立这个制度。第二个率先在新上任的官员当中的领导干部公示。第三个率先公示不动产，因为动产是你有多少存款、股票，它是流动的，不动产是你有多少房子，一联网马上就显示出来。
　　三是建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改革领导小组。过去中央起草三个改革文件都很好，但是落实不到位，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重要机构。因此，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国务院总理任副组长。
　　第二次，7月我向中央提出 《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发挥智库的作用，建议中央选五个智库，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这样，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可以丰富中央文件的内容。二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建议中央设立一个网站，广大干部群众来参与，献计献策。同时，呈送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30条建议供中央参考。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我的两次建议，上报后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批示，并吸收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中去，这是作为一个改革者梦寐以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