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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十年间，“民”被视为国家的根本和主人、国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和社会交革的主要力量，在思想界的地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然而，回到中国的现实，不少人对当时之“民”能否承担这种责任表现出很大的怀疑。这使得晚清思想界中的“民”呈现名和实的分野，具有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曾被寄予厚望的“民”本身也成为有待解决的新问题。因此而产生的“新民”主张又被认为缓不济急，使改交政府成为关注的问题。而“民”的素质问题至辛亥鼎革仍未解决，又遗留到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