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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古以来，书画便是文人墨客抒发情感、聊以自娱以及娱他的产物，因其具有的历史、审美、文化等价值而收藏者众多。过云楼就是晚清时期的收藏重镇，其第一代主人顾文彬收藏了数量庞大的古籍、书画、碑帖、印谱等。本文考证并说明了过云楼书画收藏中的《真草〈千字文〉》《四梅花图》《七君子图》《湘君湘夫人图》《梦境图》的前世今生，剖析了过云楼书画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的原因以及顾氏对藏品的鉴赏与保护。
关键词：书画;收藏;鉴赏;考证;过云楼
苏州城内干将西路与人民路交叉口西北，有一小楼，名曰过云楼，为初代楼主顾文彬与其子顾承（顾廷烈）共建而成。过云楼之名源于顾文彬自述：“书画之于人，子瞻氏目为烟云过眼者也。余既韪其论以名藏秘之楼，则罗而储焉，记而存焉，适然之遇己耳，殆无容心。”[1]1据此可知顧文彬收藏书画皆随心意，并无强求，不然在筠青阁见罗两峰《鬼趣图》时定另还价而得之。[2]36知书画为过眼云烟，亦难舍聚藏之痴情，此二句可尽意也。过云楼以其庋藏大量名贵书画、古籍版本以及青铜彝鼎而闻名于世。观清代江南藏家，除顾氏外，潘祖荫多收青铜器与古籍，翁同龢多集书画与碑帖，吴大澂多藏汉瓦与碑拓，然不能盖过云楼之名，何也？因鲜有若顾氏收集类别之多、数量之巨、质量之精者。仅《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书画记·续记》便收录历代书画作品359件，古籍善本、各类古玩还不在其内。且非经顾氏收藏、主人亲自审定者，一概不录。可见“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非虚名。本文试以《真草〈千字文〉》《四梅花图》《七君子图》《湘君湘夫人图》《梦境图》为例，考核、证实和说明过云楼书画的历史脉络及掌故逸事。
智永《真草〈千字文〉》卷（图1）乃同治庚午（1870）顾文彬暇时至松筠庵见心泉和尚所藏墨迹。吴泰《观庐帖》载董香光《跋东坡书》曰：“余有《永师千文》，自‘龙师’起，后有薛绍彭印。”[1]1观《千文》卷，真草相间，从“龙师”起，果然有香光长跋，因而确为真迹。跋称：“王敬美家有薛绍彭与赵大年书云：‘欲易智永书，须以他画。’”[1]1又称：“今此千文有薛绍彭藏印。”然本来是大年得之绍彭，却误书为“绍彭得之大年”，被顾文彬纠正。潘蔚如得之，遂将此卷置于所著《过云楼书画记》之首。自云：“第前阙百八十字，所谓‘律吕调阳’者，无从考见，然已旷世殊珍矣。”[1]1又米元章书曰：“见大年《千文》，爱其有倾侧之势，出‘二王’外。”[1]1可见称之为“墨林瑰宝”亦无不可，无怪乎文彬思之念之也。此卷得来殊为不易，顾氏初见时乃同治九年（1870）五月初四日，一见诧为奇宝;六月初二日再观之，议价一百五十金，惜正值入都候简，客囊窘涩，不得已而舍之;任浙江宁绍台道后，遂照原议之价购之，于同治十年（1871）四月廿三日经王绍庭自京中带回。此为一不易。心泉和尚收藏颇富，赏鉴亦精，此等珍宝，爱之不及，若非境遇所困，安肯售之？此为二不易。历时之长，假使此卷易属他人，悔将何及？此为三不易。故卒归于顾氏，实为有缘也。顾文彬在与其子顾承的家书中亦云：“京中赏鉴家不少，蹉跎至今，仍落吾手，始有夙缘。”[3]元代《七君子图》卷，也叫《元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吴镇六家墨竹卷》。既是六家，何故称“七君子”？卷内从右往左依次有乾隆年间收藏家乔崇修书写的“六逸图”，清代著名金石家张廷济书写的“六君子图”以及清末民初篆刻家吴昌硕书写的“七友图”，到底是“六逸”还是“七友”？《过云楼书画记》中有一篇名为《元贤竹林七友卷》，其中记载，《七君子图》原名《竹林七友》，著录于缪曰藻（字文子）《寓意录》中，为赵天裕、柯九思、张绅、赵原、顾安五人的画作，其中柯九思与顾安各二帧，故以“七友”命名。乾隆时期，此卷为乔崇修所藏，失去顾安其中一帧，所以改称《竹溪六逸》。道光年间，张廷济（字叔未）为蒋生（蒋光煦）书，引首以《六君子图》称之。至此，图卷已非完璧。为顾文彬所藏后，他见新购的吴镇（号梅花道人，尝署梅道人[1]79）所作墨竹横幅尺寸合适，将其配入，便又恢复了《竹林七友》之称。顾麟士（字鹤逸）有五子，则明（早殇）、则久（号公可）、则扬（号公雄）、则坚（号公柔）、则奂（号公硕）。顾麟士逝后，过云楼旧藏分别为四子继承，《七君子图》为顾公柔所得。顾公柔去世后，又由其子顾笃琨继承。《七君子图》后由顾氏后人捐赠苏州博物馆，成为苏博的三大镇馆之宝之一。
南宋扬无咎1《四梅花图》卷（图2）原为潘西圃2编修家藏物，后辗转流入顾文彬手中。上有扬无咎自题云：“范端伯要予画梅四枝：一未开、一欲开、一盛开、一将残，仍各赋词一首。”[1]61范端伯名直筠，乃范仲淹曾孙，范纯粹之孙，范文程长子。《范氏家乘》有云：“孝宗乾道元年，迁奉议郎，签书荆门军判
官厅公事。”[1]61而补之自题“乾道元年，七夕前一日[1]61癸丑”，所以可知此卷作于签判荆门、道出豫章之时。后幅有丹邱柯九思至正元年（1341）冬十一月和词。据周密《云烟过眼录·天台谢奕修养浩斋所藏扬补之四清图》，此卷入录过《过云楼书画记》中《扬补之四清图卷》。该作品现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明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图3）为文氏仿赵魏公所作。吴子敏《大观录》有（文）休承、（王）百穀二跋，称是图为徵明48岁时作，以赠好友王履吉。文徵明曾让仇实父为《二湘图》设色，易两纸皆不满意，乃自设之。《过云楼书画记》载：“观其高髻切云，长裾御风，一执扇，一亭亭玉立，衣裳皆作浅绛
色。”[1]115徵明28岁时，石田先生（沈周）命其临摹赵孟《二湘图》，文徵明当时“以年少谢不敏”，可能是认为自己年纪尚轻，功力不逮。文徵明笔下的“二湘”为两位女神形象，历史上关于“湘君”“湘夫人”的身份可谓众说纷纭。南宋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评注“湘君”是舜之正妃娥皇，“湘夫人”为舜之次妃女英。娥皇是正妃，故曰“君”，非男性也;女英是次妃，乃称“夫人”。世人视朱熹之评为主流，故后代画家多将“二湘”绘为娥皇、女英二妃。后世画娥皇、女英者，悉作唐装，古意荡然，近乎无存。正如《历代名画记》所谓“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著帏帽”[1]115，非今非古，为徵明所不喜，乃画《二湘图》以证己道。此图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王鉴（字元照，一字圆照）《梦境图》乃其于顺治十三年（1656）夏六月所作，其时年58岁。画作上端有其自题，记其梦境，略云：“今六月避暑半塘，无聊昼寝，忽梦入山水间;中有书屋一区，背山面湖，回廊曲室，琴几潇洒，花竹扶疏，宛似辋川;轩外卷帘，清波浩渺，中流一叟，乘棹垂纶，旷然自得。予趺坐中堂，观左壁画，乃思翁笔，幽微淡远，不觉抚掌赞叹;遂尔惊醒，鼻端拂拂犹有异香，令人有天际真人之想。......起而涤砚伸纸，记境成图，不爽毫发。悬之坐右，以当望梅止渴而已，掷笔惘然。”[1]170明崇祯九年（1636），即清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农民军攻占北京，明亡。而王鉴于崇祯六年（1633）36岁时中舉人，正处于晚明乱世，朝局动荡;38岁出任广东廉州太守，为罢开矿恶政，险陷囹圄;不惑之年罢归，自此再不入朝堂。仕途不顺，国不成国，王鉴不肯为官。一臣安能事二主？既不能入仕“兼济天下”，不如效仿孟子“独善其身”之教。古人多有厌恶官场而辞官归乡者，或寄情山水，或潜心书画，甚而隐于深山茂林，躬耕乐道，枕流漱石者亦大有人在。王鉴便是那潜心书画者，其自述：“余生平无所嗜好，惟于丹青不能忘情。”《梦境图》记梦为虚，实乃王鉴心之所欲也。图内山水秀丽，绿植扶疏，一渔夫乘棹而至，圆照盘腿而坐，怡然自得，有闲适恬淡、与世无争之气。自题中提及思翁（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号思翁），圆照极赞董之画，入梦尤不能忘也。
顾文彬于日记中常提及与好友、同僚互索观书画，亦有人将画寄售。文彬又常在德宝斋、论古斋、松竹斋、宝珍斋等售书画和古玩处走动，每见心仪之物，必估其价而得之。咸丰十年（1860），庚申之乱，浩劫过后，全城无一书摊，张廷济的清仪阁毁于一旦，吴云的收藏也仅存十之四五。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百姓受兵燹之祸，迫于生存，不得不将所藏书画等尽数典当。同治九年（1870），文彬擢升浙江宁绍道台。按照现在的说法，道台相当于副省级，俸禄较高，有能力进行较高层次的收藏。顾文彬之子顾承受父熏陶，对书画、碑帖、古琴、印章等皆有所涉猎，尽心竭力搜罗书画古籍。顾文彬之孙顾麟士“好版本之学”，“宋元旧椠及老辈遗著，悉悬金求之”（《吴县志》）。祖父孙三代皆爱书画，倾毕生之力苦心收集，又家境殷实，环境允许，故所收书画甚夥也。
然则不求质止于数乎？非也。文彬甚恨作伪者，尝云：“作伪者千奇百怪，稍不经意，即受其欺。”[2]55一日在论古斋见查二瞻山水册，文彬爱其工致，借来观之，往谒胡石查时，向其出示。石查一见断为赝本。因其家中亦有一本，拿出勘对，文彬才知款字尚嫩，非为真迹，只得叹曰：“甚矣，赏鉴之难也。”[2]21有断假为真，亦有判真为假者。又一日，文彬复看在德宝斋所见徐文长粗笔人物册八页，见鸿宝题语超妙，书亦奇崛，是其本色;末页又有王雨谦题、赵甸书，题语古雅，书法晋人，洵为明人笔墨，始知此册为真迹，初看时竟以为假。又叹：“审定书画之难如此，总不宜掉以轻心尔。”[2]51由此二事可知书画赏鉴之不易、去伪存真之难也。顾氏一族素来治学严谨，同治九年五月十二日，秦炳文（号谊亭）送阅柳、顾两卷，文彬因无可印证，未能确认[2]26真假，故舍之。同年五月廿一日，文彬日记中眉批：“衡山画粗笔草草，而字则本色。余决为真，而骏叔乃疑其伪，归当细辨。”[2]27顾氏精益求精，使无一处缺漏的态度可见一斑。另，骏叔乃顾文彬三子顾廷烈，身为晚辈却不因父亲之言而打消疑虑，文彬也不觉自己为长就不听建议，着实令人钦佩。
顾文彬对书画的保护也值得后人称道，他提出了书画赏鉴十四忌：霾天一，秽地二，灯下三，酒边四，印摹五，强借六，拙工印七，凡手题八，徇名遗实九，重画轻书十，改装因失旧观十一，耽异误珍赝品十二，习惯钻营之市侩十三，妄摘瑕病之恶[2]3宾十四。文彬将其置于《过云楼书画记》例末，希望后人引以为戒。《过云楼书画记·续记》共载书类6卷，而画类竟有10卷，无疑画作在顾氏收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观所集古画由元朝赵孟（号松雪道人）、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倪瓒（字元镇）、王蒙（字叔明）、柯九思（字敬仲），明朝王绂（字孟端）、沈周（字石田）、文徵明、仇英（字实父），明清之际石涛（原名朱若极）、八大山人（朱耷）以及清之“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恽格（字寿平）、吴历（字渔山）等人所作。此悉满腹经纶、才高八斗之士，所绘皆抒性情，表实意，不论画之工整细致，还是大笔草草，皆为适一时之兴，发一时之情。由此可知顾氏之审美意趣。可从中略察晚清之赏鉴品位：文人人品嘉而才情绝，以德才兼备、博古通今为善;画作重神韵而轻院笔，以出于画外能见文人之思为上。过云楼所藏书画皆为精品，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浓郁的艺术气息，有着难以估量的观赏和收藏价值;在当代亦能为各种学术研究提供参照，给后人的书画创作提供借鉴，进一步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品位，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不泯。对此有百利而无一害之珍品，理当竭力保护，不使白璧蒙尘、湮没无闻也。
注释1据《皇宋书录》记载，扬无咎，字补之，江西清江人，后寓居豫章。2西圃为潘世璜子潘遵祁的号，其苏州旧宅亦称西圃。顾文彬与潘遵祁交好，同为“吴中七老”。
参考文献
[1]顾文彬，顾麟士.过云楼书画记：续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顾文彬.过云楼日记[M].点校本.[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
[3]蒋晖.读城：行走苏州古典园林[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5：119.
关键词：书画;收藏;鉴赏;考证;过云楼
苏州城内干将西路与人民路交叉口西北，有一小楼，名曰过云楼，为初代楼主顾文彬与其子顾承（顾廷烈）共建而成。过云楼之名源于顾文彬自述：“书画之于人，子瞻氏目为烟云过眼者也。余既韪其论以名藏秘之楼，则罗而储焉，记而存焉，适然之遇己耳，殆无容心。”[1]1据此可知顧文彬收藏书画皆随心意，并无强求，不然在筠青阁见罗两峰《鬼趣图》时定另还价而得之。[2]36知书画为过眼云烟，亦难舍聚藏之痴情，此二句可尽意也。过云楼以其庋藏大量名贵书画、古籍版本以及青铜彝鼎而闻名于世。观清代江南藏家，除顾氏外，潘祖荫多收青铜器与古籍，翁同龢多集书画与碑帖，吴大澂多藏汉瓦与碑拓，然不能盖过云楼之名，何也？因鲜有若顾氏收集类别之多、数量之巨、质量之精者。仅《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书画记·续记》便收录历代书画作品359件，古籍善本、各类古玩还不在其内。且非经顾氏收藏、主人亲自审定者，一概不录。可见“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非虚名。本文试以《真草〈千字文〉》《四梅花图》《七君子图》《湘君湘夫人图》《梦境图》为例，考核、证实和说明过云楼书画的历史脉络及掌故逸事。
智永《真草〈千字文〉》卷（图1）乃同治庚午（1870）顾文彬暇时至松筠庵见心泉和尚所藏墨迹。吴泰《观庐帖》载董香光《跋东坡书》曰：“余有《永师千文》，自‘龙师’起，后有薛绍彭印。”[1]1观《千文》卷，真草相间，从“龙师”起，果然有香光长跋，因而确为真迹。跋称：“王敬美家有薛绍彭与赵大年书云：‘欲易智永书，须以他画。’”[1]1又称：“今此千文有薛绍彭藏印。”然本来是大年得之绍彭，却误书为“绍彭得之大年”，被顾文彬纠正。潘蔚如得之，遂将此卷置于所著《过云楼书画记》之首。自云：“第前阙百八十字，所谓‘律吕调阳’者，无从考见，然已旷世殊珍矣。”[1]1又米元章书曰：“见大年《千文》，爱其有倾侧之势，出‘二王’外。”[1]1可见称之为“墨林瑰宝”亦无不可，无怪乎文彬思之念之也。此卷得来殊为不易，顾氏初见时乃同治九年（1870）五月初四日，一见诧为奇宝;六月初二日再观之，议价一百五十金，惜正值入都候简，客囊窘涩，不得已而舍之;任浙江宁绍台道后，遂照原议之价购之，于同治十年（1871）四月廿三日经王绍庭自京中带回。此为一不易。心泉和尚收藏颇富，赏鉴亦精，此等珍宝，爱之不及，若非境遇所困，安肯售之？此为二不易。历时之长，假使此卷易属他人，悔将何及？此为三不易。故卒归于顾氏，实为有缘也。顾文彬在与其子顾承的家书中亦云：“京中赏鉴家不少，蹉跎至今，仍落吾手，始有夙缘。”[3]元代《七君子图》卷，也叫《元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绅、吴镇六家墨竹卷》。既是六家，何故称“七君子”？卷内从右往左依次有乾隆年间收藏家乔崇修书写的“六逸图”，清代著名金石家张廷济书写的“六君子图”以及清末民初篆刻家吴昌硕书写的“七友图”，到底是“六逸”还是“七友”？《过云楼书画记》中有一篇名为《元贤竹林七友卷》，其中记载，《七君子图》原名《竹林七友》，著录于缪曰藻（字文子）《寓意录》中，为赵天裕、柯九思、张绅、赵原、顾安五人的画作，其中柯九思与顾安各二帧，故以“七友”命名。乾隆时期，此卷为乔崇修所藏，失去顾安其中一帧，所以改称《竹溪六逸》。道光年间，张廷济（字叔未）为蒋生（蒋光煦）书，引首以《六君子图》称之。至此，图卷已非完璧。为顾文彬所藏后，他见新购的吴镇（号梅花道人，尝署梅道人[1]79）所作墨竹横幅尺寸合适，将其配入，便又恢复了《竹林七友》之称。顾麟士（字鹤逸）有五子，则明（早殇）、则久（号公可）、则扬（号公雄）、则坚（号公柔）、则奂（号公硕）。顾麟士逝后，过云楼旧藏分别为四子继承，《七君子图》为顾公柔所得。顾公柔去世后，又由其子顾笃琨继承。《七君子图》后由顾氏后人捐赠苏州博物馆，成为苏博的三大镇馆之宝之一。
南宋扬无咎1《四梅花图》卷（图2）原为潘西圃2编修家藏物，后辗转流入顾文彬手中。上有扬无咎自题云：“范端伯要予画梅四枝：一未开、一欲开、一盛开、一将残，仍各赋词一首。”[1]61范端伯名直筠，乃范仲淹曾孙，范纯粹之孙，范文程长子。《范氏家乘》有云：“孝宗乾道元年，迁奉议郎，签书荆门军判
官厅公事。”[1]61而补之自题“乾道元年，七夕前一日[1]61癸丑”，所以可知此卷作于签判荆门、道出豫章之时。后幅有丹邱柯九思至正元年（1341）冬十一月和词。据周密《云烟过眼录·天台谢奕修养浩斋所藏扬补之四清图》，此卷入录过《过云楼书画记》中《扬补之四清图卷》。该作品现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明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图3）为文氏仿赵魏公所作。吴子敏《大观录》有（文）休承、（王）百穀二跋，称是图为徵明48岁时作，以赠好友王履吉。文徵明曾让仇实父为《二湘图》设色，易两纸皆不满意，乃自设之。《过云楼书画记》载：“观其高髻切云，长裾御风，一执扇，一亭亭玉立，衣裳皆作浅绛
色。”[1]115徵明28岁时，石田先生（沈周）命其临摹赵孟《二湘图》，文徵明当时“以年少谢不敏”，可能是认为自己年纪尚轻，功力不逮。文徵明笔下的“二湘”为两位女神形象，历史上关于“湘君”“湘夫人”的身份可谓众说纷纭。南宋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评注“湘君”是舜之正妃娥皇，“湘夫人”为舜之次妃女英。娥皇是正妃，故曰“君”，非男性也;女英是次妃，乃称“夫人”。世人视朱熹之评为主流，故后代画家多将“二湘”绘为娥皇、女英二妃。后世画娥皇、女英者，悉作唐装，古意荡然，近乎无存。正如《历代名画记》所谓“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著帏帽”[1]115，非今非古，为徵明所不喜，乃画《二湘图》以证己道。此图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王鉴（字元照，一字圆照）《梦境图》乃其于顺治十三年（1656）夏六月所作，其时年58岁。画作上端有其自题，记其梦境，略云：“今六月避暑半塘，无聊昼寝，忽梦入山水间;中有书屋一区，背山面湖，回廊曲室，琴几潇洒，花竹扶疏，宛似辋川;轩外卷帘，清波浩渺，中流一叟，乘棹垂纶，旷然自得。予趺坐中堂，观左壁画，乃思翁笔，幽微淡远，不觉抚掌赞叹;遂尔惊醒，鼻端拂拂犹有异香，令人有天际真人之想。......起而涤砚伸纸，记境成图，不爽毫发。悬之坐右，以当望梅止渴而已，掷笔惘然。”[1]170明崇祯九年（1636），即清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农民军攻占北京，明亡。而王鉴于崇祯六年（1633）36岁时中舉人，正处于晚明乱世，朝局动荡;38岁出任广东廉州太守，为罢开矿恶政，险陷囹圄;不惑之年罢归，自此再不入朝堂。仕途不顺，国不成国，王鉴不肯为官。一臣安能事二主？既不能入仕“兼济天下”，不如效仿孟子“独善其身”之教。古人多有厌恶官场而辞官归乡者，或寄情山水，或潜心书画，甚而隐于深山茂林，躬耕乐道，枕流漱石者亦大有人在。王鉴便是那潜心书画者，其自述：“余生平无所嗜好，惟于丹青不能忘情。”《梦境图》记梦为虚，实乃王鉴心之所欲也。图内山水秀丽，绿植扶疏，一渔夫乘棹而至，圆照盘腿而坐，怡然自得，有闲适恬淡、与世无争之气。自题中提及思翁（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号思翁），圆照极赞董之画，入梦尤不能忘也。
顾文彬于日记中常提及与好友、同僚互索观书画，亦有人将画寄售。文彬又常在德宝斋、论古斋、松竹斋、宝珍斋等售书画和古玩处走动，每见心仪之物，必估其价而得之。咸丰十年（1860），庚申之乱，浩劫过后，全城无一书摊，张廷济的清仪阁毁于一旦，吴云的收藏也仅存十之四五。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百姓受兵燹之祸，迫于生存，不得不将所藏书画等尽数典当。同治九年（1870），文彬擢升浙江宁绍道台。按照现在的说法，道台相当于副省级，俸禄较高，有能力进行较高层次的收藏。顾文彬之子顾承受父熏陶，对书画、碑帖、古琴、印章等皆有所涉猎，尽心竭力搜罗书画古籍。顾文彬之孙顾麟士“好版本之学”，“宋元旧椠及老辈遗著，悉悬金求之”（《吴县志》）。祖父孙三代皆爱书画，倾毕生之力苦心收集，又家境殷实，环境允许，故所收书画甚夥也。
然则不求质止于数乎？非也。文彬甚恨作伪者，尝云：“作伪者千奇百怪，稍不经意，即受其欺。”[2]55一日在论古斋见查二瞻山水册，文彬爱其工致，借来观之，往谒胡石查时，向其出示。石查一见断为赝本。因其家中亦有一本，拿出勘对，文彬才知款字尚嫩，非为真迹，只得叹曰：“甚矣，赏鉴之难也。”[2]21有断假为真，亦有判真为假者。又一日，文彬复看在德宝斋所见徐文长粗笔人物册八页，见鸿宝题语超妙，书亦奇崛，是其本色;末页又有王雨谦题、赵甸书，题语古雅，书法晋人，洵为明人笔墨，始知此册为真迹，初看时竟以为假。又叹：“审定书画之难如此，总不宜掉以轻心尔。”[2]51由此二事可知书画赏鉴之不易、去伪存真之难也。顾氏一族素来治学严谨，同治九年五月十二日，秦炳文（号谊亭）送阅柳、顾两卷，文彬因无可印证，未能确认[2]26真假，故舍之。同年五月廿一日，文彬日记中眉批：“衡山画粗笔草草，而字则本色。余决为真，而骏叔乃疑其伪，归当细辨。”[2]27顾氏精益求精，使无一处缺漏的态度可见一斑。另，骏叔乃顾文彬三子顾廷烈，身为晚辈却不因父亲之言而打消疑虑，文彬也不觉自己为长就不听建议，着实令人钦佩。
顾文彬对书画的保护也值得后人称道，他提出了书画赏鉴十四忌：霾天一，秽地二，灯下三，酒边四，印摹五，强借六，拙工印七，凡手题八，徇名遗实九，重画轻书十，改装因失旧观十一，耽异误珍赝品十二，习惯钻营之市侩十三，妄摘瑕病之恶[2]3宾十四。文彬将其置于《过云楼书画记》例末，希望后人引以为戒。《过云楼书画记·续记》共载书类6卷，而画类竟有10卷，无疑画作在顾氏收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观所集古画由元朝赵孟（号松雪道人）、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倪瓒（字元镇）、王蒙（字叔明）、柯九思（字敬仲），明朝王绂（字孟端）、沈周（字石田）、文徵明、仇英（字实父），明清之际石涛（原名朱若极）、八大山人（朱耷）以及清之“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恽格（字寿平）、吴历（字渔山）等人所作。此悉满腹经纶、才高八斗之士，所绘皆抒性情，表实意，不论画之工整细致，还是大笔草草，皆为适一时之兴，发一时之情。由此可知顾氏之审美意趣。可从中略察晚清之赏鉴品位：文人人品嘉而才情绝，以德才兼备、博古通今为善;画作重神韵而轻院笔，以出于画外能见文人之思为上。过云楼所藏书画皆为精品，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浓郁的艺术气息，有着难以估量的观赏和收藏价值;在当代亦能为各种学术研究提供参照，给后人的书画创作提供借鉴，进一步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品位，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不泯。对此有百利而无一害之珍品，理当竭力保护，不使白璧蒙尘、湮没无闻也。
注释1据《皇宋书录》记载，扬无咎，字补之，江西清江人，后寓居豫章。2西圃为潘世璜子潘遵祁的号，其苏州旧宅亦称西圃。顾文彬与潘遵祁交好，同为“吴中七老”。
参考文献
[1]顾文彬，顾麟士.过云楼书画记：续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2]顾文彬.过云楼日记[M].点校本.[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
[3]蒋晖.读城：行走苏州古典园林[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