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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批判性思维不仅是技能和思想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技能，更是一种人格或气质，既能体现一定高度的思维水平，也能凸显现代人文精神。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学生培养计划中极具思想性和理论推演性的《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可以在课程设计、思维深化等诸多方面获得延伸，引导学生探索出一条批判性思维的养成路径。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中级宏观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7）17-0126-03
Abstract： Critical thinking is not only a skill and an attitude of thought， but also a thinking skill， a kind of personality or temperament. It can not only reflect a certain height of thinking， but also highlight the spirit of modern humanity. As the economics majors training plan in the very thought and theory of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teaching can be extended in many aspects， to guide students to explore a path to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Keywords： critical thinking；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Phillips curve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名列世界前茅。这项研究同时发现，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优势在大学期间消磨殆尽，而在这一时期美国和俄罗斯的学生则进步明显。究其原因，除了学生在高校的学习动力较小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落后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因此，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动力，以增强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改革目标成为大学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批判性思维及其要点
相對于常见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批评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一种独立思考能力的体现，可以客观地、理性地看待问题。批判性思维用于分析各种论争、识别各种谬误和偏见，根据证据得出结论，并做出明确的判断。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极具思想性和理论推演性的学科，它伴随着全球宏观经济的变动从18世纪一路走来，并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形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国家供给危机而获得了大发展。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充斥着对宏观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解释，遇到经济或金融危机之后对经济理论或学派的否定与再思考，以及对政府干预措施的反思。宏观经济学的现实性和不断革新的要求，就使得《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庞杂，思想争论纷杂，内容容易枯燥，分析和学习模式容易僵硬。如果在本课程中能着力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引导其独立思考、深刻探究，具有逻辑性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就能够使其对理论推演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思考，对现实的结合分析不是流于形式而是探索问题，对数据的计量分析并不是仅仅依据数据而建立或修改模型，而是要探索规律背后的经济规律。因此，能将批判性思维贯彻于“中级宏观经济学”这种较难、争论较多的理论性课程，利用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十分富有意义。
正如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所说：“人的头脑，不是一个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支需要点燃的火把。”帮助学生拥有批判性思维的意识和能力，就是要将学生被塞满知识的头脑变成一支需要点燃的火把的过程，这无疑是培养学生创造和创新能力最为重要的步骤。
二、批判性思维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笔者参加了北京市第十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并且将参赛课程确定为《中级宏观经济学》中“菲利普斯曲线：理论与应用”，展示内容为“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
菲利普斯曲线是1958年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最早发现的一条显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权衡取舍关系的曲线。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菲利普斯曲线的演变为主线，“理性预期”、“货币主义”、“供给冲击”等重要宏观经济学思想和概念进入宏观经济学。有六位著名经济学家先后因为研究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可见这条经济规律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经济体制上基本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此，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经济中的运用是十分必要和切合实际的。对于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是否成立，国内外经济学者相关研究中有激烈的争论。其主要分歧在于不同经济学者在使中国经济符合菲利普斯曲线的过程中，添加了很多中国经济的特殊解释。那么，从教学的角度出发，应该如何对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应用性研究呢？
从一般宏观经济规律的形成来看，经济学家会采用其他的数据或假说来试图使理论更为适用，这无疑会使数据分析而不是理论推演成为曲线变化解释的重点。因此，笔者认为，结合《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坚持批判性思维分析西方经济规律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以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为例，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追溯经济历史，探寻经济理论形成的本质。由于菲利普斯曲线构成了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动因之一，因此需要发掘菲利普斯曲线的形成机制、发展历程，尽可能地回归事物的本质。威廉·菲利普斯在提出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的反向关系之后，并没有解释其原因。根据他的同事利普西的解释，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之所以反向相关，是因为当经济增长引发劳动力短缺时企业要雇佣更多劳动力，必然会增加工资，这使得工资上升伴随失业率的下降。1960年，在保罗·萨缪尔森和索洛的一篇著名的《反通货膨胀的代价》一文中，正式提出菲利普斯曲线时，他观察到工资构成了产品的主要成本，因此使用通货膨胀率替代货币工资的上涨，从而形成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的负相关关系。从菲利普斯曲线的原始形成机制来看，菲利普斯曲线中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尽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只有增加的工资用于推动通货膨胀才是菲利普斯曲线形成的原始机制。这种追溯事物本质的方法，对于在不断演变发展、又充满学派与观点争论的宏观经济学无疑是非常适用的。 第二，引导学生阅读原始文献，研究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还是统计关系。从1926年费雪观察到货币工资与就业率的正相关关系，到威廉·菲利普斯发现货币工资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他们使用的数据都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可以看到，物价的变动与就业变动的替代关系十分显著。那么，二者呈现出如此规律性的变动，其关系究竟是哪种？如果是因果关系，那么二者就会有严格的权衡取舍的关系，也可以因此作为施政依据。但是数据表明，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越来越不明显。为此，主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卢卡斯就分别将货币中性以及理性预期等重要概念加入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用以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变动的原因。实际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失业率的下降，通常都是经济增长的共同结果——当经济稀缺的时候，经济增长必然伴随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下降。因此，将两个统计相关而不是因果相关的变量放在一起进行规律性研究要十分注意其成立条件。而且，在经济刺激的层面，当使用货币政策推高通货膨胀以换取失业率下降时，由于二者不是因果关系而只是统计关系，那么经济刺激政策很可能无法实现失业率的长期下降。
经过上述对曲线重要变量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不失为一种秉承逻辑思维的教学方法，也就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数据和争论中抽丝剥茧，回归到了事物的本质。
第三，在分析数据时注意从国情出发，增强理论的应用性。在构建菲利普斯曲线的过程中，改变欧美国家的统计数据、因地制宜地使用中国特色数据是必要的。这从客观规律上看，是属于批判性思维分析的起点。中国的失业率只统计了具有城鎮户口人员的失业情况；对于物价的统计使用的CPI是基于1992年的标准进行统计的，因此依赖于CPI进行的通货膨胀率的统计在中国是有缺陷的。但是我们可以使用城镇净增就业人数和GDP平减指数来分别替代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一个非发达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即城镇净增就业人数增加。因此，使用这两个指标代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是极为合适的。众所周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转型经济在1996年之后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经过数据拟合，可以得到中国1996-2015年的菲利普斯曲线。我们发现，菲利普斯曲线在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中的1996-1999年，以及2011-2015年是符合菲利普斯曲线规律的，唯有在2009年之后，菲利普斯曲线并不成立：当经济刺激使得通货膨胀发生时，使城镇净增就业并没有持续地增加，尤其是2010年后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出现了民工荒和农民工返乡这一对矛盾现象。那么，到底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之后，宏观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城镇净增就业持续的增加呢？
对于数据上出现的矛盾，通常会增加其他变量来解释其反常的原因，使得模型更为完善。然而，我们坚持批判性思维，从事物产生矛盾的历史背景来进行分析，这种思考方式远比提高模型的精巧性为出发点的方式更为切合实际。在这里，我们力图回归经济和经济政策本身可能导致的结果。
第四，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将经济问题放在社会背景之中，注重结合现实经济的社会背景，增强思维的延展性。中国作为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实施经济转型战略和出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从1998年之后就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并在2008年达到出口增幅的顶峰。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出口增长快速回落，经济也有硬着陆的风险。为了避免各种经济危机，2008年后实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意是经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经济避免陷入经济衰退，但由于外向型经济受到的打击过重，使得有大量支出，经济有所恢复，但是信用宽松使得大量资金涌入资产市场，使得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市场价格飙升。尽管农民工名义工资有所上升，但生活成本上升更为明显，这使得农民工实际工资上升有限而返乡。由于农民工技能缺乏和可被替代性强，因此通过议价能力在刺激经济政策实施之后获得实际收入的上升。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倒丁字”型结构，在这一社会结构里，农民和农民工构成了75%左右社会最底层人群，这种社会结构不仅由经济社会地位所决定，而且巨大的割裂也使得社会阶层充分流动受到极大制约。显然，社会割裂和断层也使得农民工无法获得议价权。
第五，拓展国际视野，注重联系最新研究成果。任何一种经济规律的应用离不开时间对适用条件的冲刷。作为宏观经济学核心之一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是如此。在查阅文献时我们发现，《美国社会学评论》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了工人在进入工厂之前的结社力量以及进入工厂之后的结构力量，共同决定了工人议价能力对工资的影响力量（见上图①）。
这种传导机制不仅与原有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形成机制相似，而且还印证了全球主要国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事实。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之后，应用扩张货币供给的手段来拉高通货膨胀、降低失业越来越成为不可能。这正是社会因素对曲线的影响紧密的印证，并说明劳资议价能力的变化是菲利普曲线成立中的原始机制。也就是说，如果货币政策无法推动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那么就很难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学生们就能彻底地理解为何菲利普斯曲线这么重要的一条曲线看似简单、但利用起来却非常难的原因。
三、结束语
根据上述从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出发而找到政策失效的时期，紧接着通过分析数据找到政策失效的原因，继而寻找到菲利普斯曲线形成机制的变化。这种以经济学规律为核心，以启发式和跨学科式的教学方式，从根本上了解了菲利普斯曲线形成的机制，从社会学的角度将一个经济规律进行剖析，从而将其经济学属性刻画得更为深刻。
从课程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培养学生解释、分析、鉴评、推论、说明的能力，使得学生不是接受一个理论及其附加条件，而是回溯事物本质，从原始形成过程来理解理论的演变。这种对学生“讲故事”的方式使其关注历史和现实以及社会，充分体现了宏观经济学随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不断发展的时代性，也体现了经济理论发展的思想性，同时也引导了学生在思考经济政策时所需要考虑的其他条件。
最后，经济分析离不开社会因素。西方经济学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西方经济学更关注于市场和事物表面关系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提供的是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停留于表面现象的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分析，马克思主张透过现象对人与人的关系或社会关系进行研究。回顾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不断接受变革和改进的动力，也成为研究中国经济腾飞和特殊问题的重要思考方式。同时，这种方法也为经济理论的革新创造了很好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使得经济学的思维更为透彻和实际。
注释：
①Ho-fung Hunga and Daniel Thompsona，Money Supply， Class Power， and Inflation： Monetarism， Reassess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6， Vol. 81（3）447-466.
参考文献：
[1]戴维·希契柯克.批判性思维教育理念[J].高等教育研究，2012（11）：54-63.
[2]陈振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模式之争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14（9）：56-63.
[3]权丽霞.西方经济学教材之批判性思维启示[J].中华读书报，2011-11-16.
[4]黄朝阳.批判性思维对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J].现代大学教育，2013（2）：27-31.
[5]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2）：55-73.
[6]Ho-fung Hunga and Daniel Thompsona，Money Supply， Class Power， and Inflation： Monetarism， Reassess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6， Vol. 81（3）447-466.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中级宏观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7）17-0126-03
Abstract： Critical thinking is not only a skill and an attitude of thought， but also a thinking skill， a kind of personality or temperament. It can not only reflect a certain height of thinking， but also highlight the spirit of modern humanity. As the economics majors training plan in the very thought and theory of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teaching can be extended in many aspects， to guide students to explore a path to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Keywords： critical thinking；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Phillips curve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名列世界前茅。这项研究同时发现，中国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优势在大学期间消磨殆尽，而在这一时期美国和俄罗斯的学生则进步明显。究其原因，除了学生在高校的学习动力较小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落后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因此，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动力，以增强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改革目标成为大学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批判性思维及其要点
相對于常见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批评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一种独立思考能力的体现，可以客观地、理性地看待问题。批判性思维用于分析各种论争、识别各种谬误和偏见，根据证据得出结论，并做出明确的判断。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极具思想性和理论推演性的学科，它伴随着全球宏观经济的变动从18世纪一路走来，并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形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国家供给危机而获得了大发展。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充斥着对宏观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解释，遇到经济或金融危机之后对经济理论或学派的否定与再思考，以及对政府干预措施的反思。宏观经济学的现实性和不断革新的要求，就使得《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庞杂，思想争论纷杂，内容容易枯燥，分析和学习模式容易僵硬。如果在本课程中能着力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引导其独立思考、深刻探究，具有逻辑性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就能够使其对理论推演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思考，对现实的结合分析不是流于形式而是探索问题，对数据的计量分析并不是仅仅依据数据而建立或修改模型，而是要探索规律背后的经济规律。因此，能将批判性思维贯彻于“中级宏观经济学”这种较难、争论较多的理论性课程，利用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十分富有意义。
正如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所说：“人的头脑，不是一个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支需要点燃的火把。”帮助学生拥有批判性思维的意识和能力，就是要将学生被塞满知识的头脑变成一支需要点燃的火把的过程，这无疑是培养学生创造和创新能力最为重要的步骤。
二、批判性思维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笔者参加了北京市第十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并且将参赛课程确定为《中级宏观经济学》中“菲利普斯曲线：理论与应用”，展示内容为“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
菲利普斯曲线是1958年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最早发现的一条显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权衡取舍关系的曲线。可以说，在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菲利普斯曲线的演变为主线，“理性预期”、“货币主义”、“供给冲击”等重要宏观经济学思想和概念进入宏观经济学。有六位著名经济学家先后因为研究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可见这条经济规律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经济体制上基本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此，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经济中的运用是十分必要和切合实际的。对于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是否成立，国内外经济学者相关研究中有激烈的争论。其主要分歧在于不同经济学者在使中国经济符合菲利普斯曲线的过程中，添加了很多中国经济的特殊解释。那么，从教学的角度出发，应该如何对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应用性研究呢？
从一般宏观经济规律的形成来看，经济学家会采用其他的数据或假说来试图使理论更为适用，这无疑会使数据分析而不是理论推演成为曲线变化解释的重点。因此，笔者认为，结合《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坚持批判性思维分析西方经济规律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以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为例，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追溯经济历史，探寻经济理论形成的本质。由于菲利普斯曲线构成了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动因之一，因此需要发掘菲利普斯曲线的形成机制、发展历程，尽可能地回归事物的本质。威廉·菲利普斯在提出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的反向关系之后，并没有解释其原因。根据他的同事利普西的解释，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之所以反向相关，是因为当经济增长引发劳动力短缺时企业要雇佣更多劳动力，必然会增加工资，这使得工资上升伴随失业率的下降。1960年，在保罗·萨缪尔森和索洛的一篇著名的《反通货膨胀的代价》一文中，正式提出菲利普斯曲线时，他观察到工资构成了产品的主要成本，因此使用通货膨胀率替代货币工资的上涨，从而形成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的负相关关系。从菲利普斯曲线的原始形成机制来看，菲利普斯曲线中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尽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只有增加的工资用于推动通货膨胀才是菲利普斯曲线形成的原始机制。这种追溯事物本质的方法，对于在不断演变发展、又充满学派与观点争论的宏观经济学无疑是非常适用的。 第二，引导学生阅读原始文献，研究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还是统计关系。从1926年费雪观察到货币工资与就业率的正相关关系，到威廉·菲利普斯发现货币工资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他们使用的数据都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可以看到，物价的变动与就业变动的替代关系十分显著。那么，二者呈现出如此规律性的变动，其关系究竟是哪种？如果是因果关系，那么二者就会有严格的权衡取舍的关系，也可以因此作为施政依据。但是数据表明，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越来越不明显。为此，主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卢卡斯就分别将货币中性以及理性预期等重要概念加入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用以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变动的原因。实际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失业率的下降，通常都是经济增长的共同结果——当经济稀缺的时候，经济增长必然伴随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下降。因此，将两个统计相关而不是因果相关的变量放在一起进行规律性研究要十分注意其成立条件。而且，在经济刺激的层面，当使用货币政策推高通货膨胀以换取失业率下降时，由于二者不是因果关系而只是统计关系，那么经济刺激政策很可能无法实现失业率的长期下降。
经过上述对曲线重要变量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不失为一种秉承逻辑思维的教学方法，也就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数据和争论中抽丝剥茧，回归到了事物的本质。
第三，在分析数据时注意从国情出发，增强理论的应用性。在构建菲利普斯曲线的过程中，改变欧美国家的统计数据、因地制宜地使用中国特色数据是必要的。这从客观规律上看，是属于批判性思维分析的起点。中国的失业率只统计了具有城鎮户口人员的失业情况；对于物价的统计使用的CPI是基于1992年的标准进行统计的，因此依赖于CPI进行的通货膨胀率的统计在中国是有缺陷的。但是我们可以使用城镇净增就业人数和GDP平减指数来分别替代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一个非发达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即城镇净增就业人数增加。因此，使用这两个指标代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是极为合适的。众所周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转型经济在1996年之后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经过数据拟合，可以得到中国1996-2015年的菲利普斯曲线。我们发现，菲利普斯曲线在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中的1996-1999年，以及2011-2015年是符合菲利普斯曲线规律的，唯有在2009年之后，菲利普斯曲线并不成立：当经济刺激使得通货膨胀发生时，使城镇净增就业并没有持续地增加，尤其是2010年后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出现了民工荒和农民工返乡这一对矛盾现象。那么，到底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之后，宏观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城镇净增就业持续的增加呢？
对于数据上出现的矛盾，通常会增加其他变量来解释其反常的原因，使得模型更为完善。然而，我们坚持批判性思维，从事物产生矛盾的历史背景来进行分析，这种思考方式远比提高模型的精巧性为出发点的方式更为切合实际。在这里，我们力图回归经济和经济政策本身可能导致的结果。
第四，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将经济问题放在社会背景之中，注重结合现实经济的社会背景，增强思维的延展性。中国作为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实施经济转型战略和出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从1998年之后就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并在2008年达到出口增幅的顶峰。随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出口增长快速回落，经济也有硬着陆的风险。为了避免各种经济危机，2008年后实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意是经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经济避免陷入经济衰退，但由于外向型经济受到的打击过重，使得有大量支出，经济有所恢复，但是信用宽松使得大量资金涌入资产市场，使得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市场价格飙升。尽管农民工名义工资有所上升，但生活成本上升更为明显，这使得农民工实际工资上升有限而返乡。由于农民工技能缺乏和可被替代性强，因此通过议价能力在刺激经济政策实施之后获得实际收入的上升。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倒丁字”型结构，在这一社会结构里，农民和农民工构成了75%左右社会最底层人群，这种社会结构不仅由经济社会地位所决定，而且巨大的割裂也使得社会阶层充分流动受到极大制约。显然，社会割裂和断层也使得农民工无法获得议价权。
第五，拓展国际视野，注重联系最新研究成果。任何一种经济规律的应用离不开时间对适用条件的冲刷。作为宏观经济学核心之一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是如此。在查阅文献时我们发现，《美国社会学评论》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了工人在进入工厂之前的结社力量以及进入工厂之后的结构力量，共同决定了工人议价能力对工资的影响力量（见上图①）。
这种传导机制不仅与原有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形成机制相似，而且还印证了全球主要国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事实。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之后，应用扩张货币供给的手段来拉高通货膨胀、降低失业越来越成为不可能。这正是社会因素对曲线的影响紧密的印证，并说明劳资议价能力的变化是菲利普曲线成立中的原始机制。也就是说，如果货币政策无法推动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那么就很难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学生们就能彻底地理解为何菲利普斯曲线这么重要的一条曲线看似简单、但利用起来却非常难的原因。
三、结束语
根据上述从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出发而找到政策失效的时期，紧接着通过分析数据找到政策失效的原因，继而寻找到菲利普斯曲线形成机制的变化。这种以经济学规律为核心，以启发式和跨学科式的教学方式，从根本上了解了菲利普斯曲线形成的机制，从社会学的角度将一个经济规律进行剖析，从而将其经济学属性刻画得更为深刻。
从课程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培养学生解释、分析、鉴评、推论、说明的能力，使得学生不是接受一个理论及其附加条件，而是回溯事物本质，从原始形成过程来理解理论的演变。这种对学生“讲故事”的方式使其关注历史和现实以及社会，充分体现了宏观经济学随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不断发展的时代性，也体现了经济理论发展的思想性，同时也引导了学生在思考经济政策时所需要考虑的其他条件。
最后，经济分析离不开社会因素。西方经济学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西方经济学更关注于市场和事物表面关系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提供的是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停留于表面现象的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分析，马克思主张透过现象对人与人的关系或社会关系进行研究。回顾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不断接受变革和改进的动力，也成为研究中国经济腾飞和特殊问题的重要思考方式。同时，这种方法也为经济理论的革新创造了很好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使得经济学的思维更为透彻和实际。
注释：
①Ho-fung Hunga and Daniel Thompsona，Money Supply， Class Power， and Inflation： Monetarism， Reassess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6， Vol. 81（3）447-466.
参考文献：
[1]戴维·希契柯克.批判性思维教育理念[J].高等教育研究，2012（11）：54-63.
[2]陈振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模式之争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14（9）：56-63.
[3]权丽霞.西方经济学教材之批判性思维启示[J].中华读书报，2011-11-16.
[4]黄朝阳.批判性思维对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J].现代大学教育，2013（2）：27-31.
[5]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2）：55-73.
[6]Ho-fung Hunga and Daniel Thompsona，Money Supply， Class Power， and Inflation： Monetarism， Reassess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6， Vol. 81（3）447-466.